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
顾 问： 方裕开编委会主任： 游华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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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抗日战争纪事中共福清市委党史研究室
全民族抗战时期，融城两次沦陷。第一次从 1941 年 4 月 20 日至 9月 3 日，被侵占 137 天。第二次从 1944 年 11 月 26 日至 30 日，被侵占 5天。第一次沦陷期间，福清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抗击侵略者，在我省我市的革命斗争史上写下光辉一页。
游击队的抗战一、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抗战第一次沦陷期间，闽江江右地区的福清与长乐两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频频袭击日军，沉重打击侵略者。1941 年 5 月，中共福建省委向各级地方党组织发出《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第一次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不应再隐蔽精干，而应大刀阔斧，利用形势大力发展抗日队伍，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遵照上级指示，中共福清中心县委以群众性武装名义，组建了三支抗日游击队。（一）福长抗日游击大队中共福长平县委书记陈亨源把隐蔽在东洛岛的海上抗日游击队调回，以这些游击队员为骨干，在福清海口、七社、梨洞与长乐松下、首祉等地发动群众组建了一支 100 多人的福长抗日游击大队，下辖 3 个中队：陈亨光任第一中队长，率队活动在福长边境地带；俞昌黎任第二中队长，率队在梧屿、海口一带活动；陈行隆任第三中队长，在高山一带袭击伪军。5 月中旬，伪和平救国军张逸舟部派王克率 70 多个伪军从海口登陆，进犯七社、梨洞。陈亨光中队在七社山区伏击敌人，打死打伤伪军 3 名。张逸舟不甘心失败，几天后，又纠集近百名伪军，由伪军参谋长邱玉霖亲自指挥，从长乐沿海登陆，占据三溪蛇头山，企图再次进犯七社、梨洞。陈亨源命陈亨光中队在三溪岭附近截击，自己到江田一带组织群众支援。在 100 多个群众的协助配合下，游击队打死打伤伪军 30 多人，活捉邱玉霖等 5 人。第二天，游击队在长乐玉门村召开群众大会，把邱玉霖等汉奸公审枪决。伪军惨败，急坏日寇。7 月初，100 多名日军从长乐县城出发，到三溪、江田“扫荡”报复。日军在三溪小学吃午饭时，游击队趁其不备，以排枪、手榴弹突然袭击，各村群众鸣锣呐喊助威。日军不明真相，慌忙撤走，死伤 3 人。三溪战斗是福长游击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仗，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二）福平沿海抗日游击第八中队1941 年 4 月底，陈金来以从隐蔽在东林半岛伪军陈良超部搞策反的武装人员为骨干，以北区漈头、玉岭等村为基地组建抗日游击队。开头只有 30 多人，俞洪庆、陈振先在海口地区发动的一批青年加入后，发展到50 多人。5 月中旬，该队在玉岭附近袭击从融城出来”扫荡”的小股日军，打死 1 名，打伤多个。后离开北区，转移到南区东阁、闻读一带继续活动。6 月上旬，平潭县流亡县长罗仲若在龙田地区成立福（清）平（潭）沿海抗日游击区指挥部，开展抗日活动。闻读、东阁是罗仲若指挥部管辖的地区。为避免磨擦，团结抗日，陈金来派俞洪庆以爱国游击队作战参谋身份，到龙田与罗仲若谈判并达成合作抗日协议。陈金来游击队加入指挥部，编为福平沿海抗日游击第八中队，陈金来任中队长，郭士春任副中队长。取得合法地位后，第八中队在桂巷岭伏击从松潭乡后面的钟山顶据点下来，到岑兜、南厝等村骚扰群众的日军。敌伤亡数人，仓惶撤上钟山顶，不敢再轻易下山作恶。第八中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多次袭击小股日军，打了一些小胜仗，很受群众拥护。国民党顽固派认为是共产党的武装，派兵围攻，第八中队突围后，向长乐转移。（三）福平沿海抗日游击第三大队1941 年 5 月，“白皮红心”的地下党员何胥陶，以江德乡乡长名义，在江镜地区拉起一支近百人的抗日武装，6 月中旬，加入福平沿海抗日游击区指挥部后，号称福平沿海抗日游击第三大队，何胥陶兼任大队长，在龙高地区开展抗日活动。6 月下旬，日军进犯龙田期间，第三大队在下埔洋东面的蛙塘埔伏击敌人，打退到江镜扫荡的近百名日军，使江镜各村群众避免了一场劫难。此外，还有一支以长乐县国民政府名义组建的抗日游击武装一一长乐抗日游击总队。为了取得合法抗日地位，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游击战争，6 月下旬，中共闽中特委遵照省委指示，决定把福长平地区党组织直接领导的几支抗日游击队并入地下共产党员刘润世任总队长的国民党长乐游击总队。于是，三溪战斗后不久，陈亨源把福长抗日游击大队带到罗都东林寺，与长乐游击总队会合，成立长乐抗日游击总队，刘润世仍任总队长，下设两个大队。林宝荣任副总队长兼第一大队长，陈亨源任参谋长兼第二大队长。7 月上旬，转移到长乐下汀的第八中队，亦执行闽中特委决定，加入长乐抗日游击总队，改称福清队。随后，平潭周裕藩领导的大富民众自卫团和张伯庭带领的“莆田海上抗日游击队”也先后到达长乐，加入抗日游击总队，与福清队、闽侯区南队等组成第三大队，由陈金来兼任大队长。第三大队组建后，长乐抗日游击总队战斗力大大加强，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威震闽中。影响较大的是三溪与琅尾港伏击战。长乐县城日军在三溪小学被游击队袭击后，耿耿于怀，于 7 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出动步兵 200 余名，用驮马 10 匹载重机枪 4 挺、骑炮 3 门，再次进犯三溪、江田。长乐抗日游击总队决定以福清队为主力，在三溪后山伏击来犯之敌。当日军在三溪村外的田间小路上行进时，埋伏在山林里的游击队突然用机枪、排枪猛烈射击。日军立即卧倒抵抗，但路边都是水稻田，难以展开兵力，便盲目地以骑炮、重机枪轰击山林。双方激战近 7个小时后，敌扛着 7 具尸体撤走。游击队牺牲两人，其中一人是福清队战士陈金金。三溪受创后，日军在长乐蕉岭北麓玉田至罗都的大道要口处挖掘壕沟，架设铁丝网，企图禁锢、阻挠游击队活动。工事修成后，敌马（尾）营（前）地区守备司令田中岛中佐，率日军 100 多名，分乘两艘汽艇从营前到蕉岭、玉田视察。长乐抗日游击总队侦悉后，总队长刘润世立即召集陈金来、陈亨源、林宝荣等在大溪乡研究伏击方案，决定抽选 48 名英勇善战的游击队员组成”敢死队”（其中福清队的 17 名），分成 3 个战斗小组，隐蔽在琅尾港南岸的桔林里伏击。8 月 4 日傍晚，视察工事的日军在东渡村维持会长家里喝足吃饱后，登艇返回营前。22 点许，前面一艘汽艇进入游击队伏击圈。游击队机枪步枪突然猛烈开火，日军猝不及防，乱作一团。游击队立即冲出桔林，几十颗手榴弹一齐投向敌艇，炸毁了机舱，船体搁浅倾斜，不能行驶。日寇见势不妙，纷纷跳水逃命。哪知水浅泥深，一跳下即陷入泥沼，不能自拔，成为游击队的活靶，全部被歼。当另一艘汽艇听到枪声，从北岸登陆，架起钢炮、重机枪轰击南岸桔林时，游击队已经撤离阵地转移到安全地带。琅尾港伏击战击毁敌艇一艘，击毙田中岛中佐及村野分队长等日军官兵 42 名，游击队无一伤亡。这是福建沿海抗日游击战争中，战果最辉煌的一次战斗。它沉重打击了侵略者，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心。参加伏击战的游击队员和长乐抗日游击总队的领导人，不仅受到中共华中局、中共福建省委的嘉奖，也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表彰。陈金来和福清队的 17 名参加“敢死队”的游击队员，均荣获国民党政府颁发的金、银质奖章。二、国民党政府组织的游击队的抗战（一）福清游击总队第一次反攻融城失败后，焦克功团调离福清，县自卫队士气低落，军纪涣散，县防力量非常薄弱。省保安纵队接受再次反攻融城任务后，为了增强地方防卫力量，福清县政府委派归侨俞肇复组织福清游击总队，并担任总队长，总队下辖东张、渔溪、高山、海口等乡镇先后成立的游击支队或游击大队。游击总队在二、三两次反攻融城战斗及保卫东张的崎岭阻击战中，积极配合省保安团作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各乡镇支（大）队虽然都拥有相当数量的枪支人马，参加了一些战斗，但由于成分复杂，互相倾轧内耗严重，未能在抗战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二）福平沿海抗日游击队在国民党政府组织的抗日游击队中，影响较大的是罗仲若领导的福平沿海抗日游击队。1941 年 4 月下旬，平潭县被伪和平救国军张逸舟、郑德明部占领后，县长罗仲若率领文武随从 10 多人，携带一挺机枪，七八支长短枪乘船转移到福清。经过被伪军占据的高山镇进抵瞻阳村，以瞻阳为基地，组织各村联防，开展游击活动。5 月 3 日，在瞻阳及各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打退尾随而来的伪军王锐部，俘敌 3 人，缴枪 11 支。第二天上午，罗仲若以 10 多名随从为骨干，带领各村联防队员 400 多人，前往高山，赶走伪军，收复高山镇。当日下午，郑德明率大队伪军进行反仆。联防队抵挡不住，节节败退，高山复沦敌手，瞻阳亦被占领。罗仲若带 10 多名人员，退进东张与福清县国民政府人员会合。5 月中旬，省保安团反攻融城，罗仲若队伍奉命佯攻海口，牵制敌人。反攻失败后，罗仲若队伍被困在海口桥南，在海口日军的据点附近，活动困难，遂率队南下，打退盘据龙田的伪军张端桐部，占领龙田，以龙田为根据地发动群众扩大游击队。这时，平潭县国民政府的一些失散人员和大批青年学生逃出平潭，前来龙田参加游击队。平潭县中共党员曾焕乾也带一些游击队员来到龙田。于是，6 月初，福（清）平（潭）沿海抗日游击区指挥部便宣告成立，罗仲若任指挥官，参谋长陈魁梧，下设参谋、政训、秘书、军需各室。中共福清中心县委委员何可春在秘书室工作，曾焕乾在军需室任职。指挥部下辖一个常备大队，王健民任大队长。在指挥部发动引导下，龙田各村大都成立了不脱产的游击队，加入指挥部序列的游击队共有 21个。7 月罗仲若以龙田为基地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赶走了三山、高山地区的伪军，使龙田高山与渔溪东张连成一片。8 月初罗仲若兼任福清县长后，率领游击队在融城外围扰袭日军。在第三次反攻融城战斗中，配合保安团拔除了日军在融城及海口外围的一些据点。三、华侨游击大队的抗战爱国爱乡反抗侵略是福清华侨的优良传统。福清沦陷后，刚从印尼回国的松潭华侨周宏荣，目睹家乡遭敌糟蹋的惨景，决定组织游击队保卫家乡。他在松潭、安民一带发动爱国归侨和华侨子弟，于 6 月上旬成立福清华侨游击大队，自任大队长，副大队长周宏达，下辖 3 个中队 9 个分队，全大队近 80 人。华侨游击大队与罗仲若游击指挥部挂钩，接受指挥部指令，在松潭、安民一带伺机袭击日军，打击敌伪活动。1941 年 7 月 12 日上午，40 余名日军从融城出来，在其钟山据点架起机枪大炮，保护融城至海口的龙江水上交通线。是夜，华侨游击大队配合福平沿海游击区指挥部所属的兄弟游击队，冲上钟山顶，毙敌 2 名，伤敌11 名。敌支持不住，突围下山，夺船横渡龙江撤回融城。游击队员牺牲 3人，伤 1 人。钟山战斗后，敌集中兵力，进犯东张。华侨游击队改变战术，多次于夜间偷袭融城附近的敌人据点。8 月 2 日至 24 日，该队先后夜袭敌北山尾炮兵阵地、利桥哨所和霞楼炮兵营地，摧毁敌炮垒 3 座。日军躲在据点里盲目放枪，消耗了大量子弹、炮弹。9 月 2 日，日军撤出融城。该队奉命占据钟山，阻击乘船从龙江撤往海口之敌。敌亦派 50 余名武装前来占领钟山，掩护撤退。敌抵达山下时，发现钟山已被游击队占领，即发动强攻。游击队居高临下，沉着应战，坚持了 1 个小时多才撤离。
国民党军队的抗战
一、三次反功融城
融城首次沦陷期间，福清民众、福清游击队配合国民党驻军、省保安纵队，三次反攻融城，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气焰。
（一）第一次反攻融城
第一次反攻是日军侵占融城的第四天，由于国民党驻军七十五师焦克攻团在日军入侵时，不战而退，国民党二十五集军司令责令其在五天之内收复失地。焦克功遂与福清县长吕思义在宏路召开军事会议，布置反攻。
会议决定，焦团为反攻融城主力，负责主攻大北门、玉屏山、凤凰山并派一个连队埋伏龙山，牵制东门、小北门之敌；县自卫队 4 个中队和武装警察主攻西门、南门。总兵力 1500 多人。反攻发起时间定于 4 月 24 日凌晨5 点。由于融城日军据险死守，并得到驻海口日军的及时增援，加上焦克功延迟至 5 点半天亮时才发出进攻信号，暴露了目标，伤亡很大，遂各自撤退，反攻失败。
融城日军受攻后，十分震惊，立即在城东东皋山，城西过溪山（即双旌山）、城北玉屏山、城内凤凰山等处构筑工事，以图固守。
（二）第二次反攻融城
5 月上旬，福建省保安纵队司令部带保一团、保二团、保三团来东张接替闽江右岸防务，并部署了第二次反攻融城的战斗。
5 月初，驻福州日军抽调兵力进犯泉州、漳州。国民党第二十五集团军为牵制敌人，决定反攻福州，命令省保安纵队在江右地区反攻福清县城，江左地区部队同时反攻连江，与江右互相策应，配合主力反攻福州。省保安纵队司令黄珍吾受命后，在东张香山成立江右地区抗战指挥部并把保一团、保二团、保三团调来福清参战。接着黄珍吾在香山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反攻融城，下达作战任务：保二团为正面攻城部队，主攻凤凰山、玉屏山和融城大北门；保一团主攻过溪山和融城西门；保三团主攻利桥（又称龙首桥）、融城南门；福清游击总队、自卫队正面佯攻，配合作战；另派一个保安中队埋伏里美山，阻击海口增援之敌。
5 月 13 日，第二次反攻融城战斗在雨夜中打响。城西的过溪山是融城的屏障，也是日军据守融城的重要阵地。担任主攻的保一团第五中队、第六中队在过溪山与敌展开激烈战斗。第五中队上尉中队长段喜宾与第六中队上尉中队长陈忠汉率队仰攻敌阵，与山上守敌展开肉搏。段中弹牺牲后，陈忠汉率队与失去指挥官的第五中队士兵并肩战斗，冲入敌第二道防线。陈连续杀死几个日兵后腰中二弹仍坚持指挥，直至牺牲。少尉分队长侯文胜杀死一个敌兵后被手榴弹炸伤，浑身是血，倒地不起，仍奋力举手高喊：“要勇敢向前，冲啊！”呼罢气绝。
保一团五六两中队官兵前仆后继，奋勇冲杀，终于攻克日军过溪山阵地。
进攻西门的战斗也十分激烈。保一团第一中队负责主攻西门。敌凭借坚固纵深工事顽抗，第一中队几攻不下，伤亡甚多。14 日拂晓，团部派机枪中队协助第一中队攻坚。机枪中队长韩郁文，中学毕业即投笔从戌，
参加过“八一三”淞沪抗战，奋勇当先，杀敌无数；在江西义门战役中身负重伤，伤愈来闽参加闽海抗战，被委任机枪中队少校中队长。韩率队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越过护城河攻破数道铁丝网冲进西门。激战中，韩手臂中弹，仍忍痛指挥，胸部又中两弹，因流血过多体力不支被部属强行护送进东张王坑野战医院抢救。第一中队分队长佟振球，原是十九路军战士，在上海”一二八”战役中，手刃日寇 8 名。佟率队冲进西门时，身中数弹仍奋勇冲杀，临殁前高呼“杀啊！”“打倒日本军阀！”“中国万岁！”激励官兵奋战到底。少尉分队长洪磊身中三弹不下火线，直战至昏厥倒地被送往野战医院。攻占西门后，第一中队一小分队的 13 名战士用机枪杀开一条血路，沿西门街直冲凤凰山下敌军司令部，由于后援不继，全部壮烈捐躯。
主攻凤凰山敌军司令部的保二团第六中队，在上尉中队长杨生佛带领下，摸黑上山，击毙哨兵全歼山上守敌后，退至山脚，冲进县立初级中学操场，向设在校舍里的敌军司令部猛烈开火。由于主攻玉屏山的保二团另一中队没有及时攻占大北门增援第六中队，日军发现第六中队孤军作战，遂组织反扑，重占凤凰山阵地，围攻第六中队。第六中队 90 多名官兵身陷敌围顽强奋战，直至弹尽援绝，全部罹难。中队长杨生佛大义凛然，砸毁短枪，焚烧文件后，以佩剑自杀殉国。其献身精神，英雄气概连日军都钦佩折服。战斗结束后，日军在凤凰山麓礼葬我殉难烈士，即可证明。
主攻南门、利桥的保三团第五中队，组织突击队攻打桥北日军。上尉中队长胡宏儒奋不顾身，带队冲入敌阵，摧毁桥头堡、歼敌 20 余。瑞云塔上的守敌居高临下，据险顽抗。胡腹中一弹，血洒利桥桥头。第五中队伤亡过重，强攻不下。保三团另两个中队迂回到水南村东！从侧翼向瑞云塔猛烈开火，掩护第五中队正面进攻，也未能得手。双方隔江对峙，直至14 日深夜。
凤凰山得而复失，攻进西门的保一团未能继续推进，南门桥、瑞云塔久攻不下，且纵队指挥部增援困难，因而各路反攻部队只能坚守已占阵地待命。
困守融城日军向福州日军发电告急。由于江左部队没有同时反攻连江，牵制日军，福州日军接电后，即抽调大批兵力，于 15 日晨分两路南来救援，一路二三百人出峡兜直奔琯口；一路乘汽船到永泰塘前，登陆后，直扑东张王坑，抄袭野战医院。刚住进医院的韩郁文，伤重无力退避，仍手握刺刀，从病床上跃起，刺死一敌后被残杀；进攻玉屏山负伤的保二团中尉中队长黄平，自知无法脱险，持短枪卧床不动，待敌军至床前时，出敌不意，开枪击毙敌首后，自己亦身中 10 余弹，气绝犹怒目切齿僵坐床上；身中三弹的分队长洪磊也惨遭杀害。
保安纵队司令黄珍吾得到福州日军抄袭侧后的消息后，即放弃攻城，命令部队马上撤出融城，转移到东张、琯口去，截击增援之敌。
15 日晌午，窜到琯口之敌，被保三团第八中队击退。16 日，抄袭王坑野战医院残杀伤员之敌，受到保安团痛击，伤亡数十人，两次焚尸取灰，连夜携灰撤回福州。
（三）第三次反攻融城
第三次反攻融城从 8 月 25 日开始。这时，日军准备撤出闽海地区，投入即将发动的太平洋战争。第二十五集团军下令趁机袭击日军，消耗敌人兵力。于是，省保安纵队以五个中队兵力，再次反攻融城。保四团第五中队攻过溪山，保九团主攻融城，派出一个中队兵力佯攻里美、海口日军，断敌退路。保四团第五中队上尉中队长谢兆梁率队攻占过溪山后，敌拼死反攻，谢往返冲杀，身负重伤，犹高呼杀敌，直至停止呼吸。少尉分队长刘德发率队坚守既得阵地时，遭敌炮火猛轰，与全队战士一起壮烈牺牲。保九团于 27 日晨攻占融城后，敌在海口日军增援、空军掩护下旋即复占融城。保九团退到城郊据点，与敌对峙。30 日、31 日，保安团又数次攻城，均未奏效。9 月 1 日，保安纵队预备队加人战斗，敌始动摇，于 2 日突围出城，从水陆两路往海口溃退。是晚，融城光复。3 日，海口日军全部上船出海，海口亦收复。
二、保卫东张的战斗
东张是闽江右岸地区的重要后方。福清沦陷前一天，福清县国民政府即内迁东张里坪村，福建省保安纵队的一个团也在东张驻防。随后，省保安纵队司令部移驻东张香山，东张成了反攻融城打击日本侵略军的后方基
地。
（一）塔山阻击战
二次反攻融城后，困守融城的日军。为了巩固融城西北外围的防卫，打击抗日军民并抢掠粮食，于 1941 年 7 月 1 日纠集 300 多名步炮兵，携炮 10 余门进犯东张。
欲进东张，必先占据塔山。
塔山，又称鲤尾山，位于东张镇西南侧龙臂岭东段，西连灵山，东隔一峡谷与石竹山相望。据塔山，居高临下，可扼住从山脚峡谷里进入东张镇的狭窄通道。塔山是东张南面的屏障，是保卫东张的军事要地，欲进东
张，必先攻占塔山。
日军分两路包抄塔山。一路进占石竹山麓的真武殿，一路绕沃底抵达塔山西南面的大斜村，占据龙臂岭，形成东西夹攻合围阵势。
进犯真武殿的日军，受到省保安三团第一中队的顽强阻击。激战中上尉中队长刘兴安腿部受伤，仍继续指挥作战。身上又中弹 10 余处，倒在血泊里，两目怒张。战士们目睹此景，悲愤交加，与敌展开殊死搏斗，守住了阵地。
守卫塔山的省保安二团加强中队，上尉中队长肖仲光率部隐蔽在半山腰的战壕里，严阵以待。日军放炮猛轰后，见山上毫无动静，以为守军撤离，山上无人，便放胆攀爬上山。当敌人进入战壕前沿时，“打”！指挥员一声令下，守军居高临下轻重机枪、步枪同时开火，万弹齐发，打得日军血肉横飞，连滚带爬退回山脚畦地。敌不甘失败，再次疯狂炮击后，又发动了数次进攻，均被打退，死伤 100 多人。傍晚，用战马拖着 87 具尸体狼狈地退回融城。
7 月 24 日，驻融城日军又出动 300 多名步骑兵进犯东张。敌以炮火猛轰塔山阵地，自晨至午发炮 300 余发，内有糜烂性毒气弹数十发。守军中毒甚多，伤亡惨重。率队守山的保一团上尉中队长朱联萼中毒后，仍冒死据守，由于中毒过重救治无效，惨死在莆田医院里。敌攻不下塔山进不了东张镇，又受渔溪，墩头保安部队夹击，狼狈败退。
（二）崎岭阻击战
7 月 17 日，驻海口日军 70 多名奉命驰援进犯东张日军。从海口前往东张，必经阳下东侧的崎岭。北西亭归侨、游击队分队长陈训增、陈景浩获悉，立即带领 20 多名游击队员到崎岭择地伏击。敌受到拦截，开炮狂轰崎岭。游击队冒着猛烈炮火，凭着地形熟悉优势，与日军周旋，激战竟日。敌发炮 300 余响，耗弹数万发，死伤 10 多人，攻至傍晚仍未能越雷池一步，只好退回海口。阻击中，陈训增、陈景浩与游击队员陈齐昌、陈训水、陈训顺、陈朝彬血洒崎岭，为国捐躯。
（三）半岭阻击战
7 月 16 日，不甘失败的日军再次进犯东张。驻福州及融城日军步骑兵 1000 余人，取道琯口、宏路向东张进犯。7 月 19 日，一路日军从东张水井方向以猛烈炮火轰击半岭，企图攻入县政府驻地里坪村。省保安纵队一团九中队少尉分队长刘振德率队在半岭设伏阻击。激战中，刘腹部中弹壮烈牺牲。战士们含泪奋战，守住阵地。
福清光复后，为了纪念抗战阵亡将士，弘扬烈士前仆后继的献身精神和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1942 年 3 月省保安纵队顺应民意在融城凤凰山巅修建了闽海抗战阵亡烈士公基，把在闽海抗战牺牲的 561 位烈士遗骸收殓安葬其中；并建了福清县抗战阵亡国民诸先烈纪念碑，把烈士芳名、业绩镌刻在纪念碑上。墓、碑建好后，省保安纵队组织各界举行隆重的公祭仪式，并编印了《闽海抗战阵亡烈士公墓专刊》。（余贤龙执笔） 融侨抗战烈士简介
余贤龙
福清是福建著名侨乡，20 世纪 30 年代福清华侨华人占本邑人口一半以上（20 万人左右）。在全民族抗战中，他们同其它地籍的海外侨胞一样慷慨捐钱捐物，踊跃参军参战，对抗战的胜利做出重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联政府》一文中说：“这个战争在 1931年开始了。”），福清侨胞回国参军参战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有陈金来、林清城、余长钺，仓夷（郑贻进）、林其根、周宏荣、陈亚泉、陈训增、陈景浩、陈启歧、任桂梁、王兴贵、庄邑贵、林敏渊、俞兆复、俞兆斌、俞鸿模、俞鸿俦、黄梓英、陈独师、严进宝、陈超、陈世振、姚宣懋、姚宣富、吴贞勇、吴以瑶、骆业锦、魏德胜、曹镳来等近 40 人。他们同仇敌忾，或奔走呼号，宣传抗日；或奋勇杀敌，血战沙场。其中九位罹难殉国，名垂青史。
在纪念抗战胜利 60 周年的今天，笔者缅怀九位先烈，对他们的生平业绩进行简单介绍，以弘扬他们的民族气节、爱国精神。
余长钺（1918-1937.6)
余长钺，原名长秋，又名啸秋、彭秀。出生于福清市阳下镇阳下村一华侨家庭。1931 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 年转为中共党员，历任中共福清县委、福清中心县委委员、共青团福清县委书记、中共福州工委委员、抗日救国会福清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闽中特委委员、青年部长。1935年初为筹集革命经费随其父带往印尼协助其兄经商，同年 7 月回上海医学院学医，参与组建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并与同学李若兰合拍假“定婚照”，向父兄“骗取”巨款做活动经费。1936 年 8 月，带义勇军选遣队南下广东抗日未果，被中共南方临时委员会派回福建工作。1937 年 2 月被捕入狱，受尽酷刑，坚贞不屈。6 月 23 日于福州鸡角刑场英勇就义，年19 岁。
任桂梁（1902-1941.4)
任桂梁，福清人，20 世纪 20 年代旅居日本经商，参加国民党，连任国民党驻日本仙台直属支部执监委员。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生活拮据，“衣被之外，别无长物”。1941 年 4 月下旬，福州沦陷时，他适在榕城，被日军发现，敌司令逼他充当伪情报员。他拒不接受，惨遭毒刑仍不屈服，遂被敌寇以乱刀刺毙，抛尸万寿桥下，年39 岁。
王兴贵（？-1941.5)
王兴贵，出生于印尼美玛，祖籍福清镜洋镇洋尾村，全民族抗战前回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师。1941 年 5 月，与侵闽日军血战于闽侯白沙镇时壮烈牺牲。其堂弟王继轩用悼诗赞扬他的爱国精神：
连枝仅有一堂兄，海外可年喜返程；
常唱黄花岗上曲，深怀祖国难中情；
并非征杀充戌伍，却是赤诚抗寇兵；
奋战白沙成壮烈，与君樽酒话桑麻。
陈训增（1911-1941.7)
陈训增，出生于福清阳下镇北西亭村，其父在南洋经商，因多病回国疗养，他即前往南洋接替父业。由于用度慷慨，未有余利，遂弃商回国务农。1941 年 4 月福清沦陷后，参加国民党福清县游击总队，任北西亭游击分队分队长。5 月 14 日，率队参加第二次反攻融城战斗，直冲至玉屏山敌炮兵阵地，因弹尽且失去联络，致功败垂成，撤出战斗。7 月 17 日带 20 余游击队员，在阳下崎岭要道埋伏，阻击开往东张增援的驻海口日军。在敌人大炮机枪的猛烈轰击下，激战半日，壮烈牺牲，年 30 岁。
陈景浩（1910-1941.7)
陈景浩，出生于印尼爪哇，祖籍福清阳下镇北西亭村。曾任国民党第100 军福州地区各县（连江、罗源、福清、长乐、平潭）情报员，对敌伪活动情况了解甚多。1941 年 4 月 20 日福清沦陷后，参与组织福清游击总队北西亭分队，任分队长。5 月 14 日，与陈训增一起参加第二次反攻融城战斗。攻至玉屏山敌炮兵阵地时，因弹尽且与友队联络不上，失去呼应，忍痛退却。7 月 17 日，又与陈景浩率队并肩战斗于阳下崎岭，阻击前往东张增援的驻海口日寇。在敌寇猛烈的炮火下，激战半日，英勇献身，年31 岁。
庄邑贵（？–？）
庄邑贵，祖籍福清市江阴镇西山村，出生于印尼马吉朗。1941 年初中毕业，即应征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他先进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即参加军队，赴前线抗日，“因故不幸”在南京为国捐躯。
陈启歧（1902-1941.8)
陈启歧，出生于福清，早岁经商南洋，返国后参加抗建剧团工作，颇善劳绩。1941 年 4 月，日军侵占融城，他弃家避寇、财物荡然。8 月 21日参加第三次反攻融城战斗，在小北外石井村指引游击队围攻敌炮兵阵地时，不幸被俘，乱刀刺毙，年 39 岁。
陈金来(1901-1941.9)
陈金来，又名东生、向民，出生于福清市海口镇东阁村。1917 年流落印尼泗水。1926 年参加印尼反荷武装起义，翌年，起义失败，被印尼荷兰殖民主义政府驱逐出境。回国后，以手工制皮鞋谋生。1931 年参加龙高暴动，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福清特支委员、中共福清县委委员、中共福清县委副书记、书记、中共福清中心县委书记、中共福建省委委员、福清抗日游击队队长、长乐抗日游击总队第三大队长。1941年 8 月参加长乐琅尾港伏击战的组织领导，荣获金质荣誉奖章，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福清地方组织和抗日游击队的杰出领导人。1941 年 9 月，不幸蒙冤罹难。1962 年追认为革命烈士。
仓夷（1921-1946)
仓夷，原名郑贻进，出生于新加坡，祖籍福清市渔溪镇苏田石竹村。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毅然辞别父母，于 1938 年回国参加抗日战争。1939年进入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任《救国报》、《民族革命通讯社》记者。194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 年转任《晋察冀日报》和新华社晋察冀分社记者，在晋察冀边区奔波了 7 年，写下大量反映抗日根据地军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通讯报道，成为新华社优秀的新闻记者和报告文学作者之一。1946 年 8 月，奉命前往北平采访时被国民党特务阻挠并刺死于山西大同市郊，年 25 岁。
关于福清县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的史料
何华龙
第 23 期《福清文史资料》刊载了我的《福清县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背后的故事》，现将我从福清市档案馆里查到的《闽海抗战阵亡烈士公墓专刊》里摘录的闽海抗战阵亡烈士公墓碑文、福建省保安纵队抗敌殉国烈士墓碑记及部分题词、照片作为该文章的附件。其中碑文及碑记采用了简体字。由于该刊已相当破旧，且繁简二体不同，摘录有误之处，敬请指正。一、闽海抗战阵亡烈士公墓碑文民国三十年四月十九日倭贼犯闽，连陷福清长乐闽侯连江四邑。余奉命率保安纵队守御江右，阻贼于福长地区，相持及五阅月，贼终不支浮海去。同年九月间先后克福清长乐两邑，后策应江左我军驱闽侯连江之贼，旋又收复平潭湄州南日诸地，闽海重光，大羊远遁，遐尔称庆。当贼之来也，志不在小，八闽全境，岌岌可危，我将士怀忠勇，越山林，与贼周旋，每当风雨交作之际，辄批亢捣虚，烁电奋击，尽歼其众，夜斫其营，震天骇地，当者辟易。贼虽挟利器，仍每战皆北，视顺昌五百壮士之拒金，诚不多让，经时百余日，大小数十战，贼伤亡逾千，我差半之。保安第一团中队长段喜滨陈忠汉分队长侯汶胜第二团中队长刘兴安杨生佛陈清水朱联萼分队长臧国棠王凯朱保山罗文清第三团中队长张志样分队长方河壬胡宏儒第四团中队长谢兆梁分队长刘德发第九团分队长甘隆舆死焉。机枪中队长韩郁文受伤不退死事尤烈。噫！见义勇为，白刃可蹈，实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贯金石而薄日星。文信国公正气歌中所云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其斯之谓欤。烈士等皆少年英俊，实国之桢。余平日虽爱之如子弟，未尝异其籍，厚其廪乃能慷慨赴难，发为伟业，是皆总理默相之，总裁启迪之。余何功焉？融邑人士，于重暑天日之后，沐德崇功，佥议埋烈士等之骨于凤凰山麓，并伐石纪事，以垂永世。嘱余为文述之。烈士等求仁得仁，死重于泰山，英风浩浩已与天地同其悠久，史之其次也。第念河朔胡马，今犹未去，眷怀猛士，不禁泫然；表彰前烈，藉励来兹，余又何能巳于言哉！福建省保安处处长兼保安纵队司令官黄珍吾撰并书
中华民国三十年一月三日立石
二、福建省保安纵队抗敌殉国烈士墓碑记闽海战役，我忠勇将士，攻城掠地，陷阵摧坚，凭血肉之躯，与敌作殊死战，壮烈牺牲者凡五百六十一人。敌酋真川，感其英勇，于融城西封冢竖碑，额其前曰：“福建保安团战死诸勇士之墓”，备致景仰。夫我烈士，刚毅果敢精忠报国之浩魄，虽在敌寇，尚表钦慕，矧我国人生死与其荣辱攸关者乎？战事甫定，余奉兼司令官黄公静山之命，集忠骸，营公墓，择期礼葬，以慰忠魂，并赖县党部书记长林朝玑、县长陈毓辉、青年团福清分团主任何援、士绅郑忾辰、王怀晋、戴祥滋、叶式钦、俞兆复诸称先生之襄赞，乃于本年三月建烈士纪念碑于城北凤凰山巅，碑前度地造坟，将诸烈士遗骸，迁葬其间，鸠工庀材，匝月告蒇，坟之正面极东狱龙江诸胜，左右有玉屏五马二山隔江耸峙，形势高踞，足壮大观。而烈士碑矗立山巅，尤可为远眺俯瞰之助；自兹而往，行卜诸烈士英风浩气，磅礴蟠结，长依此山，纵百世之下，过者咸景仰前徽，发其同仇敌忾之感，岂仅一时矜式已哉？余躬督斯役，幸获观成，爱将殉国诸烈士芳名遗蹟，勒诸片石，用讯无竟。
福长地区指挥官许国钧敬书
三、题词（部分）国民政府福建省保安处处长兼保安纵队司令黄珍吾题词：天佑中华 干城如此赴义争先报国以死左海重光 名留青史奠定神州安得猛士国民政府福建省政府顾问郑忾辰题词：人无贵贱 终归于死 死得其所 愉快奚似东海岛夷 长蛇封冢 凭陵上国 构祸莫已抗战四载 延及融疆 寇氛匝地 益肆猖狂赖我将士 慷慨激昂 前仆后继 壮绩孔彰更有义民 同心御侮 宁毁室家 罔畏强虏卒扫狼烽 光复故土 父老儿童 欢欣鼓舞固知正气 乃国之维 身殁名扬 其又何悲凤凰山上 新塚丰碑 灵兮如在 鉴此诔词四、照片（部分）
日军有否曾为我抗日阵亡将士建墓立碑考
何华龙
1994 年出版的《福清市志》的第 761 页有这样的记载：第二次反攻县城……此役还有后人传颂的不知名的 13 位壮士为国献身的英雄事迹。他们冒死冲入城中，集中机枪火力，射杀日兵不少。可惜后援不继，被日军包围，壮烈殉国。日军仰慕他们的忠勇，曾集合士兵把烈士的遗体礼葬于凤凰山麓，并立碑记述其事……
对此记载，有人提出质疑：日军是我敌人，在日军两次侵占福清期间，铁蹄所至，实行“三光政策”，杀人、放火、奸淫、劫掠，无恶不作，使福清人民遭受空前的酷劫。他们会那么好心，将我阵亡将士礼葬并立碑吗？带着这个疑问，我查阅了福清政协编撰的第 14 期《福清文史资料》，发现其中由陈华光、余长通两位撰写的《抗日战争时期——福清是江右地区的主战场》、方家章撰写的《抗日业绩功垂千秋》、曹于恩撰写的《抗日烽火熊熊燃烧》等多篇文章均未发现有此记载。后来我又查阅了由原市委书记宋克宁主编的《福清革命史》，亦未发现有关此事的任何记载。难道这件事是后人杜撰或仅是传说，还是上述文章作者不知，抑或知之但故意不写，怕给人以美化日本人之嫌？这个疑问直至我查阅了 1942 年的《闽海抗战阵亡烈士公墓专刊》才算解开。
在《闽海抗战阵亡烈士公墓专刊》中记载了这么一段内容：战后过凤凰山麓十三壮士之墓，诗以记之
壬午春作 朋修
岁辛已闽海四县沦陷时保安纵队奉命收复江右，五月间总攻福清之役该十三勇士入城后坚守不退同时殉职，倭寇仰其忠勇集所部官兵以礼葬，于凤凰山麓并立碑以记之，此节为战报所未录，诗以记之，用彰忠烈。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得出日军确曾为“十三壮士”建墓立碑。但是这本专刊中还提到日军为所有战死的中国士兵建墓立碑。也是在这专刊中，国民政府福长地区指挥官许国钧所写的《福建省保安纵队抗敌殉国烈士墓碑记》中有：……闽海战役，我忠勇将士，攻城掠地，陷阵摧坚，凭血肉之躯，与敌作殊死战，壮烈牺牲者凡五百六十一人。敌酋真川，感其英勇，于融城西封冢竖碑，额其前曰“福建保安团战死诸勇士之墓”，备致景仰……不过，这个墓碑中所写的是日军为福建保安团第二次反攻福清县城时牺牲的所有阵亡将士“封冢竖碑”，已不仅是上文所说的“十三壮士”。不过说也奇怪，在专刊中福建省保安处处长兼保安纵队司令官黄珍吾于中华民国三十年一月三日撰并书的《闽海抗战阵亡烈士公墓碑文》中却只字未提此事。碑文中有“……融邑人士，于重暑天日之后，沐德崇功，佥议埋烈士等之骨于凤凰山麓，并伐石纪事，以垂永世……”这段文字。同一本书，同一件事，国民政府福长地区指挥官许国钧所写的《墓碑记》和福建省保安处处长兼保安纵队司令官黄珍吾所写的《公墓碑文》却不尽相同。我猜测是否有这种可能：当时日军确如《墓碑记》中所说曾为全部战死将士在“融城西封冢竖碑”。当然墓和碑不会建得很好，因为当时还在战争时期。但后来又如《公墓碑文》中所说“融邑人士，于重署天日之后，沐德崇功，佥议埋烈士等之骨于凤凰山麓”，也就是说在融城光复后，对于日军所建的墓和碑，士绅郑忾辰、王怀晋、戴祥滋等人不满意，重新出资度地造坟，将诸烈士遗骸，迁葬于凤凰山顶。历经 60 多年风雨，当年参战生还的老兵还健在的恐怕也没有几个了。因为没有其他资料可以佐证，日军到底有没有为全部战死的五百六十一人建墓立碑，对此我们可能还有一些疑问，但我认为日军为“十三勇士”建墓立碑应该是可信的。
当然，大家也许会问：日军为何会为牺牲的中国军人立碑呢？在《福建省保安纵队抗敌殉国烈士墓碑记》中已提及“……夫我烈士，刚毅果敢精忠报国之浩魄，虽在敌寇，尚表钦慕，矧我国人生死与其荣辱攸关者乎？……”因为日本人崇尚武士道精神，对中国军人“刚毅果敢精忠报国之浩魄”很是欣赏，即便中国军人是他们的敌人，曾杀死他们许多士兵。其实，日军为中国战死的军人厚葬立碑早已有之。在《解放日报》刊登的一篇《张自忠将军牺牲 65 周年祭：气节人格撼敌军》，文中说的是抗日名将——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在湖北枣阳宜昌地区，抗击侵华日军，于 1940 年 5 月 16 日英勇牺牲。在他死后，日本人在他口袋里的派克金笔上，看到了”张自忠”三个字，才知道了他的身份。日本人从附近木匠铺赶制了一口棺材，将遗体庄重收殓人棺，葬于陈家祠堂后面的土坡上，坟头立墓碑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基。”由此可见，日本人为我牺牲的爱国将士建墓立碑是可能的，也是可信的。
今天，我们来考究日军是否曾为我抗日阵亡将士建墓立碑，并不是要去美化日本人，而是从这件事更可以看出，当年我爱国官兵在收复县城的战斗中是如何的英勇。今年，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的日子，我们深深地怀念那些英勇杀敌、前仆后继、誓死捍卫国土、为国捐躯的爱国将士，但也为福清县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及烈士公墓惨遭破坏而时至今日尚未得到恢复而感到万分痛心。
日寇在海口的滔天罪行
陈木水
1941年农历三月中旬的一个上午，福清海口斗垣村的几个村民在东边山头炮台晒太阳时，喊道：“什么军队这么多从星桥过来呀？快到福清牛宅村了。”那时我还是个少不更事的孩子，感到好奇就跑去炮台边，看到身穿黄衣服的军人从星桥村前的芦曹桥向牛宅村后走去。这时村里有人认出是日本军队就喊道：“是日本军队，会开枪打人，大家快下来！”于是所有人听到后都跑回村子。回村后听到县城回来的人讲，县里店门全部关闭，很多人四处逃避，有的躲到深山老林中。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抵抗，才使日本鬼子如入无人之地，更加肆虐妄为。他们在海口的里美村前看见老百姓在田里插秧，毫无人性地将其当做活靶，肆意开枪，草菅人命。与此同时，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到处轰炸，海口街一天被轰炸了好几次，连海口塔山寺也被炸成平地。几天后，日本汽艇从海上运来了一批侵略军占领了海口。随即对海口进行奸淫辱掠，无恶不作。为了躲避日军，周围乡村的老百姓每天凌晨二三点起床胡乱吃点粗粮后便携儿带女上山躲到古老的坟墓中，把腐烂棺木板或死人骨头铺在潮湿的墓地上当座垫。为防婴儿的啼哭声暴露目标，一听到脚步声，大人就把小孩的嘴捂上，小孩的脸每每都憋得青紫，哪一个父母不心酸啊！在这样的环境下，大人、小孩满身满脸都长着疱症，又疼又痒。当时既无医生又无医药，大家只好用海土来涂满全身，因为海土有消炎作用，等海土干后，再一块块掰下来。粘在化脓伤口上的海土扯下来，可想而知，那是怎样的椎心之痛呀。
日军入侵后福清海口人民无法忍受日本侵略军的蹂躏，纷纷离家躲进山里。日本鬼子也随之深入到靠山的岩兜、凤屿、五龙等乡村杀人放火。这更加激起群众的抗日情绪。五月中旬有四个鬼子到五龙村进入五龙街时，被群众堵住，活活打死。为防止鬼子发现进行报复，群众把街上的血渍冲洗干净，把鬼子尸体埋在未插上秧苗的稻田里，埋好后再插上秧苗，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第二天日本鬼子出动了大批军队带着军犬到五龙、凤屿搜索，直至天黑仍无线索，只好暂时收兵回海口。接着天天都有日本兵率队前往搜索骚扰。群众为了更加万无一失，就把那四个鬼子尸体转移到远离五龙村的山上深埋，使日本鬼子找不到。全村的群众经不起鬼子的骚扰，大家都背井离乡躲避日寇的残害。日本法西斯者已锁定这四名日本兵死在五龙村周围，但尸体已无踪影，恼羞成怒便于撤离前调动多架飞机对五龙村轮番轰炸。不论是华侨盖的大房屋还是贫民小屋都无一幸免，许多无辜群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饱受压迫的福清人民终于拿起武器反抗日本侵略者。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成立了，陈振先、陈阿铛带领着海口斗垣村热血青年陈廷玉（六一）、陈宝泉、陈春炎、陈胜德、陈顺来、陈阿柿、陈红妹、陈德金等 10 多人去参加共产党领导人陈金来、陈亨源的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对长乐、福清的日本侵略军给予沉重的打击，日军防不胜防，损失惨重。
1941 年 8 月 4 日福清游击队员陈振先、陈阿铛等人参加“敢死队”，在长乐琅尾港伏击日军，击毁日军汽艇一艘、击毙日军守备司令田中岛中佐等日军官兵 40 多人，受到中共华东局与福建省委嘉奖。陈振先、陈阿铛等人各荣获抗日银质奖章一枚。
日本侵略军临撤退前进行血腥大屠杀，罪恶滔天！
1941 年农历六月下旬，日军从星桥村抓了 20 多人在海口塔山集体枪杀。死里逃生的陈康治，后来到龙卧寺管理寺产，被杀死的 10 多人到傍晚才抬回星桥村安葬。侵略者的暴行使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941 年七月初六，日本侵略军到海口城里村抓人。陈家同儿子跑到斗垣村陈阿粥厝后躲避，日军把他打伤倒地仍不放过，直至将他打死。城里村陈宝顺被日军追至斗垣村祠堂前地瓜田里，用军刀活活劈死，真是惨无人道。
1941 年七月初七日本鬼子又来斗垣村搜刮，抓走村民陈木春、陈大头等人。所经之处鸡鸭不留，装了满满六大笼，放在大厝底门前埕上，留一人看守抓来的人和鸡鸭，其余人又去抓人。村里人知道日本鬼子来能躲的就躲起来，我家房子靠近路边又矮又小无处躲藏，我只好坐在灶边小凳子上。日本鬼子发现了，就被带去大厝底和其他被抓的人一起围在鸡笼边。我母亲就趁鬼子不注意，故意把笼盖掀开一点，让一头鸡跳出去。日本鬼子看见了忙去抓鸡。我那时才十三岁，日本鬼子对我不是很注意，乘鬼子抓鸡不备之时即跑进大厝底，窜至后落厝从陈忠雄边门出来，经祖厅溜到后座陈来北家里躲起来。当天日本鬼子放火烧掉新厝底，并把在城里、前村、斗垣等村抓的四五十人押到前村海砰（围垦内的平地）用机枪扫射集体屠杀后，每人踢一脚，如会动就补上一枪。陈木春（振标父亲）在机枪扫射时没有中枪也随着众人倒下，用旁边人的血涂在自己脸上身上。日本鬼子也在他的腿上踢了一脚，他咬牙顶住不敢动，才没有被补上一枪。挨到晚上没人时才从海堤爬回家。其老婆还以为是鬼，待他把经过说完才松了一口气。当晚他们就逃往山区去躲避。日本鬼子的大屠杀轰动了全村，大家都想离开斗垣村到外地去躲避。天将黑时，我叔父到我家叫我父亲把我和弟弟陈廷宽带到山区去躲避。我父亲说自己年纪大在家不要紧，叫我叔父带走我和弟弟。初七晚上八九点，叔父背着才三四岁的弟弟，我跟在后边到了海边，坐船到了对岸，从海坪经过前园村再到王尾村休息喝水后又继续上路，直走到梨洞村我叔父朋友家天才亮，整整走了一个晚上十几个小时。我顾不得满脚的血泡和休息就又跟着我叔父的朋友到深山里的岩洞躲避。不一会飞机就来侦察寻找目标。此后天天都有飞机来。我们天不亮一吃完早饭就躲藏到岩洞内。躲在岩洞内别提有多难受，我弟弟经常哭泣。日本飞机虽然没有发现目标，但南厝村村口仍遭到轰炸，侥幸没有炸到房子。
日寇杀父、国耻家仇、永世难忘。我叔父七月初十早上告诫我们兄弟不要乱跑，一定要躲在岩洞里，他不放心家里的人，要回去看一下。十三日上午，我叔父匆匆忙忙赶到梨洞村对我说：日本鬼子初九又到斗垣村，井兜厝、大厝底、阿粥厝等好几座房子都被放火烧毁。海口日本鬼子十一日开始撤退。并说我父亲在初九上午到海坪挖章鱼讨小海，下午一点多在海堤边被前村来的日本鬼子发现，开枪打中腹部，无处请到医生，最后找到峰前村的土医生。土医生对治疗枪伤并不在行，我父亲危在旦夕，已经“出厅”。噩耗传来，吓得我兄弟俩连饭都没吃就往家里赶。到家已是晚上七八点了。刚到家里，我父亲听见声音，叫我到他床前嘱咐我：“我伤不会好，一定要争气，听叔父的话。妹货（我弟弟小名）虽过继叔父但兄弟不多，要带好弟弟。家庭担子就靠你担起来。当年祖父早死，家庭担子也是我这个长子担起来，记住我的话。”讲完叫我去吃晚饭，我刚吃完一碗饭，守在父亲身边的母亲发现父亲已经不能讲话，就叫我兄弟和叔父赶快去接气。我看见父亲眼睛张了一下就闭了。全家人大哭一场，对日本鬼子更是恨之入骨。十四日，由我叔父筹集资金请亲人到海口买回棺材收殓，十五日抬上后堂山和我祖父祖母等葬在一起。经此打击，弟弟受惊加之劳累生了一场大病，家里已穷得揭不开锅盖了，没钱请大夫。叔父只好输血救我弟弟。之后我母亲由于操累过度也大病了一场。我家债台高筑，度日如年。日本侵略军的暴行使我幼年丧父，凄惨悲凉，这样的国仇家恨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中，中华英雄儿女浴血奋战，保卫国土，做出巨大牺牲，才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赶出中华大地。赢得抗日战争全面胜利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决不能忘记六十年前日本法西斯抢光、烧光、杀光的累累罪行，不能忘记日本侵略军在福清、海口，尤其在斗垣、前村、城里等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现在日本政府对侵华罪行不但不反省、不道歉，还歪曲历史出版新教科书，继续霸占我国钓鱼岛，扩张其领海（土）范围，掠夺东海资源，甚至插手台湾问题，进一步干涉我国内政。全国同胞一定要团结一心，勿忘国仇家恨，警惕日本帝国主义扩张野心再度膨胀。
日军城头镇五龙村的罪行
余贤龙
为了进一步调查核实抗战时期福清第一轮沦陷期间，侵融日军蹂躏城头镇五龙村（时属海口镇）进行疯狂报复的滔天罪行，笔者于 6 月 23 日随新华社记者和市委宣传部两位同志到五龙村访问了 80 岁以上的老村民，并在老村民们的指引下仔细察看了日军狂轰滥炸村时留下的罪证。本文是根据这次访问的记录和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已故老村民陈宜坚先生提供的有关资料整理的。
一、同仇敌忾杀敌四人
五龙村地邻山区，距离海口较远。1941 年 4 月 29 日上午九时许，有四个日军到五龙村西南的山溪村、岩兜村骚扰，后转向五龙村走来。陈常晃等几个青年农民，见日军只有四个，就鼓动大家将其全部打杀。村民们群情激昂，同声应和。于是妇孺老弱迅速后撤，体健力壮的村民拿起锄头、扁担，二三十人为伍，分别集结在村口、街头和街道两旁，伪装瞧新鲜，伺机动手。
这四个日军只带一支大盖步枪和四颗子弹，离开岩兜村后先后在路上鸣枪三响示威。进入五龙村时只剩下一颗子弹。他们留带枪的一个守在村口，其他三个分两路进村：两个向村西大王庙后面华侨陈喜顺的新屋走去；一个矮胖的日军，手持一柄短剑朝聚集在庙门前的人群走来。他在夺取村民陈宜耿皮肚（安在皮裤带上的皮线包）里的钱后，即招守在村口的那个日军进村，自己则向华侨王红俤的屋子走去。那个带枪的日军走到街头和珍京果店前面，用上了刺刀的枪指着站在店门口的该店老板郑敬炉的小肚，要郑把皮肚解下给他。郑出其不意，把枪向上一托，啪的一声，枪朝天响了。郑敬炉紧握枪杆不放，大家随即围上去帮他夺枪。鬼子见势不妙就弃枪向五龙南面的凤屿村逃跑。郑等立即追赶，与农民王三妹等把这个日军活活打死在西丹山山坡上。与此同时，矮胖的日军闻声从小巷中冲出，立即被群众用店门板、锄头、石块等打死在和珍号隔壁王家的大门边。另两个日军听到喊打声即向来路逃逸而去。村民陈常滚等见了，立即集合数十人，取道埠头奔往截击。日军逃到岩兜村附近的鲎山前面，被先后追上的村民用木棒、锄头击杀在水稻田中。到此，四个日军全被消灭。为防海口日军前来报复，夕阳下山前，五龙、岩兜、凤屿三村民众都离开村庄避入山中。遗下敌尸四具，开头无人过问，到了晚上，凤屿、岩兜一些村民，把丢弃在他们地界的敌尸就地掩埋；丢弃五龙街头的敌尸被郑敬炉等五龙村民抬到旗杆埔，丢进成片的龙舌兰中去，并挑水冲洗街道上和墙上的血迹。
二、滥捕村民，逼供搜尸
海口日寇发现四个日军失踪，即派遣汉奸四出探查。不久探知四寇死于五龙，但无佐证，遂滥捕村民逼供搜尸。5 月 1 日下午有日军百余人到五龙、凤屿两村，捕去走避不及的五龙村民陈有力。在返回海口的路上，又于凤屿村前面海堤边捕去凤屿村民卢嫩嫩仔，于星桥村杉木行前面的海堤边捕去星桥村民陈牛宅，到达海口后，日军用木棒打他们的头部，要他们供出失踪日军的下落。
两天后，日军百余名到五龙村捕去村民陈嘻宋、陈孝训、陈三耳、林玉珊、林来来、林阿玉、陈常清、陈茂浦及十二三岁的小孩王福妹、陈茂坤等共 40 多人（其中小孩约占一半）。是日，走匿山中的妇女遭到奸淫的有 20多人（多系被轮奸，），各家细软被掠一空，家具、门窗多遭破坏。晚上郑敬炉等又把已移埋在垄仔前的那个矮胖鬼子的尸体移往深山。凤屿村民也把就地掩埋的一具敌尸移埋在过港洋水稻田中。
5月6日，日军 180 多名，配有轻机枪 10 多挺，于午前三时左右包围五龙村，捕去夜间回村准备插秧的村民林细益、陈经积、陈经周、陈亚狮、陈依宋、陈玉、陈孝灶、陈宜华、陈细宋、陈依东、陈迈昌、郑天顺（莆田人）、陈妹钰、林爱钰、陈大正、陈妹梓、陈世莲、李亚妹、王丸仔汤、李佬姆仔，陈阿六、陈宜泉、卢春花、陈宝云等 40 多人，还追杀高永熙（湖美村人）、林祥细、李基照等三人，枪伤李绪清一人。三四个妇女遭到奸淫。下午四时左右，日军押着被捕村民撤离五龙。走到塔桥时，石匠卢春花乘鬼子不备，纵身投入塔桥井（桥下水最深的地方）。时大雨倾盆，溪洪暴涨，日军朝桥下开了数枪，见水中冒出血来，即行离去。（卢春花在水中被击穿胸部，幸得挣扎上岸，冒雨爬行到八九里外的峰前村王依拐家，由依拐以草药医治多时始愈。）陈宝云被押到海口时，趁天色昏黑，窜入小巷逃回。
五龙村民被捕的 80 多人，先关在海口李厝底民房，后移押于舍人庙（现为海口中心小学校舍）。头三天吃喝全无，一个个饿得眼冒金星。直到第四天，方准用破花盆舀池塘的污水喝。第四天晚上，每人才获得三小碗番薯丝吃。他们在被押期间，遭受百般凌虐。日军用竹片夹着红糖块，强迫陈经周等趴在地上，用嘴去吃，并要学狗吠声；还要被捕者两个两个相对，用杂木棒互击头顶，谁击得不响，即毒打谁。一个个都被打得死去活来。村民陈迈昌连鼻梁骨都被打碎。陈细宋被倒吊起来毒打后一日军又用燃烧着的烟屁股倒插在他的鼻孔中。被捕的人不但于审讯时被打，任何时候，任一日军都以毒打他们作为消遣。甚至半夜三更日军起来小便，走过他们身边，也要踢打他们。刑讯时除使用木棒和电刑器具外，手边有什么可以打人的器物，他们都用来打人。尽管如此，被捕村民还是始终没有吐露半点真情，连十二三岁的小孩也都不受威胁利诱，守口如瓶，鬼子毫无所得。
四天后，除林玉珊、陈经周、林来来、林阿钰、陈亚妹、陈茂浦、陈常清、林良仔等19人外，其余被捕者都被放回。临释放时，日军捧出一簸箕国币作为诱饵，说：“你们回去后，如能查得真情，第一个来报者，赏国币三百元，第二个二百元，第三个一百元。”随即给每人发红白相间的布条一条，作为进出海口的联络标志。
5月11日，日军百余人带同未释放的林玉珊等 19 人，于早晨五时左右到村里搜尸。进村后，鬼子一面将林玉珊等人释放，一面在附近山上到处翻掘，并到西丹山边的河道里去摸索。继而遍掘河堤，终无所得。几天后，日军百余人又到五龙的东山等处搜尸，遇有新坟，即行挖掘，至日将西才离去。村民游建基患黄胆病，由于家极贫苦，日食无着，专赖邻居接济照顾。自村民离散后，无人供他饮食，终至饿死，葬于东山。是日被鬼子掘出，尸体将腐未腐，臭不可闻，又无人为其掩埋，为状至惨。
从5月3日至5月15日，日军多次到五龙村抓人搜尸，严刑逼供，残杀多人，并纵火焚烧了西街的店屋和民房（郑敬炉、陈世炎等 10 余家店号和陈金妹等好几家民六七十间民房均化为火烬），仍达不到目的，遂死了心，不再搜寻。
三、狂轰滥炸，疯狂报复
8月下旬，日军准备撤退出福清，仍原形毕露，兽性大发，对五龙村狂轰滥炸，疯狂报复。
8月23日下午，驻海口东岳山日军炮轰五龙村，发炮 50 余发，击毙年仅八九岁的华侨儿子陈道捷一名，击毁民房一处。此后东岳山日军不时发炮轰击五龙村，少则一二发，多则10余发。
8月27日至 9月2日，日军撤离海口前，日机每天在七社与五龙一带低空飞行侦察并狂轰滥炸五龙村。当时五龙村不满 400 户，但侵略者为了对 4 个日军被杀事件进行报复，竟每天至少投弹一次，每次五六枚至十余枚，还不时朝五龙村后面的山谷发射机枪，企图杀害避进山谷的村民。据统计 7 天中，日机在五龙共投弹108枚，发炮100多发，被炸毁民屋130 多间。幸好村民绝大部分都躲避到山上去，未曾造成伤亡。日军撤退后，村里到处是颓墙断壁，到处是枪孔弹坑。至今，还遗留下多处罪迹，陈庆炳老人指证的断壁残门仅是较明显的一处。
抗战期间一中迁校南山的情景
方家章
1940 年春，日军先后轰炸福清城区多次，留城的人每天早上七点至下午五点，只好到五马山、天宝坡一带躲避。1941 年 3 月 2 日上午 10 时，8 架敌机在海口镇轰炸之后，转入城区继续轰炸，西门、东巷一带，顿时成为一片废墟，炸毁民房 180 多间，炸死民众 70 多人。我家（当时在东巷杏园衕）也被炸毁，我的母亲、嫂子和侄女一家三口不幸被炸身亡。日寇的侵略战火，焚毁了无数个幸福的家庭，吞噬了许多无辜的平民。目睹这场灾祸，国难家仇集于一身，在我幼小心灵里，种下了深仇大恨的种子，同时也萌发了爱国爱乡的激情。
1941 年 4 月 20 日，福清第一次沦陷。县政府迁往东张里坪，城区居民逃难至偏僻山村。日寇在城区焚烧房屋、破坏古迹、杀人抢劫、奸淫妇女，同时，四出骚扰，进犯海口、城头、五龙一带村庄。7 月间又袭击东张、宏路一带，8 月下旬袭击斗垣、城里、前村、牛宅等村，杀害群众 50多人。更使人切齿难忘的是，盘踞在五马山顶炮台上的日军，以比赛杀人为嬉戏，枪杀在西门一带田间劳动的农民，连续几次杀死农民 10 多人。当年 9 月 2 日，日本侵略军在敌机掩护下，向海口方向溃逃，沦陷 137天的福清县城终于光复。在第一次沦陷期间，福清一中被迫迁往渔溪黄檗寺后又改迁溪前村复课，前后七个月。1944 年夏，时局动荡，烽火漫天，学校无法上课，当时的一中领导，为了保证师生安全和保持继续学习，决定再迁往宏路南山村上课。南山村有几座大姓祠堂，可供为上课教室之用，师生宿舍全部或借或租在乡亲家里，前后 9 个多月，300 多位师生历尽艰辛在这里上完了九个月的课程，直至 1945 年 5 月，日寇仓惶败走，福州地区二度光复，才撤回原址上课。
我当时 13 岁，对迁校上学，人地生疏感到忧虑，大约在 8 月 20 日，那天秋雨淅淅雾蔼沉沉，全体师生集中在大榕树下，校长宣布迁校南山的决定，并要求于五天之内去南山报到集中，九月一日上课。一时间同学们面面相觑，欲语无言。形势如此恶劣，人心惶惶，日寇又要侵占闽海地区，苦风凄雨的日子又要到来了，也只能离开家门了。
离报到只有两天，那天正逢秋雨，我和何可秋、陈宜祥、叶诚栋等同学离城去校。当时交通很不方便，又是动乱年代，我们肩挑棉被一路步行，从天宝陂小道经观音埔至宏路溪下、大埔、东坪进入下曹转入南山。县城距南山约有三十华里，多是山间小道，行走困难，中午 1 时才到达南山。南山是个大村，1930 年代因生活困苦不少人前去印尼谋生，此时全村人口近千人，多务农为生。村中环境优美，一条浚渠从西向东，几座果园分布四周，有三座大祠堂，还有十多座枪楼，是为了防范土匪抢劫建的。这一切正是办学上课的有利条件。三座祠堂共有六间上下厅，供上课用。全校师生 276 人租借 30 多间民房住宿。上午上三节课，下午上一节课，其余时间或生产劳动，或文娱活动，或洒扫环境，生活倒也觉得充实有序。
当时到南山就学的有王典清、林欢金、陈孔逸、俞娟月、林友来等同学。校长为莆田人陈庆姚，教务主任林文福，训导主任郑梦周，庶务主任陈觉群，童军教管刘我舜。老师有郑梦周、王良康、陈曾澜、陈心启、郑曾宏、施修藩，吴斡民、林兆铭、郑年钗、林其伟等 20 多人。方家则为校医，陈俊超为体育室组长，体育课因为没有场地，改为跑步。每周一早晨集中在大祠堂门前开校会，校长鼓励大家努力学习，克服困难。星期六下午清理卫生后，三时可以离校回城取粮食拿零钱。多数同学每周都回来，但进入城门前后，忧心忡忡，疑虑不前，一怕日军抓人干苦工，二怕检查搜身受污辱，三怕家里房子被烧毁。每次都是这样，真是亡国之民，苦不堪言。
在南山上学时间只有 9 个月，但我们觉得好象过了两三年，长大了许多。
尽管迁校南山学习条件很差，又是大敌当前，前景渺茫，而这一切困难都阻挡不了大家的学习热情。上课认真听课，课后复习旧课，晚上在暗淡的煤油灯下完成作业。天寒地冻，手足冻僵。不少同学生病仍然坚持上课学习。大约在 11 月上旬，有一天从城里传来消息，日寇可能于星期五路经下曹南山到渔溪骚扰，于是决定停课疏散到山间林带以免受害，这一天的课定在第二天星期六下午补。同学们刻苦勤学的精神也感动了老师。他们同样在艰难的岁月里，认真备课，批改作业，还要关怀照顾同学们的安全和生活。师生的这种勤奋精神，终于顺利地完成了这 9 个月的教学任务。
同时，团结互助的精神随处可见。在南山期间，有一件事很值得回忆。当时陈庆姚校长从莆田、江兜两地带来刘我舜、侯文禾等老师，由于迁校主张不一，同时对学校分工也有不同看法，产生了矛盾以至对立，影响了工作。后来只开了一次会，平心静气各抒所见，一致认为大敌当前，困难当头，不可各主己见，应以大局为重，求同存异，搞好团结，不久矛盾就解决了，对立情绪也消除了，同心协力搞好教育工作。此事后来传为美谈。
在南山师生人数不多，但抗日气氛很高，写抗日文章，出抗日专刊，举行抗日诗歌朗诵会，排演《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等街头剧。下午第二、三节是自由活动课，多练唱抗日歌曲，如《太行山上》、《黄河颂》、《黄水谣》等。有的是学校学生会组织的，有的是班级同学自发排练的。这里虽然是偏僻山村，但抗日歌声响彻山村，抗日的气氛十分浓郁。大约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下旬，在大祠堂前面的场地，举行了《还我河山》抗日文艺晚会，多数班级以及合唱团、话剧队都参加演出。学生会副主席王典清同学在演出之前讲话并带领同学们高呼抗日口号，群情激昂，气氛热烈，场面十分动人。
往事已过了 60 年了。历史已经翻开崭新的一页，“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撰写这篇回忆其目的也就在这里吧！
回忆当年烽火岁月
陈宝举
我于 1928 年 2 月出生于海口镇斗垣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我深知穷人要翻身做主人，必须参加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斗争。1948 年 6月，我经陈宝泉、陈春炎两同志介绍参加革命工作。1948 年 12 月，在福清县海口镇白渡村陈燕仔姐夫家里，由当时的中共福清县委委员陈振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 年 3 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回顾当年的烽火岁月，深感斗争之艰辛，胜利来之不易。
一、受前辈影响激起革命热情
1941 年 3 月 2 日，日寇飞机 9 架狂炸海口镇。同 4 月 20 日福清县城沦陷。4 月下旬，中共福长平县委书记陈亨源在福清、长乐边界的七社梨洞、南阳、首祉一带组建一支 100 多人的抗日游击队。我三兄陈胜德参加游击队，跟随黄国璋、陈亨源、陈阿垱等开展革命斗争。我三兄还参加1947 年的龙高暴动。后因暴动失败化整为零，暂时中断联系回家种田。
1948 年，海口镇斗垣村地下党员陈振亮、陈宝泉、陈春炎、陈振旺的革命活动被同村保长陈廷贤密报。11 月 7 日（农历十月初七）夜晚，敌警察局、敌保安队派出 100 多人包围斗垣村，逮捕群众 30 余人。后经群众强烈要求，被抓走的群众才获得释放。唯我三兄陈胜德被怀疑参加地下党活动，被关押 28 天后转送福州特别刑庭受严厉审查。我三兄拒不承认参加地下党活动，最终因无证据定罪而获得释放。因我家兄弟参加革命活动，我的母亲（姓蔡）受到连累被警察局抓去审查，打得遍体麟伤。斗垣村因多次与敌斗争，艰苦卓越，激起了青年的革命热情。我也在此时走上了革命道路。
二、智袭敌警察
1948 年 6 月，我参加陈振亮和陈宝泉领导的地下党武工队，开展革命斗争活动，那时候保长欺压人民，摧粮、纳税、抓壮丁充当国军，迫交壮丁费，民愤极大，因此我们曾在城头镇五龙祠堂斗争 12 村恶霸保长林祥樵，在岑兜村斗争保长林礼奎。参加揪斗的革命群众挤满祠堂，争先恐后地批斗控诉，从而发动革命群众起来斗争反霸，减租减息。在我地下党游击队活动频繁的情况下，敌警察局配合保安队组织几次清剿而扑空，于是变换手法，派出警察便衣队，到各保刺探我地下党游击队活动情况，企图镇压。为此当时陈振亮指示我和陈淑恩、陈阿述等 3 人组成地下武工队小组，住在海口镇垱头村革命群众郑来仔家里。陈振亮要求我们尽量靠近敌人驻地越靠近越便于了解掌握敌人活动情况，坚决与敌作斗争。有一天我们接到郑来仔报告，有 2 名海口镇警察所警员从村前经过往五龙村方向走去。我们武工队小组分析这 2 名警员肯定携带枪支，立即随后紧跟准备智取，关起门打狗，但又不敢跟得太靠近。至海口镇岑兜村路口时，2 名警员突然窜进村中不知去向。我们通过岑兜村革命接头户陈风文（他已当上国民党乡人民代表，是我们地下党的联络员）得知跟踪的 2 名警员，一名是海口村人；另一名是岑兜村人，是岑兜村保长陈能同的亲属。我们游击队小组遂直驱陈能同保长家，要保长交出 2 名警员和他们携带的枪支，“如果不听从，我们武工队要包围全村进行搜捕，并追究保长的责任，杀你全家”。逼于压力，保长交出那名海口人的警员。因为处决敌警员要经陈振亮批准，那天夜晚我们带着这名警员去找陈振亮，经过星桥村、中山村等联系点都没找到。那时天又快亮了，我们押着这名警员到龙卧寺后山的岩石旁，大家都很疲劳。我们 3 人商量决定陈阿述先负责值班，看住这个警员，我和陈淑恩 2 人睡一会儿后接班，因为整天奔波，陈阿述也累得睡着了。当我们 3 人醒来后，发现警员逃跑了。
因为担心此事连累星桥、中山、岑兜村的革命接头户，遭受报复摧残，我们 3 人立即通知了接头户立即逃避。第二天凌晨，我们 3 人在五龙村一个桥头蹲着休息。此时天刚蒙蒙亮，突然发现从五龙山上走下来一个人。我们 3 人同时站了起来。对方见了开口喊声“谁呀？”我们认出此人就是昨晚抓捕的警员，因他反抗逃跑，所以被我游击队员当场击毙。后来陈风文受连累被捕，受刑后英勇就义，为革命事业流血牺牲。
福清县国民党警察局获息 2 名警员失踪后，再派出 1 名警官到海口镇探查 2 名失踪警员是否被地下武工队活埋了。此人行至海口镇垱头村时，我们武工了小组接到在田里耕种的群众报告，立即跟踪，至海口镇岑兜村路口时，我们吸取前次教训，立即动手把其抓捕，从身上搜出警察局发给的侦查失踪警员的文件。这些警官都是多年来侦探、抓捕、杀害我共产党人的刽子手，因而党组织决定将该警官带走并予以击毙。敌警察局十分恼火，但又无可奈何。
三、配合解放福清县城
1949 年，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挥师南下，解放全中国。在福清县解放前夕，我参加了福清游击队。福清游击大队由福清游击中队在城头镇龙卧寺扩编组建，沈祖夏任大队长，陈振亮任政委。我编在第三中队第三分队。中队长是何本魁，我担任第三分队队长。分队装配有机关枪 1 支，冲锋枪 1 支、分队的机枪手是海口镇陈水水。我们接到上级命令，开往前线，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福清县城。我们连夜从龙卧寺出发赶到海口镇斗垣村，借用斗垣村渔民的船只摸黑驶往龙田镇东壁岛，再从东壁岛乘船到龙田镇七里堤。路经东阁、南厝等村，至安民发现有几十名敌保安队人员，遂与对方交火开战。我分队的机关枪威力很大，保安队人员吓得往县城方向逃跑。我分队乘胜追击至苍霞村，与解放福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会合，准备进攻融城。8 月 15 日，人民解
放军 254 团 2 连连长沙飞龙带领 1 个排战士，在机枪掩护下冲上利桥。至桥中时，敌瑞云塔上机关枪突然开火，沙连长和李炳湖排长等 30 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解放军正面攻占瑞云塔受挫，采用我们游击队陈振亮政委建议，决定从倪埔村附近渡过龙江，在玉塘村南夹攻瑞云塔之敌。松潭、倪埔等村群众纷纷拆门板，搬木料，帮助部队架起一座浮桥。部队渡江后进占玉塘村吴氏宗祠，从祠堂屋顶用机枪压住瑞云塔之守敌，利桥西南的解放军同时发起进攻。敌军招架不住只好弃塔逃跑。8 月 16 日，福清县城解放。福清人民从此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翻身解放当家作主。
（陈宝举原任福清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本文由其口述，翁其孝执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