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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评话：村夜里的声画盛宴
旧时的乡村，月光总比灯盏更慷慨。识字人不多，线装书里的刀光剑影、恩怨情仇，那是“字墨开”的人涉足的，反倒是评话先生的一张嘴，能让整个村庄在黑夜里沸腾起来。 那时请戏班是件奢侈事，锣鼓家什、戏服行头，一搬就是好几个大木箱，一场戏的花费够农户买一整年的口粮。评话却不同，场地不拘，几张毛票就能请评话先生来村里开讲，“一名演员撑一场，一片铙钹一片天”。东家只需搬一张八仙桌，摆上粗瓷茶壶和茶碗，再放一盏玻璃罩煤油灯，便支起了整个娱乐场子。 评话先生来的时候，总是背着个背包，里头装着三样宝贝：铜钣、惊堂木和折扇。他不必化妆，时常身着蓝色粗布长衫，往灯影里一站，铜钣敲响，听众早搬来条椅、短凳，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听众不要买票，所以无论男女老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听评话，一般都选在秋夏季节。夜晚，晒场上星星爬满天空时，评话就开讲。评话先生亮开嗓子，先唱段序头，调子是福州特有的腔，像山涧水绕着石头转，咿咿呀呀里藏着故事的引子。接着话锋一转，改用福州话道白，轻重缓急全凭情节走——说薛仁贵征东，声音陡然拔高，铜钣敲得急促，仿佛千军万马踏过荒原；讲包公审案，惊堂木一拍，眼神一凛，连角落里吃奶的娃娃都停了哭闹。故事说到半场紧要处，他会突然停住，慢悠悠端起茶碗，唱一句“评话先讲这里止，茶（烟）吃一嘴（筒）再起场”，人群里便响起哈哈哈的笑声。有人借机在先生茶壶里续水，先生烟袋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像散落的故事碎片。 评话，是中国独有的一种古老的曲艺形式，在南方有着广泛的受众。与扬州评话、杭州评话、宜春评话等“一说到底”不同，福州评话以别具一格的说中带唱，同时伴奏乐器、曲本体裁等都非常特别，被誉为“讲唱文学的活化石”。现代著名作家、福建长乐人郑振铎曾在其著作《中国俗文学史》中，专门介绍这种故乡特有的讲唱艺术。2006年，福州评话与福州闽剧、福州伬唱一起，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据说，评话先生很少有师承某人，他们都是靠艺人口口相传、看戏读书，外加本人悟性积累而成的。 评话剧目有《薛仁贵征东》《薛刚反唐》《说岳》《水浒》《西游记》《三国》《杨家将》《七侠五义》《包公斩陈世美》，以及乡土题材的《甘国宝》《郑唐》《马乐一日君》《梁天来》等等几十部。一部《说岳》，能讲上十天半个月，岳飞枪挑小梁王时，先生的折扇挥得虎虎生风，额角青筋都跟着跳；说到风波亭，声音沉得像浸了水，满场只剩蝉鸣和叹息。孩子们最爱听《西游记》，先生学孙悟空的尖嗓子，学猪八戒的憨腔；折扇遮脸便是白骨精变脸，铜钣摇响就是金箍棒挥舞；灯影里他的身子在晃动，忽大忽小像是妖魔鬼怪在眼前跳跃……评话先生借助手中的铜钣、醒木和折扇，以及自己的说唱腔调、面部表情、形体动作来演绎一部故事，说得绘声绘色，台下听众听得如痴如醉。 在农村，喜欢听评话的人不少，许多人不但在本村听，而且还跑到外村听。常有邻村蹭听的人打着手电筒赶来，气喘吁吁地往人缝里一挤，问“讲到哪段了”，旁边人便忙不迭地把前情提要相告。 散场时往往三更天了。先生收了家伙，东家付清资费，听众们三三两两地往回走，嘴里还念叨着剧情。月光把人们的影子拉得很长，评话里的英雄好汉，仿佛也跟着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那些没读过书的庄稼人，就靠着这一回回的说唱，记住了岳飞的忠、包公的廉、孙悟空的勇，也记住了日子里除了耕种收获，还有这般荡气回肠的滋味。（作者：薛守维）
闽剧剧团进村，一般都是在祠堂戏台上演出，入口处都有戏班人把守。旧时虽然一张票才8分钱，但囊中羞涩的小孩哪有钱买票看戏？为此，孩子们早早就围着戏班打转，眼睛直勾勾盯着后台——那里挂着绣金线的戏服，凤冠上的珠子闪闪发亮。 想看戏，只能扛戏牌去！ 何谓“扛戏牌”？就是替戏班子做“活海报”的差使。戏班子用一张彩色纸，写上戏班名称、上演曲目、时间、地点、票价，然后把这张纸贴在一块木牌上。戏班管事瞧瞧围了一大圈的孩子，严肃认真地点了五六个看起来机灵一点的，塞给他们一套锣鼓钣，交代了要走的各村都要走到，任务完成了再来领取戏票。 领了这份“美差”，孩子们立刻分了工：两个力气大的扛着戏牌走在最前头，嗓子尖的负责喊戏讯和轮流敲锣鼓，“咚锵、咚锵”的声儿能传出半里地。他们先在本村东南西北转悠，然后才出村，游走于附近乡村的大路小巷，把“戏讯”传递给村民们。这样辛苦半天，就能赚取几张戏班子送的免费戏票。 日头偏西时，几个孩子已跑遍了周边乡村，脚丫子上沾着泥，嗓子喊得发哑，可手里的锣鼓钣依然敲个不停。回到祠堂，管事验了戏牌——彩纸虽有些皱，字却还清晰，便爽快地给了一人一张戏票。孩子们捏着薄薄的纸片，比得了压岁钱还高兴。
大戏开场，锣鼓声响，扛戏牌的孩子们挤在前排，虽然听不懂唱词里的字义，但也混着台下的叫好声欢呼雀跃。毕竟，能靠自己的脚力换来一场好戏，这在少年的江湖里，可是件值得吹嘘很久的事。（作者：薛守维）
开荒种地的岁月
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笔者还是个十岁出头的毛头孩子，住在福清乡下积库村。记忆里，那几年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风里带着尘土和野草的味道。 福清地处东南沿海，田少地瘠。那几年，集体化生产遭遇严重挫折，加上自然灾害，粮食产量锐减。每到饭点，端到生产队饭桌上的，几乎都是几块地瓜片清汤，或者能够照出人影的稀粥，外加一盘清煮包菜。 面对这样的宭境，县里开始倡导农民利用荒山、荒地、田埂的边角地开荒种地，以补充口粮。这在当时算是一个不小的政策松动。因为公社化时，土地全部归到集体所有，私自种植会被批评甚至处分。但在粮食紧缺的压力下，上级不得不调整政策，允许农民开垦闲置山地，种上自家需要的粮食和蔬菜。 （二） 记得听到消息的那天，父亲沉默了很久，然后对我们说：“明天开始，全家都去山上。” 那时没有农耕机械，全靠锄头、洋镐、镰刀和双手。天刚蒙蒙亮，我们就扛着工具，带着水壶和为数不多的干粮上山。
父亲负责挖地。母亲和笔者则捡石头、清理杂草。弟妹年纪尚小，就把挖出来的土块敲碎。积库村的山坡多沙石，土层薄，一洋镐下去，不是碰到石头就是草根盘结。父亲的手掌很快磨出了水泡，水泡破了，渗了出血，和泥土混在一起，双手火辣辣地疼。父亲却总是笑笑，说：“做田人，靠的就是这股‘牛力’。” 中午，我们只在山坡上啃几口“麦粕饼”，喝几口凉白开。傍晚回家时，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最初几天，我们只开出一小块地。父亲说，别急，地是一寸一寸开出来的。就这样，我们连续干了一个多月，终于开出了几分能种庄稼的坡地。
（三） 那年春天，父亲在新开的地里种下了耐旱的番薯，还种了黄豆。后来又在田埂边播下了南瓜籽，因为南瓜产量高，既能当菜吃，在夏秋之交青黄不接的时期，又可以瓜代粮。 夏天来了，山坡上一片绿油油的。番薯藤蔓爬满了坡地，黄豆长出了饱满的豆荚，南瓜开出金灿灿的花朵。我们常常来到地里除草、施农家肥、浇水，汗水顺着脸颊流进嘴里，咸咸的。父亲看着这些庄稼，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今年，至少饿不死了。”
第一年秋天，收成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母亲用番薯制作出各种食物——番薯粥、番薯饼、番薯粉、番薯干，甚至还摘下鲜嫩的番薯叶炒成菜。虽然依旧没有白米饭，但饭桌上多了颜色和香气，家里的笑声也多起来了。 （四） 回望那段岁月，依靠自力更生，我们度过了荒年，尽管异常艰苦，心里却不由地生起一种踏实感。因为我们知道，地里长出来的每一颗粮食，都是用自己的汗水换来的。它不仅添贴了家庭的粮食不足，更给了我们活下去的希望。 如今，一个甲子过去，福清早已发生了沧桑巨变。高楼林立，道路纵横，一家一户的食柜中、冰箱里，食物种类丰富得让人眼花缭乱。每当看到餐桌上的番薯、豆腐，我们总会忆起那个在山坡上挥汗如雨的岁月，忆起父亲紧握锄头柄的背影，想起一家人风雨同舟苦度的日子。（作者：薛守维）
日高人困漫思茶。每至炎炎夏日，就会不觉忆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融北圣帝桥古榕下的那一处茶摊。
（一） 圣帝桥，曾名胜帝桥，距离福清融城大北门约两华里，其名称源于当年桥旁的一座圣帝庙。圣帝桥建设历史可追溯至清朝初年，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重新修缮，留有“重修桥记”残碑。 圣帝桥位于三向交叉的交通要口，东段紧邻玉屏山西麓，往西北可经作坊村直通长乐县，往北可直达阳下北西亭方向，往南翻越大北口进入融城中心。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之初，闽江、乌龙江大桥尚未架设，福清前往省会福州的道路均需要“陆水联运”，共有3条。其中一条，自融城经圣帝桥、作坊、石湖岭，进入长乐蕉岭、玉田，陆路25千米，而后在坑田渡口转乘渡船驶往福州。另外两条，一称“闽融官道”，经奎岭、埔尾和闽侯台岭到峡南乘船；一条途经“福莆驿道”，经宏路、琯口，越相思岭进入闽侯，也是到峡南乘船过江抵达福州。
经圣帝桥前往省城福州这条路线路最短，因此是官府庶民选择的最主要的一条道路，当年南来北往的商贾仕人不绝于道。因为客运班车稀少，私家车辆更是“天方夜谈”，每每夏日，行人途经于此，往往在桥旁古榕树下歇息片刻，再重新上路。 （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圣帝桥周边的住户仅四家。其中两家是铁匠铺，经营手工打铁生意。另外两户是当地居民，她们利用圣帝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榕树下摆开茶摊，招待过往宾客，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记忆中，当年那棵古榕树下摆放了两张一大一小的八仙桌。小桌为矮桌，上放两个古色古香的陶瓷大茶壶，壶里盛满凉茶，系茶叶茶和桑叶茶之类，一大碗茶水一分钱。大桌上放置带有水龙头的铁桶，摆放着几只泡制酸梅、枇杷、李子的矮罐，一杯饮料两分钱，如果需要增加酸甜的则酌量加钱。小桌摊主是一名年近花甲的女人，一身旧式女人装束。大桌摊主是一位年过而立的妇女，打扮颇显新潮，花衣服，浅蓝裤，头发还特意地烫过。她们仿佛是来自不同时代的女性，又一起亮相在圣帝桥这个社会小舞台上。 古榕树下摆满条凳，落座歇凉的过往客人一般都会喝上一两碗（杯）茶水解渴。相较之下，大桌生意更好：喜欢吃酸甜饮料的，都在大桌边上落坐，频频举杯缓缓消渴。小桌生意稍逊：贪图便宜单纯为了解渴的，就立在小桌旁，端碗凉茶开怀畅饮。 强烈的光照被古榕茂密的枝叶过滤成斑驳的影子，撒落在茶客们的身上。来了一批，去了一批，又来了一批……茶客如圣帝桥上空的浮云倦懒飘来，又如圣帝桥下的流水淙淙流淌。一天下来，茶摊供茶不断，为奔波劳碌的行人们殷勤解渴。 （三） 笔者少时居于阳下北西亭，曾谋划数日，邀约几名小学的同学一起进城。归来之时，路过圣帝桥茶摊，大家合议喝一杯酸酸甜甜的茶饮，那沁入心扉的甜蜜感觉，一直留存在我们少年时期的美好记忆里。往后一旦有集体活动，每逢口渴难忍，只要有人提起那一回圣帝桥茶摊酸酸甜甜的茶饮，大家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望梅止渴”效应。没想到，在我们少年心目中，一处简陋的茶摊却有如此非凡的神力，胜似百年老店留给人们经久不衰的魅力。
青年时期，笔者夏季进城粜粮。时至中午，饥渴难忍，路过圣帝桥，见茶摊依旧开业，连忙赶上前去。但不再迷恋当年的“酸酸甜甜”的口味，果断选取一碗粗茶一饮而尽，其快感宛如路过景阳冈的武松喝下“透瓶香”一样爽快来劲。放下茶碗，继续徒步赶路回家。 而立之年笔者进城参加高考，路过圣帝桥时，已难觅茶摊踪迹，连慈祥的古榕也不知去向。原来因为道路拓宽，圣帝桥旧桥拆除而新桥落成，昔日环绕圣帝桥蜿蜒曲折的乡间小道，也被融（福清城关）北（北西亭）公路、福（福清）长（长乐）公路这两条宽敞大道所替代。
旅人以车代步，应该是圣帝桥茶摊走向停业的原因。另外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物资不断丰富，各类饮品层出不穷，城市面貌、市民生活都发生了沧桑巨变，纵使女茶主调味工艺再精巧，或许也难以谱写茶摊的新行情。 圣帝桥茶摊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它只能定格在老一辈喝过茶摊水人们的心中。（作者：陈金辉，退休教师、文史学者）
（一） 在记忆深处，总有一声声悠长的吆喝，像一条看不见的丝线，牵着我们回到那个炊烟袅袅、鸡犬相闻的故乡。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农村的日子虽不富裕，却也有自己的质朴与丰盈。那时，家家户户的堂屋、灶间、柴房里，总摆着几口水缸——大的、小的、高的、矮的，盛水、煮饭、储粮、腌酸菜、酿酒醋，样样离不开它。缸，是泥土与火的结晶，沉默而厚实，承载着一家人的烟火与生计。 然而，再结实的缸，也抵不过岁月的侵蚀与日常的磕磕碰碰。用久了，缸壁上会悄然裂开一道细缝，像老人额头上的皱纹。水从缝里渗出来，滴滴答答，像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于是，便有了“补缸”的行当。
（二） 记忆中的补缸师傅，多是年过半百的老年匠人。他们肩上挎着一个旧帆布包，里面装着小铁锤、钢钻、码钉和黑色胶泥。他们走村串巷，嘴里吆喝着：“补缸啰——补缸补鼎补铜盆——”那带着乡土韵味拖得长长的吆喝，穿过青石板路，越过篱笆大墙，钻进每一户人家的耳朵里。 有一句俗话道：“没有金刚钻，怎揽瓷器活？”说的就是补缸这个行当。 补缸是体力活，更是一门细致活。补缸师傅接到活儿时，会像考古专家一样细细审视，而后把缸放倒，让有裂缝的一面朝上，再用绳子把缸身绑紧，防止敲击时彻底裂开。若裂缝藏得深，便用小铁锤轻轻敲击缸壁，听那一声声回响，判断裂缝的准确位置，再用碳笔作个记号。随后，他右手握锤，左手拿钻，沿着裂缝两侧錾出两个短凹槽，力度恰到好处，距离与码钉的长度吻合。那“笃、笃、笃”的敲击声，仿佛是一首节奏分明的曲调，在阳光与尘土间回荡。码钉嵌好后，师傅再用黑色胶泥仔细涂抹，把裂缝填平，缸便重新严丝合缝，滴水不漏。
（三） 与缸相伴的，还有鼎——福清人对铁锅的称呼。那一口口厚重的铁鼎，是用生铁铸造的，黑亮沉稳，煮出的饭香、菜香，有着一种任何铝锅、电饭煲都无法替代的味道，还可以悄悄地补充我们身体所需的微量铁元素。 铁鼎用久了，会出现裂缝或碳化穿孔，于是又有了补鼎的师傅。 补鼎师傅的吆喝声，似乎与补缸的略有不同，带着一点铿锵的金属味道。他们多兼作“换鼎”的生意，用新鼎换旧鼎，再贴上一点差价。补鼎时，师傅把铁鼎倒扣在钢砧上，用小锤和钢堑在裂缝处轻轻堑孔，然后将一枚枚像图钉的铁锔子穿过裂孔。扭紧铁锔子的钉尾，再用锤子敲平，最后抹上黑色胶泥。修补好的铁鼎，依旧能煮出一锅热气腾腾的米饭，让香气弥漫在厨房的每一个角落。 （四） 那时候的乡村，补缸与补鼎，不只是修补器物，更是修补生活。而补缸补鼎的老匠人们就像乡村的医生，用自己的手艺为这些沉默的伙伴“治病疗伤”。他们用心之专注，用情之投入，展示了其非凡的手艺与精准的操作，更展现了其对完美的阐释与对耐久的执着。 缸补好了，一家人的饮水储粮便有了保障；鼎补好了，锅台上的炊烟就能继续袅袅升起。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因为补缸补鼎补铜盆，学会了珍惜，学会了让一件器物尽其所能地延长寿命。 时代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随着塑胶制品、铝合金制品的普及，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缸和鼎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年轻人更愿意选择轻便、耐用、无需修补的新物件，而那些补缸、补鼎的老手艺，也随着匠人们的老去渐渐失传。乡间里弄里的吆喝声，成了记忆里的回响；铁锤与钢砧的撞击声，成了再也听不见的老歌。 如今，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土地，笔者只能偶尔在梦里，听到那“补缸啰”“补鼎啰”的吆喝，看到师傅弯腰在院子里忙碌，闻到黑色胶泥混着泥土与烟火的味道。早年那些被修补过的缸与鼎，就像被岁月修补过的记忆，依旧在心中盛着清水，冒着热气，散发着无法替代的乡愁。 时光在走，那些逝去的老行当再也回不来了。但她们曾温暖过的岁月，会永远留在我们生命的深处，像一口老缸，盛着永不干涸的乡水；像一口老铁鼎，煮着永不消散的乡味。
作者：薛守维，原福清市体改办副主任，现侨居澳大利亚
货郎担上的流年
（一）
总有一些事物，像黄昏里最后一缕炊烟，被风轻轻一吹，便消散在暮色深处，仅只留下一丝乡间草木的涩味，潜伏在记忆的深处。它们悄然离别，已永不再来。待到我们惊觉，才发现那一声声拨浪鼓发出的音响，原来早已把心跳的节奏，刻进了生命的年轮。 比如货郎担，如今这一行当早已不留踪影。
货郎职业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唐代出现专职货郎。到了宋代，随着商业的繁荣，货郎担已成为广布街头巷陌的常见业态。他们通过摇响拨浪鼓或吆喝招揽顾客，兼具收购废品、捎带口信等功能。此职业形态，在北宋张择端名画《清明上河图》，以及《水浒传》《梦粱录》中均有呈现。
（二） 记忆中的货郎总是游走于乡村之间，他们摇着一只拨浪鼓，吆喝声忽远忽近地在村子里回荡。 货郎通过固定路线“盘乡”维系客源，但总是每隔一段时间，巡回来到各个村落。一根扁担，两头往往是两只“竹筛莱”（似竹篓），上面放着一层有透明玻璃的木柜子。透过玻璃，里面是琳琅满目的小商品，有妇女用的雪花膏、木梳、镜子、皮筋、发夹和剪刀、纽扣等针头线脑，有日常生活所需的火柴、香皂、牙膏、手电筒、松紧带、羊毛线，还有学生用的铅笔、作业本、橡皮擦等学习用具，以及糖果、饼干等零食。
货郎的模样，如今想来竟有些模糊。只记得他们大多50岁出头年纪，戴着麦秆编的斗笠，帽檐下嵌着一双笑眼，像两口被岁月磨亮的古井，能映得出人的影子。货郎的扁担两头翘起，翘成月牙，月牙两端悬着两只竹筛莱，细密如母亲的针线笸箩。筛莱上的木柜，像一方微缩的戏台，里头排演着生活中最旖旎的烟火。所谓“莫道双肩难负重，乾坤尽在一担中。”别看一副小小货郎担，货物虽说不多，却五花八门，便宜实用。它是流动的橱窗，也是补给的驿站，更是妇女和孩子们用目光舔舐的“远方”。 （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群众的口袋瘪得像晒干的豆荚，掏不出几枚硬币。然而货郎自有妙法，他们敞开另一重天地——以物易物。牙膏壳攒到两三只，可换一块带香味的橡皮；鸡胗皮晒干，也能换回几粒翡翠般的豌豆糖；妇女剪下乌亮的长辫，被其小心收进油纸包，换得三五件“油蜡花粉”；鸡毛、鸭毛、废铜烂铁，在其手中皆可点石成金。那岂只是交易，更是乡村与岁月之间的以心换心。每一次交换，人们把闲置的昨日递出去，换回需要的明日，彼此拱手，说一声“慢走”，仿佛把温度也留在了掌心。 后来的改革开放，乡间铺了水泥、通了公路，摩托车、卡车、小轿车的喇叭声，逐渐盖过了拨浪鼓的温柔。广布乡间的商业网点，琳琅满目的商品货架，让货郎担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再后来，手机屏幕亮起，全球的橱窗折叠进指缝，快递小哥的电瓶车带来一箱箱更廉价的欲望。货郎的扁担，似乎变成一张孤独的弓，却再无箭矢可射。 货郎担作为物资短缺、生活单一的一个时代特定产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货郎担走了，却把拨浪鼓声留在了人们的血脉里，“咚—咚咚—”，一声比一声悠远，像更鼓，像木鱼，像慈母拍幼儿入睡的轻声咏叹。 只是，再也无人挑着月牙似的扁担，把那段缓慢而闪亮的时光，轻轻放在我们记忆的窗口……（作者：薛守维）
来源：知福清 | 
高山羊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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