《福清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五十年代的福清广播事业

王华民

福清广播事业始创于五十年代初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1952 年，福清县成立县广播收音站。收音站是协助县委宣传部门领导全县收音网直接搞收听业务的机构。当时，站里仅有一台海燕牌 90 伏干电收音机，用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和福建人民广播电台的天气预报等。其中天气预报是由专人记录下来后再通知各区。当时设立的收音网点有：龙田东壁朝阳渔业收音站，收音员余敷恩；东瀚大丘龙前渔业收音站，收音员林圣金；渔溪新厝精星农业收音站，收音员林紫友。
1953 年，收音站添置了 60 瓦扩音机 1 部，5 灯干电收音机 1 台，8灯交流电收音机 1 台，电唱机 1 台，绿宝牌话筒 1 只。在县城东西南北门架设 25 瓦高音喇叭各 1 只，用于转播中央台和省台的广播节目，仅限于城关群众收听。
1954 年，县收音站又添置一台 250 瓦扩大机，增加喇叭 94 只，转播中央台和省台的新闻、天气预报、农技知识等节目，并开始安装有线广播到各区。有线广播安装后深得农村群众喜爱，宏路乡有一位老婆婆说是人躲在匣子里说话，许多群众都惊奇“号子头”会说话，看来真是社会主义到了。广播时间，很多群众端了饭碗围坐在喇叭底下收听，一个喇叭听众达二、三百人。
1955 年，福清县收音站更名为福清县有线广播站，站址在原灯光球场旁（现为阳光大厦），站长为黄依海。当年配备编辑人员和技术人员各1 名。这时开始了自编自播节目，每日播出三次，每次 2 小时，农村则隔日一次。
1956 年，县广播站建立了《编稿审稿制度》和《节目编排管理制度》，规定稿件的编写，要做到内容真实中心突出，简短明了，所有稿件都必须经站长审查。每次广播，须于播出前一天填好节目预告表一式三份，经站长签字后，一份给播音员，一份给值班员，一份存档。此时，广播站有编播人员 1 名，技术人员 2 名，技术工人 1 名。此后，编播工作渐渐走上正轨，节目也办得灵活多样，有较强的地方性，不但有以对话、问答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节目，还有以山歌小调、小演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编排的节目。宣传配合中心工作，同时还常请先进人物来站作广播讲话，介绍事迹经验等。
1957 年，我县实现了乡乡镇镇通广播（有喇叭)。全年举办广播大会、经验交流会 6 次，收听人数达 15 万人。自办文艺节目方面，以城关业余剧团为主，组织了一个文艺广播组，每月平均演唱 5 次。此外，还邀请外地来融演出的专业剧团到站演播，大大丰富了文艺广播的内容。
1957 年广播通联工作已走上轨道，全县通讯员有 120 名，每天可收到三、四件通讯员来稿，每月平均来稿 54 篇，最多一个月达到 86 篇。
1958 年，是五十年代福清广播的鼎盛时期。全县实现人民公社社社通广播，还建立了音西村广播分站，加上钢铁工地广播站 1 个，工矿企业广播站 6 个，学校广播站 7 个，合计 20 个广播站，共有 24 台扩大机功率1800 瓦，利用线路 375.5 公里，自设线路 279.5 公里，城乡喇叭发展到1155 只。对农村的广播原来隔日一次，也改为每天一次。这一年，共召开广播大会 15 场，专题广播会 35 场，其中县委书记纪平亲自来站讲话 7次，还先后邀请我县出席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林光通和出席全国妇女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林月钦来站作专题讲话，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这时的广播形式，还采用了电话传稿录音报道形式，多快好省地进行经验交流，动态报道，并打破常规，创造了“广播号外”这一形式。九月六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周总理关于海峡两岸地区局势的声明，广播站值机员马上录下来播出，又写成广播号外，贴到大街上，次日早上在《福建日报》未到之前，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同时，还把声明内容提供给《福清报》刊登，受到领导和群众好评。
1958 年的通联工作更有了长足的进步，全县共有广播通讯员 320 人，平均每月来稿 60 篇，一年中开展了二次通讯员积极分子评比活动，大大调动了通讯员的来稿积极性，当年的广播办得更加丰富多彩，节目有：地新闻、时事讲话、农村综合节目、农业常识、气象节目、听众服务节目等。在文艺节目中还教唱《社会主义好》、《四十条就像红太阳》等革命歌曲。播出形式方面，采取了讲座、对话、诗歌朗颂、广播评论，录音报道等多种方式，其中极具乡土气息的工农盘诗会，使广播节目办得更生动活泼，引人入胜。
1959 年，“福清县有线广播站”更名为“福清县人民广播站”，实现社社建站，社社广播化，并基本实现商店、机关、街道广播化，喇叭从1958 年的 1155 只增加到 1806 只，分布在全县的 6 个公社 184 个大队 745个生产队，基本上做到广播上山下海为农渔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服务。架设线路也由 1958 年的 520 公里增加到 708 公里。为适应形势需要，1959 年对农村广播时间从每天一次增加到三次，由 2.5 小时增加至 5 小时，其中自办节目时间占 40%。一年中，县委、县人委及各部门负责人在广播上讲话的达 82 人次，先进人物来站讲话 12 人次，并通过电话、会议报告及时地录制了 72 个配合中心工作的录音报道。如 12 月 15 日举办“兴修水利”广播大会，会后全县立即动员起来，各公社、大队组织兴修水利大军，连夜冒雨开赴工地，漫山遍野灯火辉煌，场面十分壮观。
在福清五十年代的广播史上，值得一提的还有 1958 年上马的无线电机修厂，当时称为广播工业。这个厂的基本建设和资金由县财政拨款 9870元，其中购买机械设备和工具 3870 元，流动资金 6000 元。8 月份投产后，至年底计划生产直流式双线录音机 10 台、广播通讯器 1000 件，经济收音机 60 台，语音放大器 100 部。该厂的修理部兼修收、扩音机，交直流发电机等。当时可谓土法上马，但生产出了交直流用录音机，语言放大器、广播通话器、电话机、小型电话交换机、单管收音机、四用经济收音机、干电扩音机、电话会议机、电唱头等 10 多种产品。技术员陈应华同志被评为一九五八年度福建省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先进工作者。

古代福清的音响广告

贾枚

广告，几乎是随着商品的产生而兴起的，从感官角度看有视觉广告，如报刊广告，路牌广告，市招广告，传单广告等；有音响广告，如广播广告、吆喝广告、导具广告等；还有综合广告，如影视广告之类。究其发端当以音响广告为先，古籍中“吕望鼓刀扬声”即为姜太公被文王赏识之前，操刀卖肉时以刀击桌发出响声以吸引顾客情形的写照。
古代音响广告种类多多，举其大要有鼓、萧、锣、铃等。福清古时也有民间习用音响广告，随着时光流逝，有的尚存，有的己废，记下以资存失。
小锣，铜制响器，以竹批敲击发出“呕呕”之声，敲小锣者多为卖蜜钱糖食的小贩，如卖“橄榄酥”。
牛角梆，用黄牛角制成的梆子，以竹筷敲击，发出“卟卟”之声，敲牛角梆者为算命先生。
竹笛，又称萧，竹制，能吹奏出简单曲调，吹竹笛者为阉猪阉鸡者。
拨浪鼓，木制小鼓，双面蒙牛皮，装有小木柄，和两根末端有木珠的小绳，摇动时发出“卟啷、卟啷”之声，摇拨浪鼓者为挑“花担”卖线头线脑油腊花粉的小贩。
榻榻板，用厚铁片制成，再以牛皮绳系结起来成为一串，提在手中摆动，发出“榻榻”之声而名，榻榻板为打铜开锁磨刀匠的音响广告。镲镲板，用厚铁板制成如刨刀片样的长条形物件，一端磨出锋刃，用小铁锤敲击时发出“镲镲”之声，是饴糖小贩的音响广告，故福清地方又把饴糖称之为“镲镲糖。”
竹筒，用筷放在竹筒中上下冲击发出声音，是卖糖葫芦的音响广告。
此外还有卖鱼丸用瓷调羹敲击小汤碗发出的声音吸引食客，收垃圾的用铃声通知各家各户及时把垃圾送到收集车，救火会用芒锣声告知发生火警，通知义务消防队员赶赴火场救火等等都属于福清古代音响广告之类，只不过有的就便用食具代替专用工具，有的属于非营业性的“公益广告”罢了。
至于以语言吆喝声来作广告的就更多了，但福清地区语音广告缺乏音乐性和独特性，没有什么特色。

解放前的融城市招谈概

余长泓

解放前福清县城范围狭小，南北纵约两华里半，东西横约两华里。据说唐宋间有六街三十三巷，明清时有十一街四十二巷，大小商店数以百计。其主要商号都有市招，便于顾客问津。“市招”俗称招牌，名称五花八门，雅俗各异，雅者使人回味无穷，俗者则令人捧腹。
抗日战争前，融城有三家大酒楼，专营酒席、盘菜。位于楼锦霞有“北海楼”，商号较为文雅。后埔街有“杏花村”，商号取意于唐朝杜牧的“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诗句，文雅切题。县坪亻有一家“新世界”，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减轻税务负担，便将市招改为“节约食堂”，其店址坐落适中，店面宽敞，店内可办酒席数十桌，鸡鸭鱼肉，蹄筋、海参、鲍鱼、燕窝和鱼翅，山珍海味，应有尽有。来者尽是大腹便便的弹冠客，何以叫做“节约食堂”，名不副实，邑人议论纷纭。与之同时，“杏花村”也东施效颦，将商号改为“大众食堂”，都降格退居迎俗，引人发笑。此时后埔街新开张一家“青年食堂”，但不久便倒闭收盘。
也有小菜馆兼营西点者，如县坪亻下的“久乐天”。小桥头相对则有两家酒楼，分别名为“赛月楼”和“赛云楼”。两家争抢生意，结果“赛月楼”倒闭，而“赛云楼”不久也易主，改名“新乐靔（天）”。官驿巷口有一家新开张的“有一楼”，商号平庸，店面狭小，但厨师擅长烹调名菜“洋烧排”和“芙蓉四宝”，且服务周到，因而生意倒十分兴隆。
专营面点的饮食店更多，最著名者首推后埔街的“既多且旨”，店主刘阿毜，以拌面和“烧卖”而名噪融城，人们都习惯地叫他“阿毜切面店”，而忘其店号。渔市街有“乐仙楼”，煮面、拌面和扁肉都很出色。横街有一家专营扁肉的小店，店号较奇绝，叫做“闻香且停车”，果然名不虚传，其扁肉粒大味好，肉骨汤加蒜头酥、葱珠，香味扑鼻，薄利多销，顾客盈门。的确应了“知味须下马，闻香且停车”。
过去融城酒库（小酒厂）亦颇多，如官井兜有“乾丰”酒库，后埔街有“新昌”、“璧荣”和“康泰”等酒库，渔市街有“泰源”酒库，他们酿造的老酒和番薯酒，都具有福清特色。后来横街又冒出一家“方伯第”酒库，该酒库设在魏氏祠堂内，店面未挂市招，因有陈年老酒，倒也闻名，因酒库与方伯第隔壁，顾客顺便称之为“方伯第酒库”。
融城的中药铺也不少，但多是平庸店号，唯有后埔街的“敦诚”中药铺，店面宽敞；药材讲究地道质量，品种齐全，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店号取意“诚招天下客”，较为名副其实。西门街有一家“来者安”中药铺，乍看其商号平庸，实则寓意深远，使人回味。当年坐堂应诊的中医师，则另挂窄长招牌，如王巷口“恒安”中药铺，其坐堂中医师林子衡，系晚清秀才，他挂的行医牌上写“儒医林子衡”。鱼市街“元昌”中药铺，坐堂中医师唐瑞圃，因系祖传，他挂的行医牌则是“世医唐瑞圃”。
以往布店和京果店也不少，而布店兼营京果者，仅有鱼市街的“瑞春”和“益兴”两家。有名气的布店首推鱼市街的“连利”，店主何友家字少连，其店号寓“连年得利”之意。官井兜有老铺“安泰”布店，斜对面有布店兼营百货的“庆雅珍”店面极为宽敞，市招书法更显冠冕堂皇。京果店的市招较文雅者，有鱼市街的“山珍”。而经营手段超群者，当推官井兜的“捷大商行”，其市招书法出于前清举人吴竹庵老先生手笔。店主林吉卿头脑敏捷，兼营多种，为英国“爱礼司”肥田粉福清首家总代理，盈利颇丰，邑人望尘莫及。至抗日战争爆发后，因航路梗阻，货源中断，始改兼营其祖籍地仙游县的白糖批发。
书店（包括文具）原有五家，抗日战争前夕，小桥头一家“广文书局”已倒闭。剩下官井兜的“震亚书局”，鱼市街的“瑞康书局”和后埔街的“崇新书局”，他们生意旗鼓相当，各有千秋。鱼市街还有一家“启源居”书局，在道人巷设有简阻的印刷厂，生意红火，后来居上。
小型糕点厂兼有店面者不少，如西门街的“荣记”猪油糕上，盖有红色的商记。后埔街的“日新”，以制作饼干技艺见长。鱼市街的“三永兴”和“宝来轩”，分别以“真酥糕”和“雪片糕”名噪遐迩。后来何厝巷口新开一家“新隆丰”，以每日傍晚现炸现卖的“起酥菜头饼”轰动一时。还有后埔街的“庆雅”京果店，则以兼制“花生糖”和“起酥红豆饼”而驰名。
福清是侨乡，故汇兑庄颇多，营运时间最早最长的是官塘乾戴祥滋和楼锦霞陈家合营的“祥光汇兑局”，后陈家退股，由戴家独营，改名“振声汇兑局”，声誉卓著，历数十载不衰。十五落有俞家经营的“远和汇兑局”，也属老铺。第二次世界大战初告结束时，航路畅通，新开张的汇兑局如雨后春笋。如楼锦霞有融北阳下村余家经营的“复光汇兑局”，也红火一时。其对面门还有利桥荷园周家经营的“平安汇兑庄”，信誉也好，直至五十年代，迁至小桥街，改名“集大汇兑庄”。
改革开放以来，融城的面积不断扩大，经济高度发展，商号数以千计，比之旧日，已难同日而语矣。

回忆建国初期的原盐稽征

翁发喜

1950 年 11 月，我由福建省“支前” （支援前线三军）司令部前方办事处，调回福州西湖休整七天后，就无条件地服从省委组织部分配到省盐务局，接着又无条件服从分配到福清县盐务办事处，直至海口盐务稽征所。原盐是国家专卖物资，且盐税（时分渔业盐税和食盐税，渔盐税每担4 元，食盐税每担 7 元—折新人民币））是国家财政的主要税收之一。是时，福清刚解放不久，政权正待巩固，地方上还很混乱，特别是沿海各乡镇伪盐务机构解散，原盐民晒私盐，卖私盐，私盐充斥城乡，贩卖私盐的奸商和牙纪活动十分猖獗，走私漏税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和经济恢复。为此，在基层设立盐务稽征机构，加强缉私护税力度，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海口盐务稽征所是设在海口柴牙兜张九美家里（租的）。同时高山、龙田、三山也设稽征所，平潭（时盐务属福清处管）、江阴保留部分盐民继续晒盐故设场务所。我们的所长是沈潜，会计何泽沛、出纳黄励，我负责打税票，林斯良、詹宣邦、林启喜为外勤，林依亮为炊事员。1951年初，再吸收年轻干部张九茂、张聿惠，也充实为外勤。虽有内外之分，如在夜间缉私，除留炊事员负责看家外，其余一律出动。当时，还配备武装力量，是解放军编制的一排人民盐警。
1951 年 2、3 月间，正处腊月寒冬，也就是将临春节的一天，我们得到情报说，时属海口区管辖的星桥、东山等村，有一大批私盐，由不法盐商牵引，会成群结队组成团伙，将在黑夜里肩挑到长乐贩卖，若不组织力量追缉，就无奈他何，眼睁睁让其走私漏税了。以前几次追缉，由于力量单薄，寡不敌众，反而被围攻殴打（当时部分群众未觉悟）。我们盐务稽征干部陈宗浩同志，就被打得头破血流，住院治疗好几个月。为此，我们在盐警密切配合下，春节不放假，在那好几个夜晚，由所长带领，各个手执木棒，紧装束带，向五龙山进发。我们爬山越岭，到七社南岭山沟，在羊肠小道旁的莽草中打埋伏，等候挑私者过境截击之。寒夜白霜重，我们穿的灰棉衣，盖上一层霜，白花花的，手指冻得僵硬，连抓木棒都感手麻；但为了维护国家税收，杜绝走私，在革命豪情驱使下，倒也感到热呼呼的，那年，我们的待遇是供给制，一天是一斤半大米，夜间就是通宵达旦，也没什么补贴，工作再艰巨，谁也不叫苦。
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们连续打埋伏了好几夜，却都不见动静了。终于有一天夜半，万籁俱寂，侧耳遥闻近百人的挑力者的“堵杖”撞击石路的声音和“杭唷”的喘呼声由远而近。没多时，他们已挑到我们眼前。“呼”的一声，我们不约而同，猛跳出草丛，木棒紧握在手，盐警们的步枪和卡宾枪也子弹上膛，刀出鞘，我们猛喝道；“不许动，你们走私是犯法的，一律挑着跟我们走！”我们把他们吓住了，都乖乖地被我们押送到海口稽征所来。
接着，我们审问他们的家庭情况和个人出身情况，经乡干部（时区以下设乡政府）来证实他们是劳动人民（那时我们严格区分敌、友、我）后，我们就本着以教育为主精神，没收走私盐，人与挑力工具一律放回，但对不法盐商和牙纪，以及上次行凶打我干部者，经多方取证证实后，也分别给以刑事处分，与之同时，我的家乡江阴岛南曹村，也发生一起走私者打我缉私干部左涤永的事件，肇事者就是我叔伯大哥的儿子翁其经。那时县盐务办事处设县城西门盐仓，副处长庄毕同志（正处长是李毅县长兼）了解到翁其经是我的堂侄时，就通知我叫翁其经主动投案。他终被我动员投案后，庄处长又要我亲自审问堂侄。当时，我大有一种“大义灭亲”的心态，丝毫不徇私情，结果，翁其经受到拘役教育六个月后释放，我也经受了一场革命立场的考验。
当时，为教育广大人民，把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讲清说透，我们印了大量宣传税收政策材料，并作社会调查，得出数据，每人每年仅吃食盐 14 斤，负税很轻，且是公民应尽的义务，思想教育工作做得极为细致，终将食盐和渔盐归口供销系统销售，初步杜绝了私盐漏税。随着土改，沿海贫苦盐民分到了耕地，阶级觉悟和爱国思想也随着提高了，有的连国民党时期埋在地下的私盐也纷纷地献出“取本归公”，让国家纳税。1951 年冬，有一位老盐工，名叫翁其斌，半夜敲我门，向我交心坦白说：“我家里很穷苦，怕死后子孙无法理我棺材本，故在旧社会里，我就偷私盐埋在地下洞，现有耕地了，生活和后事不用愁，让我把私盐交公吧！”第二天，他带我们到其住处，亲自挥锹刨开地窑，把几十担私盐献出来归公。为此，我写了篇题为《老盐工的打算》以生活小故事形式在《福建日报》上登刊出来，也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从 1951 年至 1955 年，经多次宣传教育盐税政策和打击走私活动后，全县共铲除私晒的淋卤私盐坎 25481 坎，县人民政府对留下的 4215 户盐民，发放各项待业生产费用计 7500 元，其中救济 2.27 万元，工程费 3.77万元，无偿贷款 1.46 万元，补助围垦农田面积达 6296 市亩。至此，才在全县范围内杜绝了原盐走私活动。那时，我 20 出头，血气方刚，生龙活虎，同时是本所共青团支部书记、共青团星桥、牛宅、东山辅导站站长，为促进青年和社会进步，一心扑在“公”字上，为新中国献青春。

三年困难时期福清的国民经济调整

张君明

1958 年至 1960 年的连续 3 年“大跃进”，使我国在 1959 年到 1961年的三年中，陷入严重的经济灾难中。当时福清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份也不例外。

一、严重的经济困难状况
1960 年，福清县总人口 50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 90%以上。农业继1958 年丰产不丰收之后，“人祸”加上天灾，生产水平急剧下降。从福清县历年农村人口口粮占有情况看，1957 年，每人月均口粮 34 市斤；1958年，每人月均口粮 34 市斤；1959 年，每人月均口粮 27 市斤；1960 年，每人月均口粮 19.6 市斤。粮食的不足，经济状况的恶化，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1960 年初就有部分农村人口开始实行粮菜混吃。1960 年12 月3 日，福清县委发出《关于立即开展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收甘薯时，必须把薯叶、薯藤、薯头全部收净保存起来，加上稻草等制成代食品。要求“今冬明春，制造代食品 4200 万斤”，按主粮三分之二，代食品三分之一的比例进行混吃。吃代食品，以瓜菜代粮，直接影响人民的体质和健康水平。1960 年 5 月，福清就开始出现水肿病病人。到 1961 年初，水肿病更是来势凶猛，截至 1961 年 1 月底，全县共有水肿病人 10742 人；到同年 3 月水肿病人发展到 35693 人，发病率达总人口的 7.13%，其中重病 3191 人。到 3 月下旬，通过全面治疗，治愈 12323 人，病情得到控制。1961 年春节期间，自由市场稻谷斤 2 元左右，包菜每斤 0.28 元。自由市场价格高出国营价格 10 余倍。
1960 年，全县共死亡 3730 人，占总人口的 0.764%,东张公社的玉林、东风、东山三个大队死亡率达人口数 3%以上。死亡人口中，相当一部分是由食物不足，营养不良，加上长期劳累引起的非正常死亡。
1959 年至 1961 年的 3 年间，福清人民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这种状况的出现，无疑主要是由于错误的、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政策所致。是 1958 年由大跃进、公社化刮起来的五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强迫命令风”，给福清人民带来的严重的灾难。当时的困难和造成困难的原因，应该说处于基层第一线的县、社、队干部是清楚的，因此，当中央各项经济调整政策一出台就迅速得到贯彻执行。广大干部、群众能够按照党中央的要求，认真地检讨“大跃进”以来的工作失误，统一思想，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经过 3 年的艰苦而富有成效的努力，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国民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二、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是福清国民经济调整的重点
“大跃进”的后果表明，从 1958 年开始实行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是错误的和行不通的。因而，尽管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强调要坚持“三面红旗”，但为了扭转严重困难的经济形势，从 1960 年底起，中央对各项政策作了较大的调整。全国进入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福清作为农业人口占 90%以上的农业大县，国民经济调整的重点在农村，即：农村经济政策调整。从 1960 年 10 月开始，党中央即部署整风整社，以肃清五风。11 月 3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十二条》在农村宣传、贯彻后广大农村群众在自留地政策的推动下开荒扩种蔬菜形成新的高潮。
《十二条》为开展整风整社提出政策性的依据，对扭转当时的农村形势起了积极作用。
整风运动。1961 年 1 月 3 日至 12 日，县委召开四级扩干会，部署“整风”运动，有社、片、队三级干部、生产队长代表等 1366 人参加。会上县委领导带头作整风检查。并要求与会者帮助县委整风。到会的同志踊跃发言，揭发出很多问题，为在全县范围内，从上到下比较彻底地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工作失误奠定了基础。是一次比较彻底的纠正“五风”会议。会议总结中指出：一、共产风从纵的方面看各级都有；从横的方面看，各部门都有；从时间来看，1958 年以来年年都有；从被刮的物资来看：大至房屋、土地，小至家禽家畜，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从地区来看，问题严重的有 15 个大队，占总队数的 7.5%，一般的 61 个大队，占 30.5%，纠正比较彻底的 162 个大队，占 62%。共产风严重危害了群众生产积极性，仅生猪生产这项，全县由 1958 年 10 万头猪下降到现在 4.1 万头。会议也揭发了县一级平调的问题。二、在乱指挥生产上，损失确实很大，最深刻的教训是提早季节耕种，扩大面积不因地制宜，领导生产一律化……全县估计，1960 年仅因为早稻太早浸种导致烂种，就损失稻种约 300 万斤。三、由于县委领导官僚主义、主观片面，对任务要求过重过急造成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情况也极为严重。再加上部分干部作风恶劣，个别地方已造成非正常死亡现象。仅东张公社揭发出来的因强迫命令造成的命案就有 11 人。个别大队还私设刑堂，组织打手，真是触目惊心。
会后，县委提出“整风整社”要求：对三类队放手发动群众，解决敌我矛盾问题，其他社队主要检查纠正“五风”问题。2 月 2 日，县委工作队(167 人）分赴第一批开展“整风整社”的 13 个三类大队（即所谓民主革命不彻底和坏人掌权的大队）。“整风整社”运动在全县逐步铺开。“整风整社”运动对改变干部工作作风起了积极作用。但不少地方由于政策界限不清，在运动中错误批斗、处理了一批好人。
福清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是通过贯彻《十二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及《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取消公社食堂，调整公社、大队、生产队规模，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实行“大集体、小自由”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等政策，建立起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后，基本完成的。
纠正“一平二调”错误。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首先是贯彻《十二条》解决“一平二调”共产风退赔问题。1961 年春节前后，全县掀起了以共产风退赔为中心的全面落实政策高潮。县委贯彻执行共产风退赔政策是认真的，早在 1960 年底就成立了退赔算帐小组，并采取层层发动、分批兑现的办法。春节前搞了城关公社和音西大队试点。从 2 月 21 日（正月初四）起，先后召开了三级扩干会、公社平调退赔大会，集中解决县社两级平调兑现问题。接着在全县范围内掀起声势浩大的政策兑现运动。到3 月下旬，全县 202 个大队都开过一到三次的兑现大会。基本落实以共产风退赔为中心的政策。全县合计平调 228 万元，退赔了 211.7 万元，占92.5%(1958 年大炼钢铁、防治血吸虫、建东张水库和修公路平调的 94.7万元，因上级只拨款 20 万元，县财政无力全部承担，才退赔 43.7 万元。这项未包括在内）。其中县级平调 27 万元，全部退赔；公社平调 91.2 万元，退赔 87.87 万元，占 96.3%；大队平调 79.85 万元，退赔 73.48 万元，占 92%，生产队平调 30.16 万元，退赔 23.30 万元，占 77.65%。平调物资折价 141.86 万元，退赔实物折价 71.80 万元，占 56.61%；平调劳力工资66.77 万元，现金 19.60 万元，合计 86.38 万元，退赔现金 139.87 万元（以后增加了 1958 年大跃进“四大办”平调劳力工资部分），占 162%。全县 6 个公社、202 个大队中，有 5 个公社、153 个大队 100%退赔（退赔不足部分，随着体制的调整不了了之）。到 3 月底，退赔运动基本上结束。退赔运动表明了党和政府改正错误的决心，在人民群众中重塑了党和政府形象，对密切干部群众关系，取信于民，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起了积极作用。为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扫清障碍。
体制的调整。
贯彻《十二条》政策后，1961 年 3 月对体制进行了初步调整，大队从原有 202 个调整为 237 个；生产队从 2174 个，调整为 2639 个，平均每生产队 38 户。1961 年 4 月贯彻《农业六十条（草案）》后，加大了体制调整范围。4 月中旬，县委制订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体制调整方案，并以高山公社为体制调整试点。4 月底，大队从 202 个，调整为 371 个；生产队从 2689 个，调整为 3634 个，平均每队 26 户，33 个劳力。7 月，公社规模缩小，6 个公社调整为 18 个公社。至此，福清的公社、大队、生产队体制调整工作基本完成，体制基本上趋于稳定。调整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规模，从公社化时提出的“一大二公”后退，便于管理，有利生产，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也高了，是农村经济政策调整的一大成果。
农村公共食堂的取消。
福清办农村公共食堂始于 1958 年下半年，1960年 3 月县委在高山公社东盛大队召开“办公共食堂”现场会，推广东盛大队办食堂的“经验”。随之，全县掀起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1960 年底，全县办食堂 1360 个，近 5 万户农民在食堂里吃大锅饭。公共食堂创办初期就有许多食堂出现了盲目用粮和浪费粮食现象。如海口公社检查了 5个食堂，在泔水缸和泔水桶中，就有剩饭 530 多斤。到粮食紧张时期，许多食堂又出现了干部、食堂管理人员、炊事员多吃多占现象。加上食堂吃顿饭要排几小时的队，食量不够标准，不利生产等，广大群众对公共食堂非常反感，主张取消公共食堂。这些情况县委、公社通过调查座谈是清楚的。可是《十二条》与《农业六十条（草案）》仍强调必须坚持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食堂。因而县委只好强调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自愿参加、多种多样”。要求各地食堂规模继续缩小……。要将 80%左右副产物分给社员，食堂只能留 20%左右等。到 1961 年 6 月中央《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提出“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自己支配”。这时，长期困扰着社员与干部的食堂问题才彻底解决。1961 年 6 月底，县委决定农村公共食堂全部停办。取消农民最反感的公共食堂，是农村经济政策调整中最受欢迎的一件事。
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政策。自 1958 年公社化后，实行社员口粮供给制，不分情况，连懒汉也一律享受供给制。这种“干不干、三餐饭”的分配制度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十二条》、《农业六十条（草案）》提出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后，县委调整了分配办法，农业生产实行三包一奖（包产、包工、包成本）等，打破平均主义，减少分配中的供给制成份。1961 年 5 月县委调查组报告音西大队分配办法：实行基本口粮供给制，全队每月每人平均口粮 33 斤，确定 27 斤为基本口粮，免费供给，占 77.8%，其余部分自己负担，占 22.2%，生产队收人全部按劳分配。1961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2 日，县委农村工作部召开“夏季分配”会议，会议强调实行“少扣多分，按劳分配”的夏季分配原则。“少扣多分”就是尽量多分一些给社员，一般应做到将可分配的总收人 60%左右分配给社员。“按劳分配”就是从各方面来提高劳动工分值；生产队包产以外增产的粮食和超产奖励所得粮食，大部分按劳动工分，少部分按肥料分配，附产物按人口、工分、肥料比例分配。会议强调生产队在“三包”以外组织经营的收入、超产奖励和节余的生产成本等，均由生产队支配，大队不得侵犯。
为了搞好 1961 年夏季分配工作，县委从 6 月中旬开始，经过层层搞试点、发动群众，民主制订方案并进行“三核实”（即产值、产量、支出），全面召开兑现大会，到 9 月下旬全面结束。夏季分配，由于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执行“少扣多分，按劳分配”的分配政策，承认差别，克服了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劳动工分值有了提高，广大农民群众收入有所增加，比较满意。从而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有力推动了秋季超包产运动。
实行“少扣多分，按劳分配”的分配政策，是农村经济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强调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保护了广大农民群众生产积极性。但是在当时以大队为核算单位情况下，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可能较彻底地克服平均主义。
贯彻大集体小自由政策。《十二条》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并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县委规定社员在完成集体耕作、积肥等的前提下，可以经营自留地。按县委提出的把耕地面积的 7%分给社员做自留地的规定，全县应分给社员自留地34802 亩，到 1961 年 3 月，已分了 34199 亩，占 98%。到 1961 年 5 月全县先后恢复，开放了 31 个农村集市即“自由市场”。自由市场的开放，活跃了农村经济，调动了农民从事农业、副业生产积极性，生产发展了，物价降低了。1961 年 6 月，包菜从春节期间每斤 0.28 元，降到每斤几分钱鱼也从每斤二三元，降到每斤几角钱。
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大包干。《十二条》、《农业六十条（草案）》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从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改为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使“共产风”、“一平二调风”受到很大的遏制。可是不彻底。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生产队生产有自主权，但分配由大队统一调剂，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仍然存在平均主义，导致了瞒产私分等矛盾出现。福清县委根据实际情况从1961年12月底就开始搞改变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大包干试点工作，共摘 26 个试点大队。试点证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和分配大包干是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迫切要求。1962 年 2 月，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后，县委加快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步伐，到 5 月底，全县基本完成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和分配大包干工作。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包干，进一步贯彻了按劳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生产单位与分配单位统一起来，种、收、支、分四分明，四统一，促进耕牛、农具的增加；财务环节的减少，分配及时；避免瞒产私分；有利农副业结合，有利增加社员收入。
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大包干，是农村经济政策又一次比较大的调整。又一次促进了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
福清国民经济调整，主要是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调整有力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增强了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1963 年，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就开始好转。1961 年 9 月台风、暴雨冲毁海堤、淹没了大量农田、大量房屋倒塌、人员死亡，遭受了几十年来未有的特大灾害。但秋收产量仍然达到 11500万斤，与 1960 年同期相比只减少 100 万斤。如果加上生产队的扩种部分和社员自留地、八边地部分，下半年的实际产量则超过 1960 年。
1962 年，福清粮食总产 2.26 亿斤，比 1961 年增产 16.61%;1963 年粮食总产 2.6 亿斤，比 1962 年增产 16.3%，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1958 年的7%。福清国民经济较快好转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福清是侨乡，在三年困难时期，海外华侨进口了近万吨化肥、100 多台农业机械帮助家乡发展农业生产；还寄回大量的面粉、糖、花生油等食品，帮助家乡人民战胜饥荒。二是 1960 年 5 月东张水库开始供水，可灌溉农田 31 万亩，结束了“福清十年九旱”的局面，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工业、商业、基本建设等方面的国民经济调整
福清作为农业大县，工业、商业、基本建设等方面的国民经济调整任务比较轻，进行比较顺利。（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1960 年 8 月即提出。到 1961 年 1 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1960 年 9 月，福清县委贯彻中央“以农业为基础、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动员干部到农业第一线去参加生产，随即开始进行精简整编停办合并工厂，下放干部职工工作。1961 年 9 月下旬至 12 月底，开展精简整编运动，范围遍及行政机关、工业、商业、粮食、交通、建筑、盐业等各行各业。全县共压减 170 个单位，精简 5011 人，下放人员 3633人，处理编余人员 2745 人。其中工业、商业系统的 32 个县属工厂，砍掉、合并为 17 个工厂，减少了 15 个县属工厂；被砍掉 10 个县属工厂是江镜糖厂、陶器厂、耐火材料厂、钟表厂、糕点厂、废品厂、电瓷厂、玻璃厂、蔬菜加工厂、第一机械厂、印刷厂等 10 个工厂，合并为 5 个工厂。工业、交通、建筑、商业、粮食、盐业等系统，人员精简压缩了 3161 人，占职工总数的 45.2%。
1961 年 8 月，县水泥厂、化肥厂、制材厂停办。
1961 年 11 月，根据中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精神，当时，福清在建的最大工程江阴围海工程下马。江阴围海工程 1960 年 3月开始筹建，到下马时已投资 80 多万元。
1962 年度全县又精简下放干部 188 人，职工 2611 人，同时压缩城镇人口，减少商品粮人口 8514 人，农村接收安置回乡人员（包括外地精简回来）11092 人。
1963 年，又精简职工 1259 人，压缩城镇劳力 4991 人。
福清国民经济在工业、商业、基本建设等方面调整和压缩城镇人口，主要目的是支援农业生产，为农业生产输送劳力。其次是解决大跃进以来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机构超编，工厂、建设项目盲目上马问题；第三是减轻财政负担，减轻城镇商品粮供应的压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城镇食物缺乏、物价飞涨，工资不变，调整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许多干部职工自己报名下放。特别是 1958 年大批从农村进入城镇工作的人员，基本上都下放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
工业、商业、基本建设等方面的调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促进了农业生产，缓和了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
四、福清华侨在国民经济调整中
福清是福建省著名侨乡，旅居海外华侨人数众多，遍布世界各地，长期以来，华侨为福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据 1960年初统计，当时全县有归侨、侨眷 14847 户，人口 81633 人，占总人口16.63%，分布在 6 个公社、189 个大队。海外华侨有瞻家汇款的传统习惯，当时，全县每年能收到侨汇约 300 多万元。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收入，对侨区的生产建设和公益事业支持很大。
福清县委对侨务工作历来比较重视，认真地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团结华侨侨眷，积极争取侨汇，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福清从 1960 年 4 月至1964 年共接待并妥善安置了受印尼当局迫害排挤的归侨 485 户 1775 人。1961 年 6 月，从县委平调华侨物资和退赔兑现表可以看到 1958 年至 1961年初平调总值 25264 元（其它物资类折价 20793 元），已经 100%退赔。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迫切需要化肥。当时县委通过县侨联做工作，组织海外华侨进口化肥，仅 1960 年就进口化肥 6 千吨、尼龙丝 15 吨。三年困难时期，海外华侨共进口化肥 8 千吨，农机 122 台，大型拖拉机 12 台，为家乡发展农业生产、恢复国民经济，做出了贡献。同时，海外华侨还进口了大量的面粉、糖、花生油等食品，送给亲属、朋友帮助家乡人民战胜灾荒。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2 年 2 月福清县委召开侨务工作会议，继续贯彻保护华侨对侨汇、房屋和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以及其它各种正当的权益。在参加劳动和分配等方面采取既一视同仁，又分别对待，适当照顾的政策，大力争取侨汇，力争完成 1962 年 480 万元的侨汇任务。1964 年 12 月，县委还组织侨务工作组，分头深入有新归侨的地区，检查接待安置新归侨工作，解决存在问题。
由于县委重视侨务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并采取一些有利于争取侨汇的政策（如大力支持侨眷盖好房屋等）。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福清每年侨汇都有所增加。1959 年至 1966 年，华侨捐资 240 万元，用于家乡的学校、道路建设和农业生产等。并投资 200 万元，用于兴办果林场等，福清华侨为福清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好转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福清国民经济调整到 1963 年取得明显的成效。1963 年，全县粮食产量 2.6 亿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1958 年的 7%(1958 年福清粮食大丰收，据落实产量为 2.52 亿斤），工业产值 1460.76 万元，完成计划 112.37%。经济状况开始好转，财政收支平衡。城镇、农村储蓄明显增长。1962 年有 78 种商品要凭票供应，到 1963 年只剩下 6 种，市场各种农产品价格基本上降到 1957 年水平。福清人民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战胜了严重的困难，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福清城墙忆旧

余长泓

我家原住县城五德堂义庐，小时常与伙伴环游城墙，因此印象很深。当时的福清县城，东西宽约两华里，南北长约两华里半，城墙范围略呈椭圆形，周长约七华里。有五个城门和城楼，分别为东门、西门、南门、大北门和小北门，平时城门都有军队把守。据说距今约八十年前，县城楼锦霞乡贤吴北园先生独资“添城三尺”，因此城墙城楼高大雄伟，全部用白花岗岩垒成，又用特制特大的砖块垒成崭新的城堞。城墙高约一丈八尺，城墙顶宽约六尺，亦全部用白花岗岩石板铺设，十分平坦。城墙底座宽约八尺，城门洞高约一丈二尺，两扇大门的厚木板上钉着厚铁板。城门上方筑有城楼，也用白花岗岩石垒建，楼的顶部是木瓦结构，飞檐翘脊，十分壮观。城门两侧建有附屋，供守城士兵住宿，附屋背后各有石阶通往城墙顶。
县城之东门，址在今华侨影剧院附近；南门在今之中国人民银行福清支行前面；西门在今之水陆街、西门街和上巷顶的交界处；大北门位于县城正北，在今之大北路，原阳下供销社前面；小北门位于县城东北，在今之向阳小学附近。
城墙从西门向北，依着凤凰山余脉，绕过凤凰山西侧，就着山势起伏，至鹫峰山下逐渐向东拐弯，此处城墙连着一座大碉堡，上沿也有城堞，碉堡上有几个小方洞，好像是枪眼，从下至上各有石磴直通枪眼下方，当是便于了望和枪战。碉堡下方是草地，面积约 6×8 米，堡高约三丈，这里是全城的制高点，向北可监视鹫峰山和玉屏山，向西与凤凰山，向东与东牵山、龙山和覆船山成精角之势，向南可远眺双施山和五马山，向下则可俯瞰融城，当风和日丽之时，登临远眺，远近景色尽收眼底。
福清城墙始建于何年？据《福清县志》卷三《建置志》中《城池》条记载：“福清县向无城，仅有五门。东曰永东，在佛顶寺之东，宝庆丁亥移于学宫之东，改名文兴；西曰善福，在水陆院之西；南曰新丰，在水南；北曰遵义，在圣迹寺之右；西北曰永福（笔者注：是否东北为排版所误），在威惠庙之北，后又移南门于邑治前，改名龙江；移西门于儒学坊，改名西咸；北改为拱北；西北仍其旧……嘉靖三十三年(1554 年），海上有警，巡抚王抒奏请城滨海诸邑，因城福清。高一丈八尺，厚一丈四尺，周九百九十三丈，女墙二千三百，警铺二十四，建门楼四，水关二。”
福清城筑于明抗倭时，历经维修，保护良好。直至 1939 年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饬令拆去全部城墙和城门，四百年之功就这样毁于一旦。

建市庆典活动琐忆

薛守维

1990 年 12 月 26 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民政部以民行批〔1990〕121 号文批复，同意福清撤县建市，同时获批的还有湖南韶山。把批准日期定在毛泽东诞辰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对韶山和福清人民来说确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情。光阴荏苒，转瞬建市已历 9 个年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事的更迭，当年庆典活动的盛况以及筹备的幕后内情逐渐淡远。我作为当时建市筹委会办公室成员之一，曾参与其事，并负责文字工作，所以认为有必要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事用文字记录下来，作为一份历史资料予以保存。
福清撤县建市，这是福清百万人民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也是备受海外 50 万乡亲关注的一件大事。它对于更好地发挥福清优势，促进改革开放，加快福清社会发展步伐，都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它要以城市为依托，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经济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其次，有利于调动海外侨胞投资家乡建设的积极性，进一步扩大福清的对外开放。第三，使城市建设纳入规划，市政基础设施更趋完善。第四，提高了福清的知名度，拓宽了地方产品在社会上的的流通渠道，同时也有利于各种专业人才的引进。第五，增强了市民的光荣感和责任感，提高了城市意识，对搞好城市建设和管理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基于以上各点，县委、县政府决定于次年五月初举行一个热烈隆重、规模适度的庆典活动。为此，成立了以县委书记练知轩为主任，县长邱玉清、人大常委会主任林学铿、政协主席郑永祥、纪委书记林多香、武装部长郭进文为副主任的建市筹委会。筹委会下设办公室和秘书组、宣传组、保卫组、后勤组、庆典大会指挥组、项目洽谈组、市容整顿组等七个组，并对各组的具体任务作了详细的分工。为了慎重起见，筹委会还指定由我起草了《关于福清建市庆典活动方案的报告》，以县委、县府的名义上报福州市委、市政府。
自 1991 年 2 月起，各项筹备工作就紧锣密鼓地进行。归纳起来，有如下几项：
1、舆论宣传。利用各种会议、广播、幻灯、简报、报纸等形式，广泛开展有关福清的舆论宣传。尤其是组织有关文章在省内和全国性报纸上刊登；还编写了《福清在前进》、《美丽富饶的侨乡—福清》等小册子；在总工会大楼布置了福清成就展览，内容包括历史沿革、四十年成就、远景规划、名胜古迹、海外乡亲的贡献、书画摄影等。
2、开展创建文明单位等系列活动。主要活动内容有“爱我中华、爱我福清”、“人人为建市作奉献”、“三优一学”等，重点是树立市民意识。同时还组织整顿治理市容市貌，解决城区脏、乱、差的状况。3、筹集建市资金。建市筹委会于 2 月 5 日发文募款，募集的渠道有三：一是从县直行政企事业单位 1990 年底预算外资金结余存款中划出 30%上缴作为建市资金；二是向各乡镇政府、乡镇村办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户发动赞助；三是向海外融籍乡亲传递建市信息，发动自愿捐助。4、征选市标雕塑和建市纪念品图案。市标的设计图案是从省、市、县六位作者七件作品中遴选出来的，命名为《腾飞》的雕塑是省群艺馆雕塑设计师程俊华设计的，于三月二十九日经县人大常委会审定通过。市标的创意文字由我帮助撰写，该“雕塑采用不锈钢管组成两个斜面，犹如一对展翅腾飞的大鹏翅膀，表现出现代化的福清生机勃勃，蒸蒸日上，充满着活力。从远处看，两组钢管斜面又象一双张开的臂膀，热情地欢迎海内外乡亲和为福清的经济建设献策出力的八方宾客。两个钢管斜面形成一个巨大的 V 字，给人一种昂扬向上的感觉，预示着希望和胜利；竖向横排的钢管，犹如一组五线谱，赞颂、歌唱百万玉融儿女向往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境界。中间是一个用铜铸成、球面附有蟠龙的地球模型，象征着玉融儿女遍及全球，成就卓著，名播四海。下半部是用磨光的花岗岩砌成的方形立柱，富有地方色彩，体现了福清人民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和坚如磐石的顽强意志。”市标上“福清建市纪念碑”七个镏金大字是托邑人福建驻京办副主任陈则生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写的。建市纪念币和纪念章由严家梅设计，纪念币正面图案为福清名胜瑞云塔，背景是雄伟的五马山和长流不息的龙江水；背面是福清地域图，外圈用篆体字载明福清置县和建市的年代。市徽以市标为主图案，有圆形和菱形两种。贵宾纪念品还有脱胎漆器花瓶。
5、征选市树、市花。3 月 10 日，在县花卉协会秘书长方有彬的主持下，召集了 100 多名会员举行评选市树、市花活动。会后还将预选的市树、市花以评选表的形式推荐给各部门、各单位。
6、征集建市纪念书画墨宝。由我以县委、县府的名义起草了一封短信，用挑红的纸张印制，然后寄给知名的书画家。当时收到中央和部门一些领导的题词有陈丕显（中顾委常委）、彭冲（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杨成武（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项南（中顾委委员）、何康（中国科协副主席）、高登榜（全国人大常委、华侨委副主任）、童大林（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邵华泽（《人民日报》总编）、朱守道（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处长）。省内及融籍书画家的有余险峰、陈奋武、黄迪杞、石齐、郑乃珖等。
7、组织群众性文体活动。建市庆典为了体现万民同庆的盛况，在城区组织了舞龙戏狮、街头剧、花鼓队、评话、灯会、塔灯晚会、焰火晚会、篮排球赛、体操武术表演。5 月 5 日和 6 日晚还举办了两场大型文艺晚会—《玉融之光》，登台献演的有我国著名歌星韦唯、董文华、葛军、杭天琪、解晓东、朱虹等，还有上海电影厂的吕凉、金梦，江苏省歌舞剧院的陈文生、蔡虹虹，安庆黄梅戏剧团丁同，以及省歌舞剧院、省芳华越剧团和福清的演员。晚会邀请省电视台金诚峰参加主持。
8、组织庆典大会和游行队伍。庆典大会邀请来宾近千人，从确定名单、发放邀请函、编排座次、接待住吃行、参观游览、分发礼品，每个环节都做了细致的分工。庆典活动自 5 月 4 日至 6 日共 3 天，第一天为报到日，高潮在第二、三两天。国家民政部来了一位处长，在会上宣读批文，副省长刘金美代表省政府授牌。主会场在体育场，观众达万人，游行队伍3000 多人，分成 59 个队（方块），由摩托队为前导，随后是红旗队、国旗队、市徽、鲜花队、管乐队、标语队，接着是解放军、武警、人武部、公检法、老干部的队伍、再接着是各单位和各乡镇的彩车队。整个会场红旗招展，气球飘舞，花束涌动，充满欢乐的气氛。庆典游行的解说词由《玉融乡音》编辑林茂清撰写，文字清丽简练，再配上金诚峰那悦耳动听的声音，相得益彰。
9、举办项目洽谈会。由外经委牵头，选择投资项目，编写福清投资环境有关宣传资料，把福清推出去，把外资、侨资引进来，这才是举行庆典活动的重头戏。
庆典活动结束后，还编辑了《福清建市纪念册》，我负责了一部分文字工作。

寻找福清先民的足迹

严孟玉

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史籍《尚书》中有一篇记载上古大禹时代地理概貌的《禹贡》，文中将全国分为九州，称“淮海扬州，东南际海皆其域”。据此，清乾隆版《福清县志》沿革表将唐虞夏商时福清划人扬州，周时归七闽，秦属闽中郡。但对这一段福清先民活动，只字未提，是一个空白。
1958年，福建省文管会考古队和厦门大学考古队对先期在福清东张发现的史前人类文化遗址进行发掘，披露了 1500 平方米的地面，发现了一个面积 5000平方米的父系家庭组成的氏族聚居地。这一发现填补了福清历史上这一空白。福清东张古人类遗址发掘，揭露了埋藏地下四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堆积层。下层出土了少量石器，陶器多是夹砂陶、泥陶。这些文物与中原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出土文物类似。中层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以彩陶、砂陶、泥陶和黑陶为主，这一堆积层出土的黑陶与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黑陶属同一时代，大约距今已有 4000 年的历史，正是传说中的“大禹年代”。上层出土了印纹硬陶、轴陶和少量青铜器残片，这一堆积层出土的青铜器残片上有回纹，说明这一堆积层大约是商周之交的文化遗存。这些地下出土的古人类文物为我们廊清了一个生活在4000至5000年前的福清先民的生活情景。当时福清地区，特别是龙江两岸，丛林处处，古木森森，热带动物成群出没。先民们在这里合群而居，结成父系氏族部落。他们过着共同劳动、共同享受、没有人剥削人的生活。他们是被称为“闽族”的福清原住民。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称“闽，东南越，蛇种”。说明福清先民是以蛇做为氏族图腾的。《逸周书．王会解篇》还说：“东越朝问于周”。《周官》指出“司隶掌帅四霍之隶……蛮隶、闽隶、夷隶、貉隶”。这些记载明确了早在周朝，“闽族”人隶属于周朝。
这些生活在 4000 多年前的福清先民哪里去了？让我们从浩如烟海的典籍野史中寻觅他们的足迹。根据史书记载，楚威王六年（公元前 334年），楚灭了越，句践七世孙无疆，率王族南奔人闽，同原来的“闽族”人结合，成了“闽越族”人。此后，统治闽越族人的是勾践的后裔。战国末期，闽越王无诸名义上向周天子称臣，实际上是割据称王的小诸侯。福州屏山又称越王山，据说是闽王国的都城，福清的先民也被同化成闽越人。秦王政 26 年（公元前 221 年）秦消灭了六国，向福建进军，翌年，废闽越王元诸为“君长”，建立闽中郡。不久，由于秦统治的暴政，激起了百姓强烈反抗，闽越王无诸、摇等率领闽越族参加反秦义军行列，秦灭亡后，又帮助刘邦打败了项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 年）刘邦封无诸为闽越王。孝惠三年（公元前 192 年）汉惠帝以功高封摇为东海王，史称东瓯王，辖闽北和浙南，都浙江永嘉西南三十里东瓯城（一说东瓯城在建瓯）。无诸逝世后，其子郢继位，先后发兵攻打东瓯和南越，引起汉王朝不满。汉武帝六年（公元前 135 年），汉王朝兴师问罪，大军压境，郢的弟弟余善杀了郢谢罪，请求退兵。汉武帝便废了闽越王封号，立无诸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封余善为东越王，分治闽越故土。余善不服，屡次反叛，自立为东越武帝。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派朱买臣率师人闽，杀了余善，消灭了东越国，把大批闽越族人迁至江淮一带。少数没有被迁走的闽越族人出来重建家园，这些原住民渐次被汉人同化了。还有少数不服汉王朝的闽越族人就逃往海岛或遁入山林。根据香港蔡敦祺先生编著的《台湾风物志》引用台湾学者的说法，高山族是我国古越族的后裔，这不能排除闽越国亡后，有些闽越人浮海前往当时称为夷州的台湾避难了。这一次因战争引起的人口迁移，是造成生活在福清的闽越族先民渐次消失的重要原因。从东张古人类遗址中上下迭压的三个堆积层，可以推断出福清东张这一古人类文化遗址是在这一时期废圮并埋入地下。
三国东吴黄龙二年（公元 230 年），孙权派卫温、诸葛直率万人大军东渡海峡去夷州巡视，历时一年，一些人留屯夷州，又“得夷州数千人还”这次人口大交流，一些闽越族人的后裔被留屯夷州，这样更有利于孙吴政权的巩固，台湾有些学者认为这些留屯下来的人是现在台湾平埔族人的祖先。有趣的是，三百多年后，一场误会引发的战争又把先前留屯台湾的闽越族后裔掳回福清。隋大业三年（公元 607 年），隋炀帝遗朱宽、何蛮考察流求（即台湾），次年又派朱宽前往慰抚。公元 610 年，派陈棱率万人大军人流求，招抚流求，不料因误会引起一场大战，激战后俘虏低汲檀（现台湾中部大甲溪一带）的平埔族男女数千人。据明何乔远《闽书》记载在福州福庐山（即福清市龙田镇福庐山）有隋陈棱从台湾移来的平埔族人后裔五千户（一作五十户），陈棱被奉为“开山祖”。可以分析，掳来的俘虏多分散居住，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安置五千户上万人。西晋只有短暂统一，后来的东晋、南北朝，中原地区战争频仍，中原大量向相对平静的福建移民，闽越族进一步被同化了，人数代代减少。上述的汉武帝元封元年的内迁，东吴时随卫温、诸葛直大军的留屯，闽越族的人数越来越少了。因此从现居住在福清境内的 270 个单字姓氏中，几乎找不到福清先民的踪迹了。从《福清县志》列举的 64 个姓氏渊源来历中，最早迁人福清的是方、庄、陈、杨、林、郑、郭、翁、魏九姓，他们也多是唐或五代时由中原迁人福清的，而王、刘、吴、张、周、施、俞、黄、曾等九姓是唐及五代由中原迁入福建其他地方后再迁人福清的。其他姓氏是明、清两代迁人福清的。福清先民的足迹到了唐代何以消失了呢？让我们从历史的活化石民俗和方言中继续寻觅吧！
如前所说：“闽，东南越，蛇种。”福清先民是以蛇做为图腾的氏族，这是福清与福建其他地方一样，地处亚热带，丛林茂密，河流湖泊遍布各地，蛇不仅在水中游动自如，在山林中也左右灵活，先民们就认为它们是神灵化身，顶礼膜拜，做为图腾。随着时间推移，先民们及其后裔将它美化，创造出龙的形象。现在福清各地正月舞龙灯的风俗活动就是这种蛇图腾崇拜的演化结果。据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施联朱先生在《中国少数民族》一书中介绍，关于畲族渊源有两种说法：一种主张认为畲族的祖先是古代称为盘瓠的氏族演化来的，认为畲瑶同宗；另一种主张认为畲族祭拜龙杖，也是从崇拜蛇图腾的古越族演化来的，认为这是古越中一支不堪压迫的氏族，逃往深山老林后繁衍下来，因此畲族也称为“山客”。
唐以后为什么福清先民的踪迹渐次消失了？上面说过，唐以前，闽越族男子征战的征战走了，迁移的迁移去了，留下多为女子。这些女多男少的不平衡人口构成，到了唐帝国建立后，唐人大量入闽，与福建原住民（当然也包括福清原住民）结合，进一步促使福建（含福清）原住民的被同化。福清方言中称男人为“唐晡人”称男孩为“唐晡子”，据说即表示男人是中土唐人，称女人为“诸娘人”，女孩为“诸娘仔”也据说诸即无诸代称，说明女人为闽越族人。
从上述的考古发掘、典籍史册记载、民俗活动等方面分析，我们可以寻觅到福清先民的足迹，这四千多年前生活在福清土地上的闽族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争的频仍，渐次被南下的越人同化，被汉王朝内迁到江淮，以及被迫性外逃，余下的原住氏在南北朝时被涌入福建（含福清）中原人士同化，一代一代减少，特别是强大的唐帝国的同化，表面上现在是看不到寻不着福清先民的踪迹，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方言和民俗中寻得福清先民的些许足迹。

福清 1300 年来的行政区划演变

余长通

福清自唐圣历二年（699 年）设治至今已一千三百年，行政区划，屡经变革，本文分三个阶段叙述。

封建社会

福清置县始于唐圣历二年（699 年）。
唐朝重要制度，都在贞观时期制定。这些制度基本上沿袭隋制。恢复隋文帝时的旧制，首先下令改郡为州，改太守为刺史，基层设乡、里两级。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 655 年），武则天直接参预朝政，决百司奏事，改革吏治，奖励农桑，生产力得以逐渐恢复和发展，载初元年（公元 690 年），武后正式登上皇帝位，改唐为周。唐（武周）圣历二年（公元 699 年），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和多立州、县来安置官员，割长乐县南部 8 个乡，以“万民安乐”的万安乡名为县名。属泉州（今福州）。
当时的八个乡名称如下：
太平乡、感德乡、崇德乡、山亭乡、孝义乡、万安乡、长乐乡、永乐乡
（乡下各里，尚未查到资料，里数和里的名称不详）
当时全县的区域包括今平潭县（所管辖的诸岛）和莆田县的南日乡（南日岛）、新县乡的一部份，以及长乐县的松下。陆地面积约 1952.72 平方公里。
唐中宗景云一年（公元 710 年）六月，安乐公主与韦后合谋于食中下毒，杀死中宗，睿宗即位。景云二年（公元 711 年），改泉州为闽州，唐玄宗登基后，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便升都城雍州为京兆府，陪都洛州为河南府。自此，在州一级政区中，又多了府的建制。但是终唐一代，府的设置不多，开元十三年（公元 725 年），改闽州为福州，福清属之。
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一月，改开元为天宝，宰相杨国忠为了迎合上意，全国各州县名称进行较大的更名，改万安县为“造福唐朝”的福唐县。二月，改州为郡，属长乐郡。
唐肃宗至德三年改元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取消长乐郡、恢复福州，属福州。
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 805 年）八月，太子李纯即位，是为宪宗，改元永贞，公元 806 年一月改元元和。元和三年（公元 808 年），为整顿江淮财税，当时的观察使陆初，于三月撤销长乐、侯官两县建制，并归福清管辖。其两县各仅置一场官，刻木为印，这是福清置县后历史上幅员最大的一次版图。后两县民众感到：五捐杂税、民教诉讼、案无虚日、非场官所能弹压，故于元和五年（公元 810 年）四月又复分出。
自安史乱后，藩镇势力不断膨胀，导致唐朝四分五裂，衰落日渐。造成版宇分裂，各自为政。梁王朱全忠更名晃，即皇帝位，国号大梁，建元开平，梁太祖开平二年（公元 908 年），取“永远昌盛”意，改福唐为永昌县。
后唐庄宗李存勖同光元年（公元 923 年）四月，在魏州自立为皇帝，国号唐，他起用唐朝旧臣，以便建立起同唐朝一样的朝廷。十月唐灭梁，各地节度使皆上表入贡，唐以新官命之。十月废梁所颁律令格式，仍依唐朝旧制，废永昌恢复福唐县名。
唐末，五代十国，藩镇更加依靠武力，分别割据一方。史家虽尊梁、唐、晋、汉、周五代为正统，列吴、蜀、楚、闽、南唐等十国为僭伪，但五代均苟安北方，对十国鞭长莫及。而十国各霸一方，称王称帝自立王朝。唐明宗长兴四年（公元 933 年）一月，闽王王审知次子王延钧称帝福建，国号大闽，改元龙启，既不受后唐政权的管辖，更忌以“造福唐朝”的“福唐”为县名，在立闽国之初（公元 933 年），即改福唐为福清。以“福清”两字为县名，是取“山自永福里，水自清源里，会于治所”而改的。十二月改福州为长乐府，福清属之。
陈桥兵变，北宋建立。按《闽中记》：福州府太守蔡襄定福清为十乡五十里。蔡襄（公元 1012—公元 1067），仙游县连江里赤湖村人。宋仁宗天圣八年（公元 1030 年），得中甲科进士第一名。庆历五年（公元 1045年）四月，以右正言直史馆出知福州。庆历八年（公元 1048 年）“兴利除弊，政教敷畅”。他从制止割据，集权中央的目的着眼，对福建行政区划作了重大改革，改福清八乡为十乡五十里，列于下：
1 太平乡：龙兴里、崇宾里、海坛里、永东里、永西里、新丰里。
2 万安乡：万安里、灵德里、南匿里、清远里。
3 文秀乡：苏田里、苏田外里、光贤里、安香里。
4 崇德乡：归化南里、归化北里、惇和南里、惇和北里、拜井里、钦唐里、江阴里。
5 孝义乡：万寿桑里、栖仁里、临江里、浔阳里。
6 长乐东乡：永寿里、方兴里、隆兴里、善福里。
7 长乐西乡：清元（源）里、新宁里、新宁外里。
8 感德乡：鳣庭里、仁寿里、新安里、方成里、方乐南里、方乐北里、永宾里。
9 永乐乡：修仁里、常乐里、元福里、立德里、永福里。
10 山亭乡：安夷南里、安夷北里、遵义里、遵教里、灵瑞里、时和里。
从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0）起，福清区划又进行了省并，变为 7乡 36 里。
即：
1 太平乡：永东里、修仁里、海上里、海下里。
2 感德乡：仁寿里、浔洋里、新安里、永宾里、方成里、方民里。
3 崇德乡：福唐里、时和里、化北里、平南里、平北里、井得里。
4 孝义乡：隆仁里、化南里、南日里、临江里、江阴里。
5 万安乡：万安里、新丰里、灵德里、苏田里、光贤里、安香里。
6 长东乡：文兴里、清源里、方兴里、新宁里。
7 永乐乡：永福里、清远里、遵义里、善福里、永寿里。
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 978 年）十二月，泉州有十多万民众起事攻城。四年（公元 979 年），游洋洞（莆田县北部地名）人林居裔起义，攻下莆田县，自号西平王，掌理莆田县事。黄禹锡秘书监陈靖求兵于漕使杨克让镇压之，并以图文呈报太宗赵光义，太宗阅《游洋图志》后，认为游洋洞山地偏僻险要，人稀旷业，民众多叛。故于五年（公元 980 年）从莆田的东北角，福清的西北隅、永秦的东南端，共划出 14 个里、给新置的兴化县。当时福清割出清元半个里，分为东、西、中三个里，有 40 多个自然村，面积约 95 平方公里，归兴化县辖。
宋端宗景炎元年（公元 1270 年）五月，天下兵马都元帅陈宜中及张世杰等奉益王赵昰即皇帝位于福州府，改元景炎，故特改福州府为福安府，福清属之。
公元 1279 年南宋灭亡，元世祖统一中国，元朝建立后，各种制度开始逐步完备，地方最高行政机构是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在行省之下设路、府、州、县。
元至元十五年（公元 1278 年），元世祖己改福安府为福州路，福清属之。
元成宗元贞元年（公元 1295 年）五月，按户多寡，定为上、中、下三等，户至四、五万者为下州，五至十万者为中州。当年升为中州的全国有 28 个州县，下州有 15 个州县，福清为下州。仍属福州路。
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 1368 年）八月，朱元璋起义军进占大都（今北京），结束了元朝的统治。同年正月，朱元璋改元洪武，在应天府（南京）定国号为明，明太祖参照元朝旧制，制定各项政治制度，建立起明朝的统治。洪武元年（公元 1368 年）对元升的福清下州，是府下所属的州，属县级州，仍降为县。洪武二年（公元 1369 年），撤销“路”一级建制，改路为府，改福州路为福州府，福清属之。
根据当时的情况，福清行政区划作了部分的更名和调整，全县为 7乡 6 隅 44 里 113 图（明代役法以 110 户编为一图）。乡、隅、①里名称如下：
太平乡：东隅、西隅②、南上隅、南下隅③、北一隅、北二隅④、永东里、修仁里、海下里四都⑤、海下里五都、海上里六都、海上里七都。
感德乡：仁寿里、浔洋里、新安里、永宾里一都、永宾里二都、永宾里三都、方民里、方成里。
崇德乡：福唐里、化北里上都、化北里下都、时和里、平南里 59 都、平南里 60 都、平南里 61 都、平北里上都、平北里下都、井得里。
孝义乡：隆仁里、南日里、化南里、江阴里、临江里。
万安乡：万安里、新丰里、灵得里上都、灵得里下都、苏田里、安香里、光贤里。
长东乡：方兴里、清源里、文兴里、新宁里。
永福乡：永福里、清远里、遵义里、善福里、永寿里。
南明隆武元年（公元 1645 年），唐王朱幸键称帝福州，改福州为福京，福州府更名天兴府，福清属之。
清承明制，变化不多，清顺治三年（公元 1646 年）复称福州府，福清属之。
清嘉庆三年（公元 1798 年）二月二十七日，孤悬海上的福清第一大岛—海坛和大扁等诸岛，另置平潭厅，直属福州府。平潭从此由福清分离出去，不再隶属福清。（平潭于民国元年（公元 1912 年）十月十二日，改厅为县建制。）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宣统元年（公元 1909 年）一月十八日清廷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命民政部及各省督抚成立咨议局，迅即筹办各州县地方自治，设立自治研究所，依限开办资政院。各县成立城镇乡自治会，福清全县基层区划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整，结束封建社会使用 1200 多年的乡里体制。清宣统二年（1910 年），划融城部分地域为自治会，从此城区分治。全县设 5 镇 10 乡。即：东张、海口、渔溪、龙田、高山 5 个镇；文兴、修仁、新丰、永福、遵义、南日、江阴、永东、永宾、光贤 10 个乡。民国时期各级组织屡经变革。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元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创立，通令改用阳历，定是日为民国元年一月一日。令各省废府、州、厅。实行省、道、县三级地方政制，福建省设置东路、西路、南路、北路四道、福清县属东路道。民国三年（1914 年）六月，全省依原辖区域置闽海、厦门、汀漳、建安四道，福清属闽海道。
民国十四年（1925 年）一月，废道。福建省实行省、县二级地方政制。福清属福建省。
民国十七年（1928 年）九月，实施《县组织法》，规定县以下分为四级：区、村里、间、邻。5 户为邻，25 户为间，百户以上之市镇为里，百户以上的乡村为村，20 村里为区。全县区划为 9 个区：城区、西北乡区、东南乡区、海口区、东张区、渔溪区、龙田区、高山区、江阴区，属福建省。南日岛设岛务局直属省辖。
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八月。国民政府颁行《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当时规定县以下设区，区为一级政权机关，区以下实行保甲制，筹备自治，当时设 8 个区，以数字序号为区名编排一至八区。
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十一月二十日，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抗日爱国将领陈铭枢、蒋光鼎、蔡廷错等联合国民党内的一部分反蒋势力，于福州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同年十二月十一日，福建人民政府第十一次中委会议决定将福建划为闽海、闽上、泉海、龙漳 4 个省和福州、厦门二特别市，同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政府第十二次中委会决定，改原四省名称为闽海、延建、兴泉、龙汀。福清均属闽海省。
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一月，由于蒋介石的重兵围攻，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二月福建省政府成立，奉省府颁令湘鄂赣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及剿匪区各县区公所组织条例及保甲规程等实行保甲制度，以 10 户为甲，10 甲为保，10 保以上为镇，亦可设区，全县仍设 8个区。是年七月福建省政府遵照南昌行营训令，实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划为 10 个行政督察区，福清属第一行政督察区，三月南日岛公民代表林慎修，呈请该岛要设区管理，以免陷于无政府状态，八月，南日岛又划回县辖，列为第九区。
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一月，军委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制定《剿匪省份各县分区设署办法大纲》规定：凡旧时区公所或区办事处的名称一律取消，改称“区署”，旨在协助县长，增进县政效率。因此，于同年 8 月，福建省政府公布《福建省各县分区设署办法施行细则》规定：各县政府应依其所辖面积、地形、户口、交通、经济状况及地方习惯，将行政区域酌划为三至六区，设立区署。同年十月，全县划为一、二、三 3 个区署，第一区署当时的大体范围是现在的海口、城头、阳下、融城、音西、南岭镇全境以及宏路镇的溪前，观音埔、小南洋等。第二区署的范围大体是现在的镜洋、东张、渔溪、上迳、新厝、江阴镇全境，宏路镇的西、北大部分。第三区署的范围是现在的龙田、江镜、港头、三山、高山、东瀚、沙埔镇全境。
南日岛为特种区直属第一行政督察区，直接由省管辖。直至 1940 年划给莆田县为南日乡，划出 106 个自然村，陆地面积 52 平方公里，从此离开福清。
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规定：“县之面积过大或有特殊情形，得分区设署”。同年十月，福建省政府公布《福建省各县政府分区设署实施办法》。依此，行政院颁发了《县政府分区设署规程》，区之划设“以十五个乡镇至三十个乡镇为原则，由县政府划定范围，开明理由，呈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转请省政府核准行之，并由省政府咨报内政部备案，区之裁并亦同”。为此，福建省定于二十九年一月一日起实施新县制。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六月，福清区署作了较大的调整，由三个区署分析为一、二、三、四的四个区署，驻地分别为海口、渔溪、高山、东张。
民国三十一年(1942 年）七月，根据福建省政府公布的《福建省各县政府分区设署实施办法》后，由于各乡镇组织逐渐健全，无须区署辅导，乃陆续裁减。福清县合并为渔溪、高山二个区署。
民国三十二年（1943 年），区署撤销，设置融城、海口、龙田、东张、高山、渔溪 6 个镇。
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全县分设玉融、海口、东张、渔溪、龙田、高山 6 个镇，仁义、光贤、江阴、崇孝、平化、东瀚 6 个乡。
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时值国民南京政府提出所谓“戡乱时期”，为确保“各县治安”，完成“征兵征粮”任务；鉴于县政府“因地域过广，人员有限，难免鞭长莫及，监督不周”，为“适应当前环境，使各项要政得以顺利开展”。福清县的区划，在民国三十五年的基础上，撤销崇孝乡，增加了江德、化南、化北 3 个乡。共 6 镇 8 乡。

社会主义社会

1949 年 8 月 16 日福清解放。8 月 18 日，福清县人民政府成立，宣布取消旧政权组织，废除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同时，利用旧的行政区划任命 14 个乡镇长进行接管，建立基层临时人民政权组织。属林森专区。
1950 年 2 月，全县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为进一步建立和巩固政权，组织和带领全县人民开展生产自救、减租反霸和支前工作，对全县区划进行了全面调整：设立第一（茶亭）、二（海口）、三（龙田）、四（高山）、五（渔溪）、六（东张）和城关区共 7 个区。同年 8 月，增设第七（三山）、八（江阴）2 个区，共 9 个区。属闽侯专区。
1952 年 2 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和闽侯专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在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应酌量调整区、乡行政区划、缩小区、乡行政范围，以便于人民管理政权，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充分发挥人民政权基层组织的作用，并提高行政效率。”7 月 29 日，全县进行调整行政区划，在 9 个区的基础上，增设第九（新厝）、十（瑞亭）、十一（城头）、十二（江镜）、十三（港头）、十四（东瀚）6 个区，城关区改为第十五区。属闽侯专区。
1955 年 2 月，福建省人民政府颁发调整行政区划方案，同年 9 月 1日，依据省人委会与闽侯专员公署关于贯彻中央调整组织，精减编制的指示，决定撤销九、十、十三 3 个区，分别并人十、二、三、五区管辖。调整后以区驻地名命名，成为茶亭、海口、龙田、高山、渔溪、东张、三山、江阴、城头、江镜、东瀚 11 个区和城关镇 1 个镇。属闽侯专区。
1956 年 4 月，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形式，广大农民逐步走上农业合作化道路，为适应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新形势的要求，把区、乡的区划加以归并扩大，合并成城关镇、茶亭、海口、东张、渔溪、龙田、高山区，共 1 个镇 6 个区。属晋江专区。同年，平潭县划出大扁岛共 9个自然村，面积 4.8 平方公里归福清三山区管辖。
1958 年 3 月 15 日，为了便于管理，同时解决福清驻军柴炭的供给和建造东张水库的需要，从永泰县划一都、善山、东山 3 个乡 81 个自然村，面积 85.76 平方公里，归福清县管辖。同时决定裁撤东张区，并入一都等3 乡，改为东张镇。属闽侯专区。
1958 年 4 月，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把区、乡的区划加以适当的归并和更改。调整结果，成为茶亭、海口、龙田、高山、渔溪 5 个区和城关 1 个直辖镇。
1958 年 9 月 16 日，撤区改乡，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同时成立 6 个人民公社。全县合并为城关、海口、龙田、高山、渔溪、东张 6 个人民公社。属闽侯专区。
1961 年 7 月，由于国民经济的困难。福建省政府闽候专区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全县行政区划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调整为城关、音西、阳下、海口、城头、龙田、江镜、港头、高山、三山、东瀚、渔溪、上迳、新厝、江阴、东张、镜洋、一都18 个人民公社。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县农业持续增长，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在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大批劳动力从单一的种植业分离出来，展开了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促进了农村经济繁荣和城乡商品交流。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需要，不断地改变旧的建制，使我市镇乡的空间格局日趋合理，城镇群体框架形成了以集镇为纽带，以广大农村为基础的城乡社会化大生产格局。
1978 年 10 月 8 日，城关人民公社改称城关镇。宏路人民公社划分为宏路、音西 2 个人民公社。
1981 年 4 月 1 日，城头公社划出 8 个大队，成立南岭人民公社。高山公社划出 21 个大队，成立沙埔人民公社。
1983 年 1 月 1 日，隶属福州市。
1983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据此，福清县人民政府结合基层选举，实行政社分开，按照人民公社的范围，设立乡镇建制，经福建省民政厅批准：1984 年 9 月 5 日，高山、龙田、海口、渔溪、宏路 5 个人民公社改镇建制。
1984 年 9 月 26 日，阳下，音西、南岭、城头、镜洋、一都、东张、江阴、上迳、新唐、港头、江镜、三山、沙埔、东瀚 15 个人民公社改为乡建制。1984 年 12 月 25 日，东张乡改为东张镇。
1985 年 3 月 18 日，城关镇改称为融城镇。
1990 年 9 月 24 日，音西、城头、江阴、江镜、三山 5 个乡改为镇。
1990 年 12 月 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以民行批〔1990〕121号文件通知福建省政府：“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撤销福清县，设立福清市（县级），以原福清县行政区域为福清市的行政区域，由省直辖。”这次建置的变革，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次新的飞跃，它标志着一个闪光的里程碑，福清将会在城市化、现代化的道路上猛进。
1992 年 5 月 5 日，撤销融城镇，设立融城街道办事处。
1992 年 7 月 22 日，港头、东瀚、沙埔、阳下、上迳、新厝 6 个乡改为镇。
1993 年 3 月 13 日，港头镇道北村委会划割给三山镇管辖。
1993 年 8 月 13 日，镜洋乡改称为镜洋镇。
1994 年 12 月 21 日，一都乡改称为一都镇。
1999 年 6 月 18 日，南岭乡改称为南岭镇。在福清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全市现设 1 个融城街道办事处，高山、龙田、海口、宏路、东张、镜洋、渔溪、一都、阳下、音西、城头、上迳、新厝、江阴、港头、三山、沙埔、东瀚、南岭 20 个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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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隅．：均在我区内。
②明初分东、西、南、北四隅。
④正统七年（1442），南隅分为南上隅、南下隅共 5 隅。
③成化十八年（1482）北隅分为北一隅、北二隅。至此共 6 隅。
⑤都为元代所分之“里”下建制，福清具体之都已无考。

林则徐与澳门

金 卯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进步的思想家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清乾隆五十年（公元 1785 年），他诞生于福州左营，但他的祖籍地则是在今福清市海口镇岑兜村。岑兜的林则徐祖居已建为林则徐纪念堂。今年 12 月 20 日澳门将回归祖国，明年又是林则徐逝世 150 周年。本文就简述林则徐与澳门的关系。
林则徐与澳门关系，主要集中于他在粤禁烟这段时间。道光十八年（公元 1838）十一月，林则徐被道光帝委为钦差大臣，赴粤查禁日益猖獗的鸦片走私。翌年正月二十五日，则徐抵穗就任。二月初，为了推行禁烟运动和准备因应形势变化，林则徐开始选调人员编译《澳门新闻纸》，这个举动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借以采访夷情”。其实，此举对近代思想界起了启蒙作用，对后来的戊戌维新运动影响尤为重大。它充分体现了林则徐具有敏锐和远大的政治目光。
《澳门新闻纸》因摘译自澳门发行的英文报刊资料而名。
该刊主要译自当时由英国“自由贸易派”商人主办的两种新闻报及《新加坡自由报》等。《澳门新闻纸》是林则徐当时编译的材料，这些材料经过林则徐加工后，便成了《澳门月报》。月报先后汇编有《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等五辑。对当时的斗争具有重大参考价值，其中有些内容还附奏呈供道光帝“省览”参考。
自 1839 年 2 月至 1840 年 11 月，林则徐一直兼顾着组织翻译西人书报的工作。当时参加翻译工作的是一批精通外文的年青人，其中澳门青年袁德辉尤为著名。袁毕业于澳门马礼逊学校，1839 年春到广州任译员，据说近代第一部系统的世界史地译著《四洲志》也是由他主译后经则徐润色而成的。
林则徐翻译外文书报活动的动因，主要是为对付英国侵略者的，但在《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中也译介了有关其他国家的一些时事。如 1840年 7 月 25 日的《澳门新闻纸》中披露了英俄争夺阿富汗和土耳其的情况，让人了解到当时沙俄的扩张野心。
作为封建时代“钦差大臣”的林则徐，敢于编译外文书报，探求当时被官僚们斥为海外“奇技淫巧”的新知，这在当时确属惊人之举。所以范文澜说：“林则徐是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在禁烟运动中，林则徐也与居澳的英国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斗争。当林则徐至粤之前，澳门已是英商走私鸦片的一个集散地，他们以澳门为基地，奔走于澳穗之间。当时的贪官们对禁烟活动，惯用虎头蛇尾方法，先严后放，目的是讹取贿赂。林则徐来后，当时的英国在华商务总监督，也是鸦片战争时英国侵略军的代表——义律，即避居澳门，以观望形势。不过，他这次碰到的对手林则徐并不是一个贪官。道光十九年（公元 1839）二月初四，林则徐与两广总督邓廷帧等共同传讯十三洋行商人，发给谕贴二件，表达了此次禁烟的坚定态度。初八日，义律自澳门寄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报告中，就附有林则徐二月初四限期收缴大烟的谕告二件。
二月初十，义律由澳门来广州，蛮横无理地指使鸦片贩子颠地乘夜逃遁，后经林则徐查知截回。禁烟运动，亦从此吹起了进军号角。
林则徐除在广州与义律作坚决斗争，全面收缴鸦片外，还于三月十二日命令澳门同知蒋立昂转谕澳葡官员委黎多，宣布禁烟宗旨及政策，令其在三日以内，将澳门的鸦片存货“开单尽数呈缴”，并听候林则徐“按临澳门，亲督验收”。
当时的澳门葡萄牙第 77 任总督边度亦被林则徐之昂然正气所压，不敢有什么反抗，他一面贴出告示，禁止在澳门囤贮、售卖鸦片；一面派人催促鸦片毒贩们速将鸦片运离澳门。
四月二十四日，澳葡官员向林则徐报告说，澳门已实无鸦片，愿意呈缴葡官葡商之“切结”（即保证书），还欢迎林则徐莅澳检办。接此报告，则徐批复：“果能改过迁善，尚可准行”。不过他仍要求葡萄牙当局编查澳门的“华夷户口”，以备复查。同时，又特别声明对于遵守中国法令的葡萄牙在澳人员会“力加保护，断不使其被人欺凌”。此前，义律已离开广州，退居澳门，他要求林则徐派员赴澳门与之“妥议章程”，实际是妄图把鸦片贩运港由广州黄埔改为澳门。林则徐对澳门葡人的声明，使义律以后企图句结、利用澳门葡人贩运鸦片的阴谋始终不能得逞。这是林则徐在外交上分化对方，增强自我的一个战略胜利。
五月初十，林则徐命澳门同知传谕义律，其国空趸船应于五日开行，其余来去货船在五日内如不报验进口，也即速开行，不准逗留。这些行动都给了义律以重大打击。至七日，禁烟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这年五月二十七日，英国水手打死尖沙嘴村民林维喜，为了捍卫主权，林则徐令义律交出凶手，但义律拒不交出凶手，而是自行审理。
七月初七，林则徐与禁烟得力助手邓廷祯同赴香山及澳门，视察炮台，并准备驱逐英国人离开澳门。初八日，林则徐命令封锁澳门，禁绝柴米食物等运人澳门供应英人，又限三日内撤去澳门英商雇用的中国职员和工役。复以寓澳之英人既然不进口贸易，就不应逗澳为由把英人驱逐出澳门。十四日，林则徐再次命澳门同知谕令义律交出烟土并交出林维喜事件的凶犯。
在林则徐的严厉逼迫下，义律终于率散居在澳门一带的英商及眷属等57 家陆续遁逃海上。但到了七月二十三日，英舰“Volage”号到达粤海，这又给义律壮了胆。第二日，义律即要求返回澳门。但是林则徐也不示弱，他发出告示，号召沿海人民拿起武器，奋起自卫，并禁止中国人为英船引水。
二十六日，林则徐与邓廷桢亲临澳门，巡阅示威。他们自莲花径进入关闸大门，接见了澳葡总督边度及二百名葡兵。其地点在莲峰山下的莲峰庙。离开莲峰庙后，则徐一行经圣保罗教堂遗址、妈阁庙至南湾，沿途“华民扶老携幼，夹道欢呼”，极大地鼓舞了澳门军民抗击侵略者的斗志。后来林则徐又上奏道光帝，要求每年编审澳门户口以“清弊薮而清夷情”，但终没有得到道光回应。
八月初七，义律潜回澳门，他通过葡萄牙的澳门官员递禀要求与林则徐重开谈判，又托澳葡官员居间会见澳门同知蒋立昂，交以说帖。说帖中对其继续走私鸦片与拒交林维喜事件凶犯等进行了种种狡辩。但所有狡辩都受到了林则徐的严词驳斥。在《札澳门同知传谕义律准驳条款》中，林则徐再次声明了严正的态度：“结内尚应写明：‘遵照钦颁新例，如有夹带鸦片，人即正法，船货全行人官’字样，毋得参差。”这些严厉措施彻底断了英商走私鸦片的财路，八月英国内阁会议决定发动侵华战争。
九月，代表中方的广州知府余保纯与在澳门的义律举行了澳门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妥协表态。林则徐知道后，十分气愤，在致总督怡良的信中，他写道：“前日澳中之议（指余保纯与义律谈判各货船进口事宜），众人未思及盘验之难，谬谓即可了事，擅自允许，以致夷眷纷纷回澳门，殊属大失机宜…
为解决澳门贸易规范问题，十一月，林则徐与邓延帧等人商订澳门贸易章程。随着英人的得寸进尺，无理要求不断升级，十二月初一，己调任两江总督的林则徐下令断绝一切英船进口，中英贸易完全停止。初十日，英舰封锁广州口岸及珠江口，战争已在眉睫。
道光二十年（1840）正月，林则徐又因澳门葡萄牙领事阻止清兵入澳，特命道台易中孚等人进行严正交涉，并责令其驱遂英人出澳，不得容留一人！再次表达了不屈不挠斗争到底的决心。鉴于澳门地位的重要，林则徐又增派水师兵船等守卫澳门，仅关闸守卫官兵就达 1300 人。
道光二十年正月始，英人蓄谋已久的“鸦片战争”终于爆发。战争中，林则徐组织军民严密设防，英勇抵抗，使英军在粤始终无法得逞。其间英军亦曾从海陆两方面向澳门北面之关闸进攻，但均遭中国军民英勇回击。
在鸦片战争前后，澳门是英人的一块退守及觊觎之地，但在林则徐守卫下，侵略者阴谋未能得逞。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最后虽在昏庸的道光帝和琦善等投降派的夹攻下失败了，但林则徐的不畏强权，抵抗外侮的民族气节和大无畏精神，却永远值得包括澳门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崇敬和学习。令人欣慰的是，在澳门的莲峰庙内，1997 年 11 月正式建成了“林则徐纪念馆”。馆内藏有虎门销烟和澳门昔日风貌的照片。展品中还有林则徐与清廷来往的各种文书，清朝军舰及葡萄牙鸦片存放船模型等。展览大厅内又有林则徐接见澳葡官员的场面模型以及吸食鸦片的工具等等。该馆已成为对澳门的炎黄后裔进行传统教育的一个好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