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

部分迁居外地的福清人

刘福铸

明代长乐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吴之新安、闽之福唐，地狭而人众，四民之业无远不届，即遐迩穷发人迹不到之处，往往有之。”福唐就是福清。福清作为千年古邑、文献名邦，历史上的人口流动及与各地经济文化等交流活动都很活跃。一方面，不少名人或望族由外地陆续迁入福清，另一方面，福清也有不少名人和望族，由于种种原因迁往外地。迁往外地指的是定居入籍当地，而不是宦游或临时的寓居。迁居外地的福清人，历史上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记载，大部分人的传记中也不再说明原籍福清，故往往难以发现。笔者现把平时读书所记及偶尔闻见的一些资料，大体按时间先后，胪列于下，供研究者参考。蛙见未及者尚夥，祈望博雅君子，续作补充。
翁承赞（859-932）：字文尧，一作文饶，祖籍长安京兆，先祖于唐开元间入闽为官，先居建州崇安，祖父迁莆田兴福里竹啸庄（今莆田北高镇竹庄村），父翁巨隅始定居福唐光贤里（今福清新厝镇漆林村），遂为福清望族。承赞为乾宁三年（896）第三名进士，习称探花使。闽王王审知时，官拜同平章事，擢居相位。王审知卒后，承赞称疾致仕，迁居崇安县新丰乡吴屯里（今武夷山市吴屯乡）翁屯，其故居称大夫阁。
长兴三年（932）承赞卒，葬于新丰乡东山原口。其幼子出家清潭寺，后被崇为闽北佛教俗神一一扣冰藻先古佛。承赞裔孙翁仲通，宋嘉祐进士，定居崇安五夫里，子孙繁衍，科甲鼎盛。以上见《万历建阳县志、《崇安县志》、《扣冰古佛全传》等。一说承赞晚年居泉州南安官桥之翁厝，见《泉州掌故》。
林裕：字汝成，号柏庵，福清县人，赐进士，唐光化二年(899），奉诏由闽入琼任琼山县知事，妻子陈氏与子林堂随行，居府城西关。后升琼州府同知，卒于任上，家人定居琼州。林裕遂为海南林氏始祖，子林堂，孙林辨，曾孙林思范、思筠、思筵、思篇、思勤，卒后均葬府城西关美仍村，清道光间迁葬永兴镇儒林村永茂岭。子孙后代移居海南各地和海外。见《五指山史话·迁琼始祖由来》。
蔡伯俙（1013-1100）：字锦蕃，福清南隅人。北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以四岁虚龄应童子试，颂神宗御制歌诗，得赐进士出身，诏东宫侍读。后以司农少卿致仕。《万历建阳县志》载蔡氏先祖为弋阳郡人，八世祖蔡炉随王潮入闽，为建阳长官，定居麻沙。伯俙（禧）迁回建阳，再传为蔡谅，入太学，以忤蔡京弃官归。一说蔡晚年居福州，榕城将军署北的“蔡奇巷”（俗名彩旗巷，今名花巷）即因蔡伯俙故宅而得名，见清林枫《榕城考古略》、《福州地名》。
王苹（1082-1153）：字信伯，号震泽，福清刹上人，幼年出继予伯父，随迁江苏平江。苹从学于理学家程颐。绍兴初，高宗驻跸平江，诏对，以为通儒，赐进士出身，除秘书省正字。后迁著作郎，为秦桧所嫉，致仕归吴中，讲学以终。有《王著作集》传世。见《吴郡志》、《宋元学案》等。王懋(1151-1231）：宇勉夫，曾祖父始，自福清移居平江笠泽（今江苏吴江）。少丧父，奉母不仕，刻苦嗜学，以著书讲学为事。著有《野客丛书》30 卷、《巢睫稿笔》50 卷，皆考证典籍异同，引据甚为广博。见《宋王勉夫圹铭》。
林概：字叔平，号端甫，福清西溪（今属南岭）人，景祐进士，以秘书省校书郎知长兴县。庆历七年，升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归以省亲，病卒于途，不能归，家人遂定居江苏吴县。元陆友仁《吴中旧事》载，林概“徒居吴中，有子六人，曰：希（字子中）、旦（字次中）、邵（宇才中）、颖（字传中），相继俱登科；二早卒。”“叔平殁时，有二子尚在襁褓未名，既长，两兄弟乃拆其名示不忘父训，曰希、曰旦、曰郡、曰颖，后皆为闻人，号衣冠名族。”又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上也载：“林虙，字德祖，其先福州福清人，今为吴县人。祖概，集贤殿校理，父旦，直秘阁……”福清无林概家族遗迹，所记为实。
杜奇芬（1189-1258）：字万全，号谓隐，宋福清人，年十九以军功表授宁远卫指挥使。1213 年因盗祸自福清县福宁里奉母太君万氏迁居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宁安乡岗头村，为大小榄开村及该处杜姓始祖。嘉定十六年（1223），奇芬以平海寇功授“平寇将军”，特授“粤国公”，统领东南节度使兼理水师提督。见《杜国公墓碑》、《香山县志》。
郑虎臣（1219-1276），字廷瀚，又字景兆，平江吴县人。祖籍河南，远祖于唐末随王潮入闽，居福清。至郑宗祉始，自玉融（福清）迁入长溪（霞浦）。郑虎臣之高祖父郑开岳，又于宋徽宗重和远年（1118）自长溪徙入福安溪柄镇柏柱乡南山开基。生子良材、良佳、良柯。郑良材生子灼、炳、焕。郑灼生子垤、埙。郑埙即郑虎臣之父，宋理宗时任越州（今绍兴）同知，后被奸臣贾似道陷害，流放远州，死于贬所。郑虎臣武举登科后，也受株连，充军边疆。后遇赦放还。曾于龙海木棉庵杀贾似道。参李竹深《木棉庵志述》等。
张岘：南宋福清人，宦游岭南由官途经海丰迁居东莞县围沙栅口，为东莞张氏始祖。明初九世张彦珍，自东莞篁村坑尾移居新安县（今深圳宝安）涌头，万历间十五世祖裔初移居该县围头，成为巨族。日本学者田仲一成《中国的宗教与戏剧》据《围头乡张氏族谱》编制有《围头村张氏世系表》。
陈友定（？-1367）：一名有定，字国安（《明史》作安国）。福清玉涧人，元末随父亲迁居汀州清流县明溪市大焦村（今属明溪县雪峰乡）。友定由一名寨卒起步，经数十年征战，最后当上了统治八闽的最高军政长官——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他本目不识丁，但靠自学，达到了能做五言小诗的水平，明徐渤《笔精》载其诗数首。至正二十七年，友定为朱元璋所俘，不降被杀。
朱宗明：先世福清人，迁居长乐。宗明善琴棋，明永乐二年（1404），应诏至京，未几病卒，赐棺衾，给驿归。贫不能葬，其学生状元马铎等为之营家。见民国《长乐县志》。
林庭芳：先世福清人，自其父林震始迁居莆田黄石横塘。庭芳为明永乐十六年（1418）进士，知广东新会县。子侄皆中进士，一门联芳，居莆第二。见明郑岳《莆阳文献》。
林春：字子仁，号东城，祖籍福清方成里。祖父林闰以从戎隶泰州守御所，遂定居泰州，春受业于王艮，耽于王阳明之心学。嘉靖十一年（1532），会试第一，习称会元，选户部主事，晋文选郎中。著有《东城文集》。参《明史》、《泰州学派》等。
林祥瑞：字贲山，为永定西陂林氏七世祖。据《永定县志》载，明嘉靖间，祥瑞经商潮州，潮阳人林大钦贫寒无依，祥瑞怜而资助之，勉成其学。嘉靖十一年（1532），林大钦中状元，告养回籍时，绕道西陂拜谒样瑞，执父子礼。故林氏宗祠有状元匾。《西陂林氏源流谱略》称：林氏祖文德公自福清迁来。
翁正春（1553-1626）：字兆震，侯官洪塘（今福州洪塘）人，为福清漆林翁承赞之后，高祖始迁福州。万历二十年(1592）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历官礼部左侍郎、吏部侍郎、詹事府日讲官等，卒谥文简。参《翁忠简公神道碑》。
林垐：字子野，号耻斋，福清磁窑人，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任海宁知县，清兵入浙，投身抗清活动。与闽县董应举、漳浦黄道周、云间夏允彝等交往密切。后阵亡于抗清。垐工诗、善草书，有《居易堂诗集》传世。《永泰县志》载林垐“原籍福清，迁永，今祀永福忠义祠”。
周鹤芝：号九京，福清松潭人，迁居平潭。本为海盗，后就抚任黄华关把总，稽查商船。明亡，参加郑成功抗清部队，任水师提督。曾五次至日本乞师。见民国《平潭县志．忠义传》。
余甸（1655-1726）：字田生，榜名祖训，字仲敏，福清化北里玉石人，其父始迁居福州，居南台之钓龙台畔，曾寄籍南平。甸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中进士，知四川江津县，官至吏部主事、山东按察使等，其文章书法，为一时之冠，有《余京兆集存》、《入蜀出蜀集》等，参《闽江金山志》、《闽侯县志》。
李馥（1662-1745）：字汝嘉，号鹿山，福清人，清陈康祺《郎潜纪闻》误作“泉州人”。康熙二十三年（1684）举人。官至浙江巡抚，以失纠属员去任。归闽后定居福州黄巷，与知府顾乌、侯官名士林衡等 40 多人在于山成立“平远台诗社”，以吟咏为事。李馥为著名藏书家和诗人，兼善绘画，著有《居业堂诗稿》。
高文焕：福清三山海瑶村人，清康熙间官封武德骑尉，为正五品封赠。以行伍迁居广西柳州。文焕以下八代，皆任武职。民国时，其裔孙高成忠（字景纯）曾任广东督军陈炳焜卫戍司令，成忠子高天骥解放后曾任柳州市首任副市长。数年前，柳州高氏曾至福清海瑶核对高氏族谱，寻根访祖。广西柳州汽车配件公司的高氏裔孙高嘉俊先生，还曾详细抄录了柳州高氏历代祖坟墓志等资料，寄予《玉融乡音》要求帮助进一步查对。
林枝春（1699-1763）：字继仁，号青圃，父邦桢自福清迁福州，居闽县濂浦乡（今属福州晋安区）。乾隆二年(1737）中第二名进士，习称榜眼。官至通政司右副使等，晚年移居城内黄巷，主讲鳌峰书院。有《青圃诗文集》等传世。见《闽林开族千年谱》等。
张甄陶（1713-1780）：字希周，一字惕庵，祖籍福清，迁闽县。少好学，曾受业于方苞。乾隆十年(1745）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著有《四书翼注》等。见《词林辑略、《清史稿》、《闽侯县志》。
何长浩：字得然，福清人，迁闽县。急公好义，倾心教育。曾独立护府学、输财修茸侯官、南平二县县学，临终尚嘱咐其子、员外郎际逑建福州试院。又曾捐资建南台大桥。乾隆十年得知府上疏表彰。见《闽侯县志》。
叶观国（1720-1792）：字家光，号毅庵，又号存吾，其先祖于清顺治间自福清迁居闽县（今福州）。观国中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官至少詹事。著有《绿筠书屋诗抄》等。其六子申万、七子申芗，孙敬昌、玄孙大焯、四世孙在琦等亦皆中进士，入翰林，人誉为翰林世家。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号少穆、俟村老人等。远祖为莆田九牧林家，宋进士林高德自莆迁福清，定居杞店乡（今海口岑兜村）。清初则徐四世祖林学韬始迁居侯官（今福州）。林则徐为近代史著名人物，生平耳熟能详，不赘述。参《林则徐世系录》等。
陈征芝：字兰邻，号韬庵，先世由浙江迁来福清定居，其祖又迁闽县，清嘉庆七年（1802）中进士，历官九江同知、秀水知县等，所筑带经堂聚书八万卷，多宋元珍本，为清代福州著名藏书家。见《福建通志》、梁章钜《师友集》。
林端材：字正坚，清乾隆时人，撰有著名的方言韵书《建州八音字义便览》，该书初版于乾隆六十年(1795），自署“玉融林端材正坚氏”。厦大李如龙教授认为林端材是迁居建阳的福清人，否则他不可能这么熟悉闽北话。
魏杰(1796-1876）：字从岩，号拙夫、松筠。所著《玉融魏氏迁省族谱》载，其远祖为唐代名相魏征，先祖自河南遂平随王审知入闽，定居福清十六都。后代“迁居省城东关外菜园口乡，仍以农圃业起家”。魏杰善经商，以盐业发家为一方巨富。喜藏书，又善诗、工书、能画，为近代福州著名诗人，著有《逸园诗钞》、《玉融魏氏迁省族谱》等。
林春祺(1808-？）：号怡斋，清道光时人，自谓“春祺世籍古闽福清县之龙田”（《铜板叙》）。迁居侯官（今福州）。为近代著名印书家。他自道光五年至道光二十六年，以个人之力，雇佣刻字工人，耗资 20 多万两银子，费时 21 年，刻制成楷体铜活字 40 多万个，以祖籍“福清之龙田，因即名此铜板为福田书海云”。这套“福田书海”铜活字比清廷内府印制一万卷本的《古今图书集成》铜活字还多一倍，名扬中外出版史。
何履亨：字翔卿，福清人，清咸丰进士，其父于道光间始迁居福州，先租住林姓人家所有的文儒坊诗人黄任旧居“香草斋”，同治壬戌年购置并重修，题匾曰“旧香草斋”，履亨自书长跋记其屋本末。抗战前夕，郁达夫游宦入闽曾居此。见《闽中广记》。
何振岱（1867-1952）：字梅生，又字心与，号梅叟。祖籍福清南华乡，自祖父始迁居福州，世业儒。振岱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举，后数应进士不第，遂无心仕进。耽于吟咏，为近代著名诗人，所收男女弟子极多。振岱又擅画。著有《觉庐诗草》等十多种。
郑乃珖(1911-）：号壁寿翁，福州人，祖籍福清，为当代著名画家，任福州画院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西安美院教授等。
林同炎（1911-）：福州道山人，祖籍福清东瀚。少时随父母寓京，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毕业后考入唐山交通大学。1934 年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上世纪 40 年代后定居美国。为世界著名桥梁和结构工程学家。其兄同济博士曾在上海复旦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任教，为莎士比亚专家；三弟同骥博士为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四弟同光为美国医学博士；幼妹同端为美国哲学博士。

民国时期的江阴私塾

严 曦

社学、私塾是古代私学的重要基地。私塾又叫“私塾斋”。江阴社学始于元代，时江阴出名的有门口村“石帆社学”，西山村的“菊邨社学”，田头村的“福地社学”等。清代嘉庆、道光之后，私塾取代了社学。到了民国中期，私塾遍布江阴全岛。据民国十九年（1930）农历十月年报，当时先后兴办的私塾有庄前、南吹、莆头、北郭、下宅、门口、塘边、田头、东桥、下楼、下堡、浔头、张厝、东宵、占泽、芝山、高局、东埕、潘厝、渚头、外坑底、洋门、后陈等计 23 所。有塾师 23 人，学童 408 人。民国二十四年(1935）之后，随着洋门、高岭、浔头、沙塘、占泽、建华国民小学的创办，私塾才逐渐被淘汰，至建国前夕的 1948 年，已剩下廖廖无几。
从教育内容看，无论是社学或私塾，传授的都是孔孟之道和朱熹理学。江阴跟福清各地一样，在私塾斋里沿袭以下旧俗：
延聘塾师：其束修（工资）由学童负担，有的付钱币，有的付谷物。延聘年限为一年，有业绩者可延长教期。
拜孔夫子：孩童入学那天，家长特煮一碗蛋面加葱给孩子吃，“葱”与“聪”谐音，意为求知聪明、灵通，学有上进。私塾斋多设在宗祠或庙宇里，开学时厅上方挂着“万代师表”牌匾，象征孔子。令学童行三拜礼，以示启蒙学习开始。这种礼仪叫“拜孔夫子”。
上课内容与时间：社学、私塾以《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顺序渐进，先学《三字经》，接着学《大学》、《中庸》。还有《论语》的《学而》、《先进》、《孟子》的《梁惠王》、《离娄》。兼学“评注”，赋诗做对等。读书时用红朱笔圈书句读。注重背诵及书写练习。开学时间一般在农历二月初二，至十二月廿五放假，中间不放暑假。
戒尺、竹签督学：早年乡老用竹特制一把尺半长的戒尺赠给塾师，用于警戒学童，对无法背诵或调皮的学童，塾师就施行打手心，轻者三板，重者十板。此外，还制有一支竹签，竹签正面写“出恭”，背面写“入敬”，因当时没有规定下课时间，学童进出须向塾师要一支竹签放在课本上，方能出入或去大小便。
办纲斋：这是私塾斋里的一项特别活动。每年农历七月十二、十三日，由学童乐捐出钱，用面粉制一种似小铜锣大的圆粿，赠送给每位家长，其中留有三块大型圆粿，约有脸盆那么大，分为“状元”、“榜眼”、“探花”三种。由学童抽阄领取，抽领到“状元”、“榜眼”、“探花”圆粿者，师生为之祝贺。并由这三位学童领读《学子十愿》的圣言：第一愿信心广进，第二愿聪明若智，第三愿三厢得意，第四愿四书背熟，第五愿五经博览，第六愿六艺皆通，第七愿七遍雅座，第八愿金榜题名，第九愿双亲福寿，第十愿天下太平，结束语是：“平平仄，仄平平，祝愿同窗齐聪明；十载寒窗磨铁砚，一举登榜为君民。”最后，由全体学童凑资办酒席，宴请塾师，以示对师长的尊敬。
社学、私塾对旧时培育人才起到一定作用，但也体现着封建的师道尊严，存在着体罚学生等陋习。江阴岛的私塾大体在解放前夕停办。

六十年代初农村中小学的素质教育

王华民

1963 年，我从六一中心小学考入福清第五中学（简称五中）。五中是高山中学的前身，创建于 1958 年，当时是初级中学，从初一年到初三年每个年段各有六个班，学生除了高山镇区的少部分居民子女外，大部分是来自高山（包括现在的沙埔镇）、三山、东瀚三个公社的农村孩子。当时学校的思想教育抓得较紧，也没有明确提出“素质教育”这个概念，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农村中小学的素质教育其实开展得有声有色。
一是注重劳动教育实践锻炼。记得在 1962 年上半年，六一中心小学五年级学生在老师带领下，往目屿岛水产养殖场分海带苗，就是在海带投苗季节，把海带苗的根部一棵棵放进棕绳的绞合处，然后由水产工人们放到海水中养殖。也算是勤工俭学吧，每个学生一天能赚到 3 毛至 5 毛的工钱，有的补交了欠下的学什费，有的充作班费，那次我们遇到了台风，工作任务完成后被滞留在海岛，刚从三年自然灾害困境中走出来的我们又经受了一场考验，成为命题作文“难忘的一件事”的好素材。
在五中，印象最深的是农忙假，当时农村中小学每个学期放大约一周农忙假。根据农时季节，上半年在麦子或早稻收成时放假，下半年在番薯收成时放假，也有不放假的时候，那就是学校组织集体劳动，大约在 1963年 11 月间，我们全班同学就去 10 里外的薛港村支援生产队收番薯。番薯收成时天气已开始转冷了，我们住在老乡家里，自带粮食，也就在那里煮大锅饭吃。白天上工时，就帮着捡番薯，晒薯片，拨重块（把撒在地上晒的重迭薯片拨开），农民伯伯们看我们肯干，煮来了番薯粥给我们当点心。那时候，我们心里热呼呼的，觉得劳动很光荣。
还有一次，全校师生浩浩荡荡开到附近的院西大队支援各生产队抢收麦子。回来之后，每个学生都写了一篇作文，老师在讲评时还表扬了一位会用“汗流浃背”这个词的同学，我也就在那时懂得了这个词的涵义和用法。此外，学校还分给每个班级一片菜地，让学生课余种菜，我们每天傍晚下课后都去浇菜、捉虫，收获的包菜、小白菜、空心菜等卖给食堂，所得充作班费，食堂炒好后又廉价卖给寄宿生。劳动实践使我们接受了热爱劳动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教育。
二是组织丰富多彩的兴趣小组活动。大约在 1965 年，五中的各种兴趣小组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在校园里蓬勃展开，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生物……，各门课程都有兴趣小组，还有音乐、体育兴趣小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喜好，参加一个或多个兴趣小组，而每个兴趣小组学校都会在一周中安排一个下午的最后一节课时间给予活动。由于对音乐的热爱，我参加了音乐兴趣小组，怀着浓厚的兴趣学了一些音乐基础知识，如简谱的读法等，后来靠这简单的音乐知识，学唱《长征组歌》甚至自学京剧样板戏选段，伴我乐观度过文革中的艰难日子。此外，出生在农村的我还参加了生物兴趣小组，在我们班主任陈维云老师带领下，学校食堂旁边的空地上建了个花圃，四季鲜花常开。也就在那时，我们认识了昙花，理解了“昙花一现”这个词。当我们晚自修时守在昙花旁等来昙花开放的一刹那，我们的心欢呼起来。生物兴趣小组还养了几对长毛兔，团员和积极分子负责喂养，除拔草喂兔子外，我们还得给长毛兔拔毛、防治脚癣。拔下来的雪白的毛绒，由我拿到街上农资门市部去收购，卖的钱一分不少地上交，在这兴趣小组中，我们培养了勤劳、诚实、尽责的品质，还学会了养殖长毛兔的知识。
三是学雷锋学英雄活动持之以恒。自从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之后，学雷锋学英雄就成为我们学习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唱学习雷锋、王杰、欧阳海的歌曲，读雷锋和英雄的日记，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学校里鼓浓了忠于祖国忠于党，热爱领袖和人民的气氛，大家以艰苦朴素为荣，助人为乐。同学们表现良好，争先恐后要求加人共青团。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幼年失母，靠父亲一人又当爹又当妈拉扯大他和弟弟，生活比较艰难，我们全班女同学，都把这位同学当兄弟看待，经常到他家帮助做一些家务，感动得这位同学的爸爸热泪盈眶。如今三十多年过去，前年这位同学的女儿考上大学，儿子考上重点高中时，遭遇下岗又遭洪灾，我们那一届从不搞同学会，但几位昔日同窗义无反顾地主动伸出援手，捐赠了一笔现金帮助了他。
可以说，雷锋精神哺育了整整一代人，如果没有“学雷锋”这样的政治思想素质教育，我们那一代人是很难经得起十年浩劫的。我们这一代人能够与共和国风风雨雨相伴过，六十年代初的素质教育功不可没。

福清华侨中学创办前后纪略

方家章

一，海外侨胞的愿望
新中国建立后，结束了我县在海外的五十万侨胞无家可归的历史，他们迫切要求在家乡创办侨校，将子女送回祖国升学深造，同时，也为国内侨属子女创造入学条件。1954 年秋，雅加达、泗水各地区的玉融公会和社团，开始酝酿在家乡创办侨校，当时年轻的侨领郭毓秀、郭庆星、周伟谟、郑曾锬等先生倡仪成立筹备小组，一边筹集办校经费，一边与回国定居的高志荣先生联系，推举他为国内代表向政府申报创办华侨学校事宜，同时着手拟定办学方案和计划，及时反馈印尼。1954 年国庆五周年大典，侨胞张鸣琴先生应邀回国观光，他率领代表团 5 位成员，在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后回到福清，受到县委书记纪平、县长王建道的盛情接待，并就创办华侨学校提出了意向，县委领导当即研究，指定侨联主席高志荣与文教局何爱先副局长负责立项并向闽侯地区申报。
1955 年 4 月，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召开，周恩来总理率领代表团前往印尼，乘周总理接见华侨代表机会，郭毓秀、俞昌坛、张鸣琴、周伟谟、何隆朝几位侨领又将要在家乡创办侨校的愿望向周总理汇报，得到总理的赞许。这样，创办侨校从意愿和设想转入到确定方案并进入筹备的阶段了。
办校的申报手续由高志荣主席与何爱先副局长负责。高志荣先生回国前在印尼期间，先后担任泗水玉融公会主席、泗水中华侨团联合会副主席等职，回国后，任归国华侨联谊会席，1956 年荣任副县长，他关心家乡建设，热心教育事业。创办华侨中学，他既是发起人，又是组织者，从申报立项到动工建校，都是他苦心操办的。当时福清隶属于闽侯地区管理，高先生与何局长几次去地区办理创办侨校的报批手续，得到地区教育局秦兴华局长与林元照副局长的支持，并尽快转报省教育厅审批，得到林汝南厅长与王于畊副厅长赞同，不到一个月时间，同意建校的批文下达。批文明确指出：政府负责教师工资与日常行政经费，侨方负责校园基建与教学设备资金。土地由政府征用，办学规模分三个阶段，逐步扩大，定校名为“福清私立华侨初级中学”。
二、协力同心，筹集资金
省市批准创办侨校的消息传至海外，侨胞欢欣鼓舞，积极捐资，慷慨解囊，于 1955 年春节前后，第一批汇回四十五万港币，接着玉融公会等几个社团又集资五万港元，在捐资中率先带头的有郭毓秀、郭庆星、张鸣琴、何隆朝、郑曾谈、张逸民、陈泽顺等侨贤。周氏宗族的周昌盛、周伟谟、周昌隆诸先生，除个人捐资外，还将周伯母八秩寿诞节余款目及亲友贺仪近两万港元寄赠给建校之用。国内的高志荣、施友铿、张宏、陈春炎等领导也紧锣密鼓地筹备建校的各项工作。办校已得到批准，但校址选在何处未定。第一方案选在西区凤凰山麓的高巷，第二方案选在东区的东皋山。县教育局与县侨联召开了几次研讨会，最后确定在高巷以西的凤凰山麓。地处城区，入学方便，由政府征集土地 65 亩，分三期建设，力争于1957 年增设高中部之前全面竣工。
三、1955 年先办“华侨子女补习学校”
“华侨子女补习学校”是“私立华侨初级中学”的前身。体制是仿照“北京归侨子女补习学校”，但规模没有北京大。这两所补习学校都是周总理在主持亚非会议后接见华侨代表时，同意他们的要求而办成的。1955年夏，在申报待批创办华侨中学之同时，“华侨子女补习学校”经县教育局批准，同意于当年秋季招生开学。补习学校招收对象是侨属子女，办学的目标是为程度较差的归侨、侨属子女投考初中之前的补课提高。当年招收两个班，共 82 人，由政府出面租用原“双旌祠”即后来的油脂公司的两个大厅上课，后来又借用产塘街的陈氏宗祠做为学生宿舍。补习学校，因陋就简，艰苦创业，教职工只有 7、8 位，工作任务重，但大家不辞劳苦。学校开设四门课程：政治、语文、数学、英语，定期一年。教师由教育局负责抽调，抽调原城关小学校长林恪老师为补校代理校长，负责处理日常工作，教师有陈举鹏、陈希亮、林盛梧等，稍后又调入林挺雄、何尔团、翁章发等几位老师。李开霖同志负责财务。至 1956 年秋，补校已开办一年，四科的补习任务已经完成，学生成绩有明显提高，其中有 85%的侨属子女于当年升人初中。补习学校完成了历史任务于是时停办。
四、改办“福清华侨初级中学”
在补习学校招生开学之同时，凤凰山麓的建校工程已经开始，铲平山坡，平整土地，夯实基础，拓开道路，工地日夜施工，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在短短的六个月内，第一座教学楼即“东风楼”于 1956 年 8 月竣工。大楼共有 8 间教室，连同楼前花圃共 1000 平方。第一层四间为教室，第二层四间为办公室、会议室、图书室、财务室。至此，办学的条件已初步具备，经县市批准，于 1956 年 9 月，改办成初级中学，定名为“福清华侨初级中学”，招收四个班初一年新生 220 人。按全日制中学开设十门课程，学生实行学籍管理，建立升留级考核评分制度，各项工作按中学标准要求。学校逐步走上轨道。开学之初，调袁鸿飞同志来校担任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设政工、教务、总务三个处，教师除补习学校原来的各位老师外，又增调了李文兰、陈希亮等十多位老师。此时，教职工达 40 人，成立了教育工会。学校隶属于县教育局主管，体制是公办侨建。自设立补习学习到设办初级中学，前后仅有一年半时间。学校规模逐步扩大，校园环境面貌一新，这一系列变化，引人注目，更加激励了海外侨胞的办学热情，也给全体师生以莫大的鼓舞。但毕竟是初建新校，教学质量还不算高，管理工作也跟不上，特别是校园建设任务很重，当时只有一座“东风楼”和一部份学生宿舍与食堂，实验室、运动场、图书馆都还未建成，给教育、教学带来一定困难，但这一切都是短暂的。
五、日夜兼程，加速校园建设
学校选址在凤凰山麓，凤凰山侧是一片丘陵山坡，地势崎岖不平，且旧城墙经过此地，乱石杂草遍地皆是，给基建带来很大困难，工程队进入工地后，进度仍然很慢。学校组织全体师生，参加义务劳动，分片包干，各负其责，每周下午二次和星期天半日参加劳动，部分侨属家长也参加义务劳动，工地热火朝天，你追我赶，不到一个月时间，一大片平坦土地即出现在人们面前，这一年，印尼侨胞又寄回 14 万港币，几个社团也集资5 万元，用于建设教学楼，市县政府也拨款三万人民币，做为平整土地、水电设施以及 1500 米学校围墙之用。。第二座大楼于当年 4 月动工，上下两层共 8 间标准教室，大楼西侧附加一幢办公楼，上下两层共 6 大间，总面积为 1500 平方米。此外，又在大楼南向通道旁边盖了 4 间教室，称为“四间排”，做为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和一间图书室。教学大楼连同四间排于五个月内竣工，取名为“向阳楼”。与此同时，礼堂、200 米跑道大操场、师生宿舍、食堂、校门相继建成。爱国侨胞陈荣坤回乡探亲，看到侨校平地高楼，日新月异，在无限欣慰之余主动将在学校周边的一座两进约 500 平方的木构楼房，借与学校做为学生宿舍。后于 1972 年又将此楼赠送给学校，正式签署了赠送书。当时学校将此楼定名为“朝晖楼”。
凤凰山麓原是一片荒坡，丘陵高低，崎岖不平，如今，高楼林立，道路平坦，入晚，灯火通明，书声琅琅。今昔对比，海外侨胞喜不自胜，社会各界也很满意。
六、创办完中，“福清华侨中学”
几座大楼相继建成，一部份配套设施也已竣工，至此，学校建筑面积已近 10000 平方米，拥有教室、办公室、实验室、图书室、大礼堂、体育场、师生宿舍、食堂、医务室等一系列设施，学校已成为粗具规模的一所完全中学。此时，各级领导和海内外热心于教育事业的各界人士，一致认为，增设高中部，办成一所完全中学的时机与条件已经成熟。1957 年 9月，经地区与县市教育局同意，创办完全中学，定名为“福清华侨中学”。当年秋天招收高中新生两个班 110 人，讲授全日制部颁高中教材。增加了郑式侨、陈能涧、郑国荣、林民松、林民通、郑荣祥、李鸿坚、林义兰等25 位教师。至此，全校高初中师生员工增至 1400 多人。县教育局抽调彭雁初同志来校担任第一任校长，成立三大处，陈能涧、郑式侨任教务处正副主任，陈举鹏担任总务主任。这一阶段办学的指导思想是：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全面发展，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千方百计稳定教学秩序，注重提高各科的教学质量，加强教学管理，健全规章制度，重视教研组建设，积极开展文体活动。虽然是新创办的学校，但发展与提高都很快。为了加强学校的领导力量，1958 年春，调刘学文同志来校担任校长，1961年牟广钦、陈道垠分别担任正副校长，1965 年庄沐接任校长。1960 年秋，第一届高中学生 110 人毕业，有70%学生考上大专院校，初中已毕业三届，大部分学生升入高中。成绩显著，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至 1961 年秋，原城关中学并入侨中，又增加了方建中、吴国维、张继春、杨叶安等 11位教师，原城关中学学生 180 人也转入本校，学校的规模也随之扩大。
七、五载艰辛，业绩辉煌
从1955年设立补习学校到1960年的高中学生第一届毕业，前后五年，时间虽短，业绩不凡。1961 年，侨校已成为一所中等规模的完全中学，初中 18 个班，高中 12 个班，全校师生员工 1400 多人。五年来共培养初、高中毕业生近 1000 人。初中毕业生大部份升入高中，高中毕业生也大部份进入高等院校。还有一部份考入重点大学，如何希春考入清华大学、陈上福考入北京大学，梁忠谋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之后，又有吴聿明、郑起瑞、陈忠宝、林宗玲等同学考入北大，吴奕乐同学考入清华。还有不少同学考入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福建师大等院校。这与五年来重视基础教学，抓紧常规训练，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有关。为了认真贯彻教育方针，使德、智、体三育得到全面发展。学校每学期都举行文艺汇演，歌咏比赛，朗诵竞赛，每年十月举行运动会，各季度举办篮排球比赛，华侨中学的男女篮排球队多次代表福清参加地区、全省比赛，男子排球参加全省八县市比赛多次获奖，女子排球连续四年获得地区冠军。师生联合自编自导的《黑虎岗》歌剧，参加全地区调演并获得成功。这一期间，印尼、港澳各地侨胞组团回校参观前后有 11 批，200多人，十分称赞学校的规模与发展的迅速。1962 年末，侨胞们踊跃捐资又从印尼汇回 10 万港元，省厅也批拨了基建专用款，用于再建一座教学楼，地点在校园西侧，面积约 1000 平方，共 11 间教室，该楼于 1966 年初秋建成，命名为“红心楼”，后来高三年段即在此楼上课。
学校于 1965 年举行建校十周年庆典，各级领导海内外侨胞欢聚一堂，共庆盛会。
八、春华秋实，桃李芬芳
转瞬之间，华侨中学又走过了三十五年历程，三十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与海内外侨胞的关怀下，学校规模从小到大，师生人数从少到多，教学设备从无到有，办学效益从差到好，而今教育教学的许多项目在全省名列前茅，成为省市的一所名校，1983 年被省府批准列为全省重点中学。1993年通过了省三级达标校的验收，1996 年又通过了省二级达标校的验收，目前正在向一级达标校进军。30 多年来多次被省市县评为先进学校、明学校、花园式学校。1990 年以来，高考比率逐年都在上升，1999 年高考录取率达到 84%，创造了侨中历史以来的最高水平。1998 年秋，高三年毕业生李彬，参加高考又以综合分的 900 高分，获得全省高考理科第一名，夺得当年高考理科状元的桂冠。同年在第十二届亚运会中，校友杨晓燕获得女子 470 级帆船竞赛冠军。建校 45 年来，春华秋实，挑李芬芳，为国家培养了 13000 名高中毕业生，30000 多名初中毕业生，为全国高等院校输送了 3000 名左右的优秀生，在毕业的校友中，有不少专家学者、各部门负责人。
如今的校园更加绚丽多姿，20 多座高楼平地崛起，树木郁郁葱葱，道路四通八达。特别是 1980 年，爱国侨贤蔡云辉先生独资 300 多万元，其公子蔡道行先生又捐赠 150 多万元，兴建教学综合楼二座，体育馆一座，图书馆一座，教师宿舍二座，学生宿舍三座，总面积达 18651 平方，爱国侨贤林学善也捐赠 100 多万元，兴建了学善电教楼 1470 平方，同时又捐赠了全套电化教学设备，1997 年，学校领导再度到印尼访候各位侨贤，又得到林绍良先生、林文镜先生、郭毓秀先生、郑年锦先生以及陈泽太、俞光汉、林金福、姚忠从等先生的热情接待，并慷慨捐资人民币 700 万元，作为第三期侨校扩建之用，扩建工程已相继完成。至此，学校总面积达到90 亩左右，基建面积达到 50000 平方米。全校学生人数达 4700 人，教师人数 270 人，可以说是目前全省规模最大、设备完整，功能齐全，效益很好的一所名校。
为了纪念这来自不易的业绩，也为了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学校于1985 年 9 月，举行建校三十周年校庆，不少侨胞从印尼回来参加盛会，其中有爱国侨贤、著名企业家林绍、林文镜先生；有蔡道行、方明悟、蔡循程、林文春、郑年锦、陈泽太、林金犹、许孙雄、姚忠从、何隆朝等先生。
进入新世纪，华侨中学全体师生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正迎着新世纪的曙光，与时俱进，再创业绩，为党的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成绩。

我所看见的声讨日军大会

翁发喜

约在 1943 年秋天，有一股日寇被国民党军队俘虏，羁押在福清县立初级中学，其中也包括一些汉奸和其家属。那时，我在县中读书，目睹了这批犯下滔天罪行的罪犯和几个身穿旗袍女汉奸在向中国人民谢罪时垂头丧气、狼狈不堪的情景。
那一天，国民党福清县政府假县坪亻西边中山堂（解放后曾一度被辟为灯光球场，即现阳光大酒家北面）前广场，召开民众大会，以让日军俘虏上台谢罪来声讨日寇侵略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记得一大早，我们全班同学，接通知后立即列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到中山堂前广场参加声讨会。当日，骄阳似火，附近村庄的农民兄弟也列队前来参加，挤得广场水泄不通。眼看参加大会的民众，来得差不多了，大会主持人宣布声讨大会开始。接着就见几名武装人员，将五、六名被俘日军押上台来。仇人相见，怒发冲冠，台下群众对日寇的喊打声、痛骂声不绝于耳，声浪一阵高过一阵。为了控制会场秩序，主持人要大家安静下来，他简单讲几句话，然后就叫被俘日寇认罪。日俘讲的是日语，我们听不懂，只见那几名矮胖、结实的日寇在认罪时，声音颤抖。他们每人说完，都不断地向台下群众点头哈腰，表示谢罪之意。其时施效仁先生通晓日语，据说，他当时是在县府任秘书。这天他在台上是为日俘讲话后翻译的，只听施先生翻译道：“他是说他们是不愿意侵略中国的，是被日本当局逼迫入伍，他们是来当炮灰的，自认为是大大的有罪，现请求中国政府和人民宽大处理，如能生还，决不再来，且劝同伴放下屠刀……”
那天大会的秩序很好，大家虽然义愤填膺，与日寇有不共戴天之仇，但大家听了日寇俘虏的谢罪之后，也知道他们是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强迫充当侵华炮灰的，因此，最终也没有人冲上台去揍他们，他们不但人身得到安全保证，据说，日寇被俘后，还受到不少优待，体现了中国人民素来以德报怨的博大胸怀，这与日寇的惨无人性的侵略行径形成了鲜明对比。

十九世纪初高山院西村的一场惨案

林学情 俞达珠

清代到康熙王朝中后期，平定葛尔丹，铲除三藩割据，收复台湾，国家统一，天下太平，统治者可以安享荣华富贵了。此后一百多年里，史家称颂“康乾盛世”。但他们哪里知道“盛满难居”。就在这个时期，已经在孕育着如明珠、和珅一类为代表的一大批大蛀虫。他们千方百计地钻营，谋取权力，聚敛财富，压榨百姓，蚀空国库。
国库亏空，各级官吏必然要巧立名目，在正额外增加各色税名，以满足各级贪官污吏的私欲。清嘉庆二十四年福清知县张缙云勾结粮差李克平大量贪污国库存粮，又怕案情败露，就想法向地方增加赋税而导演了院西村的一场惨剧，至今说来，仍然令人触目惊心，愤恨难平。
嘉庆二十四年（1819）农历三月中旬的一天，高山院西村秀才林弥高正在家中与族中几位老人在一起商讨如何向省城有关衙门反映福清县在正额外增加粮税致使农民苦不堪言的事。突然村中有人呼喊“县衙又有人来找秀才”。林弥高听见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为了避免公差制造口实，即让众乡老先回。众乡亲还未迈出门槛，县衙三个来人却已逼近大门。其中一个头戴儒冠身穿长袍的人见林弥高迎出来，立即面带笑容，谦恭有礼地说：“下官打扰众位，请众乡亲和生员见谅”。林弥高见来者是县学教谕（管理全县教育的官员），又是以以礼相待的姿态出现，也就很客气地迎上前去，把教谕大人和二位随从人员让进中厅落座。众乡亲见势即向林弥高和教谕道别，各自回家去了。
众人走后，教谕以似谦恭又带教训的口吻对林弥高说：“学生此番奉县尊张大人之命，特造府相邀先生到县衙与各乡绅一同相商今年征收粮赋之事，此事关系国课大计，望先生不，辞辛苦走一趟，以不负全县官民之托，张大人一再嘱咐学生一定要请到先生，足见县尊大人对先生寄望之殷切，望先生勿，辞”。
听了教谕来意后，林弥高心想，知县张缙云此前已三次请自己到县衙名为“赴宴”实是要他支持加征粮税，均被自己拒绝，此次知县派教谕出面劝说，实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条毒计，因为秀才属于学衔之类的学位，归教育官员管辖，得罪了教官，秀才生员之类的“诸生”地位就会动摇，此其一。其二、教谕本不负征粮之责，知县却委派他出面动员林弥高支持加征，这是知县以示看重教谕，争取他的配合，若要惩办林弥高，也必得教谕以学官名义向上呈报革去林弥高的秀才资格，然后才可以任意给林弥高乱加罪名。所以说知县派教谕出面，既示尊重读书人又带有威胁的意思，林弥高心中是明白的。但他想到近月来附近各乡百姓听到加征消息以后，纷纷哀求林弥高要“为民请命”，代向官府反映民间疾苦，此种情形，前三次他均已向县衙各官员诉说，但不起作用。此次再去，必无结果，且会得罪官府。想到这，他很委婉地对教谕禀道：“大人风尘仆仆地赶来舍下传谕县尊大人之命，学生不胜惶恐。本应随大人到县衙听命，只是敝乡连年水旱灾不断，以至今年春麦颗粒不收，民无以果腹，此情此景，学生已三次向张大人和县衙各房大人禀告，均未蒙体察民情，给予免催加征。学生愧对乡亲父老，也得罪各位大人不浅。因之，学生想不必再进县府陈说百姓之苦，就拜托大人代向张大人禀报百姓哀切恳求免去加征，如蒙俯允，大人与张大人定受万民称颂，永记史册。”
被林弥高一番婉拒之后，教谕心中很是不快，只是感到自己是教官，不是行政长官，既要表现为人师表的大度，又要留下日后脱身之路，所以没有发作，很平淡地说，学生定把乡亲们的苦情转禀县尊张大人。说罢就打道回衙去了。
过了数日，家住县城的一个林弥高同年（旧时同科中秀才、举人、进士的都称为“同年”）好友派家仆赶到高山院西林弥高家，告诉林弥高说县府知县与教谕、李克平等密谋以“聚众谋反抗粮”的罪名逮捕法办林弥高，教谕已与知县同谋上呈革去林弥高秀才资格，然后下手”。并说已令画师绘画林弥高图像在福州等地张贴通告，缉捕林弥高。
县官会迫害反对加征钱粮的秀才和百姓，这原已在林弥高预料之中，但是以“聚众谋反抗粮”的弥天大罪诬陷他，林弥高万万没有料到县府各官会如此狠毒。乡亲们听到消息后，上年纪的老人都劝林弥高赶快逃避，好汉不吃眼前亏。林弥高心想一不作二不休，索性联合各村民众联名上奏朝延。当夜他代乡亲们草拟奏本，内有“福清三载饥荒，万民坐困”、“三年连饥，百物俱尽”、“人民有女卖女、无女卖男”、“贪官污吏不恤民穷，专求民死”，无权无势的平民“含冤莫诉，负惨莫伸”等语，为了避开官府追捕，众乡亲商议要有人护送林弥高上京。但林弥高不想连累乡里，同时考虑到自己走后，其父和侄儿肯定是官府迫害的对象，于是决定让父亲和侄儿跟自己一起绕道厦门上京。
可是此事被粮差李克平侦知，他立即派人通知其在厦门的同伙李则振，要李则振就地向厦门地方官衙谎报林弥高父子侄三人“谋反拒捕”逃至厦门。厦门海防同知闻报后即派汛兵（相似后代的边防和水上警察）头目林青龙带队前往码头逮捕林弥高等三人。林弥高本留有一缕棕色长须，此时染为黑色。因此林青龙在码头没有认出林弥高。过了数日，林弥高到理发店理发，洗头时长须所染的黑色被洗褪，现出棕色，刚好被李则振路过看见，他立即跟踪到林弥高住处，然后亲自带领汛兵前来追捕林弥高等三人。初审时，林弥高如实陈述自己因反对额外加征而被迫害的经过。并当堂出示了准备上京告状的奏本。海防预审官初审和看了奏本之后，感到李则振举报不实，且案件不发生在厦门，不应由厦门地方受理，准备释放林弥高或移送福州府。
李则振从街役口中探知动向，立即赶回福清向知县和李克平报告，张缙云闻报后惊恐不已，心想此事若被朝廷知道，即使皇帝不直接过问此事，但福清籍在京官员定会插手不放。到那时自己非但乌纱不保，身家性命也难保无虞。想到此，他惊出一身虚汗，连夜招来教谕和李克平一起商讨对策。他们一致认为不能坐而待毙，只能破釜沉舟，一干到底。于是决定由知县张缙云带巨额银子上省城和福州府行贿，以求庇护。
福建总督董教曾听了张缙云禀报后，会同福州府主要官员分析此案认为：福清及全省各县官仓均有大量亏空，其原因均是地方官贪污挥霍和给上司送礼行贿造成的。一旦事情闹大了，政敌借故发端，对福建全省来个全面清仓，全省各级官员都脱不了干系，他们深知“一损俱损”的可怕局面，因此决定支持张缙云，由总督府行文至厦门提拿林弥高三人到福州，由福州府主审，定林弥高父子叔侄三条大罪：一、在福清聚众抗粮，意图谋反；二、事发后逃至厦门又行劫民财；三、抵抗官府拘捕，殴伤多名汛兵。判处三名“主犯”死刑，立即斩首，于当年农历闰四月二十二日在福州被冤杀，时林弥高年 47 岁。其他参与联名上奏的村民被连坐数十家，有的被判死罪，有的被流放边疆终身不得返回。其他林氏族人全部避难他乡，林氏祠堂和被连坐的村民房屋全部被放火烧掉。
省、府、县三级官员为了制造这一冤案，其手段之狠毒，可谓旷古未闻。首先他们对林弥高三人酷刑逼供不成，就逼迫他人做伪证，七十多岁的村民陈邦恕在公堂之上不为官府作伪证，说林弥高是“因公受累”，就被活活打死在公堂之上。为了诬陷林弥高“在厦门抢劫”，就把林弥高三人自带的行李和路费诬指为抢劫所得的赃物。并要厦门海防汛兵出具伪证证明林弥高拒捕并殴打官兵，汛兵头目林青龙在公堂上据实说明林弥高没有拒捕和殴打汛兵，就被多次施行酷刑，最后也被严刑逼死狱中。
林弥高死后，福清民怨沸腾，他们以各种方式表达抗议。文人们则作诗倾吐胸中不满和对林弥高的崇敬之情，诗人游春台所作的诗歌流传至今：“先生节义在芹宫，不比雕虫小技工。纬地经天才与识，至今阖邑仰遗风。”此后五十年间，福清读书人不参加清朝所举行的科举考试，以示抗议。民间不但因此痛恨清朝宫府，也痛恨帮凶们。院西村民断绝与李克平、李则振的亲族通婚。
据现存院西林氏族谱所载：林弥高本名志波，字国锦，号仰之。生于乾隆壬辰 1772 年三月廿日，被杀于嘉庆二十(1819）年闰四月廿二日。生前曾考中邑庠生，名列一等。“因加赋病民，国锦公为全邑请命。拂官命，毁及宗祠，合族逃匿”。

向汪冰县长追回救济品始末

倪朝铭

1945 年 8 月 6 日和 9 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8 月 8 日苏联对日宣战，随即出兵我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8 月 9 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8 月 10 日和 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受降及对日军展开全面反攻命令，日伪军迅速土崩瓦解，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后，盟军对日作战的部分剩余物资，拨往对日作战地区，做为救济品救济受难群众。福清于 1941 年 4 月间和 1944 年 11 月间，两次遭到日本侵略军占领，属于受日寇铁蹄蹂躏的重灾区之一，灾难深重。因此，福建省救济总署于 1947 年 3 月初，特地调拨一批联合国战后救济物资和美国人民捐赠的旧衣等物，准备分发给福清县公教人员。
时任福清县长的是汪冰，安徽省南陵县人。于 1945 年 4 月 19 日来融履新。据说他是国民党创办的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生，乃蒋介石嫡系人员。平时待人傲慢、武断专横。自从接任福清县长后，更加目空一切，识之者无不摇头叹息。
1947 年 3 月 24 日，全县中小学教职员工（农村学校派代表）按照福清县教育科通知，集中到县政府中山堂（现福清宾馆门口）领取救济品。可是，县长却突然宣布：救济品只分配给公务员，没有中小学教职员工的份。这突如其来的变卦，令人莫名其妙，全场哗然。教师陈拓夫、郭茂沂等人，鼓动大家说：“明明教育科下文通知前来领取救济品，为什么没有我们的份呢？这只能说明救济品被汪冰这些贪官侵吞了。他们平时搜括民脂民膏，贪得无厌，而今天不但侵吞救济品，还公然戏弄我们，侮辱教师，士可杀不可辱，教师们大家要争气，一齐起来拼吧！”一席话燃起了满场怒火，有的教师愤怒地喊道：“当宫的吃白米，教师食臭米，而且经常拖欠工资，今天又无理扣发上级发来的救济品，打算中饱私囊，我们坚决不答应，团结起来，拼啊！”中山堂前面广场吼声雷动，群情激愤。这时，陈云官校长站出来说：“县长无理扣发救济品，违反上面救济的本意，我们完全有理由追回。但斗争要讲究策略，还是先礼后兵为好。”大家觉得有理，便推选陈云官、郭茂沂、倪朝铭、林启鑫等人为代表，同汪冰交涉说理。
起先汪冰推说，他有急事要办，由秘书代为接见。代表高声喊道：今天有什么事比数百人站在广场等待发放救济品的事更急？大家边讲边挤进县长会客厅。汪冰凶神恶煞，板着脸孔说：“我已决定救济品只发给公务员，没有你们教员的份，你们来干什么！”代表们见他蛮横跋扈的态度，十分厌恶，当即严词驳斥道：“省救济总署明文规定救济品发给公教人员，现在你擅自把教员排除在外，何故？”汪冰推说，运来数量不够。代表们要求追查数量不够的原因。汪冰听了暴跳如雷，竟然拍起桌子，破口大骂：“放肆！”、“大胆！”、“目无长官”、“统统给我滚出去！”郭茂沂、林启鑫等代表见状首先按捺不住满腔怒火，冲过去揪住汪冰。汪冰喊叫挣脱，撕断西装领带，逃出会客厅，进入走廊。这时县立初中公民课教师吴启炘刚好迎面赶来，张臂挡住汪冰的去路，让随后赶来的代表揪住。外面教师们见状也一拥而上，又把汪冰团团围住。本来县保安队一部官兵已在戒备，此时县保安队长叫号兵吹起了军号，集合了数十名全副武装的保安队员，并在中山堂对面架起机关枪，对数百名教工进行威胁。面对凶恶敌人的枪口，教工们毫无畏惧。陈云官与郭茂沂挺身而出，一起进行现场指挥。几位身强力壮的教师迅速扭住汪冰，把他推到前面。郭茂沂对着保安队员高喊：“县长在这里，你们开枪吧！”汪冰吓得浑身发抖，连声高叫：“别开枪，我是县长！千万别开枪！”此时有几位大汉教师，手抱石板、石块，突然出现在机关枪前，大声喝道：“撤不撤，不撤就砸断你们的机枪！”汪冰又大喊：“你们给我撤！”保安队长无可奈何，只好下令撤退。
此时，县党部书记长苏景昌、县参议会参议长江修元等人急急赶来为汪冰解围，请教师代表到县党部谈判。教师代表坚持：立即按照省救济总署规定，发给中小学教职员工每人一份救济品，并保证今后不打击、迫害教师。汪冰推说救济品不够，要宽限日期。双方相持不下，便商定第二天继续谈判。
国民党同盟会革命元老郑忾辰先生，急公好义，一身正气，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有力助手，退隐后回到福清，仍致力于地方公益事业，对福清人民多次的正义斗争，均不遗余力地给以全力支持，并与大家同甘共苦，一直坚持到取得最后胜利。他的功绩，福清人民有口皆碑，对他不直呼姓名，只尊称为“忾老”。
第一天谈判刚结束，陈云官校长就建议必须立即争取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首先由他向忾老汇报事件发生的经过，并请求大力帮助。于是其他谈判代表也分头开展活动，以争取同情，壮大声势。
第二天谈判开始，教育界代表向汪冰提出下列条件：
1、汪冰县长向全县中小学教师赔礼道歉。
2、保证不歧视、不迫害教师。
3、中小学教师每月集会一次，不得进行干涉。
4、不能拖欠教师的薪金和补贴粮。
汪冰慑于群众斗争的威力，同时感到自己陷于孤立，斗争形势对自己不利，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同意接受代表所提条件，并由苏景昌、江修元担保。关于救济品问题，代表同意派人协助解决，由教育界参议员吴承铭，教育会会长翁鸿猷，同汪冰合组三人小组，上省向省长刘建绪交涉。
福清解放后，1949 年11 月，在县城召开福清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忾老做为特邀代表，笔者做为教育界代表，同时参加会议，彼此有了较多的晤谈接触。接着，笔者同忾老的孙女郑守端女士（毓和先生的长女）结婚，常到忾老家中，更有充裕时间多次闲聊往事，在跟忾老前后晤谈中，依笔者记忆、理解，有下述几件事与教育界向汪冰追回救济品有关：当汪冰蛮横宣布救济品不发给教育人员时，中山堂广场，中小学教师群情激愤，提出强烈抗议。吴启炘先生（忾老的二女婿）得悉，当即回去告诉忾老。忾老十分关切事态发展，即派吴启炘先生赶赴现场，并嘱不要让无权无势的教师们吃亏。吴启炘先生到达县长会客厅前走廊，恰巧遇着汪冰急急忙忙往自卫队驻地方向逃跑，被人高马大的启炘先生张手一栏，汪冰闯不过去，被随后追来的教师代表扭住当为人质，方才避免了汪冰企图利用他的自卫队武装，作为威胁教师的毒辣手段。对此，忾老十分谦虚地说：这是无意，是教育界正义斗争得道多助也。
教育界同汪冰谈判，第一天无果而散。当天晚上，汪冰邀请苏景昌、江修元同向忾老介绍白天发生冲突事件的经过，并征求忾老对处理此事的意见。忾老提醒汪冰，其大意是：教师们要求发给救济品，这是省救济总署的通知规定，属合理合法，无可厚非。教师们育人任务艰巨，生活十分清苦，应该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和体恤，今天发生此事，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尽快把救济品发给中小学教师。至于救济品数量不足，你们当地方父母官的，有责任向省里请求补足。能这样处理，事情不就化解了吗？苏景昌、江修元听后，频频点头称是。汪冰从忾的谈话中，已摸清了老先生的态度，不得不加以认真考虑。
忾老为帮助解决救济品数量不足问题，还以私人友谊致涵刘建绪，要求尽速按原定通知，全额发给福清县中小学教职员工每人一份救济品。于是我县三人小组上省交涉十分顺利，刘省长立即批示：“按救济署规定，每位教职工发给一份。”至此，福清教育界向汪冰县长追回救济品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4 月中旬，福清各中小学校派人按名册向县政府领取救济品。每位教职员工领到卡机布料衣服一套，草绿色尼龙蚊帐布料一床，军用救济品一纸板箱（内装牛肉煮马铃薯一大铁罐、牛奶水二铁罐、牛奶粉一袋、饼干一盒、火柴一小盒）。
发来的救济品，还有美国人民捐赠的旧衣服几大袋，由于数量有限，只能用制签抓阄的办法，先抓阄，后对签，抽到空号的就无物可领。记得笔者得到是美国工人穿的旧大衣一件。
救济品发放结束，陈云官校长主持召开城关各中小学教师会议，大家一致同意：由各校轮流召集，每月聚会一次，以加强校际联系，必要时，就进行联合斗争。同时决议使用福清县教育会合法名义，创办《学报》，作为教育界的喉舌，并立即着手筹备，报社社址设在奎光阁，定于当年 5月 4 日由学光出版社印刷发行。至此，福清教育界追回救济品的斗争，胜利落幕。
附注：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引用如下资料：《福清市志》《福清一中革命史》

东张水库淹没区的移民安置

张玉枝

东张水库是福清的一座大型水库设施，坝址位于石竹山下的龙江中游，集雨面积 200 平方公里，坝型为混凝土宽缝重力坝，最大坝高 38 米，坝顶长 219 米，库内淹没区淹没面积 15 平方公里，正常蓄水量 1.85 亿立方米。水库建于 1958 年，二月动工，当年 12 月竣工，历时 10 个月。水库工程浩大，集蓄水、防洪、发电为一体。渠道干支渠总长 398 公里，纵横全市 12 个乡镇，220 个行政村和 4 个农场。设计灌溉面积 26.8 万亩。整个工程土石方近 1000 万立方米，国家补助工程费 1869.8 万元。东张水库的建成，使福清水利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力地促进了工农生产的发展。
水库淹没区迁移 1 个镇、2 个乡（小乡）、54 个自然村、10 个高级农业合作社，迁移户数 2804 户，12115 人，淹没耕地 14811 亩、房屋 11950间、各种作坊 19 座、晒场 143 亩、粪坑 2730 口、宅基地 199 亩、果树5608 株。
为了搞好移民工作，县里于 1957 年 11 月成立移民安置委员会，由县委常委张其载任主任、县委委员柴长林任副主任，委员会以高级社为单位，下设 10 个移民工作组，于 1958 年 12 月移民结束。
移民工作分三个步骤进行。一是定线发动，搞通移民思想。二是对拆迁户房产、耕地逐户进行登记，成立评议小组进行补偿评议。三是搬家、拆房、安置。移民户房产的赔偿原则是：“既做到迁移后能重新建起相当的房屋居住，又做到建设中不浪费，不使旧料损失。”采取原拆原建，旧物利用，分别补偿的办法。在评议过程中还聘请土木工匠实地观察，根据新旧程度，造价高低，拆建损失等情况评定。对于房少人多，屋小质差的特殊困难户，也要做到拆掉一间，再建一间，不让因拆建无房居住，流离失所。土地的赔偿不是迁移者个人收入，而是由安置委员会统一交给接受安置的有关乡信用社转给各所在高级社。至于粪坑、坟地及公共设施，也分别做了适当的赔偿。
在移民工作中，遵循“家家有房住，人人受安置，生产可保证，生活有出路”的移民原则，按自愿分散安插和政府帮助相结合的办法，尽量动员移民户到山区开发。对集中安置有条件的地方，则成立新村，单独建队。对五保户、鳏寡孤独无劳力者给予特殊的照顾，切实保证他们“住有其房，耕有其田”。
据 1965 年 4 月落实追补移民经费时的资料统计，安置在本县的移民户有音西公社的宏路、金峰、前亭、马山、跃进、棋山等大队计 346 户1680 人；安置在东张公社除建立新镇外，还有安置在先进、先锋、香山、半岭、濑底、三星等大队，计 1338 户 6705 人；安置在镜洋公社的有琯口、阳下、光荣、镜洋、波兰、上店、东埔、玉埔、西山、梨洋、墩头、下施等大队，计 367 户 1680 人；安置在渔溪公社的有南山、苏田、双垱、上张、渔溪及渔溪居民等大队，计 166 户 742 人；安置在阳下公社的有奎岭大队和太城农场，计 20 户 102 人。安置最多的有东张公社的半岭、香山、先进，镜洋公社的光荣，音西公社的前亭共 5 个大队，组成 59 个新的生产队。
对于原东张镇的迁移，在旧镇的正西约 1 公里的玉井村，建立新东张镇，全镇原有住户 697 户，安置在新镇的有 418 户，其余 279 户农户动员分散落户，以其特有的各种关系，安置在全县各地，还有少数的安置在外县。
由于整个移民工作是在大跃进的年代里进行的，当时群众思想觉悟高，经过动员教育，集体利益和眼前利益能够服从整体和长远利益。但因时间紧迫，过细的思想工作做得不够，在经济赔偿方面，虽然规定对房产、土地、作坊、埕地、坟地、茅坑、果树及其他损失，都根据其不同损失程度，分别给予必要的赔偿，但有的赔偿标准偏低，不尽合理，有一部分移民户受到损失。这些具体问题，在“文革”初期，又一次进行补偿复查、核对，增拨补偿费 1565000 元，连同原来实际补偿 3038750 元，合计 4603756元。至此，东张水库的移民遗留问题，才得以比较妥善的处理解决。

“龙高暴动”的真实经过

——《革命烈士公墓碑文》辨正

余贤龙

民主革命时期，300 多位福清革命者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为福清的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纪念革命烈士，弘扬他们的革命精神，使他们名垂千古、流芳百世，中共福清县委、福清县人民委员会于 1957 年修建了福清革命烈士公墓和革命烈士纪念碑，并在公墓正中，镌刻了《革命烈士公墓碑文》，碑文简述了福清人民英勇奋斗的革命历程，列出了革命烈士的芳名。
今年清明节期间，笔者到革命烈士陵园仔细拜读了公墓的碑文，发现碑文中有关龙高农民武装起义的内容与史实不符。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福清龙田高山两镇，爆发了震动八闽的围歼省防军第二支队林靖部驻军的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史称“龙高暴动”，亦被称为“龙高民变”。由于林靖部队多是说“兴化话”的莆（田）仙（游）人，群众则把这次暴动叫做“打兴化兵”。
对福清革命史上这一重要的事件，《烈士公墓碑文》是这样概述的：
“福清建党的第一天，党就领导农民运动，开始武装斗争。1932 年在北区发动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示威游行；在龙田高山领导农民武装起义，全歼省防军混成旅（即第二支队）林靖部 4000 余人……”
碑文记述的龙高暴动爆发时间、歼敌人数与领导者，都与史实不一致，也可以说是错误的。
一、暴动的时间
根据民国时期档案资料和三十年代初期的报纸和一些老同志的回忆，龙高暴动是 1931 年12 月26 日，即民国二十年农历十一月十八日发生的；福清民间广泛传诵的《打林靖》白字诗中的“民国二十年，林靖到福清”，“十一月十八夜，民变好惨惊”两句诗也足以证明。
二、歼敌的数量
根据参加暴动的老同志程序（已故）和张端哲合写的回忆文章《龙高人民武装起义》中的记述，龙高暴动的歼敌总数是 800 人左右；陈宜坚先生（已故）在《龙高民变的前前后后》一文有“善后委员会雇人就海埕挖坑掩埋尸体……总共 400 余具”的一段描述来自身历其境的一些老同志提供的，在龙田海埕一处被民众击杀的官兵数量的文字，加上在高山镇及其它地点歼灭的官兵，总数也是近 800 人。再者，进驻福清的林靖第二支队官兵总共才 2700 多人，且分驻县城和海口、东张、渔溪、龙田、高山五镇，按平均计算，驻龙田高山的官兵也是 800 多人。因此，可以断言，说龙高暴动歼敌 800 人左右是比较准确的。
三、暴动的领导者
根据史料，龙高暴动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影响下爆发的，不是中共福清地方组织领导的。
1、龙高暴动前一年（1930 年）2 月，中共福建省委党代会发出“开展邻县——长乐、连江、古田、福清等地的工作，使群众斗争走向广大范围的游击战争和地方暴动”号召。同年秋福清便建立了中共地方组织——党团混合支部。党团支部发动全县知识分子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在东张、海口、龙田、高山等地播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火种。1931 年 11 月 7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11月 11 日，长乐 13 乡“民变”，活捉长乐县长，震动全省。一个月后，龙高暴动就暴发了。
2、中共福清地方组织党团混合支部 1931 年年初就解体了，龙高暴动时，福清没有中共地方组织。混合支部解体后，在龙田高山地区坚持活动的共产党员何胥陶、陈行福、张端哲等都是以个人名义参加暴动和暴动前的发动、组织工作的。在乡绅王鸿才、王基添、张端樵等操纵的暴动指挥部里，他们都被当做文书雇员使用，根本起不了领导作用。
暴动的第二天，中共福州市派两人来福清了解暴动情况，争取介入引导，却被拒于闻读村桥头，进不了龙田，只好返回；第三天又派老蔡来融。在已解体的党团混合支部书记谢廷清带领下，老蔡到了龙田，进入设在方厝祠的暴动指挥部，也被张端樵以“战火尚未熄灭，局势十分紧张”为理由“劝”其尽速离开。1932 年初中共福州市委宣传委员黄孝敏亲自来融，在余长钺、程序、陈行福等人的协助下，才了解了龙高暴动的情况，总结了经验教训，指示陈行福、何胥陶等保存一部分武装力量，继续宣传发动群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总之，龙高暴动是 1931 年 12 月 26 日爆发的，不是 1932 年；歼敌的人数是 800 人左右，不是 4000 余人；是在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影响下发生的，不是中共福清地方组织领导的。
《革命烈士公墓碑文》是在 1957 年镌刻的。那个年代，“反右派”运动正在开展，极“左”思潮开始泛滥，碑文中出现的这些不实的文字是难免的。但革命公墓的碑文记述的必须是革命历史的真实，这是公认的原则问题，但愿有朝一日能重新镌刻，还革命历史的真实。

福清游击队协助围歼福州南逃之敌纪实

余贤龙

1949 年 8 月 1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第二十九军第八十五师，在福清游击队配合下，攻克融城，歼敌 400 余人，驻融敌军主力经海口撤往松下，从吉钓逃往平潭。
扼守福清县城的解放军几乎断了敌军南逃的通道。福州的国民党军队为了保存实力，决定放弃福州，连夜抢渡乌龙江，由福厦、福永公路南逃。福州随即解放。
为了拦截南逃之敌，17 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七师在琯口与闽中游击队会师后，急速向大义头、尚干、青圃方向猛攻，在宏屿战斗中俘敌 1200 余人；在玉田地区歼敌一个营，俘敌 500 余人；午夜，第二五九团攻占尚干，歼敌 300 余人。
18 日，从福州南逃之敌 1 万余人窜至大义头、茶园山区一线；另一部 5000 余人逃亡尚干西南初婆洋山区一线。解放军第二十九军首长当即部署：以第八十五师第二五三团于新东张、新店一线，第二五四团于作坊、兰田一线，第二五五团于琯口、宏路一线，堵歼逃敌；以第八十六师插向青圃，配合第八十七师聚歼从尚干南逃之敌；以第八十七师负责围歼福州至宏路以东地区，配合第八十六师、第八十五师，由南、北、东三面围歼十三亩地区之敌，以第二六○、第二六一团一个营配合第二五三团围歼初婆洋之敌。
向福厦线以东逃窜的敌第六兵团，福州绥靖公署、独立第五十师等部18 日窜至福清东北的金翅山、黄金岭、桃阳一线时，被我第二五团截住，走投无路，敌军将领决定投降。于是，是日 18 时，敌第六兵团，敌绥靖公署和独立第五十师等共 4700 余人放下武器。还有福州绥靖公署二处、四处处长，宪兵团长、第五十四师副师长、参谋长等少将军官 8 名也缴械投降。
19 日，第二五八团第一营在一都街东北、青圃岭西南山区两次歼敌250 余人，第二五六团在首占接受敌 1 个连投降。20 日，第八十七师与第八十五师第二五五团协同作战，在琯口以东五显山、山岭山地区歼敌 1个营；第八十七师第二五七团在长乐鹤上接受国民党第二一六师副师长率领的 100 余人投降。20 日傍晚，敌第二十五军残部经罗汉山、石门坑等地继续向南逃窜，被第二五三团第一营和第二六○团第二营阻截。敌在火力掩护下多次组织冲击，企图夺路南逃，均被击退。随后，第二五三团主力赶到，立即将敌分割包围，并开展搜剿。在第二六○团、第二一团配合下，21 日上午，歼灭敌军四十师第一一九团、第一二○团等 1000 余人。窜至一都街以西、利岭以东地区的敌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陈士章和少将副军长任培生带领的军部人员 400 余人被我全歼。
8 月 23 日，福州战役结束。在福州战役中，第二十九军共歼敌 11000余人，俘敌将级军官 15 名，缴获各类大炮 80 余门、枪 4600 余支（其中各类机枪 400 余挺），弹药近百万发。
第二十九军伤员 213 人。第二五四团第二营副营长陶吉成在战斗中负重伤后光荣牺牲。
在追歼福州逃敌中，福清游击队集中在海口的全部船只，并组织上万群众，3 天修通福清至高山的公路。福清工委支前委员会在全力支援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平潭的同时，还尽力做好解放厦门战役的支前工作。支前委员会向侨属借了几十方杉木运往泉州架桥，使大口径的大炮能及时拉上前线，歼灭逃往厦门残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