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向高祖籍在福清县崇德乡化南里云山境，今福清市港头镇后叶村。叶向高曾在自撰年谱《蘧编》中记载：“（万历）三十年壬寅，余四十四岁。开春入里祭扫，随促装至留都。行至剑浦，阅邸报，意有所动，遂归。因游雪峰寺。抵家，次女许林楚石子者病夭。自此遂邑居。初买龚氏宅，甚隘，无力他徙，于西关外觅隙地数亩，辟园筑室，为游息之区，意殊乐之。”
从叶向高自述中可知，其四十四岁时，因家中五世同堂，几十口人挤于一座六扇九间的祖居，于是三兄弟共议，“举家”各自离乡迁徙。叶向高从云山叶氏祖居迁往融城，同期长弟叶向亮“举家迁往宏路”（见《长弟圹志》），季弟叶向亨“举家迁居广东”（见民国版《福清县志》）。其时，叶向高上三代仅存庶母一人。
万历三十年（1602）春，叶向高先买下较为逼仄的“龚氏宅”，对其进行了改建。根据叶向高13世裔孙叶立俊先生介绍，这是叶向高继云山祖居之后，在福清祖籍地的第二故居。第二处故居位于融城大中前，府第俗称“双蝴蝶”，今仅余豆区园一个局部。叶向高后来又在福清西门外购置数亩杂地，营建了西园私宅。
这些居所中，最为宏大富丽的当数“双蝴蝶”，它是福清当时独具特色的园林建筑之一。
（二）
叶氏“双蝴蝶”故居，清乾隆版《福清县志》县城图中，标示为“叶文忠第”，前为鱼市街，后为大中前，两侧有官驿巷和桧亭巷，位于当年的县城中心。上世纪90年代旧城改造前，这处明代古厝依然在城关后埔街口土产公司背后。
清乾隆十二年福清县城图，标示有“叶文忠第”
“双蝴蝶”建筑结构为并列的两座大厝，两厝完全对称，每座都是六扇三进大厝，前后都有大埕，内部除正厅、厢房外，还有多组天井、附厝，后方还有私家花园豆区园和书斋苍霞堂。万历四十二年（1614），叶向高第一次辞官归里后，曾在此居住多年，并创作了大量诗文。“双蝴蝶”见证了这位大明内阁首辅的晚年生活与思想轨迹。
“双蝴蝶”两座六扇大厝中间，共用一条夹道、过水廊，形成“一宅双座”的庞大格局。从空中俯视，犹如一只巨大无朋的蝴蝶，停歇于周边一片低矮的民居之间。加之室内梁、枋、门、窗等木质构件，处处都有精工雕刻的蝴蝶图案，故此民间将这座叶氏大故居称为“双蝴蝶”。
（三）
“双蝴蝶”建于何时？《蘧编》中没有详尽记载，后人有“万历说”与“天启说”两种说法。
笔者倾向于“万历说”，《蘧编》中对万历年间（1614-1620）叶氏几番在家乡营建的多项工程，包括以祖屋创宗祠、重建黄檗寺、新建赐金桥、砌筑白水湖路、修筑福庐山房等都作了简要记述，但“双蝴蝶”建筑规模巨大，应是跨年份多年建造始成，且为私宅不宜大肆宣扬，为此没有进行逐年多处的表述。
至于“天启说”，叶向高于天启元年（1621）第三次进入内阁，再次担任首辅。天启四年（1624），同样深感无回天之力，二度具疏乞休，辞官归里。此时叶向高身体已疲病交加，或住在福清，或往省城福州延医养息、访友携游，曾住芙蓉坊并与艾儒略论学（艾儒略《三山论学记》）。由是，说天启年间还能费时费力大规模地修筑“双蝴蝶”，似乎没有可能。
叶向高自撰年谱《蘧编》，直至天启七年（1627）农历六月因病重“绝笔”。其生命的最后两个月情形，由其长孙叶益蕃续写（“共读楼”写本），也没有提及“双蝴蝶”建厝之事。
（四）
至于清乾隆版《福清县志》，只是简单将叶氏住宅与福清其他名人住宅简列一起，均没有特别详细介绍，并非有人认为的乾隆时期“双蝴蝶”已破败甚至倒塌。该志书上关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的福清县城图，未明确标示“双蝴蝶”或“豆区园”字样，但在官驿巷之东、官井（今后埔街街心公园西侧水井）之西，标有“叶文忠（叶向高谥呈）第”。
事实上，叶氏故居“双蝴蝶”历经晚明、清代，直至民国时期，虽有局部损坏和改建，基本形制并无变化。
但规模浩大的“双蝴蝶”终于经历了一场浩劫，如今仅余豆区园一隅存世。据叶立俊先生回忆，上世纪六十年代，其年少时在福清求学，还曾进去过“双蝴蝶”大宅祖居，印象里的祖居并未破败或倒塌。
后来，旧城区改造、房地产商开发之始，叶向高后裔叶立伟、叶人龙多有交涉，文物部门与文史工作者也提出暂缓出手建议，但相关人员无视这些意见，强行将其拆除，而非自然损毁。
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其《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有言，“当政者的无知与肆行，更甚于盗跖（巨盗）”。“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双蝴蝶”的遭遇鉴古知今，冀能汲取深刻教训！
龙江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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