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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3月，洪宽工业村一开张就创造了一个神话：把一位打工的台胞造就成老板。 这位台胞姓陈，原先在一家台资塑胶厂打工，自然是“白领”打工族。他做梦都想当老板。但他十分清楚，老板不是想出来的。他所缺的就是资本，虽然薪水不菲，有所积蓄，还是离老板很远。 洪宽工业村开发公司总经理林运茂却找上他，对他说：“到我们洪宽工业村来，我圆你一个做老板的梦。” 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林运茂跟他开玩笑。林运茂说：“我跟你说的是正经事。我们原来有家玩具厂，现在不办了，机械设备可以用，你先用，等赚了钱再买下。厂房也是现成的，低价租给你，租金也等到你赚了钱再付。如果生产所需的流动资金不够，我们还可以为你担保向银行贷款。” 有这等好事，谁会不愿意干。陈先生欢天喜地走进洪宽工业村。 陈先生对塑胶生产工艺、管理和销售渠道轻车熟路，再加上洪宽工业村开发公司全方位的扶持和服务，他果真一举成功，一年赚下一个工厂，成为名副其实的老板。 陈先生的神话，为洪宽工业村打出了一面活广告，吸引众多台商前来投资办厂。至1992年，有6家台资企业在洪宽工业村落户，还有12家台商预约了地皮，签了合同。8年后，至2000年，84家台外资企业在洪宽工业村投下了2.5亿美元，其中台资企业占95%。 上世纪60年代初，以美国为首，德、英、法随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朝阳工业快速崛起，传统的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外寻求低成本的生存之地。“亚洲四小龙”紧紧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搭上“发展快车”，横空出世，创造出持续20年的亚洲神话。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开始复苏，日元升值迫使日本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调整，资本和部分技术密集型企业流向海外，“四小龙”再得肥水。于是“四小龙”特别是台湾，也急于把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移向岛外，寻求低成本的生存之地。适逢祖国大陆改革开放，海峡两岸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祖国大陆自然而然成为台商首选的产业外移地区。 但洪宽工业村能够一下子吸引众多的台商前来投资办厂，应当说是独具魅力。工业村内厂区、生活区、文教卫生区、休闲娱乐区4个小区布局合理，功能齐全，青山环抱，绿水缠腰。走进洪宽工业村，如置身花园之中。 林文镜不仅为洪宽工业村营造了一个优美的投资硬环境，还创造了一个“宾至如家”的发展软环境。有一件发生在1997年的故事，至今鲜为人知—— 那天在融侨大酒店里，有一位台商向林文镜诉苦，说在洪宽工业村遇上麻烦，有一填土工程包给溪头村一位年轻人，合同签了，钱也拿了，可工程做了半半，却要求追加承包费，扬言若不追加就停工。在洪宽工业村居然发生这种事情？林文镜大吃一惊，立即通知开发公司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总经理林权，到酒店来见他。 听林文镜问起此事，林权面露难色。原来，那位承包台商填土工程的年轻人是林文镜的远房堂侄子。其实，这个承包工程发生纠纷事出有因。林文镜的堂侄是从外地工头手上转包来这个工程，外地工头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台商当初发包工程时，采取的是“喝标”方式，即不通过实际丈量，只凭目测，由承包方报个数，发包方认为差不多，就这样敲定下来，写在合同上。那个工头与台商签下合同后，才到工地实际丈量一番，发现干下去划不来，可工程合同已签，又不好反悔，所以用了“金蝉脱壳” 之计，按原合同把工程转让给林文镜的堂侄。林文镜的堂侄读书不多，是个“土包子”。结果，按合同上的承包款都用完了，工程才完成一半。无疑，这是一个两难的纠纷：台商坚持按合同办事自然无可指责，承包方要求追加经费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总不能叫他贴钱做工程吧。林文镜听罢来龙去脉，便让林权把他的堂侄叫来。 小林也是很快就赶到酒店，站在林文镜面前怯生生的样子。林文镜没有责备他，只问他，还需要多少钱才能按期完成工程。小林说，至少还得有10万元。林文镜说，这钱我来出。并对林权说，从公司拨给他11万元。又对小林说，你必须按期完成工程。大伯千方百计把客商引到我们溪头来，你们要千方百计把客商留下来，这就是对大伯的最大支持。 台商就是这样被引到洪宽工业村来的。 1994年，台湾著名电影导演凌峰在拍摄大型记录片《八千里路云和月》时，在福州听说福清洪宽工业村短短三四年间，已有70多家台商在那里投资办厂，感到很稀奇，便前来参观。一看，十分感动，触发了灵感，临时决定增拍一集，名曰《福州有个小台湾》。这个记录片在台湾放映时，引起了轰动。 后来，两岸新闻媒体就逐渐把洪宽工业村称为“福建台湾村”了。
文章来源：郑敬平著《林文镜的故事》节选，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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