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倪松大桥兴建始末

倪鉴章

倪浦村地处平洋，龙江横贯村前，全村田园被划为南北两片。村民越江种田，咸依小舢板往返过渡，不但搭渡排队，浪费时间，而且很不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如 1967 年 12 月 25 日，一渡船因超载发生事故，就溺死男女村民 7 人。造桥济众，成为倪浦人多少年来的愿望。
1985 年 8 月一天，笔者在瑞云塔下巧遇老同志周恭僖，谈及家乡亟须造桥，方便村民生产生活之事。周老与我不谋而合。经过商议，即拟由我负责执笔起草建桥之申请报告。考虑此事关乎公益，自当义不容辞。遂以“倪浦村村民委员会”名义，拟好报告，加盖公章，呈送县交通局，报告转呈县政府后，得到主管副县长翁国梁的大力支持，旋转报省厅。不久报告获得批准，议由省拨 10 万元，县拨 5 万元，音西乡拨 4 万元，而不足之资金，尚需由倪浦村负责筹措。适逢此时,泗水玉融公会主席张逸民先生回融探亲，我们就与之联系。张先生得知情况后，乃亲临倪浦村江滨考察，亦认为确有造桥之必要。他回到泗水后，为发动联系侨胞捐资兴建倪松大桥做了大量工作。其间得到侨贤周伟振、周昌福先生之支持尤多,他们二人为建桥慨捐港币 20 万元。
倪松大桥预算为 36 万元人民币。筹足资金后，先由福清水利局钻探队于 1986 年 1 月 10 日对倪浦江道进行了钻探.福州大学土建系唐文华负责绘图设计。1986 年 12 月 28 日开始放样。1987 年元旦正式开工。每日村里出工数十人。乡人劳动情绪高涨，工程进度迅速。1989 年 1 月 15 日，大桥终于顺利竣工。此桥长 75 米，宽 4.5 米，总耗资为人民币 38.6 万元。建成后，正式命名为“倪松大桥”。
1989 年 10 月 1 日，举行倪松大桥竖碑庆典。莅临指导的有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序、县党政领导及周昌福先生等庆典时，沿途鞭炮齐鸣，鼓乐喧天，盛况空前。
《倪松大桥碑记》主要记颂侨贤周先生捐助建桥的功绩略曰：
倪埔村因龙江之隔，来往不便。蒙松潭村旅外乡贤周伟振、周昌福先生悉心善举，慷慨解囊，捐助兴建倪松大桥为桑梓民众造福，千秋伟绩，功德永在，特勒石为志。
1989 年 10 月 18 日，又举行了倪松大桥落成剪彩典礼专程远道返里的旅外乡贤周昌福先生伉俪、县乡有关领导以及倪埔村乡亲共二千多人参加了隆重的庆典。

一代侨贤郭毓秀

林尉民 李圣穆

毓秀先生原名孝团。中学时改为今名。1907 年出生福清市渔溪镇联华村梧瑞自然村。父名伯咸。他五岁丧父，由母亲黄氏抚养成人。他六岁人梧瑞小学。1926 年毕业于福州省立第二中学。郭先生和夫人陈氏有男 5人，女 4 人。1927 年只身到印谋生，1997 年逝世于新加坡，享年 91 岁。是受人尊敬的一代侨贤。
一、身居异邦竭诚服务
初期，他在万隆亲属经营的布店当会计。由于他勤于钻研，对做生意渐感兴趣，不久兼任推销员。他热情待客，业务由是日渐发展。
1942 年 2 月，日军侵占印尼，店东被捕，布店关闭，他因之失业，生活窘迫，只得自营小贩，冒险奔走，经营布匹。但这段时间的磨练，对他日后事业的发展，颇有影响。
1946 年，他积累了一定资金，开始与友人在万隆合股创办南星公司，经营布厂和布店。1948 年去雅加达开办分店，专营棉纱，自任经理。由于他兢兢业业，运筹有方，业务快速发展，成为知名的商号。
新中国成立后，华侨界产生了震荡，发生了分化重组。郭先生以拳拳中华之心，诚恳待人之情，团结侨众之举，博得众望，于 1953 年椰城玉融公会换届时当选为主席。他不先畛域，团结诸理监事，集体决策顺利开展各项工作。他通过报纸、图书各种媒介，及人员互访，介绍新中国成就。每年国庆节，都组织华侨回国观光。观光团团长，多次由同侨担任。
1955 年，他担任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副主席。鉴于老一代华侨饱尝无文化之苦，所以他重视发展教育。除鼓励年青一代回国学习外，着重在当地办学。椰城有吧城中学、中华中学，他分别担任董事、副董事长，设法予以充实，扩建了体育馆。此外，由玉融公会创建的新文中学，扩建新教学楼。重教兴文，成为侨界新风尚。
他支持乡侨东刘村人杨永奎先生创办《南洋画报》，介绍祖国风光与新貌，风行千岛，吸引侨胞向往故园。
印尼在荷兰殖民统治时代，缺医少药，私人医生，收费昂贵。由玉融公会创办的平安医院，在郭先生主持下，购地五公顷，建了颇具规模的医院，嘉惠平民，深得好评。
为了介绍祖国优秀的文化，激发侨胞爱国热情。1955 年由椰城玉融公会敦聘闽剧艺术家郑奕奏先生为导演，教导侨生演出新编闽剧《荔枝换绛桃》等戏。侨生不谙福州话，但他们刻苦学习，达到能用福州话演唱（道白用普通话）。轰动印尼及周围地区。别离故乡多年的华侨，聆听乡音，倍感亲切。演出收入，则充作公益事业基金，一举数得。
1955 年，在万隆举行亚非会议。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受到印尼华侨华人的热烈欢迎。郭先生积极参加代表团的接待工作。他感到能为祖国使者，竭尽绵力，无限荣幸。
1964 年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尼，他也参加接待工作。在此期间，适逢巴厘岛火山爆发，岩浆淹没大片田园，灾民遍野，饥寒交迫，形势严重。他又代表中华侨团总会，亲赴灾区，向巴厘省长赠送白米 200 吨，及时救济灾民。充分表达中印（尼）兄弟之情。巴厘省长甚为感激，向他颁发奖状。印尼总统苏加诺获悉后，亦深表满意。
他多次参加世界侨领会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与何香凝、廖承志、廖晖三代也结下深厚的友谊。他曾两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宣传祖国解放后的伟大成就。
作为侨团负责人，他还接待过宋庆龄副主席，以及来自祖国的代表团，对中印（尼）友好，文化交往起了桥梁与促进作用。据北京大学孔远志教授回忆：“他为北京大学与印度尼西亚大学文化交流，编篡汉语印尼话词典及印尼语汉语词典，九次访问印尼，都承郭先生主动为我们创造条件，克服困难。也因此结下难忘的个人友谊。”
他重视中印（尼）友谊，多次呼吁旅印华人应在多种宗教，不同风俗的多元文化的印尼社会中，坚持和睦相处，积极为印尼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这方面郭先生身体力行，作出了光辉的榜样。1996 年，当他 90 高龄时，还为筹募中印（尼）友好教育基金而奔波。
二、心系祖国情注家乡
郭先生对祖国对家乡一往情深。他身在异域，心怀故园，毅然担任梧瑞中小学董事长。为扩充梧瑞小学校舍，1983 年献建“怀慈楼”一座，以为倡导。1997 年初，又建教师宿舍一座。1993 年还捐了十一万元作为助学金。
1986 年梧瑞小学 75 周年校庆，他兴致勃勃地回国主持，邀请宾朋，把酒言欢，情怀激烈，溢于言表，听者动容。
1991 年梧瑞小学 80 周年校庆，他又回乡与会。届时先生已是 90 高龄矣。
在他带动下，梧瑞中小学新校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有迁建小学校舍“教学楼”、“师道楼”；中学有“忠泮楼”、“乐育楼”、“兴洋楼”、“万隆楼”、“隆华楼”、“赛英楼”等。
值得一提的“赛英楼”，是他动员郑年康、郑年耀捐资 100 万元，纪念其母梧瑞人郭赛英女士 80 诞辰而建的。同时动员郭贤翌外孙郑年康与其堂兄郑年锦捐献 100 万元成立“郭贤翌教育基金会”。
他又发动旅外同乡，安装电力网，供电到 21 个自然村。还建老人会、保健站、茶果场、龙潭水电站，铺设出村水泥路——枝钟路等，使梧瑞成为渔溪重点侨村。
对渔溪侨助事业，他也倾注心力。1986 年，虞阳中学建校 40 周年时，他发动放居雅加达乡亲，捐献 100 万港元，建了教学楼——“嘉华楼”、教师宿舍楼——“雅华楼”。他来信说：“家遭不幸，但对虞中不能释诸怀。”（注 1)1957 年虞阳中学增办高中时，他发动椰城同乡与万隆玉融公会合建“虞阳楼”一座。其后又联合重修。还捐赠许多设备。
渔溪中心小学原校址狭小，没有扩展余地，他积极支持择地迁建，并援建“椰城楼”一座，他还两次到校考察，多所帮助，给该校师生留下深刻印象。
他支持虞阳医院的创立与发展，不遗余力。1990 年元旦他写信给福清县人民政府与卫生局说：“同人等为医院发展前途计，业经椰隆两地融侨筹划成立虞阳医院董事会，与医院执行人通力合作，仍本为乡人服务之旨，自当尽绵薄。”他在会上被选为董事长。嗣由许珍华先生推动，邱章柏、郑大茂先生协同，共筹措 140 万港元，建医院住院楼一座，并增添设备。福清华侨中学创办于 1956 年，郭先生是倡办人之一。1996 年侨中创办 40 周年之时，该校校长等三人前往印尼募捐。郭先生以 90 高龄拄着手杖，到几个城市劝募，并书赠条幅，至诚感人。此次共募集 900 万元。
他对福清华侨大厦、福清糖厂筹建项目都积极支持，又将 90 寿诞所收贺仪，捐为“福清华侨教育基金会”基金。
郭先生热心公益，受到华侨、华人社团的高度尊重，也受到家乡人民的衷心爱戴！
三、儒商本色身后哀荣
郭先生早年受良好教育，对语文造诣颇深，写得一手好字，晚年卸却商务，余暇对古诗加以琢磨，很有心得。及家遭不幸（注 2）遂以赋诗挥毫，抒发情怀。兹选一二，l 以见风概：
1、梧瑞学校 75 周年纪念，1986年
七十五年几度桑，梧溪水亦换星霜。
启蒙情事留香忆，时雨渔区入浦仓。
万里江山新故国，三千弟子少年郎。
重华桃李枝枝秀，晋九童心眼望长。
2、虞阳中学建校 40 周年纪念，1986年
黉舍宏开四十年，春风挑李满园妍。
吾融自是多才俊，攀上央峰竟向前。
3、福清华侨中学建校 40 周年纪念，1996年
四十春秋岁月隆，美奂黉宇美侨中。
弘扬科教腾奇迹，学子莘莘沐雨风。
4、偶成
浪迹天涯沐雨风，万千往事梦回中。
心怀故园频回首，渴望黄山何日逢。
1997 年他受邀参加庆祝香港回归庆典，心情无比激动，也曾作诗以颂（诗见〈福清文史资料〉第 17 辑有关文章）。
讵料苍天不仁，正当他养精蓄锐，准备届时赴港参加回归庆典时，突然患病。在新加坡治疗期间，还念念不忘香港回归的大事。6 月 30 日晚，他坚持观看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电视现场直播，直至 7 月 1 日清晨。这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但当他看到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冉冉升起，飘扬在香港国土上时，他那干枯的眼眶里，流下激动的热泪，他带着满足与欣慰的心情，于下午 2 时 45 分，在新加坡国大医院安然辞世！
郭先生安详地走完漫长的人生历程。正如司马戎生挽联所道：
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
行无愧于人，思无愧于心。
所以，追悼会大厅横幅写了“华族楷模”，两旁是“精神不朽，浩气长存”。郭先生所以当之无愧。
郭先生出殡、安葬仪式 7 月 7 日在印尼雅加达举行。中国驻印尼特命全权大使周刚伉俪，参赞刘永固先生，林绍良伉俪，闽籍同乡，郭先生生前友好以及吧城中学、中华中学的校友都前往参加悼念活动。追悼会由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主席林绍良先生致悼词，家属代表郭玛丽女士致谢词。印尼华人中如此隆重的悼念活动，实属少见。
德高望重的侨领郭毓秀先生不幸逝世的噩耗传来，国家侨办、全国侨联、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渔溪镇有关单位，除向海外郭先生治丧委员会及其家属致电吊唁外，还于 7 月 7 日在他的家乡梧瑞村，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福清市委书记宋克宁为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追悼大会由市政协主席邱玉清主持，朱健市长致悼词，参加追悼活动的近 500人。
印尼雅加达中华中学、吧城中学的广州校友也举行纪念会，出特刊，以志哀思。
注 1:1981 年 8 月，三子贤范，1984 年 1 月次子贤坚相继病逝。
注 2:1991 年 7 月，夫人陈氏猝然心肌梗塞而逝；郭先生于 1987 年患直肠癌，1992 年患胆结石，坚持施手术，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
附：郭老是我们的典范
——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主席林绍良先生在追悼会上的发言
敬爱的郭毓秀老先生与我们永别了，我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代表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代表印尼华人社会，表示深切的哀悼，对郭老的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
郭老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也是平凡的一生，是爱国爱乡的一生，他受邀参加香港主权回归的交接典礼，遗憾民是九十高龄的郭老，身体虚弱，力不从心，未能成行，临终前还在医院病床上看电视直到深夜，终于看到五星红旗在香港冉冉升起，瞑目离开了人间。
郭老为人正直，和蔼可亲，关心同胞，热心公益，造福社会，对家乡建设，尤其是教育福利事业，做了卓越的贡献，他是我们的典范，他的逝世是我们印尼华人社会的重大损失，对我个人来说，从此失去了一个良师益友。
郭老先生在福清渔溪镇梧瑞村，受过良好教育，对汉语文学有一定的造诣，年青只身飘洋过海，南来谋生，从伙计到自己经营生意，由于为人忠厚，聪明能干，五十年代后，发展为信誉良好的殷商，从此奠定了郭老在华人社会的地位。
自五十年代以来，郭老为印（尼）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两国文化交流、经济往来，也做了积极贡献，曾任侨总副主席等要职，因而赢得社会大众的敬仰，这不仅是郭老的光荣，也是我们华人社会的光荣。
郭老现在虽然与世长辞了，他的爱国爱乡精神，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的高尚品德，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郭老先生，您安心去吧！郭老先生，永别了！

江阴籍印尼华侨抗日战争史绩

严曦 严生明

清光绪年间，江阴乡民由于旱灾严重，为生活所迫，不断有成批的继先侨的足迹南往“下州府”（印尼）谋生。他们分别先从壁头、郎官等古渡，乘海轮至泉州（后直至厦门）。由于船资难以凑足，多由厦门“华成栈”（后由本邑陈炎妹协助）保认说合，乘货轮南下，经香港、新加坡，再到中爪哇、马吉朗。他们多居在马吉郎。主要的有庄、严、陈、林、黄、石、翁诸姓聚居，如沙塘村庄飞泉、西山村庄泉贵、高厝村庄进宝、田头村严宗友、严宗景、北郭村严起炎、恩井村林颜宗、下堡村林绍登、龙门村陈礼缓，大厝村黄孝贤、下石村石玉泉、东井村翁吓金、壁头村庄九姆、庄润茂等，约有百余人。
他们虽居异国他乡，但念念不忘祖国的安危。当一九三七年日军大举侵华时，江阴籍旅印侨胞日夜担忧故国家乡，对日寇侵犯莫不同仇敌忾，以空前的爱国爱乡热情，声援祖国开展抗日救亡系列活动，主要有以下史绩。
（一）以济贫扶困名义募捐救国。当时荷印政府十分畏惧日本，不许华侨捐款抗日。1939 年初，他们在华侨赈灾会的秘密组织下，通过征收常月捐、节日捐、娱乐捐、义演义卖等形式，凑资七仟余盾，由德高望重的侨贤庄飞泉、庄金春、黄孝贤、庄进宝、严宗岁、陈礼章、翁吓金等料理寄往祖国，作为家乡抗日自卫队流动经费。
（二）开展义演宣传活动。在马吉郎的江阴籍华侨聚居地，抗日宣传活动十分活跃。老归侨黄恺鸿先生（庄前村人）至今还珍存当年抗日义演剧照，如《卖报童》、《孤儿泪》、〈蝴蝶飞机》、《游击队员打日寇》等。1939年先后演出有 20 多场，如青年华侨石琪高（下石村人，建国后回国曾任柳州市市长），在扮演游击队员角色时，奋不顾身地痛打日本鬼子，剧情高潮迭起，催人泪下。有一定文化的严起炎、严燕仔、黄凯鸿、庄家由等参加地下“爱国青年诗社”，编写抗日宣传材料，传阅抗日传单，揭露日本鬼子侵华罪行。是年冬天，我县辛亥革命老前辈郑忾辰和戴祥慈先生，应印尼华侨邀请到马吉郎开展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接见了江阴籍全体华侨，并作了国内抗日时势演讲，赞扬印尼华侨抗日义举，给侨胞们以很大鼓舞。会后，郑忾辰、戴祥慈老先生，还与江阴籍华侨合影留念（老归侨黄凯鸿还珍藏此照片）。
（三）发动参军参战。1941 年夏，在马吉郎中华学校举行了参军参战的动员大会。为响应忾辰先生的号召，许多青年学生纷纷报名参军参战，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江阴籍侨胞庄邑贵（西山人）、林敏渊（恩井人）等带头报名应征。同时，还联络星洲的江阴侨胞严进宝等参加抗战。当年回国后，庄邑贵、林敏渊参加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即奔赴抗日前线，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林敏渊回闽后在漳浦一带参加抗日战争；庄邑贵在南京抗战，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英勇地为国捐躯。而被联络同时参加抗战的星洲的江阴籍华侨严进宝，以熟练的驾驶技术参加国际抗日运输队，冲破敌人疯狂封锁线，战斗在国际援华交通线上，保证了抗日大后方的物资弹药供应，直至抗战胜利后，他才安然地返回星洲。
1945 年 8 月 15，日本投降，印尼宣布独立。但是，当时的印尼分为荷兰殖民地爪哇岛占领区和印尼共和国独立区，互相对抗。广大江阴籍的印尼华侨大力支援印尼政府的独立战争，在乡侨陈华品先生（龙门村人）带领下，有一批血气方刚的青年参加了印尼学生军，与“原住民”一道，深入街道巷口，直接或间接地参加支持独立战争，给予经济上的援助和宣传舆论上的支持。1949 年印尼宣告全国独立后，印尼政府颁发给陈华品先生嘉奖书，表彰他为印尼独立做出了贡献。

福清侨胞在新加坡创业概况

曹于恩

新加坡是东南亚金融中心，旅游业、制造业、航运业、金融业并列为四大经济支柱。新加坡能成为今日东南亚首届一指的繁华城市，与占人口76%以上的华人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
19 世纪初叶与中叶南来新加坡的福清人非常少，而福清人大量南来新加坡则是在 19 世纪末及 20 世纪初。福清人初到异国他乡，很难打进闽南人、广州人及潮州人早已占了优势的行业，特别是能赚大钱的九八行（进出口商行）。
早期移居新加坡的福清人，初到新加坡一般都要投靠亲友，或寄居亲戚、朋友的店里，或栖身于同乡会馆，依靠乡亲介绍工作。因此，职业与籍贯有着密切联系。如新厝棉亭人郭可济，清光绪二十年（1894 年）到新加坡，先在堂兄郭福成杂货店料理店务。1926 年接掌堂兄业务，因他经营有术，业务蒸蒸日上。以后陆续购置了椰子园、树胶园，再后又与林德根合资开发黄梨山，并于 1932 年兴办了黄梨厂；还在国内的福州台江开设济美行、福清桧亭巷开设了郭福成汇兑庄。成为福清旅居新加坡华侨之佼佼者。
南来新加坡的福州人经营的是利润极薄的理发业、咖啡店业，或者当海员。而福清人则多半是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有的在港务局从事起落货物，有的被商行雇用作搬运工，也有在火锯厂、砖窑、树胶厂等处做工，还有一部分人拉人力车。经过数年的艰苦奋斗，一部分人有了积蓄，便开始经营小商店，有的人买几辆人力车，在小坡三马路租间屋子开人力车馆，当起车馆馆主。李春、周福、何兴春、萧科黎、张作客等，都是 20 世纪初有名的车馆馆主。后来，王万高、郭可春、郭本奈拥有糖、米、酒及杂货店等各种店铺。其中经商成就最大的是江兜人王万高，他创设源和兴公司，经营汽车零件兼代理英国著名的礼里牌自行车。他经营有方，源和兴业务蒸蒸日上。他还大力鼓励乡亲和宗亲南渡，到他的源和兴公司里工作，从而培养了一批精于汽车修配的人才。因此，王万高是新加坡汽车零件行业的始祖。今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汽车零件业中颇具规模的几十家公司，多数是江兜村王氏乡亲经营的。
王禄梓，由自谋从商发展。1914 年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开设专门修理自行车的商店兼营自行车出租给初学者练习。1918 年，业务逐渐扩展，经营自行车兼各种零件以及车轮内外胶胎，业务蒸蒸日上。为增加资力，他联合诸至亲堂兄弟，合资创办万丰隆公司，后兼为出入口商。将输入的一部分货物，转输到邻近各埠以及各岛屿。1930 年，因受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公司为时势所迫而改组。1937 年，他再扩充自行车业业务，兼营零售福特（FORD）汽车机件，逐渐成为该商标汽车机件零售代理商。生意日旺，声誉日著，财富遽增。又于 1954 年创立王禄梓兄弟有限公司，经营管辖下的公司有：新加坡设有“SouthSeaHotelLtd”；马来西亚森美兰州芙蓉市设有“UmitedRubberEstateLtd”；在柔佛州哥踏丁宜拥有 1503 英亩已成熟了树胶园丘“Lom-bongRubberEstatedLtd”；在新山惹兰亚都大赫设有“FlyWheeRubberWorksLtd”。
20 世纪 20 年代，福清人经济获得发展，开始向交通业进军。江兜有王振山兄弟、金福兄弟、棉亭有郭家兄弟，东楼有昌置叔侄，刘厝有刘妹及毡毡兄弟，玉屿有陈家兄弟、庄家兄弟，上迳有林家兄弟。那时他们都拥有 7 人座位的巴士车，川行大坡丹绒巴葛至芽笼车头。修理汽车有李中华一家。车馆馆主又增加有李招仁、严德知、杨孙抚、林金诚等。在车务局担任书记兼传话员的有郭在棋。
随着新加坡的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福清乡人经营的巴士车，也随之联合组织公司去开辟新的路线。王振山兄弟成立“宝里打巴士车公司”，川行美芝路至三巴旺军港区一带。刘、郭、陈、林等联合成立“五福巴士车公司”，川行南天至双口鼎、亚历山大军营区等处。郭可模兄弟创办“顺利巴士车公司”，川行单边街、中鲁、大世界至亚历山大区。为了避免无谓的竞争，1951 年，郭可培将“五福”与“顺利”两公司合并，组成新加坡最大的“福利巴士车有限公司”，郭可培被委任为董事财政。王金福兄弟成立“梧槽巴士车公司”，川行三马路至武吉班让、兀兰路，后来该公司改为“绿色巴士车有限公司”，路线延长至柔佛新山市区内，后增加到三马路至裕廊区地带。
新厝江兜人王万源 1933 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大顺私人有限公司，是一家批零兼营的集团公司，主要经营 100 多种世界名牌汽车和摩托车部件。长期以来公司与德国和日本等汽车制造厂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加上他们不断开拓市场，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地都建立分公司，并与当地不同领域的贸易商建立联合公司。大顺集团公司的业务拓展到计算机程序设计、汽车音响、通讯设备、方便食品、药用保健食品以及营销法国名牌服装等。90 年代新加坡 6 个最大百货商场都设有大顺集团的橱窗专柜。大顺集团在香港、马来西亚、中国广州都设有办事处，还在泰国开办合资企业，在印度尼西亚开设代理行，在香港设立大顺公司。该集团拥有1万平方米的货仓和一个货物运输队，在马来西亚的 Johlr 开办一个农场式的娱乐场所及其他物业机构。他们的目标是向国际市场发展并跻身于挂牌公司行列。王万源长子王发祥从小受过良好教育，他的经商才华为其父赏识，从 60 年代起一直出任大顺私人有限公司董事经理。王万源次子王发祺、三子王发祯、四子王发，幼子王发祚都出任公司的执行董事。
40 年代，新加坡沦陷。光复后，福清乡贤经营的各行业都有进展。商场上最突出者有：庄维仁、杨祖歆、庄明耀，他们经营九八行，专作印尼土产生意，十分成功。继之者还有姚访梅、杨孙传、姚昌贵、杨亚甘等。经营汽车机件的有王荣銮兄弟。罗拔经营汽车，为德国 OPEL 汽车总代理商。王金祥是有名的实业家。王万源的侄儿王福顺，1947 年从江兜到新加坡，先在其叔王万源的大顺公司协助店务，经营汽车零件，后来也成了汽车零件业巨商。今已足跨新加坡、印尼两地，成为经营各类汽车和机械的大商家。他还投资半导体电子业、金融业和房地产等，均获得成功。现任新加坡华达国际商行主席、华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主席、高盟私人有限公司董事主席。50 年代在新加坡的王声厚、王声世、王福麟、王添祥、王振永、王文桂等均是稳扎稳打之经商能手。
新加坡天气炎热，市区和郊区的工人都需要茶水解渴，又有不少福清人看中这一小本生意。他们先是造一辆木板小车，经营流动咖啡摊。1959年以后，有一个很大变化，即咖啡店都兼营饮食餐馆，生意兴隆。后，有的发展成酒廓、酒楼、大酒店。祖籍福清的新加坡福明集团董事主席吴福平在拥有 17 家咖啡店（其中一家占地面积 l.2 万平方米）后，又在旅游区滨海域开设一间可容纳 600 个座位占地 2.5 万平方米的咖啡店。福明集团在新加坡饮食业中异军突起，并向海外进军。
60 年代之后，在新加坡的福清人事业上有辉煌成就的有魏成辉、王福顺、王发祥、郭贤良、林日顺等。林日顺三山南厝人，为中国和新加坡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作出重要贡献的企业家。他曾任新加坡林氏发展有限公司、中侨百货有限公司、南方企业有限公司、中侨影业有限公司及综艺机构董事经理（现由林日顺的儿子林方华继任），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副主席，新加坡福清会馆主席。
祖籍三山北陈村的俞进财，是经营汽车机械起家的。1967 年他在新加坡独资创办顺福汽车机件有限公司及顺福油泵公司，亲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由于经营有方，业绩斐然。随后又在马来西亚新山市开设联顺机械有限公司。1993 年，他与福清同乡合资创办新加坡飞龙控股有限公司，兴办飞龙（福清）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及福清狮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事业更加红火。
渔溪人郭贤良早期在印尼经商，60 年代开始在新加坡经商，是邦典集团的创办人兼董事主席。邦典集团在新加坡产业界占有极崇高地位，该集团经营酒店业及地产业，在丽晶大酒店拥有大股份，拥有高级房地产。其发展的范围极为广泛，包括著名的 TheCollnnade 豪华公寓以及VillaDelleRose 豪华公寓区。他亦在香港发展房地产，最著名的是创建香港邦德大厦（BondCentre）。
新厝江兜人王声邦，他是新加坡第一位从传统的交通业向金融界进军的福清人。1961 年在新加坡创办金融业，在他的主持下，生机勃勃。1980年他参加森林集团，由金融管理局推他出任董事主席。1989 年，森林与吉宝机构附属之兴隆金融合并成为吉宝金融，出任执行董事。
70 年代，福清人有成就者，还有黄金华、郭成书、吴孝捷、高水源、王钦莲、姚春桂、蔡云辉及陈子兴等。郭书获得 B.B.M 奖章，又得 J.B.勋章，郭成源、王声基两位获得 P.B.M.奖章。
魏成辉，祖籍福清，在新加坡完成高中学业之后，就到其父店里帮忙。由于他热爱电器与机械工程，便成立一家电器机械店铺。1977 年他以新加坡币 40 万元，收购一家春卷皮厂，易名为第一家食品厂有限公司。在最初几年内，公司业务增加 75%。以后每年的营业额增长率平均为 30%~50%，产品直销世界 28 个国家。每年制造春卷皮超过 10 亿张。他还积极扩充并向多元化发展。现工厂遍布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中国及荷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春卷制造商。魏成辉不断创新、研究最先进科技及市场的开拓和扩展。1986 年他荣获新加坡国家生产局颁发的“最佳生产力”奖，同时荣获最佳企业奖。1988 年他被推选为新加坡福清会馆主席。是年，对魏成辉来说是一个突破，他收购美国洛杉矶一家历史悠久的食品制造厂，成为新加坡首家收购外国公司的中小型企业。魏成辉收购该公司的全部股权之后，又投资数百万元，改善原有设备，促成产品额增加 30%。该公司的产品已经销售到美国境内的各大超级市场和连锁商店。同年，魏成辉还在新加坡境外分别合资、独资兴建了一座两层楼高、设计雄伟的食品工厂和一座现代化的四层楼高的食品大厦。1989 年，他又荣获由欧洲国家所颁发的最佳产品奖。1993 年 5 月，他收购荷兰一间食品公司的 50%股权，并在同年 6 月，购置下福建省最大的酿酒厂——福州啤酒厂，易名为第一家（福建）啤酒有限公司。
印尼籍华人企业家陈子兴（祖籍福清新唐厝），在新加坡设立哈拉班分公司，投资于地产、酒店。
在新加坡 50 家大上市公司中，福清乡贤有一定席位。印尼籍华人企业家林绍良（祖籍福清海口），在上市公司“联合工业”取得较大股权。林绍良派他的儿子林逢生参加该公司的董事会。林绍良控制的三林集团，在新加坡设立业务据点已有 20 年的历史。早期多做进出口贸易，后来还取得 7.75%的新加坡裕廓水泥股份。该公司为新加坡主要水泥生产基地，其水泥年产量 100 万吨，占本地市场一年需求量的 25%。1980 年，它在新加坡设立 KMP 公司，主要业务是投资和贸易融通，每年为三林集团的原料进口所安排的贸易融通额多达 2.5 亿美元（新币 4.7 亿元）。三林集团正在新加坡大举进军塑胶业。在新加坡的主要公司 KMP 以 875 万元的价格买下利美包装制造业两层楼的工厂、机器、专利权和商标等。利美的工厂占地 1 万平方米，每月生产 400 吨的各类塑胶包装材料，99%的产品出口欧洲。通过其国际业务网，把各类塑胶包装材料出口到日本和美国等利美至今还未开拓的市场。KMP 也和新加坡公司联营胡姬公司，目的是在毗邻巴淡岛和布兰发展 350 公顷的胡姬园。

融侨对祖国家乡解放事业的贡献

余贤龙

50 年前的 8 月 1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福清地方组织及其所领导的福清游击队的密切配合下，解放了福清。福清人民从此翻身解放，站了起来。
福清的解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九军第八十五师官兵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胜利果实，也是福清地方党组织、福清游击队、福清人民百折不挠、艰苦奋斗 20 年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福清是侨乡，归侨、侨属是重要的社会力量，爱国乡侨、侨属对福清的解放，也做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再次发动内战，全面进攻解放区，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维持其独裁统治。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中国共产党一面呼吁停止内战，建议通过和平谈判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面组织解放区军民，进行自卫反击，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解放战争时期。
在解放战争时期，福清爱国乡侨与其它各籍爱国华侨一样，发扬爱国爱乡、反帝反封建光荣传统，在舆论、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解放战争，与祖国人民一道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一、开展宣传
开展宣传活动，从舆论上支持祖国的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是解放战争时期，旅居东南亚各国的爱国进步华侨比较普遍、广泛的行动。
1946 年 6 月，国共内战爆发后，新加坡爱国侨领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代表华侨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美国众参两院议长、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谴责美国政府“多方援助贪污独裁的蒋政府，以助长中国内战”，指出“长此以往，中国将视美国为日本第二”，强烈要求美国政府迅速改变对华政策，“撤回驻华海陆空军及一切武器，不再援助蒋政府，以使中国内战得以终止。”接着，新加坡《民主周刊》先后发表了《论美国援蒋必败》、《国共决元和平可言》、《历史经验证明蒋政府必倒》和《明是非、辨真伪》等评论。陈嘉庚的电文和《民主周刊》的评论，充分反映了海外侨胞热爱祖国，坚持真理的立场，争取了国际舆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与支持，对各侨居国融侨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的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的武装斗争时期。在印尼，爱国融侨和其他爱国华侨一道在大力支持印尼共和国军民反对荷兰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的同时，积极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的宣传教育运动，力促祖国民主联合政府的成立。
在内战爆发前的 1946 年初，乡侨何希銮等就通过泗水华侨服务团开办的服务中学和玛琅生活促进会举办国语补习班等对华侨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培养民主爱国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骨干；还通过出版《星火月刊》，组织歌咏队、演剧队演唱进步歌剧等形式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文化。泗水的大众社，生活会印发了 500 本《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供各侨团学习讨论，使广大侨众了解中国共产党关于振兴中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
1946 年元月，泗水、岸儒、多隆亚公等地先后成立了“新中国青年会”。新青会章程明确提出支援祖国人民反对内战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泗水新中国青年会出版的《新青简报》，以卖国赋蒋介石为栏目，转载国内各报刊有关蒋介石假抗日真卖国的报道资料，对华侨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新青简报》的反蒋引起内部分化导致泗水“新青会”改组，曾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过的爱国融侨、远和布店店东俞斌，被推选为“新青会”主席，亲蒋势力随即瓦解。“新青会”图书馆按照新领导意图购置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南侨回忆录》、《从诞生归来》等大量进步书籍，供华侨青年阅读。1947 年，在抗日救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泗水玉融公会，在老侨领俞昌檀、陈荣坤、陈亚闹等的大力支持下，选举产生了以高至荣为主席的新执行委员会。在新执委会领导下，公会内的爱国进步力量战胜蒋势力，广泛开展了各项民主爱国活动。公会的青年部为了团结更多的会外青年，对外用“融侨青年会”的名义举办各种类型座谈会，向华侨青年进行爱国爱乡与反内战、反独裁、反封建宣传教育。
与此同时，《南侨日报》、棉城《民主日报》、雅加达《生活报》、泗水《大众商报》等华侨报刊，也刊登大量新闻和评论文章，揭露蒋介石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阉割三民主义的历史和投靠美国坚持独裁，丧权辱国的罪行，使蒋介石政权大失侨心。
二、捐献财物
慷慨解囊、救灾救难、疏财仗义、扶正却邪是福清乡侨的光荣传统。在辛亥革命时，在抗日救国运动中，广大乡侨慷慨疏财踊跃捐输，涌现了许多动人事迹。在解放战争时期，以物力、财力支援祖国、家乡的解放事业的乡侨，也不乏其人。

民国时期，由于政治腐败、治安混乱，归侨、侨属的生命财产安全没有保障。许多归侨、侨属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和家乡的安宁，都购置了枪支弹药。1946 年秋，中共福清地方组织在西区云中洋村（今属宏路镇）建立革命据点，开展自卫游击战争。该村归国老侨贤戴祥滋及其公子戴圣昌，主动腾出住房，为党组织和游击队提供住宿和活动的场所。同时，把家里为防匪而购置的 20 多支长短枪和 1500 多发子弹，悉数交给游击队使用。又买了几匹青布，雇人缝制了 30 多套制服送给游击队指战员。还经常捐款献粮，资助党组织和游击队。1947 年夏，国民党保安队“围剿”福清游击队基点村时，戴氏父子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不仅把闽中游击队副司令员陈亨源安置在家里养病，指派专人护理侍侯，陈病愈离开时，还资赠了数两黄金。
镜洋磨石村乡侨黄学秋，送儿子参加游击队后，献出黄金 1 市斤（500克）给游击队做经费。临解放时，还提供 100 多根杉木修桥铺路，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福清、平潭。
三、参加革命
解放战争时期，东南亚各国的爱国华侨，除从舆论、财力、物力方面支援祖国的解放事业外，还纷纷回国回乡，直接参加革命斗争。他们不畏艰险，顽强战斗，有的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据档案资料统计，解放战争期间，从东南亚各侨居国回到闽粤赣边区和闽浙赣边区参加游击队与地下革命工作的 1000 多名华侨青年中，闽籍的占大部分，福清籍的由于资料缺乏，虽未能统计出具体数字，但从各镇乡 1997 年征编的华侨史资料中，己知有名有姓表现突出的就有陈泽顺、陈道瑞、何开玲等 10 多人。
1945 年年底回国的音西镇石井村乡侨陈道瑞，1948 年在福清西区参加地下革命工作。翌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西区区委委员。由于表现突出，同年 8 月福清县人民政府成立时，被任命为玉融镇（即现在的融城镇）镇长。旅居印尼的海口镇晨光村乡侨陈泽顺，1948 年回国后即投身革命，先在福清东区活动，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被中共福清县工委派到福清南区协助区委开展缴枪和反“三征”工作，成为南区区委和南区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之一，代号“老潘”，龙（田）高（山）两地群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在解放战争中流血牺牲的华侨烈士中，新加坡归国融侨、新华社记者仓夷，尤其突出。
1946 年 1 月，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正式签订了停战协定，双方下达了停战令并在北平设立由国共美三方一名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指挥部，负责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于是，新华社在北平成立分社，创办《解放》三日刊，仓夷被委为特派记者前往北平，跟踪报导有关新闻。在虎穴里，仓夷勇敢机智地采写、拍摄了大量文字新闻和新闻照片，刊登在《解放》三日刊上，揭露蒋介石集团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因而成了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受到跟踪、围攻。同年 6 月，国民党政府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并封闭新华社北平分社和《解放》报，仓夷等被迫离开北平回到张家口。7 月，美国海军陆战队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安平镇，制造了解放军攻击美军的“安平事件”，“军调处”成立第 25 执行小组，对“安平事件”进行调查。8 月 8 日，仓夷与另一名新华社记者萧殷奉派往北平采访第 25 执行小组的调查情况，但仓夷在石家庄机场被无理阻挠，搭不上飞机，转到大同机场，又遭阻挠，并被国民党特务强制“遣送出境”。在过境时，几个凶残的国民党刽子手用刺刀把他活活刺死。解放后，仓夷被新华社追认为烈士，是福清乡侨著名的革命三烈士之一。40 万字的《仓夷文集》也于 1999 年 8 月得到了正式出版发行。

明末清初旅日融籍高僧与檀越

刘福铸

福建滨海，与东邻日本的交往由来甚古。据《宋史》载，北宋咸平五年(1002）就有建州海商周世昌因风漂至日本，居七年后回国。日本后一条天皇万寿年间（1026-1028），又有福州客商陈文祐、周文裔等人数度赴日贸易。明末，中日民间贸易和海上走私已变得非常活跃。1571 年，日本长崎建港并辟为对外开放的第一个商埠。1603 年，江户德川幕府建立后，为增加财政收入，乃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对来长崎贸易的中国海商船主持欢迎态度。此后，在明廷的默许下，以南京和福建为主的商船赴长崎贸易者不断增多。明末国内社会动乱，经济不振，促使更多的海商、船主及一些不仕文人东渡日本。当时幕府规定，凡在日本宽永中叶前到达日本的，可以在长崎购地起屋，与妻子家人共住，享有永久居住权，称为“住宅之唐人”。
早期成为长崎住宅唐人的，他们大多通晓中日两国语言。幕府当局便从他们当中挑选一些人担任“唐通事”和“唐年行司”（汉语翻译联络官），负责管理华侨事务，参与对华贸易。还准许这些职务可以世袭。
福清人与日本交往自明代起已很密切。据《明史》载，成化、嘉靖年间，已有福清人往日本通商。南明时，福清松潭人周鹤芝任唐王水军都督。鹤芝原为海盗，熟悉航海，为了抗清，自日本正保三年（1645）至四年(1647），他曾三次赴日本九州萨摩请求借兵。周鹤芝还与萨摩侯结为父子。后来鹤芝的义子林臬也曾随同安昌王至日本乞师。《日中文化交流史》引《海东逸史》卷 11 说，1651 年南明兵败后，周鹤芝也是流寓日本，不知所终。
明末清初，长崎已成为融侨一个最重要的聚居地。他们中不少人经商致富，或娶日本女子为妻，成为“住宅唐人”。据日本学者宫田安先生的调查统计，今仍遗存在长崎崇福寺后山的“唐人墓”，有墓碑者 277 方，其中属闽籍者 225 人，而当中明确记载为福清籍者占 96 人。由此可见融侨在长崎早期华侨中所占之重要地位。《福建华侨志》说，在日本 47 个都、道、府、县中都有闽籍华侨，而近现代闽籍旅日华侨以福清人占多数。当然，这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西方天主教在日本广为传播，威胁着日本幕府的统治。1612 年，幕府颁布了严厉的“禁教令”，禁止天主教信仰。为有利华侨在长崎的生存和发展，祈求来航船只平安，祭祀先辈亡灵和寻求精神寄托，于是长崎的华侨开始议建寺院。自 1623 年倡建兴福寺（俗称南京寺）后，又相继创建了福济寺（俗称漳州寺），崇福寺（俗称福州寺），圣福寺（俗称广州寺）。以上合称长崎“唐四佛寺”。
这些佛寺既是四处不同乡籍的华侨宗教活动场所，又是他们的乡谊联络中心，可以说已具有了地缘性同乡侨团组织的某些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唐四寺都与旅日融籍高僧或檀越有关。
最早创立的东明山兴福寺是由“三江帮”华侨倡建的。可是该寺的“开法中兴之祖”却是福清人隐元和尚。
原来兴福寺在建立之初，并非正规佛寺，而是以供祀妈祖和关帝为主的，到了该寺第三代住持逸然和尚，他想让寺院具备正统佛教规制以弘扬禅法。因此决定聘请福清黄檗寺高僧赴日主持。当时隐元得意弟子也懒的禅友性觉就居于逸然门下，故逸然钦慕黄檗禅师已久。逸然当时邀请赴日的是黄檗寺隐元高足也懒禅师。不幸的是也懒在渡海时船翻人亡。在万分痛情之余，逸然、性觉又联合长崎通事及另外三唐寺檀越 10 多人，连续四次恳请也懒本师隐元赴日传法。
出于“子债父还”心情，隐元终于 1654 年 7 月 5 日顺利东渡抵达长崎。第二天，便在兴福寺升堂说法，时顶礼拜闻之四众弟子数以千计，隐元被喻为“达摩祖师西来”，自隐元在兴福开法后，该寺便纳入了佛教黄檗宗。以后隐元又在兴福、崇福二寺轮流居住。隐元 66 岁时，逸然又刻隐元师父费隐的《五灯严统》一书以酬其本师素愿。
另二座唐寺福济寺和圣福寺从佛教宗派来看，也都属于隐元开创的黄檗宗。分紫山福济寺创建于 1628 年，其开法之祖师为渔溪黄檗山高僧、后应隐元之招东渡的隐元法嗣木庵禅师。第二代住持则为随木庵东渡的兹岳定环，第五代住持为独文方炳（宇治黄檗山第 11 代住持），第七代住持为大鹏正鲲（宇治黄檗山第 15、18 代住持）。
万寿山圣福寺创建于 1678 年，虽然创建时间迟，且是由广东帮华侨倡建的，但仍与融籍僧人有关。该寺开基祖师为铁心和尚。铁心是漳州华侨陈朴纯与日本孀妇西村松月院所生。铁心自幼习汉语，14 岁起师事福济寺木庵禅师，皈依黄檗宗，因此，他也是隐元禅师的法孙。
在长崎唐四寺中，圣寿山崇福寺是由长崎福州府籍侨领于 1629 年发起兴建的。此寺不管从捐资的檀越或从住持的高僧看，都与福清人关系最为密切。发起兴建该寺的“四大檀越”中有三位是福清人（详后介绍），而列代住持也多为东渡黄檗寺僧，如开山中兴之祖为 1657 年东渡的即非，还有千呆性，1661 年东渡的化林性英，1674 年东渡的玉冈海昆，1719 年东渡的道本寂传，1722 年东渡的伯珣照浩等。
唐四寺中，都有不少黄檗僧的题匾、题联。如兴福寺开山堂即非题联：“月散千江影，花开两国春。”悦峰题联：“宝林檀叶千秋茂，福地明山万古隆。”大雄宝殿独湛题联：“宝地初登，国师千秋如在；法幢重振，东明百世其昌。”观音堂果堂题联：“慧日被诸阁，慈眼视众生。”
又如福济寺大雄宝殿隐元题联：“大开福济门，澈见玄中妙主；撑柱宝王殿，全凭格外奇材。”斋堂大鹏题联：“饭原是米平常事，莱本无根足可尝。”山门木庵题联：“紫气琼云光福济，沧江玉带拥山门。”
又如圣福寺山门弥勒木庵题联：“寿山地杰乾坤大，圣福门高日月长。”大雄宝殿木庵题联：“结殿风雄，福地千秋临紫气，禅规模大，寿山万古永流芳。”又如崇福寺山门即非题联：“檀林涌出宝王刹，福海时朝圣寿山。”唐门道本题联：“天空海阔无双地，虎伏龙蟠不二门。”禅堂千呆题联：“一座寿山观自在，无边福海大圆通。”开山堂大衡题联：“法道超今古，风光遍刹尘。”又“重提摩竭令，别展少林风。”
山城宇治的黄檗山万福寺则是黄檗宗祖师隐元亲手创建的。隐元东渡后，自 1656 年访问京都妙心寺始，先后在京都、大阪等多处佛寺弘法，盛名远播日本列岛，引起了京城江户僧俗各界的广泛注目。万治元年(1659）九月，隐元率弟子从普门寺应邀访问江户。当访问到江户天漆寺时，幕府重臣老中松平信纲、寺社奉行井上正利等官员闻讯来看望隐元。十一月二日，江户幕府德川家纲将军召见了隐元。隐元在江户居 70 天，受到幕府将军及公卿幕僚的热情款待。许多官员陆续皈依于隐元门下。
在访问江户后，福清黄檗寺派无上侍者带信来日，准备迎隐元回山。65 岁的隐元本想践约回国，无奈幕府各界盛情恳留不放。万治三年(1659）幕府决定在京都市郊宇治，把风光绚丽的醍醐山麓之地赐给隐元建寺，自此隐元才决意长居日本。宽文元年(1661）五月初八日，隐元正式把祖庭黄檗山万福寺之名作为新山寺的名称。这便是日本黄檗山万福寺的由来。
宇治黄檗寺自 1661 年动工，历时 8 年才基本完工。隐元于该年 8 月29 日正式晋山任开山住持，居三载，因年迈体衰而退隐松隐堂，命弟子木庵座元继席。日本黄檗寺自隐元至第 13 代，住持均为闽籍之隐元徒子徒孙。自第二代至第 13 代分别是木庵性瑫（住 17 年），慧林性机（住 2年），独湛性莹（住 11 年），高泉性漷（住 4 年），千呆性侒（住 10 年），悦山道宗（住 3 年），悦峰道章（住 9 年），灵源海脉（住 2 年），旭如莲（住 3 年），独立方炳（住 6 年），杲堂元昶（住 11 年），竺庵净印（住 5年）。
新黄檗寺住持自第14代至21代，其间既有中国僧人，也有日本僧人。由于东渡困难，自 22 代始，黄檗寺住持就再也没有东渡中国僧人继任了。但时至今日，日本黄檗宗佛寺已有五百多座，信徒百万众，仍皆奉隐元为祖师。
在旅日融籍高僧中，除了最有名的隐元和尚外，还有多位高僧在东瀛僧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中以高泉性漷和即非如一两人尤为突出，以下也加以简介。
释高泉，法名性，明崇祯五年（1632）生于福清。年青时出家于渔溪黄檗山万福寺，受法于福清万福寺接任隐元法席的慧门如沛禅师。1661年，高泉与晓堂道收等人受如沛禅师之派，东渡日本为法祖隐元祝贺 70寿诞。据《中山传信录》卷五载，此前高泉曾渡海至琉球（今日本冲绳）传法。
高泉赴日后，再没有回国。他在日本，与隐元弟子、日本僧人龙溪性潜交情甚笃。后来由于龙溪的举荐，高泉得到朝廷的重视，屡受厚待。延宝三年(1675）六月，高泉把自己所著的《扶桑禅林僧宝传》5 卷晋献日本上皇，得到了肯定。从此高泉逐渐成为全日闻名的高僧，在当时日本佛教各宗之间均享有盛誉，特别是接受灵元上皇皈依后，常到宫中说法。以后由于机缘成熟，他便在山城（今京都）创建佛国寺，并得到日本灵元上皇敕赐寺额。
日本宽文四年(1664），他又应丹羽玉峰居士之请，去江户（今东京）住持继摩室。而此时的宇治黄檗山万福寺祖庭已由隐元弟子木庵接管。至延宝三年（1675 年），木庵把江户瑞圣寺交付弟子铁牛。五年后，又把万福寺法席让给法弟慧林，自己从此退隐紫云院至贞享元年（1684）圆寂。但是慧林主持万福寺仅一年也圆寂了。于是万福寺由随隐元东度的弟子独湛继席。只是独湛本来就讨庆世务，唯以念佛为事，从此，万福祖庭缺乏管理，日渐不振，禅风也日趋寂寞。
鉴于万福寺的这种状况，日本元禄五年(1692）正月，高泉自山城佛国寺被召去接任万福寺法席，重振黄檗宗风。他拜受了朝廷所特赐的紫衣，接任后，整顿寺务，重开法席，使万福寺在不长时间内就得到了振兴。由于高泉对中兴万福寺有重大贡献，后来就尊他为“黄檗宗中兴之祖”，几可与“黄檗宗开山之祖”隐元相提并论。
日本元禄八年(1695），高泉应召到江户城拜谒日本幕府德川纲吉将军，并在城中开堂说法，盛极一时。不意就在同年 10 月 16 日，禅师忽于黄檗万福寺第五代住持任上溘然示寂，世寿 63。其所著之书甚多，有《洗云诗集》、《高泉禅用语录》、《一滴草》、《佛国诗偈辑要》、《东搜诸祖传》、《东国高僧传》、《释门孝传》及正续《扶桑禅林僧宝传》等多种。当时黄檗寺僧中，融籍高僧南源性禅师擅长作诗，而高泉性漷则善写文章，二人皆深得隐元的推许，故世有“诗南源、文高泉”之誉。
其实，高泉是个多面手艺能僧，除擅长文章外，他还善于绘画和篆刻，并通晓营建。当时加贺国藩主前田氏在金龙山营建祖庙，刻意仿用唐式，就特聘时为黄檗万福寺第五代住持的高泉驻锡献珠寺，负责监督工程。
释即非，法名如一，号雪峰，俗姓林，名应凤，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生，为南宋著名理学家、渔溪人林希逸的裔孙。18 岁出家于邑之东门外龙山寺。后至渔溪黄檗寺，受法于隐元禅师。清顺治八年(1651)年，升为黄檗寺西堂。二年后，再举为座元秉拂。
顺治十三年(1656），即非应其师隐元之召，东渡日本助法。抵长崎后，即继莆田人道者超元，住持崇福寺，成为振兴崇福寺的“中兴开山祖师。”
日本宽文三年（1663），即非移住山城宇治黄檗山万福寺。与隐元高足木庵并佐师父说法劝化，二人对隐元弘化帮助最为得力，被并称为“二甘露门”。宽文五年(1665），即非本已准备回国，但在途中，被小仓小笠原忠真所恳留。小笠邀他开创小仓广寿山福聚寺，并首任住持，因此，即非又自号“广寿法子”。宽文八年(1668），即非退隐，回到长崎崇福寺居住，至宽文十一年（1671 年）五月二十日示寂，享寿 56。宋德宜为撰塔铭。因即非曾在黄檗山建有一院号“瑞光”，其法嗣就以“瑞光门”为派号。
即非善书法，能绘事，也工于诗联。长崎寺院多留有其墨迹。如崇福寺第一峰之“崇福禅寺”门额，还有山门对联亦出其手。崇福寺其题联尚多。如题大殿联：“佛有了事汉，世无出主人”，又如妈祖堂题联：“扬帆登宝所，慈爱见婆心”；“神功护正法，密行广诸天”等。即非与隐元、木庵三人被日本人并称为“黄檗三笔”，书法受到很高评价。所著《雪峰即非禅师语录》一书刊刻于日本。其所著《即非老子经》亦风行日本。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即非还在晚年撰写了一部《福清县志续略》。由释子在国外撰写的县志，唯此一部。它也是福清现存最早的一部方志，意义十分重大。据他在此书自序中说：“第予生缘有在，未可遽忘。昔楚钟仪为晋所留，晋侯与之琴，唯操楚音。越庄仕于楚，既富贵，尝为越吟。夫晋楚越一土，而重本之切不少忘者如此，况云孤万里，域间一川哉。予与二君虽有殊，而心厚于本则一也。”这清楚地表明了作者虽为出家人，但因被日本人所留，仍时时怀念故国，其思乡之热切情怀丝毫不逊于古人。正是为了寄托这种思乡心绪，他以早年带去日本的四卷县志未刻稿为底本，增纂成了这部独特的方志，其书中虽然只有“土产”和“僧宝”二部分，其用力最多，但保存乡邦文献之功，已是千古不磨。该书于他示寂前四年的康熙六年(1667）在日本刊刻传世。今国内已有影印本出版流传。
在日本黄檗宗僧史上，还有以下一些融僧也较有名。他们或专心弘化，或艺有专长，此亦简记之。
道本，法名寂传，号竹本，福清人，为日本黄檗寺第九代住持灵源海脉法嗣，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东渡，后为长崎崇福寺第 10 代住持，道本善书法，崇福寺大门联即出其手。道本于清雍正二年(1724）归国，终老福清。
玉冈，法名海昆，福清人，为即非如一法孙，千呆性侒法嗣。千呆于1656 年随其师即非赴日，成为日本崇福寺第四代住持。1674 年，玉冈与其师兄福州人月潭一起东渡。后继任化林，成为崇福寺第六代住持。
南源，法名性派，又名良衍，福清人，俗姓林，号香林，顺治二年(1645）出家渔溪黄檗寺，师事隐元。1654 年随隐元东渡后，协助兴建日本黄檗寺，曾在寺内开创华藏院居之。南源足迹远及畿内、关东各地，住持过摄津国（今高槻市）分寺，还主持复兴河内正兴寺。其间曾受隐元之命，回国解释其师不能如约归山之事。南源于元禄五年(1692）示寂。南源善写作，著有《黄柴开山普照国师年谱》，是研究黄檗文化的重要著作。
赴日黄檗之隐元弟子，有贡献者尚多。如大眉性善，出国前为黄檗寺维那僧，兴建日本黄檗寺时任司工程的都寺，其所监造之佛像，备受四方赞颂和瞻仰。后于黄檗山开创东林庵，并收藏大藏经板。
又如独知性机，精研佛法，先后住持过长崎崇福寺、摄津佛日寺、宇治黄檗万福寺等。
又如独湛性莹，开创远江宝林寺、上野国瑞寺，也是日本黄檗寺的四世祖。
又如独立性易，为黄檗寺著名艺能僧，精通诗文、书法、篆刻、医术、驰誉远近。
又如喝禅，在黄檗山开创法林寺，还在伏见开创禅福寺。
又如独吼性狮，在黄檗山开创有汉松院。
东渡黄檗寺僧虽然都是隐元徒子徒孙，但籍贯不全为福清人，其有行迹者虽多，然限于本文主题，就不多介绍了。
日本黄檗宗的创立和传播，与旅日侨领和诸檀越的帮助密不可分。佛教中称有功于寺院兴建的施主为檀越或檀那。在兴建长崎“唐寺”特别是兴建崇福寺（福州寺）的过程中，其倾金倾力的大檀越几乎都是福清华侨。其中魏之琰、何高材、林太卿、林守殿等融籍富商尤为著名。而隐元禅师的俗家外甥、上迳人林汝默也是早期旅寓长崎的侨商之一。汝默于康熙十四年、即日本延宝三年(1675）卒于长崎。长崎现存 277 方唐人基碑中，林汝默是年代最早的一位。
以下就重点简介几位当时长崎著名的融籍大檀越及相关简况。
魏之琰，字双侯，号尔潜，俗名魏丸宫，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生于福清。通儒学，能诗书，尤精音乐。明亡后，随其兄魏毓祯一起移居安南东京（今越南河内）。后娶东京王族武氏之女为妻，门庭显赫。
之琰兄弟二人均为往来于越南东京至日本长崎的海上贸易巨商和船主。大越神宗二年(1654），之琰兄毓祯死于安南。其时日本长崎为对外开放商埠，聚居融侨甚多。大越嘉宗阳德元年(1672），之琰携两个儿子和仆人自安南移居长崎，成为“住宅唐人”。
之琰因对音乐方面颇有造诣，在长崎音乐界享有盛誉，故世称他为“长崎明清乐祖”。他又笃信佛教。早在日本宽永六年(1629），他就开始与福清籍旅日侨领何高材、林守殿及福州人王引等议建长崎圣寿山崇福寺（俗称福州寺）。后来，他捐资甚巨，成了该寺“四大檀越”之一。据崇福寺内铸造于 1647 年的梵钟铭文记载，为铸此钟，之琰一人就喜舍白银 150两，位居 27 位施主之首。1652 年，之琰又参与发起邀请欢迎隐元东渡活动，为隐元顺利在日弘法起了作用。顺治十八年(1661），隐元 70 寿诞，之琰作诗贺曰：

中岳巍巍接彼丘，岁寒松柏始知周。

潜成龙虎翻无异，藏满烟霞吐不休。

随喜拈来黄檗果，因缘种落扶桑洲。

开花结果千年事，才长而今七十秋。

隐元是一位反清思想坚定的爱国高僧，之琰虽身寓海外，也仍念念不忘故土，二人时有诗文来往唱和。据载之琰与乞师日本、坚持抗清的南明遗民朱之渝（舜水）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日本元禄二年（1689），之琰病逝，享年 73。直到逝世，他仍保持着全发，穿戴一仍明朝衣冠，可见其爱国之深情。
之琰卒后，葬于长崎西山。今西山町二丁目三六番地的钜鹿家墓地仍保持着魏之琰及其兄魏毓祯的基碑。之琰两个儿子都加入日本籍。长名魏高，日本名钜鹿清左卫门，次名魏贵，日本名钜鹿清兵卫。二人皆精通越南语和日语，一直担任长崎的东京（越南）通事（翻译官）。仆人魏喜，日本名魏五左卫门，后来也成为通事。
何高材，字毓楚，号一粟居士，因信佛，又取法号曰性崇。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生于福清。他是明末清初一位来往于中日两国的著名海上贸易商和船主。崇祯元年(1628），携家定居长崎。
高材能诗，奉佛甚虔。日本宽永九年(1632）他与同样信佛的同乡侨领林太卿、魏之琰等人共同兴建了长崎崇福寺（福州寺），因捐资甚多，名列崇福寺“四大檀越”之一。1652 年春，高材与融籍侨领林定殿等 13人联名具启，恳请隐元赴日弘法，对促成隐元东渡起了重要作用。
隐元与高材交情也甚笃，唱和诗文甚多。如高材有《黄檗和尚七秩寿章》，这是献给隐元七十大寿的贺诗，诗曰：

一苇东来定太丘，欣逢道腊得稀周。

当阳对联迥初祖，布地开山应不休。

拨转乾坤无背面，旋挑日月满沧洲。

群灵共唱齐天乐，奉祝遐龄万古秋。

除捐资兴建崇福寺外，高材还捐资在日本为东渡乡僧即非如一刻印了《雪峰即非禅师语录》一书。日本宽永十一年(1671），高材去世，享寿74。隐元闻之，不胜哀痛，乃作《挽一粟居士》长诗以吊，诗曰：一粟菩提种，能生智慧芽。日常沾法雨，时至便开花。果能惟真实，香飘遍海涯。一心奉佛教，正信玉元瑕。禅苑为屏翰，檀林现彩霞。那知报缘尽，撒手便归家。与世长辞别，令人感叹嗟。七十四年梦，顿空眼里华。我知公素履，说偈助行车。直指机无二，当阳路不差，豁开心地印，觌面佛陀耶。
何高材卒葬于长崎崇福寺之后山，其墓至今尚存。其长子何兆晋，任通事（翻译官），次子何兆有，承父业，兄弟均加入日本籍。后代取日名何仁右卫门。
林太卿，字楚玉，明隆庆六年（1572）生于福清，以经营海商致富，成为船主。万历三十七年(1609）七月，为逃避战乱，乃移居日本九州南部萨摩藩的鹿儿岛，娶当地女子筱原氏为妻。第二年 12 月，生下儿子林守殿。
十年后的 1619 年，太卿携全家迁居到当时融侨众多的开放商埠长崎，并取得了“住宅唐人”身份。宽永七年(1630），太卿被委任为唐通事，取日本名林仁兵卫。日本正保二年(1645）太卿病逝于长崎，享寿 74。其基今仍存于长崎崇福寺第一峰门石段之左侧。
太卿一生笃信佛教。宽永六年(1629），他以檀越劝首身份，与融籍侨领何高材等商议发起在高野平乡创建圣寿山崇福寺（福州寺）该寺仿照兴福寺、福齐寺二座先建唐寺之例，报请幕府准许，邀请明朝东渡僧人超然为开山。
在诸檀越中，太卿之捐资最巨，为第一檀越。林太卿的行为，也深深地影响其子林守殿的一生与佛结缘。
林守殿，日本庆长十五年（1610）生于鹿儿岛，为福清籍船主林太卿之子。因父为福清人，母为日本人，故对中日两国语言尤为精通。他于日本宽永十六年(1640 年）起被委任为小通事。第二年（11641）便晋升为大通事。
守殿虽生于日本，却对中土文化眷恋有加。受其父影响，也奉佛甚虔。宽永九年(1632），他捐巨资参与兴建长崎崇福寺（福州寺），与何高材、魏之琰、王引并称为崇福寺“四大檀越”。在诸船主大檀越中，他父子捐资最巨，故被尊为“第一檀越”。当隐元于 1654 年顺利抵达长崎后，受到了林守殿、何高材、魏之琰等融侨的隆重欢迎。守殿还特别捐资起盖了一间卧室，取名“卧游居”，专供隐元憩息之用。对此，隐元曾赋《题卧游居》七绝五首和《卧游感怀》五言绝句以志留念。
日本宽文九年(1669），宇治的黄檗山万福寺已成为全日本最著名的佛教道场，受到后水尾太上法皇的高度重视。隐元的声名更受远近崇仰。在隐元影响下，这样，已是花甲老人的林守殿竟也依隐元剃发为僧，取法号曰独振，不久他在日本黄檗山开创了塔头宝善庵。
俞惟和、林时亮则是旅日福清文人檀越的代表。
俞惟和，俗名俞八宫，为俞氏名门之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4）生于福清。据〈俞氏家谱略说〉记载，惟和父俞乘权，祖父即明朝赫赫有名的抗倭将领俞大猷。惟和姑姑嫁于福清富商林太卿，俞乘权自泉州移居福清。明天启二年(1622），惟和 18 岁时，因避战乱，加以已移居日本的姑丈林太卿的援引，乃随父乘权一起东波日本长崎。惟和居长崎后，娶当地河野氏医生之女为妻，也成为“住宅唐人”。他本人原是一位文人。
此后，惟和在长崎任通事，并受林太卿影响，为创建长崎崇福寺四处奔波，竭尽全力。日本延宝二年（1674），惟和病逝于长崎，享年 70 岁。因他对兴建崇福寺有功，故在崇福寺祠堂内供祀有“大檀越俞惟和”之神位。
惟和的后代均加人日本籍，世袭通事（翻译官）之职。其孙子俞直俊（1681—－1731），精书法，他为崇福寺抄写的《关夫子经》真迹，至今仍珍藏于长崎图书馆，为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品。俞氏后代在日本改姓河间八平次。
林时亮，字公琰，俗名一官。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生于福清，本为儒生，有文名，尤精于书法。天启三年(1623），为避祸乱，东渡日本。他先寓居于九州肥前藩彼杵郡大村，并娶当地森氏女子为妻。
当时长崎业已成为繁荣的开放商港，且多融侨聚居。日本宽永五年（1628），时亮举家移居长崎。1636 年始被委任为“唐年行司”。至日本天和三年(1683）逝世，享寿 86 岁。时亮一生担任唐年行司达 48 年之久。
时亮移居长崎后，也热心参与融籍侨领何高材、魏之琰等人发起的兴建崇福寺（福州寺）活动。故在长崎崇福寺祠堂内，也设有供祀“大檀越行司林公琰”之神位。
时亮之子林道荣，名应釉，字疑云，号道荣，又号官梅，他精通日中两国语言，克绍家学，才华出众，是当时长崎著名的大通事。同时他还是个著名的书法家，于真草行隶四体书法，无一不精，当时与善草书的高天漪被并称为“黄檗二妙”。道荣以其才华突出，深受长崎奉行（相当市长）牛入腾登的宠信，甚至到了“日夜随侍、赋诗属文”的地步。其官梅之号即为腾登所赠。道荣的翻译也十分出色，他与曾担任隐元一行翻译的长乐籍通事刘宣义，被并称为唐通事之“双璧”。
长崎融籍檀越除以上较著名者外，尚有为数不少的一般侨商、文人处士及船员，他们的生平多已不可确考了。

兴庠书院与双旌书院

吴学仪

书院为古代讲学育人的正规学府。一般是由规模较大、房舍较多的建筑群组成，除供教学使用外，有的还提供剩余房间给过往文人投宿。
古时候，由于福清人口不多，地瘠就人贫，入正规书院就读的很少。至清代福清县城也只有四所书院，即明德书院、兴庠书院、双旌书院和崇品书院。明德书院在县城北面的凤凰山麓，祀宋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崇品书院在十五落。兴庠与双旌两书院均在西城之边。由于资料限制，这里仅就所知，简介其中兴庠与双旌两书院。
（一）兴庠书院：位于城西水陆街的上段，因这里附近都是民居，故虽处在街面，而无喧闹市声。书院内有近千卷的藏书，是个学习的好场所。该院原为天主堂。清代雍正元年，地方绅士呈请巡抚与总督批准，筹资建院。内祀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明道）、程颐（伊川）两兄弟及唐代建中初年任福建观察使的常衮等三贤。
书院成立后，历年都有地方名儒在其间讲学。凡是在院里学习过的人，于登上科甲后都竖匾其中，以志“饮水思源，追恩报本”之意。
院为大四扇屋式，土木结构，前后两座相连，并有附廊。院之后面是一大片园地，常年种植花草树木，其旁有口水井，供师生和园地用水。每当春暖花开、蜂飞蝶舞之际，更是风光明媚、秀色宜人。
废科举后，有的书院就地改为学校，因条件不如邻近的双强书院故荒废，在无人管理和年久失修的情况下，该院前后两座相继倒塌，三贤神位亦暴露于断瓦颓垣的废墟上。
时有位粗识文字的林封日老人，居与书院毗邻，他虽不是地方文人，但对先贤颇敬仰，对教育亦热忱，院屋倒后，先把三贤神位移祀于家，又与地方人士康逢吉及吴章经等，以保存古迹原由，呈请县公署要求建楼奉祀先贤。获准后，即共措私资筹建。楼成之日，迎祀三贤并竖“崇贤楼”一匾于其间。匾曰：
崇贤楼，旧为兴庠书院，祀二程、常公三贤。岁久倾圮，夷为平地。封日居与毗邻，乃就瓦砾中捡出三贤神位移祀于家，民国十年，与康逢吉、吴章经等以保存古迹呈请前县长叶震东建楼奉祀，沐转呈上级官署令准备案。于是乃各措私资，重建楼屋，迎祀三贤，颜曰：“崇贤楼”，特志数语，以铭缘起云。
楼后面原来种植花木的园地，由于书院已废弃，于是改为苗圃，培育桉树种苗。当时办圃育种的全县寥寥无几，它是其中之一。
与办苗圃的同时，有位精通古典文学的前清秀才王梦旦，曾在楼上设绛帐，假日为中学生补习古汉语，批改作业。有时也同县城几位文人雅士咏诗作赋，相互唱和。邻近的人，不时也可闻到朗朗的读书声和吟咏唱和声。
现在经旧城改造后，上述楼屋已改建为商品房。
（二）双旌书院：位于西门水陆街的中下段，旧系阮公祠，圯废多年。康熙五十七年，国学生魏燮、夏向宸、陈文桂等呈请总督觉罗满批准，捐资重建，匾曰：“群英濯翮”乾隆四年，太史周正思作记，勒石祠中。
院为六扇屋式，土木结构。屋宇高昂，房间宽敞四面无建筑物拦阻，光线充足，空气新鲜，布局合理。院屋之前有个大院，大院之外有一大片场地,下有石阶。石阶之下有百余米通往街心的路，路的两旁遍植柳树，人在细柳垂丝的浓荫下行走，顿觉心旷神怡。书院左边与后面均有一大片空地，学生的体育锻炼和活动场地都非常宽敞。民国年间，西城小学即设于此。往后西城小学停办。解放后县人民政府把它拨给西园小学作低年级校舍。后来，又由于城关供销社觅不到社址，又改拨给供销社使用。供销社进入后，把原来的教室、办公室改为仓库。两片原为体育场的地方，亦被改建为职工宿舍和仓库。

六一中心小学简史

王源瑞

六一都位于福清东南沿海沙埔镇南端，三面临海，北面只有三华里宽毗连沙埔镇区。全都 47 个自然村，解放前人口不足一万人。村民自古生活贫困，文化教育落后，被人称为“死人脚尾”。六一都解放前没有一所完全小学。1943 年，这里曾创办江厦国民学校，但只办一至四年级，要读完小学毕业，就要到高山镇去。
1949 年 8 月，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六一都人民盼来了解放。翻身后的六一都人民，渴求文化教育翻身。1949 年 9 月初，区人民政府，顺应六一群众要求，在六一都中心点江夏村，接收原江夏国民学校，改办为新的六一中心小学，指派陈书根主持筹办学校工作。
江夏国民学校在江夏祠堂内，整座祠堂没有一个窗户。校内只剩下12 副破旧不堪的课桌椅、二副床架、二块用墨染的小黑板。除此，其他钱物一无所有。对这情况，政府区长，指导员非常关心。在领导的支持下，从停办的高山融南小学，调拨出100套旧课桌椅和教师用的10张办公桌，解决了教学急需。没有经费，各村农会各捐献一些番薯干，作为开办经费。没有教室和师生宿舍，就发动学生拾碎石、献砖头，修修改改，开门通窗，终于修改出 8 间简易教室，4 间师生宿舍，硬是用穷办法，艰苦创业把学校办起来了。开办的第一学期王源达任第一任校长，设一至六年级，在校学生 196 人，连校长在内教师共 9 个。
1952 年，王源达校长他调，由杨贤福继任校长。杨校长继承艰苦创业，勤俭办学的精神，团结全体教师，协力工作，教学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赢得海外华侨的支持。1953 年祖籍六一都的印尼华侨捐资 1500 元，供学校修建教室。学校用这笔捐款把学校前落全部添高加层，增加了两间教室，四间教师宿舍，改善了办学条件，学生增至三百二十多人。除教学质量逐年提高外，共青团、少先队工作也搞得活跃出色。
1956 年学区改制，六一学区合并到高山学区，六一中心小学改为六一小学。不久，又恢复为六一中心小学。时任校长为翁绳宝，副校长为何世隆。
随着形势的发展，教育事业也不断发展，学生人数逐年增多。教育部门看到校舍显然不能满足需要，1960 年，拨给 4900 元修缮费，要求新建教室四间，厕所一座。学校领导与全体老师发扬勤俭办学、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老师和高年级学生轮流做小工，把节约出来的钱，增建一间长11 米、宽 8 米的办公厅。新教室建成后，办学条件大大改善。从创校起至文革前连续 17 年毕业学生参加初考，平均成绩均列全县前茅，毕业生大多被上一级学校录取。这个阶段的六一中心小学处于良好的发展时期。
到了文革时期，学校受到冲击，一度停课。文革后期复课后，语文课则专读毛主席语录，很不正常。六一学区撤销后，改为八一小学，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校长、教导主任靠边站。这时的六一中心小学，元气已大衰，教学质量下降，学生数减少，原来的教师在“原班人马不利改造”的口号下被调走。学校教育，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
1977 年叶康雄调升为六一中心小学校长，恢复六一学区。学校教学秩序步入正常。不幸，1981 年学校里出了命案，一位代课教师在校长室里剌死一个学生家长。叶康雄惊恐之下，未经上级批准，自作主张，把六一学区移到沙埔。经六一干部群众向上控告交涉，县委决定，六一学区迁返原处。叶康雄调离，改由林定瑞任学区校长，陈心旺、林起文、王裕齐则相继任副校长。此后，学校领导大抓教育管理，教学质量稳步上升。
近年，六一中心小学原校舍（江夏祠堂）年久失修，中落两扇大墙倾斜，被定为特级危险校舍，必须立即迁建。资金由县村商定，三级各出一点。迁建地址在原校后面坡顶。建校理事会由六一中心小学开校老领导王源达、王源瑞担任理事长，于 1990 年 10 月破土动工，历时 10 个月，1991年竣工。交付使用。接着第二期工程配套设施及围墙等也相继建成。王裕齐接任校长后，不但进一步努力抓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工作，而且继续抓校园基建工作，第三期工程——四层综合楼，终于 1995 年建成。现在的六一中心小学，校舍像样，校园美观，校内设施齐全，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福清大学的创办和解散

何爱先

1958 年，《人民教育》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山西省平遥县创办大学的经验。文章说，他们采取的办法是“上戴帽”（在中学的基础上办大专班）“下穿靴”（办一个学前教育幼儿班），在当时的“三面红旗”指引下，我们确实一心想“跃进”。工业“跃进”，大炼钢铁，要超英赶美；农业放“卫星”，到处是“万斤稻”。我们当时当然也想在教育事业方面来个“大跃进”。大家天真地认为，论条件，福清比平遥县强，平遥能办大学，我们福清更能够办。这样，几乎未加详细考虑，我们就以县文教局名义草率地向县委打了报告，很快就得到县委的批准。
我们把福清第一中学、福清第二中学、福清华侨中学及福清实验小学合并，穿上靴子，即福清实小幼儿班；戴上帽子，即从在职小学教师和高中应届毕业生中遴选 50 多名入学，办个文、理“两科”和师范专科班。这样，一个有帽子、有躯干、有靴子的“完整的”大学就办起来了。
福清大学由县委书记温秀山兼任党委书记，县长郑鸿章兼任校长，由福清一中党总支副书记吕冠超任大学党委副书记，福清一中副校长牟广钦担任大学副校长。原福清一中、福清二中、福清侨中、实验小学分别改为大学分部，仍由各校校长任分部主任，牟广钦兼任大专班主任。
大专班修业期限两年，设在福清一中，食宿均用福清一中校舍。课程由福清一中各学科教研组长或骨干教师担任。
1958 年 12 月 1 日晚，在福清一中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兼职校长郑鸿章县长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都很高兴，福清终于有了一个很完整的颇具规模的不亚于平遥县的大学了。
但“好景”不长，福清大学创办不到四个月，矛盾就出来了，拼凑而成的大学各分部，仍然是各自为政，似松散的“邦联”，统一的大学流于形式；更主要的是，大专班动用了福清一中高中部的骨干教师，严重地影响了高三年毕业班的教学质量，学生意见很大，家长们也颇有微词。如果再勉强办下去，势必影响福清的高考红旗。我们经过一阵头脑发热后的冷静思考，逐渐认识到这种所谓大学是形式主义的产物，也是浮夸风的一种表现。因此，我们文教局又一次向县委写了报告，要求撤办福清大学。县委常委经过认真研究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1959 年 5 月，正式宣布停办福清大学。各分校恢复原校名，大专班教师回福清一中任教。对于大专班学生的去向问题，根据学生的不同条件，少数的分配到农村初级中学，大多数仍回小学任教。
于是，创办福清大学的闹剧，就此收场了。

福清市艺术团体六次出访新加坡记实

纪国灿

应新加坡国家剧场信托局和新加坡福清会馆的邀请，我市自 1986 年1996 年先后六次组织文艺演出团体到新加坡访问演出。继福清市闽剧团于 1986 年 2 月，1988 年 3 月和 1992 年 9 月连续三次赴新演出后，以福清民间艺人为主组成的民间艺术团和福清艺校又于 1993 年 6 月，1995 年3 月和 1995 年 10 月相继出访，为我市文艺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开了先河。对于一个县级市来说，平均每两年就有一个演出团体出国演出，这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罕见的。
这六次出访演出都十分成功，效果很好，影响深远，扩大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闽剧在新加坡乃至东南亚的影响，促进了中新文化交流，加强了中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密切了与海外乡亲之间的感情，加大了我市对外开放的广度和力度。

美妙古曲传乡音，牵动了悠悠桑梓情

福清是著名的侨乡，仅东南亚就有 50 多万融籍老乡。
因此，市艺术团特别是福清闽剧团三次赴新演出，每一次都在当地以及东南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印尼、马来西亚、日本、加拿大、台湾及港澳等地福清会馆的知名人士、富商巨贾，在福清闽剧团抵新时，都纷纷打来电报祝贺，他们送来的成百个精致的花篮，摆在丽宫剧场前面，成为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还有二百多家企业、公司、商店、旅社、餐馆和学校的董事长、总经理、店主、老板在新加坡《联合报》等各大报刊和《融情》专刊上刊登贺词、贺联，热烈祝贺福清市闽剧团莅新演出。
旅居国外和港澳各地区的融籍老乡，他们以听家乡戏、见故乡人、说家乡事为平生一大乐事。因此一听说家乡剧团到狮城演出都欢天喜地，奔走相告。有的不远万里，专程赴新观看演出，有的是全家前来的。他们说，几十年没回到福清老家，没听到家乡戏，十分怀念。老人们说，现在侨居地出生的年轻一代大多对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知之甚少，让他们看看来自故乡的艺术表演，借以知宗认祖，激发思乡爱国之情，是很有意义的。而这正是新加坡福清会馆前主席林日顺先生和现任主席林方华先生多年来坚持不懈，孜孜以求的夙愿。林方华先生说：“我们的祖先来自中华大地，是他们带来了中华文化。但是，现在年青一辈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对自己的传统文化逐渐淡漠，遗忘，甚至不了解，所以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是继承我们的优良传统文化，使它发扬光大。福清会馆愿尽一点小小的力量，邀请来自故乡的艺术团体到新演出，为传统文化增添新的内容。”为此，新加坡福清会馆不遗余力，乐为东道。不仅六次邀请家乡的艺术团体，也邀请世界各地的融籍乡亲前来狮城观看演出。并且在每一次正式演出前总要为他们和剧团演职员们举行盛大而又隆重的欢迎宴会，让一千多位来自国内外的融籍乡亲们欢聚一堂，亲切会见。大家用熟悉的乡音，促膝谈心。畅谈福清老乡在世界各地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光辉业绩。特别是听了邱玉清市长、陈元春书记、陈维忠副书记等领导（这三位领导分别担任一、二、三次出访演出团的团长）介绍改革开放的情况后，了解到玉融大地已发生天翻地复的变化，海外乡亲无不为之振奋，欢欣鼓舞，纷纷表示要为家乡的现代化建设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欢乐的笑声，亲切的话语，甜蜜的乡情，洋溢着整个宴会，场面十分感人。剧团的演员们为报答乡亲们的厚爱都情不自禁地上台清唱，以发自肺腑之心声，表达自己的深情。新加坡国家剧场信托局理事长叶保应先生说：“我从事中新文化交流工作多年，从没见到像家乡剧团这样受到海外乡亲如此关爱的场面。”
福清剧团第一次出访时，正值新加坡“塌楼”事件，举国上下全力以赴投入抢险救灾工作，宣传舆论和娱乐活动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剧团上座率依然很高，而且越演越旺，最后不得不加演日场，场场爆满。这当然是与海外融籍乡亲们努力支持，深情厚爱分不开的。
福清剧团三次出访，先后共演出 25 场戏，有许多乡亲是每场必看的。他们还带来摄像机，将每一场戏都拍摄了下来，以便回去以后，让未能前来观看演出的亲人也能一饱耳目之福。新加坡福清会馆永久名誉会长陈和景先生每个晚上总是一边看戏一边摄像。他激动地对邱玉清团长说：“我二十多年没有回过家了，当我一听到琴声，我的心就欢腾起来，一听到那熟悉的曲调，亲切的乡音，我就巴不得立即回到家乡，我今年一定要回去看看。”许多乡亲因种种原因在解放以后未能回乡探亲，看完演出后都感慨万千。在剧团第一次出访演出中，有一位叫陈炎面的老先生，虽因车祸腿部受伤，但他却柱着拐杖，由家人搀扶到丽宫剧场，每场必看，连续看了 16 个晚上（即 16 本戏）。当剧团回国时，他又赶到机场送行。86 岁的林绍喜老先生身体也不好，家人准备让他看半场戏就回去，但他坚持看完三小时戏，而且还连看三个晚上。他说：“我看到剧团的演员，就象看到了家乡的亲人，虽然很久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但看到来自家乡剧团的演出，就象回到自己的家乡一样……”所以他们尽管工作再忙，身体不好，甚至病倒，也要赶到剧场看看演出，找剧团演员谈谈心，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此备加珍情。《联合早报》在一篇专题报道中说：“福清闽剧团演出勾起南洋老一辈乡亲（观众）的思乡之情，重温昔日桑梓旧梦。”这个凝聚海内外乡亲、令世人羡慕的“融情”，曾令原福建省文化厅副厅长、曾经担任我市第三次出访演出团名誉团长的邹维芝先生感慨万千。他在新加坡福清会馆为演出团举行的送别宴会上，动情地说：“我上任以来，曾带过许多演出团出国访问演出，受到许多邀请单位的华侨社团组织的接待，与不少侨胞打过交道，还没有见过像福清海外乡亲这样对家乡人民和家乡剧团如此厚爱，如此深情，如此慷慨……这是十分罕见的，是非常特别的情感，是无与伦比的！”他一再可嘱剧团演职员要十分珍惜这份难得而贵重的情谊。

文化交流架长虹，中新友谊万古存

福清市闽剧团出访演出，不仅代表着福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代表福建省代表国家的，这从演出团冠以“中国福建省福清市闽剧团”名称便可看出。因此，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从中央文化部、省文化厅到福州市文化局都直接派人参加组团和领导工作。而福清市委市政府更是将剧团出访当成一项大事来抓。三次出访都成立了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市政府分管文化工作的领导担任组长，对剧团演员的选拔，剧本的选择，舞台设备的更新以及日常的排练和外事活动都精心策划，一抓到底。以确保剧团的演出质量。

为了加强演员阵容，领导小组不仅在本市选拔优秀演员，还从省闽剧界聘请了象胡奇明（福州市闽剧院副院长）林瑛（省实验剧团团长）和黄愿亭（省实验剧团一级演员）等知名度较高、艺术造诣较深的演员参加演出并兼任艺术指导。上演剧目也是经过精心挑选，千锤百炼的。三次出访，共上演了 25 台大戏和 2 台小戏。在这些剧目中，有《魂断燕山》、《龙凤金耳扒》、《深宫恩怨》、《逼反五关》、《天罡剑》、《鲤鱼公主》、《门槛刀痕》、《合罗衫》、《榴花梦》、《搜孤救孤》、《梁天来》和〈曲判记》、《姐妹皇后》、《渔女状元》、《陈若霖斩皇子》、《屠夫状元》、《边关审子》、《金瓶缘》、《粉黛冤家》、《三弟审兄》、《三夫人》等比较优秀的剧目。这些剧目具有较高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可看性，在出国前又经过一番精心加工提炼，质量又有明显提高。题材多样，风格迥异。既有寓意深刻、发人深思的正剧；有深沉凝重、慷慨悲壮的悲剧；也有亦庄亦谐情趣盎然的喜剧。特别是由本团作者创作，取材于福清当地，具有浓烈乡土气息的民间故事剧，如得奖剧目《魂断燕山》和《门槛刀痕》等更是深受观众赞赏的好戏。受到星洲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大家说，“这是一个高水平的演出。”在演出过程中，观众席里常常为演员们精彩表演和生动的剧情喝彩叫好，掌声不断。新加坡政府发展政务部长庄日昆先生、新闻艺术部政务处长何家良先生、国家剧场信托局主席戴志坚、副主席陈一军、理事长叶保应，《联合早报》董事经理黄锦西等多次到剧场观看演出，热烈祝贺演出成功。邱玉清团长曾担心县市级剧团的演出水平不能满足新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要求，便请庄日昆先生对剧团的演出多加批评指教。庄先生说：“你们剧团演出是高水平的，如果演得不好，我就不会再来看了。”

在福清闽剧团三次出访演出期间，新加坡的《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民日报》，菲律宾的《世界日报》，泰国的《中华日报》等有影响的各大中文报纸都用大量篇幅报道剧团的演出盛况。有的还辟出相当版面，对剧团上演的剧本，演出阵容，演员的艺术特色进行详细评介，还系统地讲解闽剧历史及艺术特点，介绍福清闽剧团团史。新加坡国家广播局外景队还录制了《魂断燕山》、《门槛刀痕》、《合罗衫》、《天里剑》、《曲判记》、《渔女状元》等剧目的演出实况并进行现场直播。扩大了闽剧在新加坡的影响。

观看剧团演出的不仅有闽剧爱好者，老观众，还有第一次涉足闽剧艺术殿堂的各阶层人士：上至政府高级官员、国家工作人员，华裔富商，企业家，下至小业主和一般市民。也有青年男女和少年儿童。我们原以为闽剧演出受语言限制，非福州语系的观众怕难以接受，想不到连闽南、广东、海南籍的华人、侨胞也频频光顾剧场，观看演出，还和演员座谈，到化装室看演员化装，了解闽剧特点，祝贺我们演出成功，表示今后要与福清闽剧团进行艺术交流。我国驻新商务代表处助理代表梁栋同志看了演出后说：“看来福建地方戏在新加坡很有观众，每年都可以来。”荣凤祥代表在接见剧团领导时说：“我们听到各方面对你们这次演出的反映很满意。”并询问：“你们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来呀？”庄日昆先生也多次表示，欢迎福清剧团再次访新。

新加坡接待工作委员会主席，原福清会馆主席林日顺先生对福清剧团第一次出访演出的成功曾用“三个第一次”做了很好的总结。他说，象庄日昆这样高级政府官员两次观看同一个演出团的演出，这在新加坡是第一次；演出期间，送来这么多花蓝，这是没有先例的；国家剧场信托局为来访演出团举行送别宴会，其盛况也是前所未有的。他说：“这次演出不仅为海外福清乡亲提供观赏一流地方戏曲机会，重温桑梓之情，还能加强中新文化交流，增进中新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这是千真万确的，福清闽剧团第一次（86 年）和第二次（88 年）出访演出时，中新两国还没有正式建交（中新建交是 1990 年 10 月），当时我国驻新机构只有半官方的商务代表处，还无法行使大使馆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政府能一再同意邀请福清剧团出访，这就充分说明福清剧团演出是成功的，更说明文化艺术交流时于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密切两国关系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先行的作用。我们从中也可领略到融籍老乡和新加坡福清会馆仁人们的胆识和勇气。

福清闽剧团第三次出访，是在中新建交两年后成行的。我国驻新加坡首任大使张青亲自为这次演出主持开场仪式，当他看完《公主与皇帝》后，走上台与演员们亲切握手，十分满意地说：“你们演得很好，演得很成功！我向你们表示祝贺！”在百忙之中曾两次观看了演出的林绍良先生十分动情地说：“你们剧团这次做了很大努力，很辛苦，演出取得了圆满成功，大家很满意。”福清会馆主席，福清剧团演出接待工作委员会主席林方华先生看了几场演出后，高兴地说：“你们的戏越演越好，演出了水平，上座率越来越高，观众很满意，我也放心了。可以说，福清闽剧团这次带来的是精湛的艺术和浓郁的乡情。”福清会馆节目主持人林昌育先生说：“这次演出最大的特点，就是演员阵容又得到很大的加强，涌现了许多出手不凡的新秀。过去，往往一个生一个旦包揽了许多剧目的主演。现在每一台戏的主角，能够由不同主要演员来担当，给人以别开生面的新鲜之感，所以有很大的吸引力。”《联合早报》在一篇专题报道中赞扬福清闽剧团“好戏连台，越演越旺。”“今日福清戏风貌，已趋向现代化，演员的表演艺术，有很大进步，舞台也有很大创新……”。

继福清闽剧团三次赴新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后，由福清民间艺人和艺校相继组成的演出小分队。虽然从规模上和专业化水平方面不如剧团，但他们带去的具有福清地方特色，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真正来自民间的小型多样、丰富多彩的《逛福清》（即福清流行小调《真鸟仔》）、《一粒橄榄扔过溪》（福清民间盘诗）、《石竹情》（福清民间说唱）、《花串》、《翠腰裙》（福清民间十番代表作）、《瞎子观灯》（小演唱）、板胡独奏、擂琴演奏、木偶戏和闽剧折子戏《挡马上》、《反皇城》、《柜中缘》、《昭姐出嫁》、《打补缸》等小节目在新加坡华族文化节，由福清会馆承办的“福清民间艺术晚会”专场演出中也大放异彩。《联合报》高级编辑林玉聪曾为该报和《融情》写了专题报道，盛赞福清民间艺术演出队的出色表演吸引了七八百位福清乡亲及爱好表演艺术的公众人士。会场自始至终充满欢乐气氛。观众对方言相声、双簧、木偶戏、擂琴独奏和十欢演奏，备加赞赏，不断爆发出爽朗的笑声、赞叹声和掌声。

为了密切乡情，增强友谊，演出团在保证演出成功的前提下，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广泛开展联谊活动。多次与福清会馆，中侨集团的员工以及许多海外乡亲举行丰富多彩的联谊活动，出席新加坡国家剧场信托局、福州会馆、东张会馆、培青学校、中侨集团主席林日顺和林方华先生以及新加坡第一食品厂有限公司主席兼董事经理魏成辉先生为我们举行的各种宴会。代表团领导及主要演员还拜会了中国驻新商务代表处并出席记者招待会与午餐会，参观了新加坡《联合报》报馆，参加融籍书画家石齐、黄迪杞、余险峰作品展的开幕式。剧团还参观了华人经营的亚洲一流的TIGER 酿酒厂，游览了新加坡著名风景区圣淘沙、花葩山和海底世界等著名旅游景点。怀着对已故的福清会馆主席林日顺先生的崇敬和思念之情，全团演职员在名誉团长和团长带领下，驱车前往福州山公墓，向林日顺先生的坟墓敬献花圈，默哀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