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福清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因缘（一）

古代福清与海上丝绸之路有深厚而立体的文化因缘，是中国古代县域经济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研究的理想样板。

福清之于海上丝绸之路，不仅在过往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有从港口到商品产地、从物质技术层面到侨乡文化、黄檗文化等思想文明层面的立体的深度关联，更有在未来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独特而深厚的基础。

01、福清是研究中国古代县域经济文化体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的理想样板

继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之后，1903年，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在其所著《西突厥史料》一书中指出，“丝路有海、陆两道”。这是在世界范围内对“海上丝绸之路”真实存在的首次表述。

其后，经过中外学者持续而深入的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神秘面纱终于被揭开。1998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对“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权威认定。这条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以广州、泉州、宁波等中国沿海港口城市为起点，北至日本和朝鲜半岛，南经南中国海到达越南、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再沿印度半岛西向进入印度洋和红海，经由埃及，最终抵达土耳其、希腊和意大利。借助这样一条海上交通线，古代中国与世界其它地区开展了频繁的货物交换和思想文化交流，为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目前国内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形势相当喜人。从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源流的细致梳理，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规划的宏观考察，相关成果层出不穷。同时，从广东、浙江等沿海省份，到广州、宁波、温州等港口城市，也纷纷就本区域的历史文化、经济建设以及社会发展之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内在关联做足了文章。作为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2015年3月）所明确支持建设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省在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各领域的研究方面，自然也是当仁不让的，类似“福州与海上丝绸之路”“泉州与海上丝绸之路”这样的课题屡见不鲜，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化，为福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史实与理论支持。

但美中不足的是，当下福建乃至沿海各省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关注的焦点仍然集中在少数几个主要的港口城市，一些知名度相对较弱的县（市）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领域内的重要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实际上，这些如卫星一般错落于主要港口城市周边的县（市），既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所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理应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新热点。其中，福清是尤其不当忽视的。

在某种意义上，福清足以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县域经济文化体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的一个理想样板。

02、古代福清在商贸活动等方面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密切关联

福清是一个百万人口的县级城市，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福州南翼。福清之置县，肇始于武周圣历二年（699），初名万安，改称福唐、永昌，后唐长兴四年（933）定名为福清。福清设县的时间，正是海上丝绸之路因隋唐国力强盛、经济发达，以及造船、航海技术突飞猛进而获得蓬勃发展的关键时期。福清本身又地处台湾海峡之滨，现有408千米的海岸线和南北拱卫的兴化湾、福清湾两大天然避风良港，发展航海事业的优势极为突出。事实上，福清置县之后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与海上之路丝绸的盛衰，几乎是完全同步的。古代福清与海上丝绸之路从一开始就密不可分地纽结在了一起，可以说，一部古代福清社会的演进史，就是一部福清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史。

作为一个海滨县邑，古代福清是如何建构起自身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密切关联呢？

现存的史料记载与考古发现，对古代福清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给出了鲜明生动且极有说服力的阐释。自元明以降，福清就是闽地商贸最为发达的县域之一。明代弘治年间修成的《八闽通志》引宋人刘克庄之言，谓当时福清“细民多执工艺”，又说该邑“小民执工艺以营衣食者，视诸县独多”。晚明时期两度出任内阁首辅的福清人叶向高也说，“余邑什三治儒，什七治贾”。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在论及东南沿海地区的造船业时则曰，“大船出于福清县，中小哨船出于龙溪等县、悬钟等所”，且谓与倭寇海战，“当以福建楼船破之”，“苍沙诸船非足恃也”。这些文献资料表明，明代福清既因“地瘠俗贫”而有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崇尚商业贸易的传统，海口、万安与江阴等几大港口得天独厚的航海条件以及发达的远洋船舶制造技术，又为福清人发展海外贸易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因而《明史·何乔远传》说，福清有为数众多的“泛海通贩”者，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据福清海口镇里美村《俞氏族谱》所载，在宋末元初，即有福清人俞定则因经商而流寓交趾（今越南）。这是福清人徙居海外的最早记录。在元王朝鼓励对外贸易政策的推动下，元代福清人浮海至东南亚进行贸易并侨居其地的情况则更为普遍。福清沿海地区的姓氏谱牒中，就记有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福清人渡海贸易并徙居吕宋（今菲律宾）的事迹。明代虽因倭寇袭扰等问题多次严行海禁，但福清人远涉重洋经营商贸的势头并未衰减。清道光刊本《晋江县志》中，也提到明代福清人陈文七“为泉人携贩吕宋，吕宋闻其孝，厚赍之，数年间大获计然之富”。

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其《陶瓷之路》一书中指出，古代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一条海上瓷器之路。早在公元九世纪的晚唐时期，中国出产的瓷器就已经由海道行销东南亚地区。宋代以后，陶瓷器皿在海外贸易中的比重更是不断加大。明初，“郑和远航使中国陶器与东非发生直接联系，使中国陶瓷在海路沿岸国家得到普及，该是毋庸置疑的”。在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所发生的瓷器贸易之中，福清不仅在商业经营上表现得相当活跃，而且还是出口瓷器生产制造的重镇。自宋代起，福清窑所出产的瓷器，就通过海运大量销往日本和东南亚地区。目前经考古发现的福清古代瓷窑遗址（统称为福清窑），主要有两处：一处窑址位于今龙田镇玉瑶村后约350米处海窑山土坡上的玉瑶窖，烧造年代为晚唐至宋元，主要出产青釉和黑釉色的罐、缸、瓦饰等。另一处窑址位于今东张镇半岭村、石坑村、三星村、岭下村、芦岭村及一都镇东山村的东张窑，烧造年代稍后于玉瑶窖，大约在北宋中期至元代中晚期，规模相当庞大，被公认为是福建古代东南沿海最大的一处黑釉瓷烧造窑厂，产量与品质皆足以媲美号称宋代南方四大民窑之一的建窑。东张窑出产瓷器品种极为丰富，举凡食具、文具及其它瓷质生活用具等一应俱全，除黑釉外，酱釉、青釉等釉色也应有尽有，装饰手法和烧造工艺等也都达到了同时代的顶尖水准。写就于十四世纪末至十五世纪初（约当中国明代前期）日本《禅林小歇》一书，记载了当时日本茶饮瓷具珍品的若干名目，其中有所谓“幅州盏”者，经国内外学者考证，“幅州”即“福州”之讹，幅州盏的产地，就是福清的东张窑。

古代福清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从事对外贸易的货物种类相当之多，之所以要特别强调福清窑所产瓷器的出口，不仅在于瓷器贸易本身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关系中长期占据突出地位，更紧要的一点是，福清的瓷器贸易，最能说明它与海上丝绸之路之间与众不同的密切关系。福清境内最长的河流龙江的源头之一，是滥觞于灵石山的无患溪，东张窑正在无患溪畔。因此，东张窑所产瓷器，可以完全不经陆路运输而直接从无患溪装船，再沿龙江从现在的海口镇进入福清湾并出海。基本上，在相当长时期内，瓷器品质之优良、生存规模之宏大以及货物运输之便捷三者综合而论，不但是闽地，即便放眼当时整个中国，都很难找到可与福清相媲美的。古代福清之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与重要意义，即此可觇一斑。

作者：董俊珏

参考文献：《西突厥史料》（爱德华·沙畹著，冯承钧译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八闽通志（修订本）》（上册）（黄仲昭，福建人民出版社），《陶瓷之路》（三上次男著，李锡经、高喜美译，文物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