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央档案馆副研究馆员罗瑞芳在《邓颖超与抗战时期抢救难童工作》一文介绍，为抢救战区儿童以保中华民族血脉，在中共长江局负责妇女工作的邓颖超同志倡导和推动下，1938年3月10日，由各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以中国妇女为主体的统一战线救亡团体“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以下简称“保育会”），在汉口圣罗以女子中学成立。随后，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22个分会和54所儿童保育院；9月5日，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第一保育院，毛泽东为此亲笔题词“儿童万岁”。据统计，抗战八年，全国保育会（院）共保育29486名儿童，参与救助的女性成员多达10000人，其规模之庞大，堪称抗战时期妇女工作之最，为抗战救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8年6月，随着日军的步步逼近，战事不断扩大，大量无家可归的战区难童从安徽、江西等地流亡到武汉街头，大规模抢救、转运难童工作，成了保育会的紧要任务。
宜昌，是长江的运输要地，是通往川、黔、桂等西南大后方的必经之路，1938年6月，保育会在湖北宜昌设立接运站，负责组织转运各地送来的滞留难童。值此时运维艰之际，有一位爱国女医生临危受命，担当起宜昌难童接运站站长的重任，并以其无比顽强的战斗意志和非凡的工作能力，不辱使命，在宜昌失守前组织接运转出难童28批1.5万多名，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重大任务。
附图1：1916年7月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大学预科班方雪琼等五位毕业生和教师的合影。
图片来源：谢必震主编《图说华南女子学院》。
这位爱国女医生，就是福清史上第一位医学博士方雪琼。
方雪琼（1896-1985），出生于福建福清，祖籍福建惠安。其父方鲍参（1854-1927），是福清三中前身培元书院的首任院长、融美中学堂的首任堂长，曾前后执掌校政20年，为开校之祖。
1903年至1906年，方雪琼就读于培元书院。1914年华南女子学校大学部试招两年制大学预科班，她是首批入读的五名学生之一。1916年完成两年学习后，方雪琼赴美国爱荷华州柯伊学院深造，1921年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1925年又获得波士顿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
学成回国后，方雪琼任职于福清惠乐生医院（今福清市医院），先协助院长工作，后担任代理院长职务。1928年至1932年，她在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担任校医，同时承担生理卫生学课程的教学工作，其出色的工作得到王世静院长高度的赞扬。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方雪琼丈夫、福建莆田人宋惠华博士（1897-1992）在湖北宜昌县盐务局工作。1938年方雪琼膺任宜昌接运站站长之时，其长女宋亨钰年方3岁，次女宋亨节尚在襁褓之中。正是：巾帼怀勇毅，援手挽狂澜。幼及人之幼，大爱奋无前。
当年的宜昌接运站设于宜昌下铁路坝天主堂（今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内，方雪琼与保育会派来的中共地下党员徐镜平（保育总会候补常务理事）、韦君宜（著名作家）等通力合作，为尽快把儿童疏散运送到安全大后方，夜以继日地奔走忙碌，四处联络。由武汉转移难童至四川的4条主要路线中，有3条经过宜昌，宜昌接运站所处的地位极为关键。在方雪琼等人的有效组织协调下，宜昌当地的政府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宗教界和其他爱国人士，都积极参与到运接站抢救转运难童的工作中，如哀欧拿女中腾出地方接待难民难童，学校师生还积极组织接送难童、提供膳食、组织上课等。时任交通部次长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更为保育会的运送工作出了大力。当时，在宜昌参加抢救和收容难童的还有中国战时儿童救济会、中国慈幼协会等单位。
附图2：1938年9月，战时儿童保育会武汉第一临时保育院难童离汉乘船转运后方。
图片来源：北京保育生联谊会编《烽火摇篮：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图片集》。
值得一提的是，方雪琼的丈夫宋惠华也是一位抗日志士。1939年，他在担任宜昌盐务局局长时，兼任湖北伤兵之友社理事副组长，协助督导各伤兵医院服务队工作。1939年中秋节前夕，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三姐妹赴宜昌慰问抗日将士，经周密安排，就住在宋惠华在盐务局近郊、临江的一处住房里。
对于这一段时期的工作，方雪琼曾著文《关于宜昌接运站》，刊印于1939 年 10月重庆出版的《战时儿童保育年刊》。文中有如下回顾：
“当周明栋夫人率领第三批汉口总会的100名难童，于5月28日过宜昌，赴川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实际接触了儿童保育工作。但因交通工具的困难，同时预料入川的孩子一定很多，所以就结合中华基督教宜昌联合会的同志们共同工作。
“接着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每批百名）源源来宜，候船入川。其间有数批，仅在船上候了一两天就换船西上的，我们也就买些烧肉、粽子、卤蛋送到船上去，给孩子们吃。
附图3：宋方雪琼《关于宜昌接运站》原文。
文章来源：国家数字图书馆，战时儿童保育会编《战时儿童保育年刊》。
“住宿的确是一个使我们日夜焦虑的问题！也费尽了苦心！好容易把几百名孩子送走后，接着又来了第十二批第十三批，一直到第十七批。这一下可真急得没有办法后，经各方面设法，哀欧拿女中及华英中学，及其他国际友人的场所，都住满了我们的儿童。
“当时难童的住址，因人数渐增益觉不敷应用，遂再加借XX小学为宿舍，住在XX行的亦不少，因为时局紧张，军运频繁，交通困难，一时滞宜的难童竟达1500名之多。这时工作虽说繁忙，但我们是愉快的，兴奋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复兴中华民族的健儿！
“儿童是国家的命脉，宜昌是鄂西一带抢救难童的中心。宜昌连接站应负这个重任，大量抢救难童，尚望宜地当局，及各界人士，予以有力的援助和指导，以期无误，则儿童幸甚，国家幸甚！”
1938年10月23日，武汉即将沦陷前，接运站带领最后一批难童撤离武汉抵达重庆，至此结束了在宜昌的接运工作。此后，方雪琼继续在国内外从事医疗和慈善工作。有鉴于她在儿科和儿童福利事业方面所做出的成绩，1961年柯伊学院授予她杰出校友奖。
1985年，方雪琼博士逝世，享年90岁。
作者：王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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