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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

 
Sun� | 来自福建
叶向高的书法

何华龙

叶向高(1559—1627),字进卿,号台山,又号福庐山人。是我市今港头镇后叶村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官至内阁首辅,东阁大学士,是晚明时期杰出的政治家。
叶向高工诗律、书法,精棋艺,著作等身。叶向高工书法,于草书尤有专精,《福建通志》有传。据记载其“工书法,宗二王,书体姿媚,行笔流畅,苍润遒劲。”当时有个叫郭文毅的人,自负甚高,对所有诗人“多所讥诃”,唯佩服向高的诗词文章,称其书法“圆媚,大字尤雄伟”。由于叶向高的书法精绝,当时人们把他与黄道周、张瑞图并称福建草书的三大家。建国后,在一次拍卖会上。叶向高的一幅 167×37.5 厘米的书法轴水墨绢本,估价是人民币 18,000-25,000 元,成交价是 46,200 元。由此可见,叶向高的书法还是相当有名的。
一般来说,在书法书写中,用笔取缓势有两个功能,其一是以缓势作书,可以从容运笔,令笔法的提按、顿挫、绞转自然而生动,不致使笔法骤起骤落出现野俗之态;其二是从容运笔,可以令行笔婉转多变化,写出含蓄灵动、尽其笔法的变化精微,使写出的字静态中蕴动。在这方面,叶向高的书法可以说是最得书法书写缓势之妙的——因为我们从他的书法作品分析,知道他虽然是以缓势作书的,但实际上,他的书法看上去仍然有风卷云霞、天风浩荡的爽利之美。
在我们看来,叶向高书法中的灿烂洒脱的美,天风浩荡般的爽利之美,与他善于运腕关系同样密切。众所周知,以五指执笔法执笔作书,书写者依据所写文字的大小,会决定捉管高低,并在实际书写时,由于作者能在一个由“腕运生成的势韵圈”中因势利导其笔法技巧,故书写者必然会“品尝”到以腕作书所带来的一片清凉式的怡心畅神般的心理美感——而仅此而论,叶向高的书法同样可以说是最得“以腕作书”之妙谛的。从他的书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创作书法,已经达到了腕随心运、一团和气的化境,其造诣是非同一般的。
从总体上看,叶向高的书法并不会“一下子”摧人心目,但他的书法中有一种唐诗宋词格律般的跳顿与节奏,以及具有中国古典音乐所特有的旋律之美,故极其耐人品味。清代的戏剧、文学以及园林美学家李渔曾说,戏剧要能摄情,而欲能摄情,则要“使人想不到、猜不着,便是好戏”;李渔此说,同样适用于欣赏叶向高的书法。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在叶向高的书法中,上述那样的高超的技法表现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特例,而是他的书法素质的自然而然的流露。故而他的书法,也才最终能墨法华滋,顿挫有致,流美多姿且伸缩变化多端,有翩翩自得之态,有洒脱放逸、意气风发之美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叶向高的书法,正是缘于他生活于一个重视文化修养、重视个人性灵抒发的时代氛围之中,所以他才有可能将自己的书法写得笔笔含情,下笔能穷其自然变化、干净利落并体势奇幻、布势精工,无拖泥带水之弊。
现在精选三幅叶向高的草书书法作品,以飨读者。这三幅作品中的书法简直字字玑珠,柔媚不失遒劲,有坦荡之态,有翩翩欲飞之势,通篇作品明净而爽达,其点画递相映带,互相顾盼,骨丰肉润,其精、气、神,愈看愈佳,动人魂魄,故有观之令人神旺之美,不失为明代万历年间的书法上乘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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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5 11: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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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向高的著作  

何华龙

明代内阁首辅叶向高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也是著述等身的文人。据说,当时有个叫郭文毅的人,自负甚高,对所有诗人“多所讥诃”,唯佩服向高的诗词文章。
叶向高的著述除了收集了一部分颂圣、应酬等文字外,大部分内容集中反映了作者所参与的朝政大事、时局要闻、为官的经历感受,以及生平事迹、政治思想、文学创作等等。这对于研究晚明历史及叶向高本人都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其自订年谱的《籧编》,为我们保存了大量史料,可资与正史相补证。但是可惜的是叶向高述作刊布传世不多,时至今目,或仅有抄本,或只留残稿,有的仅见之于书目著录,不明版本卷帙,或散见于他人著作附载,而其所有著作,经后人整理重刊者尤其少见,因之给学术界的研究、利用带来诸多不便。本人参考厦门大学娄曾泉、侯真平所著的《叶向高著述知见录》刘福铸先生的《现存融籍先贤著作知见录(续)》以及林秋明的《叶向高世系考略》,对叶向高毕生著作略作整理,列其书目。
叶向高著有《纶扉奏草》三十卷、《续纶扉奏草》十四卷、《光宗实录》八卷、《籧编》二十卷、《后纶扉尺牍》十卷、《苍霞草》二十卷、《苍霞余草》十四卷、《苍霞诗草》八卷、《苍霞续草》附《尺牍》二十二卷、《类说》六十卷、《参补古今大方诗经大成》五十卷(还有纲领一卷、诗图一卷)、《福庐灵岩志》三卷、《玉堂纲鉴》七十二卷、《福清县志》四卷、《宫词》四卷、《四夷考》八卷、《叶文忠文集》二十卷、《诗集》八卷、《皇明论世》序、《郑介公祠录》等。明天启年间,叶向高将其中《苍霞草》、《苍霞续草》附《尺牍》、《苍霞余草》、《苍霞诗草》、《后纶扉尺牍》、《纶扉奏草》、《续纶扉奏草》等所谓“七草”合编成《苍霞草全集》,共一百一十八卷。书中几乎涵括了作者现存的论、议、解、评、颂、记、辞、赋、序、考、传、赞、铭、奏疏、祭文、杂文、尺牍、行状、诗歌等文体作品,堪称叶向高诗文总集。
清朝建立以后,屡兴文字狱,尤其是乾隆敕修《四库全书》,对所谓有碍清朝统治的典籍,大肆禁毁。叶向高为官的万历至天启年间,边患以辽东、西北为重,其奏疏及其他著述涉及辽事等颇多,因此《籧编》、《苍霞草》、《纶扉奏草》、《苍霞余草》、《苍霞续草》、《四夷考》等书曾被列为禁书长达百余年。不过,清初的乾隆帝对叶向高的主要著作《苍霞草》倒是评价颇高,他说:“其书为明季丧乱所关,足资考镜。”当时被列入禁书的叶向高著述,无人敢公开收藏,更无人敢刊行于世,故辗转流传至今者寥寥无几。据说《苍霞草全集》全国仅有北京大学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等五个单位收藏比较完整;《光宗实录》手抄本曾在朝鲜的汉城流传很长一段时间;《苍霞续草》草稿据说日本的东京也保存 1 份;明万历刻本的《苍霞草》美国国会图书馆也收藏 1 份福清市档案馆也有幸收藏了《苍霞草》、《苍霞续草》共七册(如图)。市档案馆工作人员开玩笑地说:“这可以算作本馆的镇馆之宝了。”可惜的是,由于年代久远,翻开书,可见多处遭到虫蚁啃食,有的地方字迹已经无法辨认了。
此外,《闽海赠言》、《闽书》中也载录了叶向高的诗文。《闽海赠言》中主要有《改建浯屿水寨碑》、《新建定参将公署碑》、《赠东沙获倭归宛陵》(七言长诗)、《闻海上获倭寄赠》(七言律诗)。《闽书》(何乔远著)中主要有《闽书序》,卷六《方域志》《福庐山》条录《纪游诗序》,《万石山》条录《序文》各一篇,卷八十《英旧志》记《叶朝荣》、《叶向高》传文各一篇。叶向高还编辑过三本书,它们是其父叶朝荣撰的《芝堂遗草》1 册、许国(字维桢,明神宗时礼部尚书兼职东阁大学士)撰的《许文穆公集》6 卷、《福唐风雅集》(不分卷,现福建省图书馆残存旧抄本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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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5 11:3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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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向高墓的沧桑

何华龙

明代内阁首辅叶向高(1559~1627 年),字进卿,号台山,福清人。明万历十一年(1583 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官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历经万历、泰昌、天启三朝,两入中枢,独主内阁七年,首辅四载,政绩斐然,深孚众望,是晚明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也是明王朝衰落的历史见证人。在福清流传着许多叶向高的故事,不过,关于他的选墓以及墓被盗、被毁的故事倒是鲜为人知。
《福清侨乡报》记者林秋明在他所撰写的《叶向高世系考略》一文中提到叶向高的曾祖父叶仕俨、祖父叶广彬葬在港头镇后叶村双石山(即羊姆山),他父亲叶朝荣葬在后叶罗湾山(俗称“老爹墓”),他自己葬在闽侯台岭,他弟弟叶向亮葬在今龙田镇洋东,他儿子叶成学葬东张镇华阳山,他孙子叶益荪葬在东张镇香山……叶家子孙六代,死后差不多各葬方,这在福清是非常少见的现象。而且叶向高的其他族人、姻亲的墓地,很多也都是叶向高亲自出面寻找的。为什么会出现以上这种现象呢,主要原因是叶向高笃信风水,也精通此道。不过,我们好奇的是叶向高是如何为自己选择墓地的呢?为何选在了闽侯台岭?其墓地修建得怎样,是否遭到破坏?是否真的如他所愿,做到了风水“长宜子孙”了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拂去岁月的风尘,揣摩相爷修墓的良苦用心,了解其背后不为人知的过去。

一、叶向高选墓

关于叶向高选墓的事,我们先来听一个有趣的故事:传说叶向高在闽侯三竹地方找了一块自认为是“风水好”的墓地,他想乘自己在世时动手造坟。枯竹村人为此议论纷纷,但叶向高官大势大,大家敢怒而不敢言。动工时村中只有一少年自告奋勇去帮工,叶向高听说心中一喜,便想见见这个少年。少年故意穿着鞋袜踩泥浆,叶向高见了感到奇怪,就问:“这位小哥,你为何不脱下鞋袜踩泥,不怕弄脏了吗?少年答道:“烂泥里有刺。”“刺”后面必有文章,于是问他姓名。少年说:“名叫林大茂。”为进一步度探他的才学,叶向高就随口说道:“枯竹逢春,何时林大茂?”少年立即反唇相讥:“老梅遇雪,未有叶先生。”叶向高听了,尽管心中不快,但却也深爱其才。他感到本地人不愿让他造墓,不如趁此机会另选坟地,以让少年扬名,同时也可给自己留下爱才之德。于是立即决定,把坟墓迁建在台岭。
第二种说法是根据福清市政协文史委编的《福清文史资料》第 14 期,俞达珠先生撰写的《民间传说与历史的真实》。内容大意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 年),叶向高第一次辞职回乡,到省城福州时,有一省府官员向叶向高推荐一块风水宝地,叶向高到现场一看,“果然不错”,就要了下来。其实这块墓地是闽县和侯官县两个有势力的士绅相争,官司打到省里,管理此案的官员感到不好办,就把此地推荐给叶向高。叶向高一要,他们两家也不敢再争了。
第三种说法是根据叶向高自编的年谱《蘧编》,显然这种说法更为可信。在《蘧编》卷十九记载:天启六年(1626 年),二月二十三日,为亡妻一品夫人俞氏造赐茔于闽县方岳里(现闽侯县青口镇)。叶向高选中台岭作为墓地主要原因是其夫人族弟俞心墀经常在他面前说这块地很好。于是在一次到省里办事时,便和俞心墀一齐去观看。觉得确实“佳甚”,于是便叫他的孙子叶益蕃向一姓陈的买来(命孙蕃从陈氏贸得之)。叶向高认为“是山大势,发脉自吾邑北湖山,至常思公馆,过细突起。五周岩逶迤东北行,为台岭。遂分二支。其东行者,作长乐、福清二邑地,北行者,则至吾坟而止。此其大概也。计蜿蜒七八里,迭起伏。双髻山巍然。中一脉跌落平田即拔起,落处不盈畆,而迎送迥合,若抱持然。既起大山,而左一角弯环行田中者,龙臂也。其正脉则三四折,磊落皆大山,忽复跌落一席地。说者谓有峰腰鹤膝之致。再起则坟山之顶也。开障状如半环,有长阜伏草中。尽处小山隐立,而松柏苍然者,则穴在焉。圆秀深稳,殆无其匹,穴中土皆金星,又有一道横垣,圹前土可三寸,五色灿然,穴适当其中,然顶山趋右者,势如贯珠,更雄峻,外收水而内作案。案可方几,与左者会于是,内堂之水出焉。水右绕案外去,故右特厚。形家以甲山庚向者,宜亲虎减龙。殆其然欤,更外则石鼓,金鸡二大山,抵其口,而石鼓曳。一坡逆来触之。若不听水去,於法尤奇。案外得有马山、北湖山与近而三矣。山形盖顾祖云往来,观者多称其羡。”由此可见,叶向高对于此地是非常满意、评价颇高的。由于台岭离福州省城还有十五里,道路荒废已久。叶向高还捐资修治,盖上亭子(亭之),建上房舍(舍之),使之顿成坦途,以致行者称便。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当年三月初二,叶向高又到方岳里,省中诸亲友李纯庵、林得山、薛群和、龚克之、陈云生、林异卿、洪海含、陈养嘿等人,都觉得这块墓地选得好,先后前来祝贺。一个月后,他从省城回来时还带陈麂门、龚克广、林异卿等人同去“观筑坟。

二、曾经雄伟的相墓

叶向高是明天启七年(1627 年)因患黄疸性肝炎逝世,终年 69 岁。三年后,崇祯皇帝登基,赠叶向高太师,谥“文忠”。叶向高死后停棺三年,于崇祯二年(1729 年)才人葬闻侯县青口镇东台村墓亭山。
据乾隆《福清县志·杂事志》“坟墓”条载:“叶向高墓,在台岭山,闽县方岳里。”台岭山是福清北部与闻侯县交界的山脉,方岳里即现在的闽侯县青口镇。
根据一些文献资料记载以及当地老人介绍:叶向高墓座落在一座圆圆的山丘之上,坐东北朝向西南。其背后有七座高约 50 米左右的连绵起伏的小山,这七座小山呈扇形环抱,正好把叶向高墓围在中央,有如“七星捧月”,又像“孔雀开屏”;身临墓地如端坐龙椅,虎背坚实,视野开阔,一派美丽的田园风光尽收眼底;风水先生称之为“七星坠地”,能出贵人。
陵墓依山起势,构筑雄伟,气势恢弘,显得富丽堂皇。它由牌坊、墓埕、墓室三大部分组成。从山麓至山顶共有七层,第一层面积最大,然后往上呈扇形,各层的面积逐渐缩小,最高一层墓埕长约 10 米,宽约 8 米。走近相墓第一层,首先看到的是正面中间两座雕栏玉砌的高矮牌坊,一座高七、八米,另一座高六、七米,坊额上刻有“圣旨”二字,坊额为天启皇帝亲题,牌坊左右均为旗杆石;走进牌坊,展现在眼前的是 500 多米长的石阶墓道。墓道两旁第二层立一对石虎和石羊,第三层立一对石马;从第四层起墓埕全部铺上规整的石板,第四层两侧各立一对形态各异的文官武将石人像,这些石刻汇聚了明代石刻艺术的精华,无论人或动物都雕刻地十分精致,石人敦实安祥,石马写实生动刀法细腻而流畅,在小小的马鞍上就有花草卷云,波涛海兽,是一座不可多得的艺术宝库。第五层又有旗杆石;第六层和第七层墓埕的四周均有石栏杆。叶向高的墓室在第七层墓埕后面,墓顶呈圆拱形,其直径约有 8 米。墓前是一方墓桌,桌上立着一块无字墓碑,光滑如镜。在墓的左侧有一座凉亭叫“墓亭”,高约 2 米,内置石碑,碑文是当年崇祯皇帝御撰。
此外,在山脚下有一口修墓时挖的井叫“墓井”;还有个小村庄叫“墓臣”,住着守墓人的后代。

三、相墓今昔

尽管我们已经从《闽侯县志》及林秋明撰写的《叶向高世系考略》中知道如今的叶向高墓已被严重破坏,不可能有过去的雄伟,但是心里却仍然有着许多期待,希望能去闽侯县台岭村亲眼目睹一下叶向高的墓。于是,8 月 15 日,我约市政协文史委主任严宝茂、剧作家陈则东先生、市政协委员李振华一起驱车前往。当车行驶到福厦公路 33 公里左侧处,有一村庄叫东台村,村口处有一门坊,上有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序撰写的“东台”二字,旁有一幅长联,“东临双贵莲峰七星福地宰相醉卧饮松涛;台系相思故岭五子峻岫仙翁酒醒问路归”,由中共福建省委文明办综合处副调研员陈可敬撰,原晋安区区委书记、现福州市人大副主任陈吉题写。来到东台村委会,受到东台村委会领导的欢迎。由于现任村委书记蔡佑良和村主任陈珠俤去马尾办事,早已等候的治保主任李辉告诉我们,叶向高墓座落在台岭山中,距山麓的东台村约 1000 米,距青口镇和福厦公路约 6 华里。若从相思岭往东望去,便可看到方圆四五十里的小盆地,东边的半山腰,有座圆圆的小山丘,小山丘的中央,便是著名的叶向高之墓。
在李辉主任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叶向高墓所在小山丘的山脚下的戊辰村(原名墓臣村,因村民觉得有墓字难听,所以改名叫戊辰),远远看到村长郭天其已带领几个人冒雨在村口等待。他们的装束让我们大吃一惊,他们几个人有的穿雨衣,有的拿伞,但无一例外都是脚蹬高雨靴。而我们四个却都是穿凉鞋,而且只有 1 人带伞。他们赶紧向旁边的村民借了 2 把伞给我们遮雨。在山脚下,透过细雨,抬头一看,这里景色果然迷人,四周环抱林木葱茏的山峦,山间是翠绿如茵的草坪。一路上大家披棘斩荆,小心翼翼走在被乱草遮住的小道到了半山腰,郭天其村长指着一穴荆棘丛生的空冢,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叶相墓。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一番景象,与我们想象中昔日壮观的叶向高陵墓实在相去甚远。叶向高的墓杂草丛生,只能依稀判断其形状。由于墓室已塌陷,我们没办法深入其中探看,听李振华委员说,以前去的时候,还能够钻进墓室,用手电筒探看里面的情景。站在叶向高墓的旁边,我们极目“闽天舒”,可能是我们凡夫俗子,怎么也看不到叶向高在《蘧编》中描写的风水这边独好。倒是环顾四周,发现在他的墓旁,盖起十几座坟墓,其中有一个人的墓就直接建在叶向高墓的头顶上。我想若叶向高在天有灵,心里不知道会如何想。我询问当地村民,为什么大家会丝毫不顾及宰相的脸面,一定要将墓盖在叶向高墓的上下左右呢?一个村民用福州话对我说:“当地有个说法‘不弟(要的意思)好,到大墓边找’,叶向高的墓风水肯定好,让我们凡人也沾点。”他的说法让我啼笑皆非。我绕着叶向高的墓拍了几张照片,由于雨下得较大,所以我们就顺原路返回。在返程途中,村民特地带我们去看了一下当年盗墓人阮俊俊的坟墓。由于雨天路滑,我们几个穿凉鞋的几乎都摔了一跤,弄得裤子都是泥浆,有人开玩笑说,这是给叶向高他老人家行礼呀。

四、相墓遭难过程

到了山下,郭天其村长带我们去看了守墓人原来住的房子,并叫来几位年纪较大的老人与我们交谈。通过聊天,我们知道,叶向高墓原有专人守墓,所以保护得很好。但是这座艺术宝库,在解放前被盗,解放初期又遭到大面积破坏。具体过程是:1932 年,原本是守墓人的后代,却成为盗墓贼。这个人名叫阮俊俊,他纠集 9 个人进行盗掘,花了九个晚上从墓室右后侧底部打开一个洞口入内。墓室里面有两口棺木,叶夫人的棺木已腐烂,而叶向高的棺木却完好无损。他们撬开叶向高的棺木,发现叶向高的遗体浸泡在液体中,遗容官袍如故。尽管如此,他们依然从容地撬开相爷的嘴,盗走了夜明珠及玉腰带等一些随葬品,接着又撬开叶夫人的棺木,盗走玉镯、玉耳坠、玉簪等饰物。当这些盗墓贼悟出保养遗体的液体是水银时,再次提桶入内,水银已流失殆尽。第二天上山的放牛娃发现叶相墓被挖个洞,便回家告诉乡邻。于是叶相墓被盗的事成了方圆几百里民众议论的热门话题,人们纷纷打着灯笼、火把、蜡烛、手电筒沿着盗贼打开的通道,入内瞻仰相爷的遗容,每日门庭若市、络绎不绝。
叶向高墓被盗五天后,叶向高的后裔、族亲才得知祖墓被盗的消息。他们气愤极了,在福清县长陪同下,带着 100 多名壮汉自福清赶来,与守墓人的后代理论,讨个公道,要求村里交出盗贼,以平息盗墓风波。但是,爬入墓室的阮俊俊以及另外一个人已全身靡烂,暴毙而亡了。按迷信的说法,说是被相爷的鬼魂抓去的,但从科学的角度分析可能是中了水银或什么毒气。另外七个参与盗墓的人均逃亡他乡,一时也无法查处。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叶向高后人只好雇人把叶相棺木重新放好,并把墓门封闭起来。不过,据老人们说,那些逃跑的七个人,没有一个有后嗣,应验了当地的一个咒语:掘叶相的墓,必定不得好死。
解放初期的 1951 年至 1953 年,是叶相墓再次惨遭劫难的日子。翻了身的村民,在村支书的带领下,以火一样的热情和冲天的革命干劲投入了热火朝天的“洋武公路”修建之中。他们向相爷要石头,拉牌坊、拆墓道、解石像……把一座宏伟壮丽的宰相墓毁得仅存墓身。除了石头外,有人还开始盗窃墓砖。不过,这些人与上述盗墓者一样也踏上了不归路。据说在1956 年,有个青年名叫陈水官,专门盗窃墓砖。他第一次入墓室脚部中毒肿大,第二次入墓室腰骨折损,结果无法劳动,不上五年时间就死了。
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大跃进时,叶向高墓再次遭到严重破坏。由于开发“万宝山”,叶相墓七层墓埕全部被种上甘薯。村民们纷纷到叶相陵墓采石料,将墓地上的石板搬去建猪圈、厕所,而石人、石马、石羊等石像则被埋在地下。90 年代末,据说一位姓郭的石匠,又把那沉睡多年的石马挖出来打作地基,现在埋在地下的仅有两尊石人了。在我们回到福清后的第二天,我打电话向东台村老书记陈德达,了解村口牌坊的对联来历时。陈德达书记问我有没见过叶向高的神道碑?我说没见过。他告诉我这个碑在戊辰村隔壁的一个村发现的,希望我们能再去瞧一瞧。8 月 17 日,我与李振华委员再次踏上寻访叶向高神道碑的征程。那天中午,刚好担任中共福建省委文明办综合处副调研员的陈可敬也在家,他听到我们来采访,就冒着酷暑,带我们走访了尤 村以及后厝官厅。在这方圆几十里的东台村(辖 18个自然村),不经意间你就能发现铺在路上、桥下、水井旁、门前,都有那么几块石头,上面或刻字,或雕龙,无疑这些大都是从叶向高墓里拆来的。
我们顺着尤 村的水泥路,到了村里。陈可敬叫我们停车,下车后,他指着路旁的一块石碑,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神道碑。我们仔细观察这块神道碑,发现它厚近四十厘米,长二米多,宽 50 厘米,静静地躺在路旁边,我们近前一看,还保护得很完好。上书“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赠太师谥文忠叶公神道”,但是陈可敬告诉我,此碑有 2 块,这一块是埋在地下的,真正立起来的那块碑早被人锯坏掉了,而这块碑却是后来人们在原碑的旁边挖地建房时发现的。据当地人说,可能是这块碑有什么缺陷,如碑上方的龙须等刻得不行,又重新刻了一块。但是我们仔细观察好象又看不出此碑有什么缺陷。有村民说,会不会是叶相猜到会有一天他的神道碑会被人破坏,于是就叫人多做了块,否则如何解释有两块一模一样的神道碑呢?当然,具体情况是怎样我们不知道,只是对叶向高更多了一层神秘感。在神道碑的不远处,有一块石头横躺着,走近一看,上面雕着只张嘴龙头,这分明就是叶向高墓里牌坊的上梁,但是现在却只能被弃在路旁,那只张嘴的龙似乎也在向上天倾诉着什么……

五、寻访叶向高的墓志铭

叶向高的墓被毁,其中失踪的有两块墓志铭,一块是叶向高的墓志铭,一块是叶夫人的墓志铭。其中最为珍贵的应是叶向高的墓志铭。据村民说,这块墓志铭是黑油质岩精制而成,其高约 1 米,宽约 60 公分,厚度约 5 公分。据陈可敬撰写的《从相思岭到宰相墓》一文中记载:它被一位姓陈的老人扛回家,并把石头铺在走廊上。后来被一位从县城来乡下搞“血防”工作的刘泽民医生发现,他觉得叶相的墓志铭应是珍贵的历史文物,担心被搬走毁坏,就用两只木箱跟这位老人换那块石头,并把它搬到画侯县防疫站。
后来,我翻阅《福清文史资料》,发现第 20 辑中刊载了陈华光先生撰写的《凭吊叶向高墓之忆》一文。在文中他提到,1970 年闽侯县政府从螺州迁至甘蔗,该墓志铭据说也搬到甘蔗,但奇怪的是新迁到甘蔗的防疫站里并没有这块墓志铭,闽侯县文化馆里也没有保存。此后,他又通过闽侯县政协和文化馆多次查寻,均不见墓志铭的踪影。据说近年来,叶向高侨居美国的后裔曾多次在福清市政协同志的陪同下带着祖传的叶向高墓建造图来墓地寻访,他们说:“只要能找到叶向高的墓志铭就要重建古墓”。
作为一个市政协文史委委员,我对查找叶向高墓志铭的下落当然也感兴趣。我想既然通过闽侯县政协和文化馆查找不可行,那么我何不直接打电话给闽侯县防疫站查找刘泽民医生呢?但是得到的答复是刘泽民医生已退休,现定居在美国,而且现在的工作人员对于刘泽民收藏叶向高墓志铭一事并不知晓,不过他们提供了一个与刘泽民共事过的、现也已退休在家的陈站长的电话。联系的结果,也是大失所望。陈站长说他也不知情,不过答应今后若刘泽民有回国时,向他咨询这件事,并及时与我联系。有一天,我在网上搜索与叶向高有关的文章时,找到一个叫曾江的人,他写了一篇《洋洋大观的叶向高墓志铭》,说的是他通过书画同道得到叶向高墓志铭墨拓张。于是我就在电脑里搜索“曾江”这个人,网上跳出许多曾江”,其中有一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就是现任闽侯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博物馆馆长的曾江,他还是福建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福州市书法协会理事、闽侯县书法家协会主席。直觉告诉我,这个人可能就是我要查找的《洋洋大观的叶向高墓志铭》的作者,我想通过他,叶向高的墓志铭就会水落石出的。我向闽侯县博物馆要了曾馆长的电话,并立即与他联系。他说那篇文章确实是他八、九年前写的,但是他也找不到原来把拓片给他的人,而且他答应对这个人的名字进行保密。不过,他很肯定地说这个墓志铭的碑一定还在,但他判断这个碑应该有些字已模糊不清,因为当时他看拓片时就已发现这个情况,并将拓片交还给那个人,希望他再拓一张清晰的但后来这个人就再没与他联系了。至此,寻访叶向高墓志铭活动也就暂告一段落,我们只能希望刘泽民老先生今后回国时,能向我们提供更为详细的线索,为我们揭开叶向高墓志铭失踪之谜。

六、叶向高墓志铭概貌

根据曾江馆长《洋洋大观的叶向高墓志铭》介绍,我们可以从叶向高墓志铭墨拓看出墓志铭的概貌:墓碑通高 140 公分,宽 78 公分。上篆额右读直下双排文字,曰:“明故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加赠太师谥文忠叶公墓志铭”,计 40 字,字径约 4 公分。字体工整瘦朗,颇具功力。接着是墓志铭文字,计 76 行,每行约 130 字,字径1 公分。颜体楷书,书法韵味隽永,风神超迈。整块墓志铭近万字,洋洋洒洒,极为壮观。
墓志铭简要地介绍了叶氏自固始徙闽的渊源历史。叶向高与其曾祖以近家世和正值倭患时期,母妊避外,叶向高出生在道旁败厕中的惨况及怀抱中东奔西窜,流落他乡,忍饥受冻,几经生死,直至 5 岁方得还乡的苦难幼年。记述了叶向高自幼聪颖过人,“六岁从父读书,试为文即工,门下士皆逊其敏”,14 岁中秀才,县令公堂置酒为其择配等轶闻轶事;记述了叶向高与按察使曹学佺,工部侍郎林如楚,都御史薛梦雷,工部主事方懋学,户部主事吴奇逢等姻亲血缘缔结;记述了叶向高“多须飘洒,才情姿表,谪仙人也”和“纵谈无失言,信笔无失手,入俗无失色,缪结忙迫无失步……”气度不凡、胆识超群的风范。
这块墓志铭与众迥异的是,它不像一般墓志铭那样,专为死者歌功颂德,以溢美之辞来寄托哀思之情,而是以较大篇幅概述了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国家的内忧外患,朝廷忠奸纷争和叶向高独撑残局,整饬朝纲,忍辱负重,力保忠良的高风亮节及“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宽博伟岸胸襟。文中所涉及的官宦有数十人之众。揭示了明末朝政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政治内幕。因此,该墓志铭还具有一定的证史补史价值。该墓志铭还有一个特点是,撰文者朱国祯、书丹者文震孟、篆额者郑三俊皆非等闲之辈,曾江馆长对此曾进行了一番考证,并将他记述下来,现摘录如下:
撰文者朱国祯(?~1632 年),字文宁,乌程(今浙江湖州)人。万历十七年(1589 年)进士。天启初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魏忠贤乱政,国祯佐叶向高,多所调护。叶向高、韩爌相继罢去,国祯为首辅。累加太子太保。为逆党李蕃所劾,遂引疾归。卒谥文肃。著有《皇明大政记》、《涌幢小品》等。
书丹者文震孟(1574~1636 年),字文起。长洲(今江苏吴县)人。为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征明之曾孙。天启二年(1622 年)壬戌科状元,授修撰。因愤于魏忠贤把持朝政,祸国殃民,上奏《勤政讲学疏》,被廷杖八十。调外遂归。崇祯初复官侍读,擢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为温体仁所忌而被参劾落职,归卒。赠礼部尚书,谥文肃。有《姑苏名贤小记》、《药园全集》等行世。工书法,其书迹遍布天下,可与曾祖文征明相媲美。
篆额者郑三俊,字用章,池州建德(今安徽东至)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进士。天启中累迁户部右侍郎,上疏极论魏忠贤、客氏之罪,遂褫职闲住。崇祯初,起南京户部尚书,兼掌吏部事。是年京察,澄汰魏党一空。召为刑部尚书,转吏部。乞休归,明亡后,家居十余年卒。
由此可知,此块墓志铭不但是研究叶向高生平事迹和明末历史的十分宝贵的文物史料,同时也是极为难得的书法艺术珍品。就字数而言,它还是我国已知发现文字最多的古代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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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5 11:5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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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崔芝”应是“周鹤芝”之误

刘福铸

明末清初福清出了一个著名的抗清名将周鹤芝,但“鹤”字在一些文献中却被写作“崔”,故后人往往感到疑惑不解,或认为鹤芝又名崔芝,或认为鹤芝为崔芝之误。《福清文史资料》第 21 期发表俞达珠先生《福清籍抗清名将周崔芝问题三考》一文,对这个问题作了考证,俞文即认为鹤芝是崔芝之误。可是笔者分析各种因素后,看法却正好与俞先生相反,即“鹤芝”是正确的,“崔芝”才是讹传。兹述理由如下。
一、从讹传的一般情况看,讹误是因为两个字字形相近,抄录者一不小心,就看错了,此理古今相同。从“鹤”与“崔”的字形比较看,两字似乎相差甚远,其实不然,因为“鹤”字的古代另有一种无“鸟”旁的简化写法。唐代《一切经音义》:“古文鹤,今作寉,同。”后人常沿用这种写法,其字就与“崔”字十分相象了。再说,产生错字的路径只能是由“鹤”字写为“霍”,再由“崔”误为“崔”。而不可能由“崔”直接误为“鹤”。这就是《吕氏春秋·察传》里说的狗似玃, 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的道理。
二、前代学者已有多人对此问题作过考证,皆认为“周崔芝”是“周鹤芝”之误,而无相反意见。如台湾夏卓如《〈靖海志〉及〈海上见闻录〉合校记》考曰:“黄宗羲《行朝录》作‘平夷伯周崔芝’,而《明纪》谓‘鲁王在长垣封周鹤芝平夷伯’。《从征实录》作‘周崔芝’。按‘寉’俗借用为‘鹤’字,遂讹为‘崔’。‘鹤’寿千年,‘芝’为神草,以作‘鹤芝’为当。”又如光绪间闽侯林绳武的《海滨大事记》考曰:“周鹤芝,按‘鹤’俗省作‘寉’,《行朝录》作‘崔芝’乃“寉”’字之误。”
三、笔者利用《台湾文献丛刊》全文检索系统,对《丛刊》所收文献及《福建通志》等进行了穷尽式搜索,结果显示:使用“周崔芝”的次数为62 次,而使用“周鹤芝”的为“周崔芝”的两倍多,达 129 次。具体数据简列于下:
1、使用“崔芝”的文献及次数:《台湾割据志》、《台湾郑氏纪事》、《三藩纪事本末》、《鲁春秋》、《清史稿台湾资料集辑》各使用 1 次,《台湾郑氏始末》、《罪惟录选辑》、《行在阳秋》各用 2 次,《海外恸哭记》、《南明史料》各用 3 次,《郑氏史料续编》用 4 次,《行朝录》、《台湾关系文献集零》各用 5 次,《南明野史》用 6 次,《东南纪事》用11 次,《煺火录》用 14 次。
2、使用“鹤芝”的文献及次数:《所知录》、《清史列传选》、《鹿樵纪闻》、《野史无文》、《石匮书后集》、《台湾文献丛刊提要》各用1 次,《靖海志》、《郑成功传》、《思文大纪》、《徐閣闇公先生年谱》、《福建通志列传选》各用 2 次,《张苍水诗文集》用 3 次,《重纂福建通志》用 4 次,《南疆绎史》、《海滨大事记》各用 5 次,《鲒埼亭集选辑》用 6次,《台湾外记》、《台湾通纪》各用 8 次,《续明纪事本末》用 10 次,《南天痕》、《海东逸史》各用 12 次,《小腆纪传》、《小腆纪年》各用13 次,《海外恸哭记》用 14 次。
以上使用的次数,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人对“周鹤芝”的认同程度远高于“周崔芝”。
四、从周鹤芝的名字意义联系分析,亦以“鹤”为是,以“崔”为非。关于鹤芝之字,笔者比较同意俞先生的考证,即字“九玄”。从使用情况看,在《南天痕》、《海东逸史》、《张苍水诗文集》、《爝火录》、《南明野史》等文献中,周鹤芝皆作字“九玄”。《东南纪事》作字“九元”,“元”为“玄”的讳字,实亦即“九玄”。作“九京”者,只出现于《小腆纪传》和《海外恸哭记》二书,故可判为讹字。从鹤芝名、字意义的联系情况看,古代“鹤”也是常与“九”和“玄”连用的。如《诗经·鹤鸣》有“鹤鸣九皋”句,后来“鹤舞九皋”、“九皋之鹤”等都成为祝寿常用语。“玄鹤”则常被当作仙人随禽描写和祝寿用语。晋崔豹《古今注》载:“鹤千岁则变苍,又二千岁变黑,所谓玄鹤也。”笔者觉得周鹤芝的名字似乎来源于著名诗人施肩吾的《天柱山赠峨嵋田道士》诗:“古称天柱连九天,峨嵋道士栖其巅。近闻教得玄鹤舞,试凭驱出青芝田。”这是我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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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5 14: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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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民变与东张兵变的《申报》报道

刘福铸

民国十四年(1925 年)一月,时当农历甲子、乙丑岁相交之际,福清县发生了两件震惊福建全省的政治事件。一是 1 月 20 日(农历十二月廿六)时近年关发生的江阴岛南曹村民痛打县太爷”刘煦的民变事件;二是 1 月24 日(正月初一)的东张陆战队兵士杀死连长黄寿椿的兵变事件。前一事件曾有江阴翁发熹等先生根据乡民回忆,撰写《痛打县太爷》一文,刊登于《福清文史资料》第 6 辑;后一事件在福清各种史著中没有人提到。其实这两个事件因为影响很大,所以当时最有影响的上海《申报》也刊登过报道。因是同时代的记者新闻报道,有些史实应更准确一些。如许多史著把江阴民变事件记为 1926 年 2 月 8 日就是明显错误的。今把报道检录抄出,以供研究参考。
按事件报道作者署名“禹衡”,题目为《闽福清之民变、兵变》,刊登于民国十四年(1925)二月九日《申报》新闻版。原文如下:
一、福清知县刘煦,浙人之久居闽者,历任闽侯等县知事。其前就职,即值旧历年矣。派款甚巨,乃亲自下乡劝借。不料行至江阴岛之南曹乡,被乡民围困,警队制止无效。始只以石抛击,继则被捕,贮于布袋,将扑杀之。经刘力恳,出三百金,并以誓不办理此案为条件,方脱险。上省就医。当刘抵省垣,纷传当局拟派兵往剿,将酿成前此惠北之恶剧。兹闻此案已由闽海道尹议请,仍着海军陆战队杨柱黄旅长,就地派邱营严办,一免省军跋涉,二免省军与海队发生误会。未悉当局若何办理也。
二、福清东张,为该邑五镇之一。有陆战队二团二营。黄寿椿之陆战队一连二排驻扎。旧历元旦,突然叛变。黄连长中三弹身死。恶棍到省,第二团张林忠及杨旅长星夜赶往。现闻逃兵已获数人,并径枭首。至其叛变原因。或云:黄治军过严,不允兵士赌博所致。变起时,所部均呼“匪至矣!”黄氏方询:“匪从何来?”有一兵向前擒黄。谓黄:“你即是匪!”另一兵即随声开枪。黄中两弹,尚能逃走,但前营门紧闭,不得出。复为变兵击三枪,仆地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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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5 14: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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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逃难记

陈华光

我出生于 1931 年,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八”事变,我东三省沦亡。1937 年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全面发动侵华战争。1941 年和 1944年,日军先后两次侵占福清,铁蹄所至,实行“三光政策”,杀人放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使福清人民遭受空前的酷劫。
我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在日军侵略战争的苦难中度过的。今年是“七七”事变全面抗战 70 周年,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日舰骚扰 乘船逃难

福建面对台湾,是日本侵略的主要目标。1937 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日本海军宣布封锁中国海岸,并加强对福建沿海的侵略活动。厦门、金门沦陷后,日机不断在福州地区上空骚扰侦察,日本军舰对福州地区沿海实施试探式的攻击,我县沿海经常有多艘日舰出没骚扰。日军入侵的阴谋昭然若揭。
1939 年夏天的一个傍晚,父亲回来说:“日本仔在万安城登陆,满城乱纷纷。”他叫母亲带我们姐弟回东壁岛避难。并说利桥港有一艘东壁岛货船,今晚就乘船回东壁岛。当时父亲认为,东壁小海岛孤悬海上,不显眼,是最安全的地方。
晚饭后,母亲带我们姐弟四人,跟着父亲来到利桥港,那条帆船有四位船员,都是乡亲,他们热情接我们上船,父亲和他们交谈后便回家去。
到半夜时,利桥港满潮了,帆船起锚启航。那天晚上,风平浪静,没有风,船员们摇橹行船,龙江航道狭窄弯曲,摇橹非常吃力,船员们摇一段路程,就要停下来歇一歇,航速极慢,到天明才摇过海口桥。
当船到海口港码头时,两个背枪的保安队士兵从岸上跳上船来,说是要进行检查,船员们说:“运壳灰的船从来没检查的,今天怎么啦!”一个讲福州话的士兵说:“日本人来了,上头命令过往船只都要检查。”他们检查母亲带的两包行李,没发现什么,却突然说:“你们都站起来检查!”
母亲听了警觉起来,这是要搜身检查呢!她很生气的说我们走反(方言:逃难之意),你们要干什么!”那士兵板着脸孔不理采。一位年长的船员陪着笑脸说:“妇女带子女逃难,就免检查吧!”那两个士兵手捧步枪,硬是要检查,母亲看这样子是恶意刁难,感到很无奈,只好拿出四个银元,说:“你们行行好,让我们走吧!”那土兵接过银元,转身跳上岸去,另一个士兵跟着扬长而去。
母亲的脸气得铁青,怒骂说:“这是什么保安队,简直是土匪!”那年长的船员说:“这是趁火打劫呀! ”
过了一个多钟头,船到东壁岛,外公一家人都非常惊喜,母亲说了在海口码头被敲诈的事,外公听了说:“日本仔来,官兵这么腐败,百姓要遭殃啰!”
过两天,大舅在龙田探听消息回来说:“没有日本仔在万安登陆,只是日本军舰用探照灯试探东瀚东京山是否有驻军,高山镇政府把敌情向县政府报告,而福清县政府竟然向省政府报告说,日军在万安登陆,省政府震惊,准备迁省会去永安。
大约过一个多月,一天早上八时许,父亲从店里回来说:“这次日本仔真的在万安城登陆,听说保安队与日本仔大打一场。”与前次一样,父亲又叫母亲带我们回东壁岛。
当时我家在柴坊顶,柴坊脚有一家轿馆,父亲雇了两架竹篼(竹制简便的轿子),于是母亲拎了两包行李,带我们姐弟坐竹篼到了龙田,正好有一条东壁岛货船停泊在下井港,我们便乘船回东壁岛。
大舅见我们回来,笑着说:“你们又是听讲日本仔在万安登陆逃回来啦,我看没这事。”
果然,过了两天,消息传来,日本仔没在万安城登陆,而是日军军舰开炮轰击万安城,试探这座古城是否有驻军设防,可是消息传到县城,又说是日军登陆,县城百姓惊慌,纷纷逃难,而省政府再次被惊憾,准备福州城戒严。
这两次误传日军在万安城登陆,不但使县城百姓惊恐逃难,而且震动省城,影响极坏。而我两次随母亲乘船逃难,在幼小的心灵里蒙上了难以消却的阴影,同时也萌发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憎恨。

日机轰炸 无处躲避

1939 年入夏以后,日机不断入侵福清上空,有时一日警报数起,居民非常惊惶。
5 月 21 日上午十时左右,一架日机在融城低空飞翔,因为日机飞得特别低,我和邻居很多人都在看,这架日机几乎在屋脊上犁过,那机身上血红的膏药旗和头戴红色帽子的飞行员都看得清清楚楚。我邻居一位青年看了破口骂道:“日本仔死没人啦,叫妇女驶飞机。”他以为戴红帽子的飞行员是女的。
突然这架飞机飞上高空,然后俯冲轰炸凤凰山山麓较场埔(今一中操场)兵营,但炸弹炸在柳池边田园里。我家离柳池只有百余米之遥,爆炸声震天动地,很是吓人。
这是日机第一次对福清县城轰炸,炸死居民五人,其中正在插薯苗的方细细仔及其十一岁的儿子方金金二人,被炸分尸,方金金的衣服被抛挂在电杆上,极为凄惨。
方金金的家离我家不及 50 米,我和他曾一起玩过,他被炸惨死,令我非常怵心,非常难过。从那以后,我时常做被日机轰炸的噩梦,也从那时起,我一生都厌恶那血红的膏药旗。
县长吕思义号召百姓挖防空壕以防日机扫射轰炸,他把县政府里所有的空地都挖成防空壕,但百姓没有空地挖防空壕政府又宣传躲在床下可以减少伤亡,后来一次大轰炸,许多人躲在床下被炸死。总之没有有效的防空设施,城关居民是无处躲避日机轰炸的。
那时候联中(今二中)有三位美籍师姑(安师姑,伍师姑、林师姑),每当警报响,她们就叫工友把美国国旗铺在屋顶和操场上,当时美国与日本尚未开战,师姑们认为,日机看到美国国旗,不敢扫射轰炸。这些师姑允许教徒到二中校内躲避,我家离二中不及百米之遥,母亲又是基督徒,所以每当警报响,母亲便带我们兄弟姐妹跑到二中躲避。不久形势紧张,美国师姑们转移到内地去,二中关门闭校,我们便无处躲避了。
1940 年冬的一天,四架日机轰炸水陆街猪屎仔洋楼,该洋楼为 75 师驻地,因阳台晒军服暴露目标,但只炸屋角一小块。
这次轰炸后,母亲带我们兄弟姐妹到东刘村表伯处躲避日机,住了一个多月。因附近的玉峰村被日机轰炸,母亲感到东刘村也不安全,又回到家里。以后我们无处躲避,只好在家里听天由命了。
1941 年 3 月 20 日下午,九架日机对城区西部的西门街、察院埔、产塘街、宦街尾、东巷一带轮番轰炸,投弹数百枚,炸死居民四十多人,伤数十人,炸毁民房百余间,许多民宅成为废墟,极为恐怖凄惨。
这是日机对福清县城最大规模的一次轰炸,破坏性大,居民伤亡和财产损失极为惨重,造成城区一片混乱,商店关门,行人路断,居民万分惊惶。
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父亲非常揪心,他在渔市街的商店已经关闭,在家里坐卧不安,认为日机对县城这样狂轰滥炸,是日军进犯福清的预兆,不可不防。他对母亲说,一定要做好逃难的准备。
过几天,父亲把几袋行李运到东刘村,寄存在表伯家里,以防不测。

日军侵融 仓皇逃亡

1941 年 4 月中旬,日机几乎每天入侵福清境域。19 日,两架日机不间断地沿松下至县城的公路来回飞行,对公路沿线的险要山头以及村庄进行侦察。
二十日上午,日机先是三架,继而六架,以后增至九架,沿海口至县城上空侦察。因 75 师有一个团曾经驻扎在里美村,日机便对里美村投弹、扫射,进行试探性攻击,气氛异常紧张,战争迫在眉睫。
大约下午四时许,父亲慌慌张张回到家里对母亲说:“不得了呀,日本仔已打到里美了,满城的人都在大逃亡!”我们听了非常紧张害怕。父亲叫母亲赶紧带孩子们走,他说,日本仔从东边来,现在只好向大北门出城,先到楼仔村毛兴伯家里躲避,再设法去东刘村,然后向南回东壁。
母亲立即带我们姐弟起行。母亲怀抱未满十个月的芸妹,十三岁的姐姐牵着六岁的宝弟和九岁的我,跟着母亲急匆匆地往大北门走去。一路上逃难的人群很多,三五成群,扶老携幼,惊恐慌乱地急步涌向大北门。那种战乱惊魂落魄逃难的景象,如今回想,仍然痛心疾首。
我们走了半个多钟头,过了圣帝桥,来到楼仔村毛兴伯家。毛兴伯是归国华侨,是父亲的老朋友,父亲早已与他约定好,倘若日本仔来,他乐意接纳我们全家人避难,他见我们到来,热情接待,并安排好住宿。
我们刚住下来,突然有人高喊:“日本仔来喽!”大家大为震惊。毛伯伯问:“日本仔在哪里?”那人说:“在玉屏山上。”于是大家跑到门外,往玉屏山上探望。
玉屏山高度 200 多米,楼仔村离玉屏山麓五百多米,距离很近,只见山顶上一队日本兵,刺刀上挂着膏药旗,缓缓地向县城走去。旁边有人点数说:“一共三十六人。”毛兴伯气愤地说:“军队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让日本仔这样横行!”
是夜约十时左右,有人惊呼:“糟了,城里火烧厝啰!”我们被惊醒,跟母亲到门口向县城张望,只见城关浓烟滚滚,火焰冲天,烧红了半边天。母亲非常不安,她说:“不得了啊!”深怕我们家被烧了。毛伯伯说:“看样子是县城南面烧了。”但我们惶惶不安,彻夜难眠。后来听说小桥街被烧光了。
次日天蒙蒙亮,草草吃过早饭,母亲便带领我们起行去东刘村。东刘村在玉屏山南面,要从石井岭爬过去,毛伯伯怕我们路不熟,亲自带我们爬过石井岭后才回去。在战乱时期,这样热心帮助逃难的人,实在难得。
上午八时许,我们来到东刘村表伯家。表伯在马路边开一家杂货店,他见我们到来,十分惊诧,对母亲说:“你胆子真够大,刚才二三百名日本仔带八九十匹马队经过这里进城,这地方极不安全啊!”我们听了都很害怕。
母亲说:“现在形势紧迫,我们只好赶紧向南回东壁。”她请表伯用双倍的价钱,雇了三架竹篼,母亲立即把前几天父亲寄存在表伯家的行李,绑扎在竹篼上,我们便乘坐竹篼急急往龙田去。
我们来到倪浦村,雇了一条渡船渡过龙江后往南继续赶路,走了大约二三百米路程,突然有两艘挂着膏药旗的日军汽艇,汽笛高声鸣叫,杀气腾腾,向县城驶去。扛篼的轿夫都说:“真险啊,刚才若迟一步碰上日本仔汽艇,我们就没命了。”母亲说:“是呀,真险,真险!感谢你们走得快啰。”
中午时节,我们来到东营村余梨花舅舅家里,余梨花是归国富侨,是母亲同宗的堂哥,也是父亲的老朋友,梨花妗妗热情接待我们。因为东刘村的轿夫要赶回福清去,所以母亲托梨花妗妗再雇三架竹篼去东壁岛。
梨花妗妗很快叫了六个自家人来扛篼,其中一位四十多岁,梨花妗妗称他为“三叔”。梨花妗妗非常郑重的对三叔介绍说:“这是厝场金鸾哥的妹妹,也是我们的妹妹,你们路上千万要小心,不要出问题。”三叔说:“没问题,放心好了。”
东营与东壁岛隔海相望,相距约十华里,这里是福清湾的内海,涨潮时人们乘船过海。退潮时,徒步涉滩涂过海。那天正逢退潮,所以我们要坐篼过海。滩涂泥泞不好走,但三叔他们扛竹篼如履平地,健步如飞。
当我们行进约二里路时,突然后面出现五六个人急急向我们追来,这帮人靠近我们约三十步的距离时,却放慢了步伐跟在我们后面,当轿夫们歇脚转肩时,他们也停步不走,轿夫们行进,他们又跟着行进,这样若即若离,总是保持三十步左右的距离。
母亲看此情景警觉起来,急问三叔说:“三叔,后面那帮是什么人?为什么老跟着我们?”三叔答说:“是十一哥”(即土匪)。
母亲听了失声惊叫:“十一哥!那怎么办啊!三叔呀,我们逃难,你们一定要保护我们呀!”三叔说:“阿妹,有我们在,你们不要怕。”母亲说:“感谢,感谢呀!”原来这帮土匪是追来打劫我们的。那时我们姐弟年纪小不懂得“十一哥”是指土匪。但听母亲惊叫和恳求三叔保护的话,知道后面那帮人是坏人,因此非常害怕。
当行进约一半的路程时,三叔和轿夫们都停步并放下竹篼,叫我们下来站着。此处海滩是沙质地,没有淤泥,可以站立。母亲拉着我们姐弟们站在一起。
三叔对母亲说:“你们站在这里不要怕,我们来对付他们!”说完他和五个轿夫转身向后面那帮人走去,那帮人见三叔等人走过去,便一字排站立那里。三叔等人走近他们约七八步的距离时,也一字排站着,双方面对面对峙,像是要打架的架势。我们看此情景,心里十分紧张。
三叔高声对那帮人说:“你们这几个人听着,这是东壁金鸾哥的妹妹,也是梨花叔的妹妹,是我们余家的自己人,你们休想讨便宜!”
那帮人听了怔了一怔,但还是站在那里。三叔又高声说我给你们讲清楚,今天是梨花阿婶叫我们护送他们回东壁,我劝你们趁早回去,如果梨花叔知道了,我看你们没好下场的!”余梨花是东营余氏宗祠的族长公之一,威信很高。
那帮人听了以后,交头接耳了一会儿后,其中一个可能是为首者,举手向三叔摇了摇,然后几个人就转身往回走了。
我们看了都松了口气,母亲对三叔等人感激不尽,她说:“太感谢你们噢,今天若不是你们保护,我们母子就遭殃了。
三叔说:“自家人,不用感谢。”又说:“乡里出了几个歹仔,趁乱世出来作歹,丢人啊!”
我们到了外公家,母亲讲了刚才过海遇险的事,外公全家人都为我们庆幸。大舅笑着对母亲说:“你今天是天幸,遇上小土匪,若是遇上大土匪,你就倒霉啦!”
母亲惊愕说:“还有大土匪?天呐!”
大舅行船做生意,走南闯北,懂的事情多。他说,日本仔来,政府跑走了,社会乱了,盗贼四起,现在龙高地区许多大土匪,公开占据地盘作恶。像龙田有张端桐,三山有游某某,高山有王锐。这些匪帮有的勾结日本仔当汉奸,有的打着抗日旗号,挂羊头卖狗肉,公开劫掠,无恶不作。母亲听了说:“没天理,这世界怎么变成这样子。”

芸妹的不幸 我的一生痛

母亲带我们逃难时,父亲和十六岁的哥哥留在县城照看房子和一间商店,这些产业是父亲一生劳动的心血,他舍不得丢下。
母亲忧心父亲和哥哥的安全,要回县城看看,但她又对我们不放心,便决定以后定期来看我们。这样一来,她要时常在县城与东壁之间来回奔波。可是芸妹还未满十个月,若跟着母亲奔波,既受苦又不安全,所以母亲决定把芸妹送给人家。
芸妹长得很俊秀,一双大眼睛总是笑咪咪的,非常活泼可爱,全家人都疼爱她,况且我们只有这个妹妹,怎么能送给别人呢!姐姐和我都哭着要求母亲,不要把芸妹送给人家。母亲的心情非常沉重,她说:“现在日本仔来,战争乱纷纷,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你看我们逃来东壁,一路上多么艰难,多么危险。今后万一出了什么事故,你爸和哥哥在县城,你们在东壁,叫妈妈怎么办呀!”
母亲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她非常害怕发生意外事故,她把芸妹送给人家,既使芸妹免得跟她奔波受苦,又能使自己能够全力应付万一发生的不测事故。母亲考虑的问题,我们都能理解,她割骨肉之爱把芸妹送给人家,是为了全家的安全,是迫不得已的痛苦抉择,母亲真够苦啊!
次日上午,一位年约四十多岁的女人来到外婆家,把芸妹从母亲的怀抱里抱走,芸妹被陌生人抱走,惊叫哭喊,哭声凄厉,非常可怜!姐姐和我都哭了。母亲十分痛苦,她咬紧牙关安慰我们说:“不要哭,等日本仔走了,就把芸妹接回来。”她劝我们不要哭,可她自己却涌着眼泪。芸妹被人抱走了,我终生难以忘却那痛切心肺的别离情景。
后来,日军撤退后,我们兄弟姐姐都要求母亲把芸妹接回来。至第三年,母亲回东壁岛经过与那位亲戚商量后,把芸妹接回来了,全家人无限欢喜。
1944 年 11 月初,日军第二次占领福州后,企图再侵占福清,一时形势紧张,战云密布。一天,那位亲戚夫妇二人来到我家,说是形势紧张,要求将芸妹让他们接回去。因为当时母亲是答应将芸妹送给他们做童养媳,父亲和母亲认为芸妹总是他们的媳妇,就同意让他们接走。
那天我和姐姐都在学校读书,我们放学回家时,芸妹已被接走了,我们非常难过。
大约过了三个多月,突然传来噩耗,说是芸妹夭折了,我们全家人都惊呆了,不敢相信,活脱脱的芸妹,怎么就天折了!那亲戚解释说,芸妹得急性肺炎,海岛缺医少药,请了土医生治疗,结果给误了。母亲很难过地说:“如果你们及时抱来县城治疗,就没事的。”那亲戚说:“我们无知给误了。”事到如今,人都死了,还有何言!芸妹真不幸,因为得病,未得就医,竟悲惨地夭折了。
我只有这个妹妹,她的不幸夭折,成了我一生的痛,如果没有日军侵略,芸妹怎么会夭折啊!

日机残暴 堂姐夫殒命

母亲回县城后,由姐姐照顾我和弟弟,外婆一家人都很爱护我们,因此我们很快就习惯安定下来。
一天上午,六七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表兄弟,带我到海边游泳。大约十时左右,正当大家开心戏水的时候,突然东方有架日机,低低贴着海面飞过来,正在旁边田园劳动的两位表叔,高声疾呼:“梨仔哥(方言:小孩)!日本仔飞机来了,快跑岩潭边躲避呀!”我们慌忙跑到岸边岩潭边蹲下来,惊恐地看这架日机。
突然这架日机从海面飞上高空,在海岛上空转了两圈后,俯冲对一艘正在返航的单帆小鱼船反复扫射,然后向东方海面飞去。
在田园劳动的一个表叔高声,惊喊:“毛萨甲呀(方言母亲回县城后,由姐姐照顾我和弟弟,外婆一家人都很爱护我们,因此我们很快就习惯安定下来。
天上午,六七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表兄弟,带我到海边游泳。大约十时左右,正当大家开心戏水的时候,突然东方有架日机,低低贴着海面飞过来,正在旁边田园劳动的两位表叔,高声疾呼:“梨仔哥(方言:小孩)!日本仔飞机来了,快跑岩潭边躲避呀!”我们慌忙跑到岸边岩潭边蹲下来,惊恐地看这架日机。
突然这架日机从海面飞上高空,在海岛上空转了两圈后,俯冲对一艘正在返航的单帆小鱼船反复扫射,然后向东方海面飞去。
在田园劳动的一个表叔高声,惊喊:“毛萨甲呀(方言不得了之意)!亦灼家的渔船被扫射,船上的人被打死了!”另一个表叔怒骂说:“没天理呀,日本仔,渔船当靶打!没天理,没天理!”
船上只有一个人,被打死了,没人掌舵,小帆船在海面原处直打转。
这时村里很多人奔向海边,其中有许多妇女边跑边啼哭。那两个表叔看了妇女啼哭,说:“哎呀!是亦灼仔余玉桂被打死。”
我听了,惊骇心跳不已,不得了呀,余玉桂是我堂姐夫,才二十三岁,前几天堂姐抱她才七八月的小孩来看母亲,她请母亲一定要带我们姐弟去她家坐坐,母亲答应她,下一次一定去,没想到现在堂姐夫被日本仔打死了,她们顷刻之间成了孤儿寡母了,多么悲惨啊!我站在那里看他们悲痛地抬着堂姐夫的尸体,而堂姐已经哭昏过去了,我不由的一阵心酸,眼泪夺眶而出。
日机扫射打死余玉桂的事件,使全岛居民大为震惊,昔日宁静的小海岛,现在不平安了。
那天晚上,很多人聚集在外公的厅堂里,议论余玉桂被打死的事情,他们无不愤怒咒骂日本仔的暴行。很多人都感到困惑,东壁只是荒凉的小海岛,日机为什么会来扫射渔船呢?
大舅说:“这还不清楚,前天(即 5 月 2 日)汉奸张逸舟、郑德明匪帮,在日本飞机军舰的支援下,攻占了平潭县,现在盘踞海口的日军与平潭汉奸伪军互相呼应,我们东壁岛夹在他们中间,自然成了他们注意的目标。许多人听了都说,今后东壁没安宁了。

日军登陆东壁岛,北山村被洗劫一空

果然过了十多天,一天上午,忽然有人在村里边跑边高喊:“日本仔来啦!大家快逃呀!”
大舅等跑出去查问:“日本仔在哪里?”
那人说:“北山乡派人来通知,日本仔汽艇在北山沃登陆。”
北山村位于东壁岛北端,外公厝场村在岛的南端,与北山村相距不及三华里,日军在北山登陆后,不要半小时就会来到厝场村,因此全村人惊慌失措,乱糟糟的,可是没有地方可躲避,村民只好躲在家里。外婆叫我和几个表兄弟躲在牛栏边的柴草间里,臭气冲天,难受极了,没办法,只好忍着。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有人喊说:“日本仔没来厝场,没事啦!”我和几个表兄弟雀跃跳出柴草间。
事后,听北山人讲,那天上午,一艘挂着膏药旗的日海军汽艇,开往平潭岛后返航,在北山村海面转了一圈后,直扑北山村,村里人鸣锣报警,全村五十多户人全部跑到“九使洞”躲起来。
北山村南面有一座高百余米的小山,叫北山,村以山名。这座山的底部有一个花岗岩结构的天然岩洞,相传是“九使仙君”的仙宫,故称“九使洞”,洞里还住着十八位美丽的孤仙,云云。前几天,表兄弟们带我们玩过,这个洞非常深邃广大,可容纳好几千人。
北山村村民躲进“九使洞”后,三十多个日本兵尾随而至,叫汉奸向洞里喊话,要洞里的人出来,喊了半天,没人出来,日军便架起机枪向洞里扫射,还是没人出来,机枪便不停地扫射,过了半个多钟头,都没见一个人影。此时已经退潮了,日军怕汽艇搁浅,遂停止扫射,转到村里劫掠,掳走了全村的牛、羊、猪、鸡,鸭,洗劫了全村居民的财物,然后乘汽艇回海口去。日军在洞口留下了一箩筐的子弹壳。
日军走后,村民们从洞里出来,幸得没有人员损伤,但全村已被日军洗劫一空了。北山村被日军洗劫后,东壁岛各村群众惊恐不已,不知哪一天日军又来洗劫,于是村民不敢出门,渔民不敢出海,外乡人更不敢涉足入岛。东壁岛成为死气沉沉的孤岛。

惨遭抢劫 母亲徒悲伤

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时左右,东壁岛对面下桥港(三山嘉儒村),开来一艘双桅的帆船,这艘船到达厝场村利沃底后,从船上跳下十余名穿便衣背步枪的武装人员,几个在沃底修理渔船的村民问他们:“你们是什么人?”其中的一个答说:“我们是抗日游击队。”听说是抗日游击队,那几个村民对这帮人的行踪就没引起注意。
这帮人急急进村,直奔外公的家,而且直接爬上二楼,闯进外公的寝室。我和几个表兄弟一见这帮背枪的人上楼来,都跑到外公房间看他们是干什么的,心里十分害怕。外公见这帮人闯进来,喝道:“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
“我们是游某某抗目游击队,奉命来搜查。”为首的一个答道。
龙高人都知道游某某游击队是挂羊头卖狗肉土匪,所以外公厉声怒骂:“什么游击队,你们是土匪!赶快出去!
外公年纪大,匪徒们不理采,他们如狼似虎地翻箱倒柜,很快就把母亲从县城运来的两箱和四麻袋的财物搜出来,接着匪徒们迅速扛着这些财物,急急向利沃底奔去。我眼睁睁地看这帮匪徒,把我家的财物抢走,当时我魂飞魄散,嚎啕大哭!
那天厝场村的男人几乎都在田园里给番薯施肥,外公家的舅舅们也都在地里施肥,家里只有老人、妇女和小孩,所以匪徒才得以轻易得手,整个抢劫过程不过十五分钟时间。
当舅舅们听说士匪抢劫赶回家时,匪徒们已经扬帆逃逸向下桥港了。
大舅顿足骂道:“这是三山游某某匪帮,他们是专门来抢劫二妹(即我母亲)的财物,他们趁我们农忙时男人不在家来抢劫,这是事先打听好、有计划的抢劫。”
过几天,母亲得悉财物被土匪抢劫,从县城回到外公家她了解情况后,咬紧牙关,默默无言,非常伤心。外婆和妗妗们都为她难过。
过了一阵子,母亲说:“这真是衰运,是天灾人祸呀,谁会想到会是这样呢!”她反而叫外婆、妗妗们不要为她难过,她愤恨地说:“这都是日本仔作孽啊!”
抗战胜利后,父亲控告游匪抢劫罪行,东壁岛很多村民自动出具证明,揭发游匪的罪恶。游匪畏惧,请教会的一位施姓牧师向父亲求情,要求父亲不要控告,表示游匪将作出赔偿等等,父亲予以拒绝。游匪遂向县府官员进行贿赂,受贿的官员竟然出面向父亲调解,提出游匪进行赔偿的意向,父亲又坚决拒绝,要求必须惩办游匪。但国民党政府腐败,案子一再拖延审理,不久解放战争爆发,案件无人审理,竟不了了之。父亲和母亲只有愤恨叹息罢了。
后来每当提起抗战逃难、财物被抢劫的往事时,母亲总是说:“谁会想到是会这样呢。”母亲说这话,是她当时非常伤心、非常无奈。因为父亲和母亲始终认为,东壁是孤悬海上的小海岛,既荒凉又不显眼,是最安全的地方,因此每次形势危急,他们总是千方百计把子女送回东壁岛避难,并把辛勤劳动积蓄的财物运回东壁岛保存。尤其是母亲,为了我们兄弟姐妹的安全,为了那些财物,她费尽心血,历尽艰险。可谁会想到东壁岛并非世外桃源,日军照样来杀人劫掠,而那些土匪却堂而皇之地挂抗日牌子,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入室劫掠!这一切是母亲万万没有想到的,而她始终以为东壁岛是最安全的地方,她怎能不伤心呢!当时她一直担心战乱会发生意外事故,结果居然发生了,她怎能不痛心呢!在民族危难的恶境里,她无能为力,只能无可奈何的说:“衰运,是天灾人祸。”而这厄运,这天灾人祸,都是日本侵略者的罪孽。所以,她痛恨日军,痛恨政府腐败无能,痛恨土匪的罪恶。除此之外,母亲还能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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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物钩沉(续一)

余长泓

(十二)油坊

油坊,福清方言叫做“油行”,是老法榨油的作坊。按压榨的方法可分为“石压行”和“占行”两种。

石压行

石压行规模较大,构造复杂,分为四大部分:一是花生焙(榨油菜籽应另砌炒灶),二是碾房,三是炊灶,四是行厅。
花生焙是焙花生的土灶,在房内地上,用土坯砌成长方形土灶,长约六尺,宽约四尺,灶头高约二尺,开个灶门。灶尾高约三尺,不设烟囱。灶面上用粗竹条编成焙匾,把晒干的带壳花生倒在焙匾上摊平,用松木块在灶门外文火烘烤,时常翻动花生,直到九成熟为止。如果是榨油菜籽,要在通风较好的屋内,用砖砌一个方形炒灶,前方高约二尺半,后方靠墙,高约三尺,中央斜放一口大铁锅,旁开个灶门,也用文火烧松木块,相对方向开个烟囱,直通屋顶。炒油菜籽时,使用一把特制长柄硬木锅扒,口部呈月牙形,与铁锅相吻合。倒入油菜籽,工人双手扶着扒柄,用腹部顶着木扒柄的横杆,用力从锅底向前推动,油菜籽很滑,就从锅扒的上方两侧陷处反流,要反复推动,直到炒熟为止。
碾房:建一间平房,长宽各约 8 米,中央竖一根木柱,四周地上用石槽拼接环绕成圆形,直径约 4 米。石槽上放两块大小不一的圆形薄石碾,直径约 1.4 米和 1.6 米。圆心凿一个方孔,通到对侧,各插一根木轴,连接中央木柱,并伸出石碾外侧约两尺,各套上犁盘和犁架。把焙熟的花生(或油菜籽)倒入石槽内摊匀,各套上一头公牛,工人专职赶着牛,在石槽外侧的泥地上缓慢行走打转,石碾不断地碾压着花生或油菜籽,直到碾细为止。
行厅:是榨油的工场,必须建造宽敞牢固,瓦屋中央高约 8 米,边沿高约 6 米,进深约 10 米,宽约 15 米,行厅的正后方,砌一个矮锅台,上放一口大铁锅,倒入足量的水,铁锅上放一木蒸笼,把碾细的花生末或油菜籽末,倒入木蒸笼里,用松木块武火猛烧。
油行的关键结构是行厅,厅的中部和前部各装一支石木铁混合结构的庞大榨油土机器。
每台土机器各装四根正方形白花岗岩凿成的方柱,每边各宽约 40 厘米,用三合灰埋入地下固定,石柱露出地面高约 1.8 米,四根石柱分立四方,形成方阵,中间各间隔 30 厘米。中央填一块圆形石板,四周凿石槽,前方开个缺口,下方地下挖个圆洞,用三合灰打成储油缸。每块石柱的上方外侧,各凿一个圆孔。前后石柱的上部,用铁锻成半圈形的提手,如花篮柄,柄长约 1.2 米,两端向下弯曲,末端各锻成环状。花篮桄最粗处约有 6 厘米,环形最细也有 2 厘米,各用铁栓固定于石柱上方圆孔。两支土机器各装三根笔直可活动的木梁,叫做“牛”,长约 6 米,根部较粗,直径约 35 厘米,末端径约 30 厘米。两根“牛”的根部并排分开插入“花篮桄”内,末端用 4厘米粗的麻绳、木滑轮和绞车吊上屋顶。另一根“牛”则反向插入另一个“花篮桄”内,从两根“牛”的中间反向吊上屋梁上。每根“牛”的中部,都纵凿三个长方形孔,每孔都插入一条扁形厚的硬木片,叫做“旗”,中部每隔 30 厘米各凿一个圆孔,可按需要横插铁栓,“旗”的下方各装一根粗铁钩。下方地上都放置一块大石锤,重 200 斤以上,顶部各装一个粗铁环。
蒸笼里的花生末或油菜籽末蒸熟时,就准备“包箍”(包花生饼)。方法是取铁质包箍环三个,直径约 40 厘米,重叠在地上,再取少许稻草铺在铁环上方和四周。炊灶工人铲花生末一斗,覆倒在铁环内,包箍工人趁热赤脚踩上,把花生末用脚摊平踩实,然后用脚跟边把伸出环外的稻草向环内拨回,边继续踩实,最后脱去一个铁环,每行要包箍 24 板。
开始榨油,先把包好的“箍”逐个放入四根石柱的中央,上面盖一块圆形铁板,再交叉重上两层硬木块。然后操纵绞车,先把单牛徐徐放下,压在硬木块上。接着又把双牛徐徐放下,也压在硬木块上。这时候工人拿着一根长的硬木棒,利用杠杆原理,先在单牛的旗下,用长硬木棒头部的槽,钩住大石锤顶部的铁环,前段靠在旗下的铁钩上,然后用力压下木棒,就能够挑起大石锤,紧接着把木棒的尾部,卡在竖于地上的石板中部的木栓下。接着也把“旗二”、“旗三”的大石锤挑起来。紧接着两个工人同时操作,也把“双牛”的六个大石锤挑起来。这时修箍环外面开始流油,大约半个时辰,九个石锤都坠到地面。工人把旗的铁栓拨出,推动旗升高一节,重新插入铁栓,按前法再次把九个大石锤都挂上。又经过半个时辰, 大石锤又坠回地面。最后一次又把大石锤都挂上,这一次须要压很长时间,才能把油榨干,这样每昼夜两支只能压榨六行。
占行:规模较小,碾槽和碾饼都较小,只有一个石碾一头牛,而花生焙和炒灶基本与石压行一样。
行厅:很小,设备也较简单。榨油“机”只用一株硬树干,保留树头和树粗干,树干中间直径应有 60 厘米以上,长度应有 1.6 米。把树干的腹部挖空成长圆筒形,直径应有 32 厘米,下方中段挖个小孔,供油流出。两侧各凿宽约 20 厘米侧孔,长约 1.2 米。包箍铁环直径约有 30 厘米。把包好的花生箍侧面竖排在树腹内两端,约装入 20 板,中间空隙用优质红木条填塞,最后用一根锲形红木条,外面涂上花生油。再用块悬挂在梁上的长方形石锤,由三个工人同时用力敲击红木占,使花生箍或油菜箍被挤压出油,就流到下面的油钵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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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5 14: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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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郭纪生同志

俞达珠

我怀念郭纪生同志。他的人格和作风,令我终生难忘。我怀念在郭纪生同志手下工作的那个年代,怀念那个年代的社会风尚、人际关系和干部的工作、思想和生活作风。郭纪生同志就是这个时代的社会风尚、人际关系和干部作风的缩影。
正当我感到前途茫然——失学在家、生活没有出路的一九四九年,“八·一六”的炮声,迎来了曙光。十六岁的我,怀着万分的激情,参加了家乡镇政府(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社区)组织的土改宣传活动,向干部、群众宣传“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地主,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总方针和划分成份、分配土地的具体政策规定。这一切前所未有、见所未见的事物,件件使我感到新奇、新鲜,心情激奋无比,不知不觉地在这个时代的大熔炉中受到一次脱胎换骨的大洗礼。
福清县最后一批土改结束于一九五 O 年底,县委根据上级的部署,对土改工作进行“回头看”(复查土地改革政策执行情况),组建“土整工作队”。我有幸被抽调参加土整队,成为第一批队员。在县城集中学习培训十天后,到一区圣帝桥(今阳下街道楼仔、北林村一带)搞土整试点。试点结束后,我回海口区公所,列为“基干”(没有具体职务的基层骨干)。从这时起,我在郭纪生同志领导下工作了一年半时间。
郭纪生同志山西沁水县人,农民出身,为响应党的号召,1949 年参加南下工作团到福清,1950 年任中共福清县第二区(海口区)区委组织委员。1951 年 3 月,他带领工作组驻海口区柏渡工作小区(辖里美、柏渡、仙游三个乡),开展土整、抗美援朝宣传、动员青年参军和发展农业生产等农村工作。1952 年 7 月,海口区划分为海口、城头两个区(第二区和第十一区),郭纪生同志是城头区区委第一任书记,我随他到城头区任会计兼事务长。同年 10 月,我离开城头区。在这短短一年零七个月的时间里,有几件事使我受益终生,也使我终生难以忘怀:
刚参加工作的我,只知努力工作报答党的恩情,但自己视野有限,几乎什么都不懂。郭纪生同志在教育培养年轻干部方面,要求非常严格。他要求我每天必须做三件事:一是早上五点必须起床,起床以后必须学习《毛选》,读《人民公敌蒋介石》和《大众哲学》以及前一天的报纸社论等。没有社论,就学《时事手册》。那时下乡工作组的工作特点是:白天都要下地,帮农民做些农活,农忙时收、种,农闲时积肥、修水利。在劳动中接近农民,联系群众,从中了解农民对政府政策的反映和对干部工作的意见。晚上开会,宣传政策,动员群众完成各项任务。会议经常开到半夜,第二天早上五点要起床工作十分繁忙,时间十分紧张。这对贪睡的年轻人来说是个难题。但郭纪生同志对他规定的作息时间要求严格,绝不宽容。时间一到,一定要起床,不起床就敲你的屁股,掀你的被子。二是要我每天买菜做饭。那时住村工作组已开始改变“派饭”(轮流在群众家吃饭)办法,合伙办伙食。伙食标准按规定每人每天大米一斤半,菜金一角五分。我既当事务长,掌握伙食标准,保证不超标,又当炊事员,给大家煮饭。三是当郭纪生同志的“翻译”。那时农村干部和农民多是文盲,个别有点文化的,也听不懂郭纪生同志的北方方言土音浓重的“普通话”(我经常接触他,所以会多懂一些)。当时住队工作组中有“南下服务团”(是上海和江、浙一带临时招收的学生)和福建“革大”(人民革命大学)学生,他们多数是高中生,个别的还是大学生。郭纪生同志却要我当翻译,为什么?他没有讲。因我只有小学五年半的文化,又是新参加工作,不会讲话,所以在做“翻译”工作中,也闹过笑话。一次郭纪生同志召集村干部和党、团员积极分子开会,他作报告,讲了老长老长才停下来让我翻译,我翻译几句就完了。会后,乡长俞金彩问我:“小俞,昨天老郭讲了那么多话,你只讲几句就完了?”我无言可答,却耍了小诡计,说:“因为北方人‘两个声’,一句话说两声”(当时老百姓对不会说福清话的北方人称作“两个声”)。大家听了哈哈大笑。原来一句福清话,北方人要讲两句,这就叫做“两个声”?其实是我文化低,老郭又是农民出身,他用北方的方言土音讲普通话,我也没有全听懂,只翻译个意思,三言两语就完了。
郭纪生同志用“一天三件事”的方式帮、教、带我的良苦用心,直到一年半后我离开他时,经他说明,我才明白过来。一九五二年十月,我离开城头区的前夜,他找我征求意见,要我“临别留言”。我初生牛犊,不知轻重,真的对他提意见说:“指导员(那时区委书记称为指导员),我刚参加工作,你不教我做群众工作,却要我做三件与工作无关的事,这是为什么?”郭纪生同志听了,很内疚地说:“是我没有讲清楚,你刚参加工作,不懂革命道理,觉悟也不高,所以要学习。学《毛选》,从中理解革命是为了什么,读《人民公敌蒋介石》,会提高觉悟,坚定立场。学《大众哲学》,学会想问题,解释问题,学习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你要记住,要学习一辈子,才会提高自己,少犯错误。要你煮饭、买菜、管伙食,就是要你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旧社会的统治者,为什么会有许多人欺压劳动人民?就是他们不劳而获酿成的恶习。管伙食,学会精打细算,节俭过日子。这也是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不能丢。为什么只要你当翻译而不叫别人呢?一来他们要独立工作,你不能,你只能跟着学;二来也是让你有更多的机会上台讲话,讲多了,以后自己独立工作需要做报告时,不会‘惊场””。听到这里,我深深地体会到郭纪生同志关心、培养年轻干部是多么地真诚、热心、细心。真的,使我感激一辈子。这是任何长篇大论的大道理所不能代替的有效方法。
一九五一年农历十月,我初次学习写了两篇通讯报道投寄《福建日报》,其结果是一喜一忧。第一篇是报道塘头乡扩大冬种面积,报纸一登出来,大家都高兴:区委、区公所领导有方,有成绩,当然高兴;塘头村干部受到表扬,也高兴;我第一次投稿,就被采用,报社还寄来了“通讯员”表格,要我填了寄去,一下子成了省报的通讯员,更是高兴。可是,第二篇稿子寄出去,几乎给我带来灾难,几乎改变我一生的命运事情是这样的。
我的老家有个铁定不移的风俗:每年农历十月十三日,都要“过平安”节,请社神、唱大戏三天。这是民间信仰,正常的民俗活动。但在那时,这些民俗都被视为“封建迷信”。我刚参加工作,党给我工作机会,给我指明前进的道路,给我提供发展前途的动力,我感恩戴德。“一切听党的话”是我生活的全部信念和行动的最高准则。因此,对家乡的这个风俗,理所当然地取批判态度,于是就写了这第二篇稿件。报社很快就刊登出来。“一石击起千重浪”,家乡有些村干部说我“手指往外折”,是“乡亲们养鼠咬自己的布袋”。区领导认为“报道没经过请示批准就寄出去,是无组织无纪律。”有的上纲上线说:“把内部的工作缺点暴露给阶级敌人看,使亲者痛仇者快,立场有问题。”区委为此召开会议,讨论要不要取消我的“基干”资格。在这重要的关节上,郭纪生同志力排众议,他认为:“一个人犯了错误,要帮助教育,不要一脚踢开,年轻人,有培养前途。”在那时的大氛围中,他不敢说我报道内容是对,只能就组织观念方面说我有错误。但他是组织委员,他的意见举足轻重。就这样,我的问题拖下来,不了了之。这事,郭纪生同志从来没有对我说起。他不卖人情,他教育、帮助干部,都是为党培养人才,为革命工作培养干部,不是在“培植亲信”。到了第二年七月,郭纪生同志把我带到城头区工作。我当了三个月的会计兼事务长后,被任命为区文教助理员。从此,我算是“区干部”了,再也不是没有职务的“基干”。就在这时,在区机关团支部讨论我入团的会议上,有同志对我投稿报道家乡封建迷信那件事提出批评,说到以前区委会议上郭纪生同志爱护我的事,要我“引为教训”,特别强调要“增强组织观念”,遵守组织纪律。我才豁然开朗,从内心感谢大家对我的批评帮助,也更感激郭纪生同志以革命者的胸怀使我避过了一场灾难。从此后,我对组织的决定,涉及我个人的事,从来二话不说;调动工作,一说就走,不讨价还价,一直坚持到退休。
郭纪生同志更令人难忘的是他那艰苦朴素的作风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亲民态度。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造成官民对立情绪严重,老百姓特别是农村贫苦农民,对政府和地方各级官员,都怀着畏惧心理和“敬而远之”的回避态度。解放初期,群众对党的各项政策还不甚理解,对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不尽相信,加之被推翻的残余势力仍在造谣惑众。在这种情况下,干部作风的好坏是党能否联系群众、密切党群关系的关键。郭纪生同志把老解放区的优良传统带来并时时以身示范。有几件事看似“小事”,却可以生动地体现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和关心群众的风貌。他会吸烟,当时一包“劳动”牌香烟一角五分钱。那时卖烟能“零售”,就是能把一包烟拆开,一根一根地卖,一包 20 根卖一角五分。零售一根分钱,一包就卖二角钱。郭纪生同志为了节约,每天给自己规定只准抽五根烟,花五分钱。我不理解地说,这样零买不算,为什么不整包买。他说:整包买了,就控制不住一天只扣五根。宁可每包多付五分钱,也不让自己每天超过五根烟。解放初期,社会管理依然实行军事管制,老百姓出门或到县政府办事,或是遇到困难需要救济时,都要到乡政府或工作组打证明条。为了方便群众,郭纪生同志经常随身带着纸、笔。他平时深入群众,和农民打成一片,在他工作范围内的老百姓,他都认识,都了解他们,所以不管在哪里相遇,他都可以随地打条,有时就蹲在路边,把纸按在路旁石头上写条。没有一点官气,没有摆老干部的架子。他劳苦出身,热爱劳动人民,对那些好逸恶劳,游手好闲的“二流子”,虽然厌恶,但依然耐心教育帮助。一九五二年九月左右,城头区一个类似“二流子”的人,分了田地,一半荒了,一半耕作不细,也歉收;老婆病了没钱医治,死了。他到区公所交待民政助理员按规定给救济,对这个“二流子”进行严肃而又耐心的教育,要他好好劳动,改变自己的生活,以后也好再找“对象”。经郭纪生同志教育后,这个人后来变勤劳了,又娶了妻子成了家。
郭纪生同志后来上调闽侯专区任机关管理科科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一个朴实无华的农民儿子,为响应“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离家数千里来到福清,把一切都献给党的事业。时隔五十年,如今海口和城头两地的老一辈人,一提起“老郭”,大家都会赞口不绝地称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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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6 08:5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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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 来自福建
反坦克英雄叶永安

薛守维

在我国西北的玉门市,默默地生活着一位年近八秩的福清乡亲。你可知道,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新兴里鏖战中,他带领一个小组连续炸毁美军 4 辆坦克,被部队授予“反坦克英雄”。他的英雄事迹曾一度载入小学课本;他炸毁的坦克残骸,至今仍陈列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里;在纪念抗美援朝 50 周年公布的 286 名二级英雄名单上,他的名字赫然在列。这位曾经威震敌胆、战功卓著的英雄,就是福清港头镇后叶村人叶永安。
叶永安本姓何,1929 年正月初八出生在平潭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岁时被卖给后叶村一个姓叶的华侨家,过继给一个十八九岁就去世的华侨长子当儿子,从此按“永”字辈改名“叶永安”(而在后叶村人们只知道他的小名叫“和”),与其叔叔叶美茂一家人生活在一起。1948 年 3 月,只有高小文化的叶永安被抓了壮丁,在江苏徐州他被编入黄伯韬兵团第 63 师,当了一名勤务兵。1948 年 10 月,他在淮海战役解放小陇海时起义,被并入陈毅为司令员的华东第三野战军第九纵队,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接着就参加了著名的渡江战役。1950 年叶永安随军入朝参战,时为志愿军第 27 军第 81 师第 242 团第 9 连副班长。
叶永安在朝鲜战场的日子虽然不长,但却是他革命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1950 年 11 月,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总司令麦克阿瑟指挥下,企图在圣诞节前将我志愿军逐出朝鲜。他们兵分三路,在空军的支援下,气势汹汹地开始北犯。中路为美步兵第 7 师,其所属第 31 团为美军王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成功攻占俄国西伯利亚,被威尔逊总统授予“北极熊团”称号。该团装备十分优良,有各种火炮 46 门、坦克 37 辆,总兵力4100 人。
11 月 27 日,我 27 军以第 80 师加强 81 师 242 团共 4 个团的兵力向新兴里之敌发起进攻。战士们冒着零下 35 度的严寒,采取夜战、近战的战术,出敌不意,攻其不备,端掉了敌团部、炸死了敌团长、缴获了敌团旗,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28 日晨,被包围在新兴里的“北极熊团”残部,见到我军占领了 1221高地,切断了新兴里与柳潭的唯一联络通道,于是狗急跳墙,拼命地进行反扑。战斗打得非常惨烈,我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此时,企图为新兴里解围的敌军,在十几辆坦克和多架飞机掩护下,沿村南公路向叶永安所在的242 团 1221 高地发起猛烈的进攻。
面对敌人的坦克我军最感棘手,因为部队当时只装备了少量的火箭筒,更没有过打坦克的经验。紧要关头,叶永安自告奋勇,他奉命带领一个小组前去炸坦克。
叶永安率阚立田、熊自远冒着从身旁呼啸而过的弹雨,在雪地上快速匍匐前进,他们身上除了手榴弹外,就是叶永安多了一包 5 斤重的炸药包。在距敌坦克 20 米处时,叶永安像猛虎一跃而起,扑向敌人坦克前面一辆被打坏了的吉普车,迅速地浇泼汽油点燃了它。熊熊大火挡住了坦克的去路,趁着敌人惊魂未定之际,叶永安甩出一排手雷,将第一辆坦克击毁。接着他们犹如弓箭出弦般向着第二辆坦克冲去,当敌坦克中驾驶员伸头窥视时,阚立田腾身跳上坦克,对准炮塔顶盖口投入颗手榴弹,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第二辆坦克也瘫痪了。不幸的是,这时熊自远负伤了,而敌人的火力也越来越密集了。但叶永安毫不犹豫地与阚立田一起向第三辆坦克冲去,战友阚立田就势扔出一颗手榴弹,叶永安趁着爆炸烟幕弥漫之际,抱起炸药包飞身扑向坦克,这辆坦克很快也被他炸断了履带。就这样,他们连续炸毁了 4 辆敌坦克,为夺取战斗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此役,叶永安所在的第 27 军创造了一个抗美援朝作战史上唯一的、成建制地全歼美军一个加强步兵团的光辉战例,他也成为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一个用手榴弹炸毁敌坦克的典型。1951 年 7 月 7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部、政治部鉴于叶永安“在咸南战役中功绩卓著,经评定为特等功臣、反坦克英雄”,叶永安小组被记集体特等功。当志愿军《胜利报》和《东北日报》报道叶永安英雄事迹时,他却因炸坦克负伤正在苏联接受治疗。九个月后,叶永安伤愈出院,曾抽空回了一次福清老家。当他再次入朝参战时,有一件事让他终身难忘,那就是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金日成,亲自把一枚战士荣誉二级勋章别在了他的胸前。
1956 年 3 月,叶永安脱下了军装,至此他一共在人民军队 7 年 5 个月。由于频繁战斗,他多次出生入死,身上伤痕累累。他的左侧盆骨被敌人机枪打穿,渡江战役中伤了右手指,淮海战役伤了颈背,至今大腿上还留有一个弹片未取出。身上的七处战伤见证了他的赫赫功勋,仅淮海战役他就荣立三等功 3 次、四等功 2 次;抗美援朝他荣立特等功和一等功各一次,并获战士荣誉二级勋章和“反坦克英雄”称号。复员时,叶永安被评定为三等甲级伤残军人。到地方工作前三年多,叶永安曾辗转北京、南京、杭州多个地方,1959年 8 月才落脚“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甘肃玉门市,这一住就住了 48年。他先后在玉门市工业局、商业局和运输公司所属汽车修配厂工作,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 年以职工身份从玉门市运输公司退休。叶永安的妻子赵连喜,是江苏镇江人,育有二子一女,都是在甘肃长大,已成家立业。
50 多年来,叶永安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他住在玉门市老城区西北角一间陈设简陋的普通楼房里。人们经常可以见到一位身穿旧夹克、肩膀有点斜的老人在这里出入,但是对他的光辉历史却知者寥寥。他在退休 20 多年中一直享受退休工人待遇。他的家庭生活并不宽裕,甚至非常拮据。自己年事高、伤痛多,原企业效益又不好,儿子、儿媳又多年下岗,平日里常常捉襟见肘。面对困境,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自强不息。为了添贴家庭,他凭着一手维修汽车的技术,在附近一家汽车修理厂干了七八年修理工,每月挣个三四百,直到干不动体力活了,他才完全在家休养。
几十年来叶永安一直甘于清贫,从不倨傲,老首长、老领导来看望他时,他对自己的困难从不吭声。本来他早该按干部办理离休手续,但直到纪念抗美援朝 50 周年,他的英雄事迹再次见诸媒体后,他的这个问题才被解决了。从部队到地方这么多年来,他始终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生活着,这是因为有着一种经过鲜血和生命淬炼的力量和精神在支撑着他。每当捧着锈迹斑斑的军功章,他仿佛又奔向战火纷飞的岁月,回想那些长眠在沙场上的战友,他常常禁不住老泪纵横……
叶永安最后一次回福清是在 1953 年,迄今已近 55 个年头没有再回过家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在文革期间就与解放后评为华侨地主成份的叔叔一家失去了联系。1984 年叔叔叶美茂摘去华侨地主的帽子,于是一家人就开始寻找叶永安,但一直未果。碰巧的是,叶永安之弟叶永栋(莆田市医院著名的内科主任)的儿子叶青读到了一篇《“北极熊团”覆灭记》的回忆文章,文中提到叶永安的事迹与其伯父十分吻合,于是他急切地在互联网上发出寻找伯父叶永安的帖子,希望知情者提供帮助。在众多热心人的关注下,他们终于联系上了。然而此时叶美茂夫妇已先后作古。令人欣慰的是,叶永安伉俪虽年老多病,但仍健在,只是不胜舟车劳顿,无法回乡省亲。家乡的亲人已商定今年内派人前往玉门看望失散多年的叶永安家人。
(本文主要资料由叶永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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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6 09: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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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籍著名统计学家陈仁恩

薛守维

陈仁恩走了,走在阴冷的冬季。他走得突然而又不突然,毕竟已是身患绝症 28 载、年届古稀的老人了。然而他的去世,还是让所有认识他的人感到惋惜和悲伤,因为从此以后中国少了一个学养深厚的教育家,统计学界失去了一位平易近人的良师益友。厦门大学在追悼会上挂的一副挽联确切地涵盖了他的一生:仁慈永驻,学研半百称风范;恩德长存,处世一生树楷模。
陈仁恩是厦门大学教授,曾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计划统计系副主任,历任中国统计学会统计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福建省统计学会常务理事、厦门市统计学会副会长。
陈仁恩于1937年2月出生在福清市江镜镇岸兜村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在龙田毓德小学读书,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到距家 20 多里外的学校,其艰苦可想而知。临解放时,他进入融美中学(后改为福清三中)读初中。1952年秋负笈省城,就学于福建师院附中高中部。据说陈家子女多,其读书费用曾得到侨居印尼的大舅薛守莹的资助。陈仁恩于 1955 年考入厦门大学经济系统计学专业;1959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时年 22 岁。
陈仁恩在大学时学习成绩优异,这为他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基础,因此在文革中老教师“靠边站”时,他成了统计学专业的教学骨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正当年富力强,蓄积多年的知识和经验,使他更加焕发出充沛的活力。这期间,他做了三件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一是与人合编了一本《统计基础知识》,成为人们学习统计知识的重要读物;二是在 1981年编写了我国统计专业第一部习题集《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习题汇》,1984年又独立编写了《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习题汇编解答》,这两本书被教育部列为高等院校文科教学参考书;三是在 1990 年翻译出版了原苏联《统计学概论》一书,对我国统计学教改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陈仁恩长期从事社会经济统计基础理论教学,从 1986 年起还兼任了中央电大《统计学原理》课程主讲教师和主编 1995 年他在《中国电大教育》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基础统计的远距离教学》论文,并被推荐参加国际泛华统计协会第三届统计学研讨会,为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远程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令人敬佩的是,自他主讲《统计学原理》以后 20 年来,我国荧屏上这个角色从没更换过,而所用的该课程教材也直是他和黄良文教授合编的版本。由他主编的电大教材《统计学原理》,被各类成人高校广泛采用,1999 年荣获国家统计局第三届全国高等院校优秀统计教材。
陈仁恩十分注重教学与科研的相互促进,善于从教学中发现和提出应进行研究的问题。40 多年的教坛生涯,他投入了全部心血和智慧,勤奋耕耘,不断进取,从而使他著作等身,硕果累累。他曾在厦大学报和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 60 余篇,由他主编、独立完成以及合作完成的教材、专著和译著 22 本。他所编写的教材和参考书,有 5 本被列入高校文科教材征订目录。其中译著《统计学概论》和《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千题判断》,为我国借鉴外国统计理论和实践填补了空白。他编写的《统计学原理》曾先后获得省部级、厦门大学、中央电大授予的优秀科研成果奖、优秀教材奖和优秀图书奖。1987 年他以副教授之身份获得厦门大学最高荣誉奖—南强奖,而另外三个获奖者均是具有教授职称的各专业领域的学术权威;1993年起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4 年、1999 年先后两次被教育部和中央电大联合授予“全国电大优秀主讲教师”的称号。
陈仁恩的治学作风和为人风范堪称一代中国教育和科学工作者的楷模。他一生俭朴,一直保持着农家子弟的优良传统;他是一位敬业、仁慈、富有爱心的长者,透过一副深度的眼镜,人们可以看到他那沉稳和充满睿智的眼神。尤其令人难以想像的是,他的许多殊荣都是在他身罹绝症的情况下获得的。他自 1979 年第一次动完肠癌手术后,继而又于 1988 年、1991年两次动了手术。更不幸的是,在他患病日子里,他的两个女儿先后得了精神病。在恶劣的家庭环境里,他既要避开精神病人的干扰,躲到杂物间做学问,又要考虑家中柴米油盐,关照她们母女的生活,其所经历的艰难和辛酸是常人无法体味的。面对厄运,他没有退却,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把对自己生命的珍惜和对家人的关爱,化作奋力拼搏的力量和忘我工作的热情,创造了意志力的奇迹,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铮铮铁骨和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崇高境界。在与病魔抗争的岁月里,他虽然数度闯过鬼门关,然而长期的身体透支和疾病折磨,销蚀了他那青春的风采和强壮的肌体,终于在心力交瘁中走完了人生历程,于 2007 年 1 月 23 日辞世。
(本文主要资料由陈仁恩的胞弟陈建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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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6 09:4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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