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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福清籍华侨与家乡交流的历史与现状
张君明
一、福清简况
福清，简称融，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福建省中部。西北靠山，东南临海，全境由大陆、半岛、岛屿三部分组成，总面积 2430 平方公里，陆地面积1519 平方公里。境内多丘陵山地、海滩。海岸线曲折绵亘，长达 348 公里，江河源流短，流量小。福清历史上不仅“十年九旱”，热带风暴、海潮也经常酿成灾害。由于人均耕地少、山贫地衰、天灾频仍，福清民众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挣钱，甚至飘洋过海到异国他邦谋生。
福清是中国著名的侨乡，全市辖 21 个镇（街），总人口 120 万，旅外乡亲达 70 多万，遍布于世界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凡有华人处，就有福清人”，这一句流行于海外的俗语，道出了福清侨情的特点，也道出了蕴藏在这个特点下的福清人民敢闯敢干的禀性。由于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广大旅外乡亲辗转漂泊于他国，开榛拓莽于异域，凭坚忍不拔的毅力经受岁月的千锤百炼，用超乎寻常的勤俭和聪慧，一步一个脚印地构筑了称羡四方的伟业。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清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 50 多年艰苦创业，尤其是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福清成为海峡西岸经济繁荣带中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跻身中国农业生产和地区财政收入百强县（市）行列，2004 年全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 311 亿元。福清人民安居乐业，过上了美满幸福的日子。
二、东渡日本
福清人出国的历史十分久远，据史料记载，早在汉代三国时期，就有福州人出国经商侨居。福清靠近福州，且与福州属同一语系。历史上多隶属于福州。早期到海外谋生的福州人也包括了福清人。但福清人出国真正有文字记载的却是 13 世纪末的宋元之交。
福清人东渡日本历史悠久，早在明朝中叶就有福清人前往日本贸易。明嘉靖十三年（1534 年），“福清冯淑等 340 人泛海通番”（明：董应举《崇相集》第二册《谩言》），在海上遇风，被朝鲜李岖王朝连人带货一并解往辽东。“咨称闽人向无讯本国者，顷前后获千人，皆市易日本”（明：茅瑞徵《皇明皇胥》卷一《朝鲜篇》）。嘉靖二十六年（1547 年），前往日本贸易的福建海商因遇台风漂流到朝鲜的就有 1000 多人（清道光《福建通志》、《通纪九•明二》），其中也不乏福清人。
因倭寇（中国人对 14 至 16 世纪经常骚扰朝鲜和中国沿海的日本海盗的简称。）侵扰而流落海外的福清人也不少。明嘉靖年间，倭寇侵扰福清，不但抢夺财产，还掳掠人口贩卖外洋为奴。福清人俞体仪和俞添祖的儿子均是被倭寇掳掠出去的。到了明末崇祯年内，倭寇仍在福清新厝一带掳掠人口。被掳掠到外洋为奴，或是逃往海外谋生的福清人也成为华侨。
从明朝中叶起，福建沿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人要求扩大市场，扩大海外贸易，积极贩货海外。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 年），”福清人林清与长乐船户王厚商造钓槽大船，请郑松、王一为把舵，郑七、林成为水手，金土山、黄承灿为银匠；李明，习海道者也，为之向导；陈华，谙倭（日本）语者也，为之通事”（王在晋：《越镌》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 年第三期），由长乐起航，前往日本贸易。此后因经商而滞留、移居日本的福清人渐多。当时日本政府曾划长崎为开放口岸安置他们。福清海商船主林太卿（字楚玉）,1609 年东渡到鹿儿岛，在当地娶妻生子，1619 年全家移居长崎。另一福清人何高材（字毓楚），也是海商船主，1628 年移居长崎，1671 年逝世，葬于长崎。随兄移居安南东京（今越南河内）的魏之琰，从事安南东京至日本长崎的海上贸易，娶东京王族武氏之女为妻，门庭显赫。大越嘉宗阳德元年（1672 年），魏携两个儿子和仆人自安南移居长崎。
由于日本也是崇奉佛教的国家，所以当时也有不少福清人是因弘扬佛教而移居日本的。渔溪黄檗柴寺隐元禅师及其他东渡弘法的僧众，是明末清初旅日福清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日本长崎兴福寺住持、中国杭州僧人逸然，久闻隐元的盛名，便想请他到日本传教弘法。经幕府许可后，逸然在 1652 年至 1653 年，或馈书赠币，或派弟子古石、自恕到福清，前后 4 次邀请隐元去日本。隐元为逸然诚意所感动，加上弟子也嫩应邀前往日本长崎崇福寺不幸在海上遇难，遂坚定了迎难而上的决心，把万福寺的法席让给弟子慧门，于 1654 年 6 月 3 日辞别寺院僧众，以 63 岁高龄率领弟子独言性闻、慧林性机、大眉性善等僧俗 38 人（其中僧人 30 个），经厦门东渡日本。当时随隐元赴日的弟子名僧中，有即非如一、道本寂传等福清人。
隐元的成功东渡与郑成功的帮助是分不开的。郑成功出生于日本，其母田川氏是日本人，其父郑芝龙是旅日华侨。郑芝龙船只来往于中日之间时，就常有福清人搭乘其船前往日本。隐元赴日，就是从厦门乘坐郑成功的“国姓爷”军船东渡的。隐元 7 月 5 日抵达长崎进兴福寺，受到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隐元的东渡，使沉寂多年的日本佛教界为之一振，许多名僧相继归其门下。1660 年，隐元禅师回归故里再带僧俗 50 人东渡日本。其后，福清黄檗寺的隐元弟子赴日者络绎不绝，总共有 140 多人。由隐元开创的黄檗宗，成为日本佛教的重要派系。据日本学者宫田安的调查统计，至 20 世纪 90 年代仍遗存在长崎崇福寺后山的唐人墓，有碑者计 277 人，碑上刻有死者的姓名、原籍、身分、去世日期等。属闽籍者 225 人，其中福清籍 96 人。（日本市川信受《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文书的研究》第二辑）
清初，中国沿海一带人民支援郑成功抗清，清朝政府遂实行野蛮的“迁界”政策，逼迫福建沿海居民迁入离海岸 30-50 里的内地。造成田地抛荒，家园废弃。一部分流离失所的灾民和不愿降清的人便偷渡出洋。1661 年福清人王一等冒死搭上开往日本长崎的一艘帆船到海外避难。
福清人大批赴日在 19 世纪末期，1870 年长崎的华侨有 462 人，其中福清籍的 200 多人。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海外航运事业的发展，大大方便了华侨的出入境。许多福清人不堪国内的穷困生活，在亲朋好友的援引下，纷纷前往日本寻求出路，并形成了高潮。据 1964 年 11 月旅日华侨普查统计：高山、东瀚、三山、港头、龙田等 5 个乡镇，共登记旅日福清华侨 431 户，总数约 2300 余人。其中 1937 年以前赴日的 318 户，1945 年前赴日的 17 户，1949 年前赴日的 9 户，1950 年后赴日的 14 户，在日本出生的 73 户。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通信联络的 183 户，分布在日本的东京、神户、横滨、长崎等 59 个县市。1988 年福建师大历史系对福清市高山镇和东瀚乡等地 151 名旅日归侨的抽样调查，也表明60%左右旅日华侨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前往日本的。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华侨纷纷回国，仅福清高山镇薛港村就有 27 户旅日华侨返回故里。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福清出现出国热，赴日人数迅速增加。到二十世纪末，达到数万人次。
三、与家乡交流
（一）挣够了钱就回家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福清人不堪国内的穷困生活，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历尽艰辛前往日本。有的节衣缩食，用极为微薄的资本经营一些小生意；有的身无分文，只能到处打短工；有的仅凭手艺谋生。据 1987年 8 月，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侨史研究室对高山地区（包括高山、三山、东瀚、沙埔四个镇）200 户 200 名旅日华侨进行的抽样调查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们当中，贩布的 104 人，占 52%；开饭店、菜馆、餐馆、切面店与当厨师从事料理业的 38 人（其中厨师 3 人），占 19%；开布店的 19 人，占 9.%；开服装店的 6 人，占 3%；理发的 3 人，占 1%；小摊贩（包括开杂货店、京果店、小当铺等）8 人，占 4%；学生与种田的 3人，占 1%;打工的 11 人，占 5%；职业不详的 8 人，占 4%。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贩布是旅日华侨第一大职业。
从事贩布业是相当艰苦的，他们多数是借助乡亲的扶持，以微薄的本钱，到布匹批发店去买或赊来布匹，放在篓里，背在肩上，走街串巷，或到偏僻的乡村，沿途叫卖。起初由于语言不通，贩卖困难，所得利润很微薄，有时分文末赚，连住旅店的钱都无法支付，处境十分艰难。许多人稍有积蓄，便马上转而从事其他行业。
许多旅日福清华侨经过数年努力，积累了一部分钱，就回国娶妻、盖房子、修祖坟。经营比较顺利有较多节余的，就转向料理业，或摆摊设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资本的积累，从事料理业和开办小商店的越来越多，成为二战之前融侨职业的第二大主流。
旅日神户华侨总会会长林同春的父亲林斯灿是 1930 年赴日本的，五年后（1935 年）林同春的叔父带着他和母亲赴日本，当时同行的福清市东瀚村人约十四五人。他们步行了一天，到了福清的一个小码头，上了帆船，到福州马尾港乘轮船到日本长崎。
当时村里人的想法是到国外干活挣钱，挣足了钱回家盖房娶媳妇，没人想长久居住在别国的土地上的。村里人都是以亲带亲去国外。林同春的伯父早年去日本，挣够了盖房娶媳妇的钱就返回了家乡。
抗日战争爆发后，旅日华侨的处境极为困难。因担心日本政府的迫害，许多人回到了祖国；没有回国的华侨，由于战争的破坏，财产亦遭受严重损失。但他们在逆境中仍艰苦奋斗，战胜困难，为战后经济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二）观光恳亲常回家
1884 年鸦片战争以后，旅日华侨为了生存和发展，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建立公所、会馆。在神户的闽籍华侨，先是组建帮公所，后于 1870年成立八闽公会，不久改为福建商会议所。“福州帮”于 1899 年成立三山公所。大阪的福州籍华侨于 1906 年成立福邑公所（不久解散）。
1903 年，清朝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通令全国及海外华侨荟集之处成立商务总会。于是 1907 年，长崎、横滨华侨成立中华商务总会；1908 年，神户、大阪华侨也成立中华商务总会。商务理事由各“帮”选出的代表充任，会长和副会长采取轮流制。商会职能除了讨论、处理有关贸易事项和维持商业秩序外，还代表全体华侨对外交涉，兴办学校和医院等公共事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崎的福济寺、崇福寺和神户、大阪、横滨的中华会馆均遭破坏，其他各地的商会、会馆和公所也多难幸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侨地位虽然得到改善，但由于中日关系还没有正常化，中日之间尚未缔结和约，华侨与家乡的联系被人为地隔断，仍然无法得到祖国的关怀和帮助，只有依靠自己的联谊与团结互助，才能解决面临的一些问题。
旅日华侨社团中，最有创造力、且影响深远的当属旅日福建同乡恳亲会。该会成立于 1961 年 8 月 5 日，全称是“旅日全国福建同乡代表有志者恳亲会”。是由旅日神户华侨总会会长、神户福建同乡会会长祖籍福清的侨领林同春倡建的。该会的活动方式是每年轮流由一个地方的同乡会主办一次大会，提出需要讨论解决的问题及其它事宜。为此每年都要组织一个筹备委员会，筹委会设委员长一名，委员若干名，负责组织筹备这一回恳亲会的各项工作。筹备会下设事务局，负责处理日常具体事务。委员长和事务局长，由主办这一回恳亲会所在地的福建籍华侨中名流或有威望的人士担任。
该会自成立以来，每年一次活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一定成绩。1961年 9 月 15 日至 17 日在东京都东山区高台寺举行的第一回恳亲会，就婚姻、归国探亲、青年交流、就业、普渡法、教育、团结、亲睦、同乡名册印刷等九项内容进行讨论研究，作出决议。在以后的活动中，恳亲会邀请回国观光的华侨代表作参观祖国的报告。
70 年代以后，随着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恳亲会活动的内容不断扩展。1984 年在福州市举行第 24 回恳亲会后，每隔一段时间，便回故乡举行一次恳亲活动。1996 年 11 月 10 日至 13 日，第 36 回旅日福建同乡恳亲会在福清市举行。参加这次恳亲会的 322 位旅日福建乡亲中，95%是福清籍华侨，且二三代的华裔男女青年居多，恳亲会通过观光活动，与家乡人民进行交流，受到了家乡人民的热情接待。
1988 年 10 月，新加坡福清会馆庆典活动结束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福清华侨华人代表一致决定成立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1989 年 9 月第一届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在新加坡福清会馆举行，来自日本神户的林同春、王建铭当选联谊会副主席。2000 年 2 月，第三届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在家乡福清隆重召开，林同春当选常务副主席，来自日本的林其根、林康治、王建铭、刘友荣、林文明、石雅之当选副主席。联谊会进一步促进了日本福清籍华侨与家乡的交流。
（三）资助家乡总有他
福清籍海外华侨虽然身居异国，但他们情怀故土，对祖国家乡始终怀着独特深厚的感情，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家乡各项事业，为福清家乡的蓬勃发展，繁荣昌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根据清乾隆版《福清县志》记载：“落花生、清康熙初年，僧隐元往扶桑（日本）觅种寄回。”由此可知，福清的花生是隐元禅师从日本引进的，距今已有 300 多年历史。
1654 年，隐元应日本佛教界之邀，飘洋过海宣讲佛门教义。他在弘法之余，不辞劳苦考察当地农业，发现花生这一佳果，不禁喜出望外。他认为福清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与日本有许多相同之处，能够适应花生的生长，因此千里迢迢觅种寄回家乡，从而繁衍流传至今。隐元作为一名早期华侨，不仅促进了中日两国思想文化的交流，也为家乡引进良种作出了贡献。
1905 年 8 月，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国同盟会，总会设在东京，领导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当时不少福清籍华侨追随孙中山成为同盟会基层组织的骨干。19 世纪末到日本长崎谋生的高山镇薛港村华侨薛永龙，从现存资料看，是最早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的福清人。1909 年东渡日本侨居仙台的福清市东瀚村林孝楼也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仙台联络员，后来还担任同盟会仙台支部负责人。1911 年，武昌起义前夕，林孝楼献出自己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一笔现款，资助滞留在日本的一批同盟会会员回国，以增强起义的领导力量。同时还发动华侨筹款捐资，寄回祖国，充为革命军军响。后来林孝楼因为捐款支援中国抗日活动，在日本遭到通缉，于 1936 年放弃几十年积攒的家产，带着一家人回到中国。
1972 年，离开家乡 37 年的林同春到中国广州参加春季广交会后回家乡东瀚村探亲访友，他见到家乡人吃水很困难，就捐资为乡亲们打 10 口水井。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海外华侨与福清家乡的交流逐步密切。侨居日本大阪神户的林同春、王建铭、林圣福、刘友荣、石雅之等福清籍华侨纷纷回到家乡探亲访友，慷慨捐资支持家乡的教育、社会福利等公益事业。
1984 年 4 月，林同春再度回到家乡东瀚村，与当地政府商量新建东瀚小学校舍的问题，得到政府的积极支持，当地政府批拨了 27 亩地作为新校舍用地，新校舍于 1984 年秋天动建，1985 年 9 月竣工，教学大楼由六座三层和四层的大楼连成一体，建筑面积有 3700 多平方米，可容纳学生 1200 多名。这所学校命名为东瀚中心小学。20 年过去了，这所学校培养出了考上清华大学的优秀学生，造就了众多的人才。今天我们来到学校，在校的小学生仍然知道这是林同春爷爷建的学校。接待我们的校长深情地说：“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林同春先生建了这所学校为家乡孩子们提供了良好的接受教育场所。今天，我们家乡人民富起来了，我们始终惦记着林同春先生的德行。我们最大的心愿是林同春先生能回家乡看一看，为学生做报告，讲讲他艰苦创业的历史和爱国爱乡情怀。”
1987 年 10 月，林同春和家人又回到家乡，独资修建东瀚中学，同时还捐资设立教育基金。1987 年原籍福清市三山镇的王建铭先生也捐资为三山中学兴建教学楼、宿舍楼等。1992 年刘友荣先生也捐资为高山中学兴建教师宿舍楼等。林圣福先生也捐资给西江老人会等。
1984 年，以林同春为委员长的第 24 回旅日福建同乡恳亲大会在中国福州市举行，大会将获得的捐款近 3000 万日元作为育英基金，用于奖励福清市两个华侨农场归国华侨子女中的优秀学生。海外华侨的捐资建设社会公益事业的善举，得到了家乡人民的广泛赞誉，同时也密切了与家乡人民的关系。
总结侨居日本（阪神）的福清籍华侨与家乡的关系，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赡家养口、帮助亲属。在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福清农村，当地的农村经济无法养活当地居民。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到异国他邦谋生。当时在中国农村是大家族生活，祖父母带着儿子、孙子们一家 10 几口人生活在一起。在外谋生的华侨略有积蓄，就寄（携）款回家赡养家眷，买地盖房，帮助兄弟“择姻娶妇”、“分惠银两”、有的人还帮助亲人经营事业。
2、资助家乡各项事业。20 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得到广大华侨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拥护。20 世纪 80 年代旅日华侨支持家乡教育事业、文化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等。
3、扩大人员来往交流。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海外华侨纷纷回国探亲访友，资助公益事业等，当时在福清侨乡“华侨”是家乡人民学习的榜样。“华侨”也为家乡人民带来了出国的“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福清掀起出国热中，以前往日本居多。福清人以“留学”、“商务考察”、“婚姻移民”等形式来到日本。他们特点是大部分在日本艰苦奋斗打工赚钱，他们只是短期居留，有的居留三、四年，多的达到七、八年。他们赚到钱后就回到家乡福清或购建房产或办厂开店兴业，对福清经济发展、社会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到了 21 世纪初，随着福清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福清人赴日本的目的发生变化。大部分赴日本的是刚成年的年青人，他们的目的是到日本学习语言，进入日本大学深造，以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他们在日本学习、生活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在中国的家庭供给。
（作者：张君明福清市市志编纂委员会主任、《福清华侨史》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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