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

从“护国”到“护法”

——郑忾辰追随孙中山致力民主革命二三事

王凌 郑小青 王岚

困难时期 当孙中山先生伴郎

1913年，郑忾辰当选为全国国会众议员。此时袁世凯把持朝政，妄图变国民政府为他一个人的家天下。他派人暗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镇压孙中山、黄兴等人发动的“二次革命”，并下令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封建专制正在复辟；孙中山被迫逃到日本，以图东山再起，追随左右的就是郑忾辰。

此时是孙中山最为困难的时期，宋教仁被杀，黄兴也因政见不同离他而去，但他百折不挠，于 1914 年 7 月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郑忾辰担任他的秘密联络员。郑忾辰到晚年时曾对家人及学生回忆当年奋斗时的困难情景：有时只剩一个面包，也要两个人分着吃。孙中山书写“天下为公”的条幅送给他，互相激励斗志，郑忾辰收藏终生。这时追随孙中山的还有廖仲凯、何香凝等人，彼此关系密切。郑老家里保存着一张珍贵的照片，是孙中山、廖仲凯、何香凝（还抱着小儿廖承志），郑忾辰等人的合影。1915 年，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时，选郑忾辰为伴郎，还在自己的结婚照背面亲笔书写“孙文”二字，送给郑忾辰作纪念。可惜这些珍贵的文史照片在“文革”中被销毁了。

袁世凯为了当皇帝，不惜与日本人签定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终于在众怨沸腾声中呜呼哀哉。护国运动取得了胜利，郑忾辰又回到国会任众议员。

淬厉精神 在广州坚持斗争

袁世凯垮台后，国会一度恢复。但北洋军阀段祺瑞继承袁世凯衣钵，坚持独裁卖国，怂恿张勋复辟，悍然下令解散国会。孙中山高举民主革命大旗，发动护法运动。1917 年 8 月，郑忾辰与部分国会议员离京南下，随孙中山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推选孙中山为大元帅。郑忾辰任大元帅府参议，政治会议福建省代表等职，并奉命辗转西南各省，奔走呼号，与北洋军阀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1918 年 5 月，南方军阀劫持非常国会，排挤孙中山，逼他辞去大元帅一职。7 月，孙中山转道到上海，潜心著述，总结革命经验。郑忾辰奉命留在广州，坚持斗争。

1918 年 9 月 15 日，孙中山亲笔写信给郑忾辰，勉励他“淬厉精神，团结同志，为正义而奋斗”。全文如下：

慨尘兄鉴：离粤以来，攸奄时月。遥想为国贤劳，旅祉安适，至以为慰。弟自避居沪上，默察今日国事人心之坏，不特少数暴戾恣睢者，放佚而无所惮，而大多数之国民，皆持一种苟安偷活之见解，惟知敷衍弥缝于一时，而不为久远之计。此其弊，在于精神上无勇决之觉悟，于条理上无建设之计划也。故甚欲暂时韬晦，潜心著述，于国民之意向，及建国之规模，有所启发，冀得大多数之觉悟，谋将来之进行。阁下夙抱弘愿，期于贯彻主义。当此国会开议之际，四围情状，皆有风雨飘摇之惧。深望阁下淬厉精神，团结同志，为正义而奋斗。庶足以挽垂危之国运。振将死之人心。临颖无任拳拳之至，余不一一。专此，敬候旅祺！孙文启、九月十五日。

这是孙中山对郑忾辰的信任和鼓励，也是郑忾辰一生中最引以为荣之事。

坚拒贿选 豆区园里传佳话

1920 年，皖系军阀失败，“安福国会”被解散，郑忾辰才同其他护法议员回到北京。直系军阀曹锟把持北京政权后，又于 1923 年以召集民国二年的国会，恢复临时约法为标榜，暗中以五千银元为一票贿买国会议员，诱骗他们选举自己为总统。当时，不少议员在威逼利诱下接受贿赂，丧失了革命气节。而郑忾辰与林森先生等闽籍国会议员，激于义愤，拒不出席国会，毅然回家乡。

但曹锟不肯罢休，他通过军阀爪牙，令驻融旅长姜明经，转交五千银元贿金给郑忾辰。姜明经深知郑忾辰的为人，接款后不敢轻易转交。于是心生一计，专程邀请郑忾辰到融城豆区园相会。郑忾辰起先不知底细，欣然前往。叙谈一阵后，姜明经突然起立，拱手向郑忾辰说：“余奉上级命令，转给您大洋五千，望笑纳。”郑忾辰顿时拂袖而起，严词斥责：“我一生清白，不收来路不明之物。这款从哪里来，还是退回那里去！”姜明经为郑忾辰的凛然正气震慑，只得如实回秉曹锟。这段历史佳话，更增添了郑忾辰在家乡人民心目中的声望。

郑忾辰与 “蒋黄惨案”

一一记辛亥革命后福建政界维护民主的一场重大斗

争王凌   郑琨王岚

1911 年秋，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满清政府迅速垮台。1912 年1 月 1 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郑忾辰也当选为福建省参议员。他风尘仆仆地赶赴南京，应邀参加孙中山先生召集的一个会议；他认为既然“民国”已经成立了，广大民众的民主权利就应当得到保障。没想到在总统府大门前，势利的卫兵看到他身穿破长衫，没有一点官相，竟连续三次将他递上的名片扔到地上，就是不给他通报。幸好此时一位相熟的朋友从里面急步赶到大门口，道是孙总统正在办公室里久等，卫兵这才诚惶诚恐地放行，并苦求郑忾辰千万别把这件事情告知总统。郑老宽容地一笑置之，心里想的却是：要铲除旧习惯势力和旧思想并非易事。孙中山先生在会上也一再谈到：革命尚未成功，民主问题必须解决，维护民主是长期之事。在这点上，孙中山和郑忾辰可谓心灵相通，都决定不改初衷，为民主而奋斗到底。

但是，时局比他们想象的更加复杂。在袁世凯玩弄两面手法，施加重压之下，革命党内部迅速分化，孙中山也因此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后，加紧复辟步伐；在他的纵容和包庇下，不少省份的旧官僚政客、军阀摇身一变，混进革命阵营，并与革命党内的腐败变质分子相勾结，把持革命政权，成为袁世凯篡权复辟的社会基础。在福建，这种演变过程也在迅速进行。一些老同盟会员却天真地以为推翻清朝已经万事大吉，准备功成身退；而混迹于革命党人队伍中的旧军人彭寿松趁机把持大权，出任省政务院院长，不久又被袁世凯授以警察总监一职。他进一步排除异己，钳制舆论，践踏民主，独揽大权，中饱私囊，开始暴露出“借革命以营私”的真面目。

1912 年 4 月 20 日，辞去代总统职务的孙中山先生来到福州，先后视察了都督府、政务院、省议会和同盟会机关，并在各界代表组织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讲，指出：现在虽已“恢复中华，建立民国”，但这不过是革命事业的开始，要如何巩固民国基础，如何解决民生问题，都必须靠同志们的加倍努力才能达到革命目的；并提到黄花岗烈士杀身成仁，是福建人民的光荣，希望闽人能完成烈士未了之志。在场的郑忾辰先生听了不禁热血沸腾。

可是新军阀彭寿松却对此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孙中山离开福州后不久，4 月 29 日这天，彭寿松派人将敢于发表演说，抨击时政的老同盟会会员蒋筠暗杀于福州玉山涧河边。此时正主办《民心报》的黄家辰（福清人，辛亥革命志士）怒不可遏，特为蒋案撰写论文，并附配画图，痛斥彭寿松的罪行，要求维护民主权利。彭寿松怀恨在心，经过策划，于 5 月20 日再派暴徒，跟踪围攻黄家辰于花巷口，连砍数十刀，使其惨死于南营董氏祠前。这就是震惊八闽的“蒋黄惨案”。

当时不少政要慑于彭寿松的淫威，噤若寒蝉；而时任省参议员的郑忾辰先生，却不惧彭寿松的权势凶焰，毅然在参议院上提出弹劾彭寿松案，这无异是石破天惊的壮举，得到林森等人的支持，影响很大。郑老留学日本时的好友、时任省政务院法制局局长的林白水先生（林獬）也予以支持。老同盟会苏渺公（苏郁文）还继续在《群报》上发表文章，抨击彭寿松的罪行。彭寿松公然查封《群报》，逮捕苏渺公入狱，重笞数十大板，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林白水愤而辞去一切职务。郑忾辰主张斗争到底，他在福州天安堂的一次集会上再次发表演说，抨击彭寿松的罪行。彭寿松恼羞成怒，公然派爪牙冲进省议会，试图逮捕郑忾辰。郑忾辰在众人的掩护下躲过此劫。彭寿松摄于郑老的崇高威望，不敢再次贸然行动，但派暗探四处监视，伺机下毒手。

郑忾辰认为彭寿松占据福建政坛，许多人不敢讲话，不驱彭不能维护民主；但开展驱彭斗争不能局限于福建一地，必须赴京、沪等地广泛宣传，争取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他深知彭寿松的爪牙密布在城内省参议会宿舍至台江轮渡码头的路上，便托人预先雇了数顶小轿，自己随身带了几套衣服，离开宿舍后，每一转弯处都换乘一顶小轿，换一套衣服，终于巧妙地躲过了暗探的监视。彭的爪牙在台江轮渡码头上，对每个船客都进行严密搜查。郑忾辰匿身于渔民的小船里，到轮船离开码头时，才在众人的掩护下，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到达上海、北京后，郑忾辰四处伸张正义，揭露彭寿松的罪行，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在福州乌石山私第里闭门谢客的林白水也写信给京、沪好友，揭露真相，互相呼应。由于彭寿松倒行逆施，民心丧尽，加上全国舆论的巨大影响，袁世凯不得不派人以镇抚使名义赴闽驱彭。彭迫于各方压力，在大捞一把后离开福州。郑忾辰为了维护民主，穷追不舍，继续以蒋、黄家属的名义，向法院提出控告。法院缺席判决彭寿松死刑；对直接参与谋杀蒋、黄的刽子手，则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后来彭寿松在湖南被捕，执行枪决，大快人心。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驱彭虽然仅仅是伸张民主正义的一个局部的胜利，但毕竟说明民心不可侮，公道自在人心。当时正在福州读书的冰心先生的父亲谢葆璋以及她的舅舅一一老同盟会员杨子玉，也都对践踏民主，换汤不换药，借革命以营私的彭寿松十分不满。冰心晚年还在《我的小舅舅》一文中回忆道：“1911 年，我们家回到福州的时候，喜舅（杨子玉）已先我们回去了。他一定参与了光复福建之役。……我记得那时父亲闲着没事，就用民歌“墦间祭”的调子，编了好几首讽刺彭寿松的歌子，喜舅来了，就和我们一同唱着玩，他说是出出气！”驱彭壮举确实为福州人民出了气。所以 80 年后，冰心还对此事念念不忘，并应王凌先生（郑忾辰先生的外孙）的请求，寄来了“郑忾辰先生纪念馆”的珍贵题词。这段历史往来，我们也是不该忘记的。

（本文参阅：省政协“福建文史资料”第 6 缉［辛亥革命专辑］中诸篇文章，福州市政协“福州文史资料”第 10 辑，《林白水》一书 35 节“驱彭”，翁友熹《辛亥革命志士黄家辰》一文，以及《福州市志》、《福清市志》）

从首批同盟会员到辛亥革命志士

王凌  余贤龙

1900 年，郑忾辰东渡日本，先是在预科学习日语，后考入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学习法律，已成为当时留学生的首选之一，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依靠民主和法制，才能改造古老的中华封建帝国。

留学生思想十分活跃，逐步分为“革命派”和“改良派”。革命派拥护孙中山的主张，认为只有彻底推翻帝制，中国才有希望。改良派则支持梁启超、康有为，主张说服满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郑忾辰坚定地站在革命派的一边。有一次，两派召开辩论会，争论十分激烈，改良派理屈词穷，其中一人竟然抓起桌上的茶壶，往革命派头上砸来。武艺高强的郑忾辰，一手接过茶壶，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扭住那个行凶的改良派分子的衣领，吓得他只好连连作揖求饶。自此，郑忾辰的激进名声在留学生中传开，连孙中山都知道了，两人逐步成为知交。

此时，章太炎，林白水等革命派人士亦先后到达日本。章太炎过去很佩服梁启超的学问，。两人交情也不错。但随着政见的分歧，章太炎认识到梁启超的君主立宪的主张在中国行不通，又无法改变他的看法，于是分道扬镳，并在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直刺改良派心窝。郑忾辰在东京经常与章太炎，林白水等聚会，商讨国事。有一次，几人在中华料理店聚餐，恰好收到国内寄来的最新《申报》，便分开轮阅。章太炎很快看完自己手中的报纸，又向他人催要。如是多次，众人颇以为异，便向章太炎提出疑问：“你果真看清楚了吗？”章太炎坦然回答：“看清楚了。”众人故意提出经济栏目普通内容考问，竟然答得丝毫不差。后来，郑忾辰逢人便说，太炎公政见深，人品好，学问高，真吾辈榜样也。

1905 年，孙中山在东京发起组织同盟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郑忾辰义无反顾地首批加入了同盟会。法政大学毕业后，他接受孙中山派遣，回国参加革命。先是在杭州某专科学校教法律，后回到福州创办铺前学堂，进行革命启蒙教育。1911 年春，受孙中山之托，秘密潜往广州，参加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不料革命党举事失密，广州城早巳布满清廷的密探。郑忾辰刚到广州，便发现有人跟踪。他东绕西走，也摔不掉尾巴。紧急之时，正好一辆黄包车经过，他便登上黄包车，说一声：快走，到地点多给你工钱。”密探紧奔而来，手挥大刀拦阻；郑忾辰飞起一脚，将大刀踢掉，将来人踢倒，然后飞车而去。到了一家偏僻的旅社，改为乡下佬打扮的郑忾辰，找一间张满蜘蛛网的陋室，将斗笠盖在脑门上假装睡觉。密探进旅社检查时，见房门洞开，蜘蛛网密布，一个乡下佬正在呼呼大睡，一点也不怀疑他是革命党人，于是未加查问就走了。胆大而机智的郑忾辰又躲过了一劫。几十年后，郑忾辰与家人、亲友、学生谈及此事时，还幽默地说：“天不忍绝我也。”

革命烽火的生死考验，改变不了郑忾辰的初衷。晚年时他还对晚辈吴端升说：“只有彻底推翻帝制，还政于民，中华民族才能有出路。”“中国封建专制是根深蒂固的，必须推翻帝制，发扬民主，实行法治，千万不能搞君主立宪，必须与改良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全国响应，辛亥革命爆发了。郑忾辰积极参加革命，并于 1911 年 11月出任福建省参议员，1913 年出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成为著名的民主革命先马区和辛亥革命志士。

（本文参阅《民国人物大辞典》、《福州市志》、《福清市志》、俞奋初《忆辛亥革命先辈郑忾辰公》、吴端升《怀辛亥革命党人郑忾辰先生》、陈茂桐《福清少林寺与少林拳》等，并根据郑毓娴、郑式中、郑守端、郑守贤、郑式言、郑式侨等口述整理）

为正义而奋斗的一生

张君明 余贤龙

郑忾辰（1876.11.6-1953.3.3）又名郑德元，宇慨尘。他自幼聪明好学，16 岁（1892 年）即考中秀才，但不走科举升官之路，于 1900 年东渡日本留学。1905 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忠贞不渝地追随孙中山，投身“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民主革命。留日结束后，奉派回国开展革命活动，成为福建同盟会的最早领导人之一。

1911 年辛亥革命福建光复后，闽都督府总参议、新军阀彭寿松，践踏民主，肆意杀害革命者蒋筠、黄家辰，制造“蒋黄惨案”。时任福建省议会参议员的郑忾辰不顾个人安危，不仅在省参议会上极力弹劾彭的罪行，还赴上海、北京，控告彭寿松，直至把彭送上断头台。1913 年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参加“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解散国会、杀害宋教仁。1914 年参加“中华革命党”，为护国倒袁奔走海内外。1916 年，袁世凯病死后，把持北京政权的皖系军阀段琪瑞拒绝恢复国会与“临时约法”；北洋军阀张勋搞复辟。1917 年郑忾辰与部分国会议员随孙中山南下广州，参加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的非常国会，推举孙中山任海陆军大元帅。他任元帅府参入反段护法反复辟斗争。

1918 年 7 月，孙中山受西南军阀排斥，辞去大元帅职务，转赴上海；他留在广州坚持斗争。同年 9 月 15 日，孙中山写信赞扬他“夙抱弘愿、期于贯彻主义”，勉励他“淬厉精神，团结同志，为正义而奋斗”。

1922 年，皖系军阀段祺瑞失败，国会恢复。把持北京权的直系军阀曹锟，召开国会，以 5000 银元为一票收买议员贿选总统。郑忾辰与林森等五位闽籍议员，毅然离京回闽，拒不出席国会。曹锟不死心，邮寄贿银5000 元托福清驻军旅长转交给郑忾辰。他大义凛然，严辞拒绝：“我一生清白，不收取来路不明之物，这款从那里汇来，还退到那里去。”

1925 年，孙中山逝世后，忾辰因与蒋介石政见不同，隐回福清。在家乡，他热心兴学育才，造福桑梓。1925 年，他大力支持创办福清县立初级中学后，协助校方向华侨募筹资金，修建了一座两层 16 间的学生宿舍一一慨尘楼，解决了农村学生的寄宿问题。此后，他先后倡办了福清女子小学、福清私立文光中学，抗战胜利后，他于 1943 年倡办的福清县第一所高级中学一一私立文光中学，学生增加，教室不够用，他十分重视，于 1946 年把自己七十大寿的寿礼全部献出，为文光中学兴建了一座校舍一一“慨尘斋”。

对家乡人民的抗捐反暴斗争，他虽未直接参与，却予以大力支持。

1927 年，福清驻军征收“鸦片捐”、“团捐”，东张等地农民与部分知识青年掀起抗征两捐斗争。他出面支持，促使福建省政府下令取消了“鸦片捐”、“团捐”。

1931 年 12 月，龙高农民武装反暴，歼灭由林靖土匪部队改编的驻龙田高山两镇的驻军七八百人。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派兵剿办，福清人民大难临头。他闻讯后即赶往上海，向福建省长方声涛痛述林靖匪军在龙高两镇奸淫烧杀蹂躏百姓的滔天罪行。经他与各界的竭力声援据理抗争，方声涛遂改令清除林靖余部，福清人民避免了一场浩劫。

1939 年，他与戴祥滋、俞兆复代表福清归侨前往南洋募款抗日救灾，为福清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1941年 4 月，日军占据融城，福清沦陷。他毅然抛下家产，举家避难菜安村。他获悉日军到处找他抓他，妄图逼他当维持会会长后，在墓穴里苦度了一个多月，誓死不当亡国奴。其自尊精神、民族气节由此可见。

日军撤退后，他即襄赞倡建抗战阵亡国民诸光烈纪念碑与抗战阵亡烈士公墓，埋葬烈士遗骨，弘扬烈士“前仆后继”、“光复故土”的爱国精神。

1946 年，他被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后，仍尽力支持家乡人民的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求解放斗争。教育界的爱国民主运动与“三反”（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斗争，在他支持下，屡次获胜；很多受迫害的进步师生，得到他的营救，保护。1949 年 8 月 16 日，福清解放，他欢欣鼓舞。1951 年被邀请参加第一届福清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副主席。土改时，主动献出田产，被誉为“开明人士”。

郑忾辰前半生“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民主革命先驱。他后半生在家乡倡办福清一中，可以说是无私奉献的教育家”①。他的一生是为正义而奋斗的一生。

（注：①1995 年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诗筠在福清一中“慨尘亭”落成剪彩座谈会上的发言。）

革命基点村小麦岛 革命斗争片断史料

严 曦

小麦岛，位于江阴镇东南部兴化湾北部海域，面积 0.43 平方公里，161 户，687 人，是江阴镇的一个行政村。解放前，居住着 13 姓 40 多户130 位渔民，从事渔业生产，生活贫困潦倒。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福清革命火种，播在偏僻的小麦孤岛上。岛上的“五老”同志和革命群众，密切配合福清南区游击队及其辖属的江阴游击分队，开展了一场又一场的革命斗争，该岛成为福清南部沿海的一个重要的革命基点村。经核查有关资料和走访“五老”同志，将获悉的小麦岛的革命斗争片断史实，予以整理，现缕述如下：

1941 年农历四月间（公历 5 月上、中旬），伪和平救国军郑德明部 200多人，在高山镇反扑平潭国民党县长罗仲若领导的游击队之后，又乘坐“军舰”窜到小麦岛洗劫。岛上的地下革命交通员、接头户杨阿辉、黄阿山、黄阿顺等组织 40 多位渔民，提起鱼具，捡起石块，坚守在岛东南部岩礁旁，抵御来犯之敌。但由于伪军攻势凶猛，阵地失守。渔民们乘坐小舢板准备逃出虎口，却被郑德明部开枪拦截，造成船翻入沉，这次沉溺大海身亡的渔民达 19 人，酿成 19 尸 20 命惨案（含一个怀孕妇女）。1944 年农历十月（公历 1945 年 12 月 6 日–15 日）下旬，福清国民党民众自卫队副司令马国藩带 130 多人，血腥围剿小麦岛革命基点村。这伙兵匪一上岸，就砍杀抢掠，大肆蹂躏。岛上的革命群众在杨阿楼、林北方土、黄光饼生、吴阿霖、黄矮姑带动下，奋起顽强反抗，终因寡不敌众，这五位血气方刚的渔民，竟被马国藩残部抓押到前华海面，绑石沉海，全部殉难。

1949 年农历二月二十二日（公历 3 月 21 日），由江阴游击队分队王登其、王昌锦等同志率领 20 多位游击队员，密切配合南区吴文光游击队，兵分两路，扬帆出海，破浪前进，围歼横行于小麦鸟海面的郭珍交匪部。经过一天激烈的海战，终于打败了郭匪残部，缴获枪支 22 支，加强和充实了我江阴游击分队的武器装备。

1949 年农历四月二十六日（公历 5 月 23 日），不甘心失败的郭珍交匪部，勾结国民党马国藩保安队，疯狂反扑，向坚守在小麦岛上的南区游击队围攻，50 多位游击队员个个斗志昂扬，视死如归，在该岛地下革命交通员、接头户杨阿辉、吴玉生、吴阿桥、黄阿山、黄阿顺等的配合下，展开了激烈的阵地保卫战。但由于陷于重围，孤军无援，严春发、严阿挡、王水金、吴孝棋、王鸡母仔五位游击队员壮烈牺牲。但郭匪残部也遭到重创。1957 年，严春发（江阴镇人）、严阿挡（江阴镇人）、王水金（江镜镇人）、吴孝棋（江镜镇人）、王鸡母仔（江镜镇人），五位革命烈士的名字被镂刻在福清革命烈士纪念碑上，让后代人永远缅怀纪念他们。

（注：江阴镇小麦岛于 1985 年被福清县人民政府批为革命基点村。）

记8. 16福请解放前后的一次支前运动

何爱先

福清解放前夕，县委部署当前工作重点应以支前为中心。南区区委给我们化南工委会的任务是：尽快筹集军粮运往宏路，以保证解放厦门大军的需要；广泛动员妇女赶制军鞋。

1949年8月16日福清县城解放之前，全县各乡镇村均已建立红色政权。国民党乡公所人员已逃之夭夭。因此，县城解放就等于全县都解放了。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日子里，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盼望着迎接解放军老大哥的到来。福清县城解放的次日，就有一小分队（一个班）的解放军同志来到我们工委会协助工作，筹借军粮，支援前线。解放军似从天降，我们惊喜万分，欢呼雀跃，亲切拥抱，热泪泉涌，引来许多群众围观欢迎。

为筹借军粮，我们工委会干部作了分工：薛天俊同志负责全面工作，兼管泽岐、前薛、楼前、韩瑶等村的借粮任务；何黎先同志担任总务，负责点收军粮，组织加工并动员民工运送到宏路临时收粮处，薛明祥同志负责玉坂、后叶、北山、瞻阳、杭下等村；薛天锦同志负责后卓、南芦、西芦、陈库、金南等村；我负责坑边后郑、虎邱、钟厝、前庄、任厝等村。每一个片配两位解放军同志协助工作。各村群众看到解放军同志都热情欢呼，异常兴奋。通过宣传发动，并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群众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乐意腾出口粮支援前线，我们深受感动。对于每一户所借出的军粮，我们以工委会的名义打了借条，以便后来抵交征粮任务。

为使稻谷迅速加工成大米，我们动员瞻阳、后叶等村妇女，夜以继日，砻呀、舂呀，忙个不停。就这样一担担谷子变成大米，一担担大米运往宏路。与此同时，许多妇女飞针走线，纳鞋底、制军鞋。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里，共筹集大米 600 多担，军鞋 1000 多双，胜利地完成突击支前的任务。

当解放军小分队回归部队时，我们相互依依惜别，送了一程又一程。记得小队长姓赵（山东人）与我同为 19 岁的小青年，如今也已年逾古稀了，我们想念他。

回忆当年烽火岁月

陈宝举

我于 1928 年 2 月出生于海口镇斗垣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我深知穷人要翻身做主人，必须参加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斗争。1948 年 6月，我经陈宝泉、陈春炎两同志介绍参加革命工作。1948 年 12 月，在福清县海口镇白渡村陈燕仔姐夫家里，由当时的中共福清县委委员陈振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 年 3 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回顾当年的烽火岁月，深感斗争之艰辛，胜利来之不易。

一、受前辈影响激起革命热情

1941 年 3 月 2 日，日寇飞机 9 架狂炸海口镇。同 4 月 20 日福清县城沦陷。4 月下旬，中共福长平县委书记陈亨源在福清、长乐边界的七社梨洞、南阳、首祉一带组建一支 100 多人的抗日游击队。我三兄陈胜德参加游击队，跟随黄国璋、陈亨源、陈阿垱等开展革命斗争。我三兄还参加1947 年的龙高暴动。后因暴动失败化整为零，暂时中断联系回家种田。

1948 年，海口镇斗垣村地下党员陈振亮、陈宝泉、陈春炎、陈振旺的革命活动被同村保长陈廷贤密报。11 月 7 日（农历十月初七）夜晚，敌警察局、敌保安队派出 100 多人包围斗垣村，逮捕群众 30 余人。后经群众强烈要求，被抓走的群众才获得释放。唯我三兄陈胜德被怀疑参加地下党活动，被关押 28 天后转送福州特别刑庭受严厉审查。我三兄拒不承认参加地下党活动，最终因无证据定罪而获得释放。因我家兄弟参加革命活动，我的母亲（姓蔡）受到连累被警察局抓去审查，打得遍体麟伤。斗垣村因多次与敌斗争，艰苦卓越，激起了青年的革命热情。我也在此时走上了革命道路。

二、智袭敌警察

1948 年 6 月，我参加陈振亮和陈宝泉领导的地下党武工队，开展革命斗争活动，那时候保长欺压人民，摧粮、纳税、抓壮丁充当国军，迫交壮丁费，民愤极大，因此我们曾在城头镇五龙祠堂斗争 12 村恶霸保长林祥樵，在岑兜村斗争保长林礼奎。参加揪斗的革命群众挤满祠堂，争先恐后地批斗控诉，从而发动革命群众起来斗争反霸，减租减息。在我地下党游击队活动频繁的情况下，敌警察局配合保安队组织几次清剿而扑空，于是变换手法，派出警察便衣队，到各保刺探我地下党游击队活动情况，企图镇压。为此当时陈振亮指示我和陈淑恩、陈阿述等 3 人组成地下武工队小组，住在海口镇垱头村革命群众郑来仔家里。陈振亮要求我们尽量靠近敌人驻地越靠近越便于了解掌握敌人活动情况，坚决与敌作斗争。有一天我们接到郑来仔报告，有 2 名海口镇警察所警员从村前经过往五龙村方向走去。我们武工队小组分析这 2 名警员肯定携带枪支，立即随后紧跟准备智取，关起门打狗，但又不敢跟得太靠近。至海口镇岑兜村路口时，2 名警员突然窜进村中不知去向。我们通过岑兜村革命接头户陈风文（他已当上国民党乡人民代表，是我们地下党的联络员）得知跟踪的 2 名警员，一名是海口村人；另一名是岑兜村人，是岑兜村保长陈能同的亲属。我们游击队小组遂直驱陈能同保长家，要保长交出 2 名警员和他们携带的枪支，“如果不听从，我们武工队要包围全村进行搜捕，并追究保长的责任，杀你全家”。逼于压力，保长交出那名海口人的警员。因为处决敌警员要经陈振亮批准，那天夜晚我们带着这名警员去找陈振亮，经过星桥村、中山村等联系点都没找到。那时天又快亮了，我们押着这名警员到龙卧寺后山的岩石旁，大家都很疲劳。我们 3 人商量决定陈阿述先负责值班，看住这个警员，我和陈淑恩 2 人睡一会儿后接班，因为整天奔波，陈阿述也累得睡着了。当我们 3 人醒来后，发现警员逃跑了。

因为担心此事连累星桥、中山、岑兜村的革命接头户，遭受报复摧残，我们 3 人立即通知了接头户立即逃避。第二天凌晨，我们 3 人在五龙村一个桥头蹲着休息。此时天刚蒙蒙亮，突然发现从五龙山上走下来一个人。我们 3 人同时站了起来。对方见了开口喊声“谁呀？”我们认出此人就是昨晚抓捕的警员，因他反抗逃跑，所以被我游击队员当场击毙。后来陈风文受连累被捕，受刑后英勇就义，为革命事业流血牺牲。

福清县国民党警察局获息 2 名警员失踪后，再派出 1 名警官到海口镇探查 2 名失踪警员是否被地下武工队活埋了。此人行至海口镇垱头村时，我们武工了小组接到在田里耕种的群众报告，立即跟踪，至海口镇岑兜村路口时，我们吸取前次教训，立即动手把其抓捕，从身上搜出警察局发给的侦查失踪警员的文件。这些警官都是多年来侦探、抓捕、杀害我共产党人的刽子手，因而党组织决定将该警官带走并予以击毙。敌警察局十分恼火，但又无可奈何。

三、配合解放福清县城

1949 年，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挥师南下，解放全中国。在福清县解放前夕，我参加了福清游击队。福清游击大队由福清游击中队在城头镇龙卧寺扩编组建，沈祖夏任大队长，陈振亮任政委。我编在第三中队第三分队。中队长是何本魁，我担任第三分队队长。分队装配有机关枪 1 支，冲锋枪 1 支、分队的机枪手是海口镇陈水水。我们接到上级命令，开往前线，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福清县城。我们连夜从龙卧寺出发赶到海口镇斗垣村，借用斗垣村渔民的船只摸黑驶往龙田镇东壁岛，再从东壁岛乘船到龙田镇七里堤。路经东阁、南厝等村，至安民发现有几十名敌保安队人员，遂与对方交火开战。我分队的机关枪威力很大，保安队人员吓得往县城方向逃跑。我分队乘胜追击至苍霞村，与解放福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会合，准备进攻融城。8 月 15 日，人民解

放军 254 团 2 连连长沙飞龙带领 1 个排战士，在机枪掩护下冲上利桥。至桥中时，敌瑞云塔上机关枪突然开火，沙连长和李炳湖排长等 30 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解放军正面攻占瑞云塔受挫，采用我们游击队陈振亮政委建议，决定从倪埔村附近渡过龙江，在玉塘村南夹攻瑞云塔之敌。松潭、倪埔等村群众纷纷拆门板，搬木料，帮助部队架起一座浮桥。部队渡江后进占玉塘村吴氏宗祠，从祠堂屋顶用机枪压住瑞云塔之守敌，利桥西南的解放军同时发起进攻。敌军招架不住只好弃塔逃跑。8 月 16 日，福清县城解放。福清人民从此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翻身解放当家作主。

（陈宝举原任福清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本文由其口述，翁其孝执笔整理）

抗战期间一中迁校南山的情景

方家章

1940 年春，日军先后轰炸福清城区多次，留城的人每天早上七点至下午五点，只好到五马山、天宝坡一带躲避。1941 年 3 月 2 日上午 10 时，8 架敌机在海口镇轰炸之后，转入城区继续轰炸，西门、东巷一带，顿时成为一片废墟，炸毁民房 180 多间，炸死民众 70 多人。我家（当时在东巷杏园衕）也被炸毁，我的母亲、嫂子和侄女一家三口不幸被炸身亡。日寇的侵略战火，焚毁了无数个幸福的家庭，吞噬了许多无辜的平民。目睹这场灾祸，国难家仇集于一身，在我幼小心灵里，种下了深仇大恨的种子，同时也萌发了爱国爱乡的激情。

1941 年 4 月 20 日，福清第一次沦陷。县政府迁往东张里坪，城区居民逃难至偏僻山村。日寇在城区焚烧房屋、破坏古迹、杀人抢劫、奸淫妇女，同时，四出骚扰，进犯海口、城头、五龙一带村庄。7 月间又袭击东张、宏路一带，8 月下旬袭击斗垣、城里、前村、牛宅等村，杀害群众 50多人。更使人切齿难忘的是，盘踞在五马山顶炮台上的日军，以比赛杀人为嬉戏，枪杀在西门一带田间劳动的农民，连续几次杀死农民 10 多人。当年 9 月 2 日，日本侵略军在敌机掩护下，向海口方向溃逃，沦陷 137天的福清县城终于光复。在第一次沦陷期间，福清一中被迫迁往渔溪黄檗寺后又改迁溪前村复课，前后七个月。1944 年夏，时局动荡，烽火漫天，学校无法上课，当时的一中领导，为了保证师生安全和保持继续学习，决定再迁往宏路南山村上课。南山村有几座大姓祠堂，可供为上课教室之用，师生宿舍全部或借或租在乡亲家里，前后 9 个多月，300 多位师生历尽艰辛在这里上完了九个月的课程，直至 1945 年 5 月，日寇仓惶败走，福州地区二度光复，才撤回原址上课。

我当时 13 岁，对迁校上学，人地生疏感到忧虑，大约在 8 月 20 日，那天秋雨淅淅雾蔼沉沉，全体师生集中在大榕树下，校长宣布迁校南山的决定，并要求于五天之内去南山报到集中，九月一日上课。一时间同学们面面相觑，欲语无言。形势如此恶劣，人心惶惶，日寇又要侵占闽海地区，苦风凄雨的日子又要到来了，也只能离开家门了。

离报到只有两天，那天正逢秋雨，我和何可秋、陈宜祥、叶诚栋等同学离城去校。当时交通很不方便，又是动乱年代，我们肩挑棉被一路步行，从天宝陂小道经观音埔至宏路溪下、大埔、东坪进入下曹转入南山。县城距南山约有三十华里，多是山间小道，行走困难，中午 1 时才到达南山。南山是个大村，1930 年代因生活困苦不少人前去印尼谋生，此时全村人口近千人，多务农为生。村中环境优美，一条浚渠从西向东，几座果园分布四周，有三座大祠堂，还有十多座枪楼，是为了防范土匪抢劫建的。这一切正是办学上课的有利条件。三座祠堂共有六间上下厅，供上课用。全校师生 276 人租借 30 多间民房住宿。上午上三节课，下午上一节课，其余时间或生产劳动，或文娱活动，或洒扫环境，生活倒也觉得充实有序。

当时到南山就学的有王典清、林欢金、陈孔逸、俞娟月、林友来等同学。校长为莆田人陈庆姚，教务主任林文福，训导主任郑梦周，庶务主任陈觉群，童军教管刘我舜。老师有郑梦周、王良康、陈曾澜、陈心启、郑曾宏、施修藩，吴斡民、林兆铭、郑年钗、林其伟等 20 多人。方家则为校医，陈俊超为体育室组长，体育课因为没有场地，改为跑步。每周一早晨集中在大祠堂门前开校会，校长鼓励大家努力学习，克服困难。星期六下午清理卫生后，三时可以离校回城取粮食拿零钱。多数同学每周都回来，但进入城门前后，忧心忡忡，疑虑不前，一怕日军抓人干苦工，二怕检查搜身受污辱，三怕家里房子被烧毁。每次都是这样，真是亡国之民，苦不堪言。

在南山上学时间只有 9 个月，但我们觉得好象过了两三年，长大了许多。

尽管迁校南山学习条件很差，又是大敌当前，前景渺茫，而这一切困难都阻挡不了大家的学习热情。上课认真听课，课后复习旧课，晚上在暗淡的煤油灯下完成作业。天寒地冻，手足冻僵。不少同学生病仍然坚持上课学习。大约在 11 月上旬，有一天从城里传来消息，日寇可能于星期五路经下曹南山到渔溪骚扰，于是决定停课疏散到山间林带以免受害，这一天的课定在第二天星期六下午补。同学们刻苦勤学的精神也感动了老师。他们同样在艰难的岁月里，认真备课，批改作业，还要关怀照顾同学们的安全和生活。师生的这种勤奋精神，终于顺利地完成了这 9 个月的教学任务。

同时，团结互助的精神随处可见。在南山期间，有一件事很值得回忆。当时陈庆姚校长从莆田、江兜两地带来刘我舜、侯文禾等老师，由于迁校主张不一，同时对学校分工也有不同看法，产生了矛盾以至对立，影响了工作。后来只开了一次会，平心静气各抒所见，一致认为大敌当前，困难当头，不可各主己见，应以大局为重，求同存异，搞好团结，不久矛盾就解决了，对立情绪也消除了，同心协力搞好教育工作。此事后来传为美谈。

在南山师生人数不多，但抗日气氛很高，写抗日文章，出抗日专刊，举行抗日诗歌朗诵会，排演《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等街头剧。下午第二、三节是自由活动课，多练唱抗日歌曲，如《太行山上》、《黄河颂》、《黄水谣》等。有的是学校学生会组织的，有的是班级同学自发排练的。这里虽然是偏僻山村，但抗日歌声响彻山村，抗日的气氛十分浓郁。大约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下旬，在大祠堂前面的场地，举行了《还我河山》抗日文艺晚会，多数班级以及合唱团、话剧队都参加演出。学生会副主席王典清同学在演出之前讲话并带领同学们高呼抗日口号，群情激昂，气氛热烈，场面十分动人。

往事已过了 60 年了。历史已经翻开崭新的一页，“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撰写这篇回忆其目的也就在这里吧！

日军城头镇五龙村的罪行

余贤龙

为了进一步调查核实抗战时期福清第一轮沦陷期间，侵融日军蹂躏城头镇五龙村（时属海口镇）进行疯狂报复的滔天罪行，笔者于 6 月 23 日随新华社记者和市委宣传部两位同志到五龙村访问了 80 岁以上的老村民，并在老村民们的指引下仔细察看了日军狂轰滥炸村时留下的罪证。本文是根据这次访问的记录和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已故老村民陈宜坚先生提供的有关资料整理的。

一、同仇敌忾杀敌四人

五龙村地邻山区，距离海口较远。1941 年 4 月 29 日上午九时许，有四个日军到五龙村西南的山溪村、岩兜村骚扰，后转向五龙村走来。陈常晃等几个青年农民，见日军只有四个，就鼓动大家将其全部打杀。村民们群情激昂，同声应和。于是妇孺老弱迅速后撤，体健力壮的村民拿起锄头、扁担，二三十人为伍，分别集结在村口、街头和街道两旁，伪装瞧新鲜，伺机动手。

这四个日军只带一支大盖步枪和四颗子弹，离开岩兜村后先后在路上鸣枪三响示威。进入五龙村时只剩下一颗子弹。他们留带枪的一个守在村口，其他三个分两路进村：两个向村西大王庙后面华侨陈喜顺的新屋走去；一个矮胖的日军，手持一柄短剑朝聚集在庙门前的人群走来。他在夺取村民陈宜耿皮肚（安在皮裤带上的皮线包）里的钱后，即招守在村口的那个日军进村，自己则向华侨王红俤的屋子走去。那个带枪的日军走到街头和珍京果店前面，用上了刺刀的枪指着站在店门口的该店老板郑敬炉的小肚，要郑把皮肚解下给他。郑出其不意，把枪向上一托，啪的一声，枪朝天响了。郑敬炉紧握枪杆不放，大家随即围上去帮他夺枪。鬼子见势不妙就弃枪向五龙南面的凤屿村逃跑。郑等立即追赶，与农民王三妹等把这个日军活活打死在西丹山山坡上。与此同时，矮胖的日军闻声从小巷中冲出，立即被群众用店门板、锄头、石块等打死在和珍号隔壁王家的大门边。另两个日军听到喊打声即向来路逃逸而去。村民陈常滚等见了，立即集合数十人，取道埠头奔往截击。日军逃到岩兜村附近的鲎山前面，被先后追上的村民用木棒、锄头击杀在水稻田中。到此，四个日军全被消灭。为防海口日军前来报复，夕阳下山前，五龙、岩兜、凤屿三村民众都离开村庄避入山中。遗下敌尸四具，开头无人过问，到了晚上，凤屿、岩兜一些村民，把丢弃在他们地界的敌尸就地掩埋；丢弃五龙街头的敌尸被郑敬炉等五龙村民抬到旗杆埔，丢进成片的龙舌兰中去，并挑水冲洗街道上和墙上的血迹。

二、滥捕村民，逼供搜尸

海口日寇发现四个日军失踪，即派遣汉奸四出探查。不久探知四寇死于五龙，但无佐证，遂滥捕村民逼供搜尸。5 月 1 日下午有日军百余人到五龙、凤屿两村，捕去走避不及的五龙村民陈有力。在返回海口的路上，又于凤屿村前面海堤边捕去凤屿村民卢嫩嫩仔，于星桥村杉木行前面的海堤边捕去星桥村民陈牛宅，到达海口后，日军用木棒打他们的头部，要他们供出失踪日军的下落。

两天后，日军百余名到五龙村捕去村民陈嘻宋、陈孝训、陈三耳、林玉珊、林来来、林阿玉、陈常清、陈茂浦及十二三岁的小孩王福妹、陈茂坤等共 40 多人（其中小孩约占一半）。是日，走匿山中的妇女遭到奸淫的有 20多人（多系被轮奸，），各家细软被掠一空，家具、门窗多遭破坏。晚上郑敬炉等又把已移埋在垄仔前的那个矮胖鬼子的尸体移往深山。凤屿村民也把就地掩埋的一具敌尸移埋在过港洋水稻田中。

5月6日，日军 180 多名，配有轻机枪 10 多挺，于午前三时左右包围五龙村，捕去夜间回村准备插秧的村民林细益、陈经积、陈经周、陈亚狮、陈依宋、陈玉、陈孝灶、陈宜华、陈细宋、陈依东、陈迈昌、郑天顺（莆田人）、陈妹钰、林爱钰、陈大正、陈妹梓、陈世莲、李亚妹、王丸仔汤、李佬姆仔，陈阿六、陈宜泉、卢春花、陈宝云等 40 多人，还追杀高永熙（湖美村人）、林祥细、李基照等三人，枪伤李绪清一人。三四个妇女遭到奸淫。下午四时左右，日军押着被捕村民撤离五龙。走到塔桥时，石匠卢春花乘鬼子不备，纵身投入塔桥井（桥下水最深的地方）。时大雨倾盆，溪洪暴涨，日军朝桥下开了数枪，见水中冒出血来，即行离去。（卢春花在水中被击穿胸部，幸得挣扎上岸，冒雨爬行到八九里外的峰前村王依拐家，由依拐以草药医治多时始愈。）陈宝云被押到海口时，趁天色昏黑，窜入小巷逃回。

五龙村民被捕的 80 多人，先关在海口李厝底民房，后移押于舍人庙（现为海口中心小学校舍）。头三天吃喝全无，一个个饿得眼冒金星。直到第四天，方准用破花盆舀池塘的污水喝。第四天晚上，每人才获得三小碗番薯丝吃。他们在被押期间，遭受百般凌虐。日军用竹片夹着红糖块，强迫陈经周等趴在地上，用嘴去吃，并要学狗吠声；还要被捕者两个两个相对，用杂木棒互击头顶，谁击得不响，即毒打谁。一个个都被打得死去活来。村民陈迈昌连鼻梁骨都被打碎。陈细宋被倒吊起来毒打后一日军又用燃烧着的烟屁股倒插在他的鼻孔中。被捕的人不但于审讯时被打，任何时候，任一日军都以毒打他们作为消遣。甚至半夜三更日军起来小便，走过他们身边，也要踢打他们。刑讯时除使用木棒和电刑器具外，手边有什么可以打人的器物，他们都用来打人。尽管如此，被捕村民还是始终没有吐露半点真情，连十二三岁的小孩也都不受威胁利诱，守口如瓶，鬼子毫无所得。

四天后，除林玉珊、陈经周、林来来、林阿钰、陈亚妹、陈茂浦、陈常清、林良仔等19人外，其余被捕者都被放回。临释放时，日军捧出一簸箕国币作为诱饵，说：“你们回去后，如能查得真情，第一个来报者，赏国币三百元，第二个二百元，第三个一百元。”随即给每人发红白相间的布条一条，作为进出海口的联络标志。

5月11日，日军百余人带同未释放的林玉珊等 19 人，于早晨五时左右到村里搜尸。进村后，鬼子一面将林玉珊等人释放，一面在附近山上到处翻掘，并到西丹山边的河道里去摸索。继而遍掘河堤，终无所得。几天后，日军百余人又到五龙的东山等处搜尸，遇有新坟，即行挖掘，至日将西才离去。村民游建基患黄胆病，由于家极贫苦，日食无着，专赖邻居接济照顾。自村民离散后，无人供他饮食，终至饿死，葬于东山。是日被鬼子掘出，尸体将腐未腐，臭不可闻，又无人为其掩埋，为状至惨。

从5月3日至5月15日，日军多次到五龙村抓人搜尸，严刑逼供，残杀多人，并纵火焚烧了西街的店屋和民房（郑敬炉、陈世炎等 10 余家店号和陈金妹等好几家民六七十间民房均化为火烬），仍达不到目的，遂死了心，不再搜寻。

三、狂轰滥炸，疯狂报复

8月下旬，日军准备撤退出福清，仍原形毕露，兽性大发，对五龙村狂轰滥炸，疯狂报复。

8月23日下午，驻海口东岳山日军炮轰五龙村，发炮 50 余发，击毙年仅八九岁的华侨儿子陈道捷一名，击毁民房一处。此后东岳山日军不时发炮轰击五龙村，少则一二发，多则10余发。

8月27日至 9月2日，日军撤离海口前，日机每天在七社与五龙一带低空飞行侦察并狂轰滥炸五龙村。当时五龙村不满 400 户，但侵略者为了对 4 个日军被杀事件进行报复，竟每天至少投弹一次，每次五六枚至十余枚，还不时朝五龙村后面的山谷发射机枪，企图杀害避进山谷的村民。据统计 7 天中，日机在五龙共投弹108枚，发炮100多发，被炸毁民屋130 多间。幸好村民绝大部分都躲避到山上去，未曾造成伤亡。日军撤退后，村里到处是颓墙断壁，到处是枪孔弹坑。至今，还遗留下多处罪迹，陈庆炳老人指证的断壁残门仅是较明显的一处。

日寇在海口的滔天罪行

陈木水

1941年农历三月中旬的一个上午，福清海口斗垣村的几个村民在东边山头炮台晒太阳时，喊道：“什么军队这么多从星桥过来呀？快到福清牛宅村了。”那时我还是个少不更事的孩子，感到好奇就跑去炮台边，看到身穿黄衣服的军人从星桥村前的芦曹桥向牛宅村后走去。这时村里有人认出是日本军队就喊道：“是日本军队，会开枪打人，大家快下来！”于是所有人听到后都跑回村子。回村后听到县城回来的人讲，县里店门全部关闭，很多人四处逃避，有的躲到深山老林中。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抵抗，才使日本鬼子如入无人之地，更加肆虐妄为。他们在海口的里美村前看见老百姓在田里插秧，毫无人性地将其当做活靶，肆意开枪，草菅人命。与此同时，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到处轰炸，海口街一天被轰炸了好几次，连海口塔山寺也被炸成平地。几天后，日本汽艇从海上运来了一批侵略军占领了海口。随即对海口进行奸淫辱掠，无恶不作。为了躲避日军，周围乡村的老百姓每天凌晨二三点起床胡乱吃点粗粮后便携儿带女上山躲到古老的坟墓中，把腐烂棺木板或死人骨头铺在潮湿的墓地上当座垫。为防婴儿的啼哭声暴露目标，一听到脚步声，大人就把小孩的嘴捂上，小孩的脸每每都憋得青紫，哪一个父母不心酸啊！在这样的环境下，大人、小孩满身满脸都长着疱症，又疼又痒。当时既无医生又无医药，大家只好用海土来涂满全身，因为海土有消炎作用，等海土干后，再一块块掰下来。粘在化脓伤口上的海土扯下来，可想而知，那是怎样的椎心之痛呀。

日军入侵后福清海口人民无法忍受日本侵略军的蹂躏，纷纷离家躲进山里。日本鬼子也随之深入到靠山的岩兜、凤屿、五龙等乡村杀人放火。这更加激起群众的抗日情绪。五月中旬有四个鬼子到五龙村进入五龙街时，被群众堵住，活活打死。为防止鬼子发现进行报复，群众把街上的血渍冲洗干净，把鬼子尸体埋在未插上秧苗的稻田里，埋好后再插上秧苗，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第二天日本鬼子出动了大批军队带着军犬到五龙、凤屿搜索，直至天黑仍无线索，只好暂时收兵回海口。接着天天都有日本兵率队前往搜索骚扰。群众为了更加万无一失，就把那四个鬼子尸体转移到远离五龙村的山上深埋，使日本鬼子找不到。全村的群众经不起鬼子的骚扰，大家都背井离乡躲避日寇的残害。日本法西斯者已锁定这四名日本兵死在五龙村周围，但尸体已无踪影，恼羞成怒便于撤离前调动多架飞机对五龙村轮番轰炸。不论是华侨盖的大房屋还是贫民小屋都无一幸免，许多无辜群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饱受压迫的福清人民终于拿起武器反抗日本侵略者。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成立了，陈振先、陈阿铛带领着海口斗垣村热血青年陈廷玉（六一）、陈宝泉、陈春炎、陈胜德、陈顺来、陈阿柿、陈红妹、陈德金等 10 多人去参加共产党领导人陈金来、陈亨源的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对长乐、福清的日本侵略军给予沉重的打击，日军防不胜防，损失惨重。

1941 年 8 月 4 日福清游击队员陈振先、陈阿铛等人参加“敢死队”，在长乐琅尾港伏击日军，击毁日军汽艇一艘、击毙日军守备司令田中岛中佐等日军官兵 40 多人，受到中共华东局与福建省委嘉奖。陈振先、陈阿铛等人各荣获抗日银质奖章一枚。

日本侵略军临撤退前进行血腥大屠杀，罪恶滔天！

1941 年农历六月下旬，日军从星桥村抓了 20 多人在海口塔山集体枪杀。死里逃生的陈康治，后来到龙卧寺管理寺产，被杀死的 10 多人到傍晚才抬回星桥村安葬。侵略者的暴行使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941 年七月初六，日本侵略军到海口城里村抓人。陈家同儿子跑到斗垣村陈阿粥厝后躲避，日军把他打伤倒地仍不放过，直至将他打死。城里村陈宝顺被日军追至斗垣村祠堂前地瓜田里，用军刀活活劈死，真是惨无人道。

1941 年七月初七日本鬼子又来斗垣村搜刮，抓走村民陈木春、陈大头等人。所经之处鸡鸭不留，装了满满六大笼，放在大厝底门前埕上，留一人看守抓来的人和鸡鸭，其余人又去抓人。村里人知道日本鬼子来能躲的就躲起来，我家房子靠近路边又矮又小无处躲藏，我只好坐在灶边小凳子上。日本鬼子发现了，就被带去大厝底和其他被抓的人一起围在鸡笼边。我母亲就趁鬼子不注意，故意把笼盖掀开一点，让一头鸡跳出去。日本鬼子看见了忙去抓鸡。我那时才十三岁，日本鬼子对我不是很注意，乘鬼子抓鸡不备之时即跑进大厝底，窜至后落厝从陈忠雄边门出来，经祖厅溜到后座陈来北家里躲起来。当天日本鬼子放火烧掉新厝底，并把在城里、前村、斗垣等村抓的四五十人押到前村海砰（围垦内的平地）用机枪扫射集体屠杀后，每人踢一脚，如会动就补上一枪。陈木春（振标父亲）在机枪扫射时没有中枪也随着众人倒下，用旁边人的血涂在自己脸上身上。日本鬼子也在他的腿上踢了一脚，他咬牙顶住不敢动，才没有被补上一枪。挨到晚上没人时才从海堤爬回家。其老婆还以为是鬼，待他把经过说完才松了一口气。当晚他们就逃往山区去躲避。日本鬼子的大屠杀轰动了全村，大家都想离开斗垣村到外地去躲避。天将黑时，我叔父到我家叫我父亲把我和弟弟陈廷宽带到山区去躲避。我父亲说自己年纪大在家不要紧，叫我叔父带走我和弟弟。初七晚上八九点，叔父背着才三四岁的弟弟，我跟在后边到了海边，坐船到了对岸，从海坪经过前园村再到王尾村休息喝水后又继续上路，直走到梨洞村我叔父朋友家天才亮，整整走了一个晚上十几个小时。我顾不得满脚的血泡和休息就又跟着我叔父的朋友到深山里的岩洞躲避。不一会飞机就来侦察寻找目标。此后天天都有飞机来。我们天不亮一吃完早饭就躲藏到岩洞内。躲在岩洞内别提有多难受，我弟弟经常哭泣。日本飞机虽然没有发现目标，但南厝村村口仍遭到轰炸，侥幸没有炸到房子。

日寇杀父、国耻家仇、永世难忘。我叔父七月初十早上告诫我们兄弟不要乱跑，一定要躲在岩洞里，他不放心家里的人，要回去看一下。十三日上午，我叔父匆匆忙忙赶到梨洞村对我说：日本鬼子初九又到斗垣村，井兜厝、大厝底、阿粥厝等好几座房子都被放火烧毁。海口日本鬼子十一日开始撤退。并说我父亲在初九上午到海坪挖章鱼讨小海，下午一点多在海堤边被前村来的日本鬼子发现，开枪打中腹部，无处请到医生，最后找到峰前村的土医生。土医生对治疗枪伤并不在行，我父亲危在旦夕，已经“出厅”。噩耗传来，吓得我兄弟俩连饭都没吃就往家里赶。到家已是晚上七八点了。刚到家里，我父亲听见声音，叫我到他床前嘱咐我：“我伤不会好，一定要争气，听叔父的话。妹货（我弟弟小名）虽过继叔父但兄弟不多，要带好弟弟。家庭担子就靠你担起来。当年祖父早死，家庭担子也是我这个长子担起来，记住我的话。”讲完叫我去吃晚饭，我刚吃完一碗饭，守在父亲身边的母亲发现父亲已经不能讲话，就叫我兄弟和叔父赶快去接气。我看见父亲眼睛张了一下就闭了。全家人大哭一场，对日本鬼子更是恨之入骨。十四日，由我叔父筹集资金请亲人到海口买回棺材收殓，十五日抬上后堂山和我祖父祖母等葬在一起。经此打击，弟弟受惊加之劳累生了一场大病，家里已穷得揭不开锅盖了，没钱请大夫。叔父只好输血救我弟弟。之后我母亲由于操累过度也大病了一场。我家债台高筑，度日如年。日本侵略军的暴行使我幼年丧父，凄惨悲凉，这样的国仇家恨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中，中华英雄儿女浴血奋战，保卫国土，做出巨大牺牲，才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赶出中华大地。赢得抗日战争全面胜利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决不能忘记六十年前日本法西斯抢光、烧光、杀光的累累罪行，不能忘记日本侵略军在福清、海口，尤其在斗垣、前村、城里等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现在日本政府对侵华罪行不但不反省、不道歉，还歪曲历史出版新教科书，继续霸占我国钓鱼岛，扩张其领海（土）范围，掠夺东海资源，甚至插手台湾问题，进一步干涉我国内政。全国同胞一定要团结一心，勿忘国仇家恨，警惕日本帝国主义扩张野心再度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