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

新发现的《清代福清选举志》

俞达珠

福清县最后一部旧式邑志修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此后虽于清同治六年（1867）和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两次重刊，但这两次重刊均没有补充清乾隆十二年以后的历史资料。因而自 1747 年至 1949 年的二百年间福清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的资料几成空白。近年发现的无名氏所纂辑的《清代福清选举志》，辑录了自清顺治二年（1645）至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 258 年间福清籍士子参加了九十八科乡试和四十二科会试，中式举人 425 名（其中乾隆县志没有收录的 61 人，乾隆十二年以后未入志的 153 人），中进士 69 名（其中乾隆县志未收录的 10 人，乾隆十二年以后未入志的 21 人），填补了乾隆版县志选举志的不足和乾隆十二年以后的县志中部分空白。
从《清代福清选举志》稿本中可以看出，编纂者是查阅了多方面的资料才汇集成的。目前可知的就有：《清代福建布政司印册》、《福建通志》、《福建省经籍志》、《闽县县志》、《永平府志》、《侯官县志》、《八闽通志》、《郑氏诗钞小传》等。而更可贵的是志稿中所作的附注和眉注，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如：
一、从中可知康熙十八年（1679）耿精忠据福建与云南的吴三桂相呼应举行叛乱给地方造成严重破坏，连档案也遭到毁灭。因此选举志编者在汇集康熙十八年以前的资料时，只好从布政司衙门所存的印册中辑录部分科举中式名单来补充。如林凤陛，顺治十四年中举，乾隆县志收录，但省志却找不到，最后查证认为：“疑顺天中式”而补入的。
二、对人物的姓氏、籍贯进行了认真的考订。如施大晁，清康熙十二年进士，乾隆县志有传。但关于他的改姓问题，只说“原姓林”，却没有说明为何改姓施。《清福清选举志》在稿眉注中作了说明：“原姓林，系宋忠烈林同后，因鞑元祸，由石塘迁平北岭上村，改姓。”在这里，我们才了解到蒙元入主中原至福清时，因林同和刘仝祖举兵抗元失败后，不但他们二人殉难，且祸及族人，致石塘林氏族人避祸改姓迁居他乡异地。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清代福清两部县志中均没有记载，说明满清统治者也自感是以“异族入主中原”而不愿记此一笔史实的发虚心态。但对施大晁不愿接受耿精忠的伪职而“逃匿金芝山，募壮士以待王师”失败被杀而大书特书，在乾隆县志中立传列入“节义”。又如孟超然，清乾隆二十五年进士（《闽侯县志·选举》），编辑者在查阅闽县县志中发现其原籍系“福清南门外上孟村人”的记载，即按封建社会祖籍追认三代的惯例，补入《清代福清选举志》中。还有叶观国，在清乾隆以后，可算是福建省的名门望族，“子孙科甲中者数十百人”。但以往方志均只注“籍闽县，迁省城”。经选举志编者详细考订，叶观国系福清后叶人，始迁闽县，后再迁省城，亦以惯例补入《清代福清选举志》。
三、从叶向高的后裔在入清后参加科举活动的时间，可以看出封建士大夫及其家族对被灭亡的“故国”深沉怀恋和不与新王朝合作的决绝态度。叶向高曾孙叶进晟参加林垐抗清义军失败后逃亡台湾。于清顺治十年（1653）潜回福清协同隐元禅师移葬钱肃乐遗体于黄檗山后，即“闭门与弟进翌朝夕唱和”而终生不仕。此后叶氏子孙坚持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此时距明朝灭亡已七十七年）才有一个名叫叶积沂的裔孙参加乡试中了举人。与新王朝坚持七十多年不合作，即是说起码有三代人不入仕新朝，反映了叶氏族人对清政权的反感深刻程度。
四、从《清代福清选举志》中还可以看出，该志所辑所有清一代福清举人、进士名单，还有被遗漏的可能。清康熙十八年以前的科名档案在耿精忠叛乱中被毁灭，选举志的编辑者只好从布政司衙门保留下来的印册档案寻找，但布政司是行政衙门，其印册只录职官名单中说明该职官的中试时间等记录，肯定不会是科举的全部名册。科举的完整档案应在学政衙门。这种情况在《清代福清选举志》的附注和眉注中已有说明，此其一；其二，《海口志》所收录的举人名单中的施朝刚，是耿精忠叛乱过后五十二年的雍正十年中举，其档案并未受到耿乱破坏。但《清代福清选举志》却没有收录；其三，从选举志中还可以看出，自嘉庆十九年(1814）至同治十年（1871)的五十七年间，福清没有士子参加科试和中试的记录。这种现象有两种可能，一是《清代福清选举志》编辑人收录资料不全造成的长达十九科的空白。二是嘉庆二十四年（1819）福清发生了高山院西林弥高“聚众抗粮”事件，被清政府残酷镇压，此事件又一次在民众中特别是士子们中激起反满情绪，致长达半个多世纪不参加清朝举行的科试活动。如果后者，另当别论，如是前者，则又一例说明，《清代福清选举志》仍有个别举人、进士被遗漏。但这并不影响它珍贵的史料价值。

融台黄檗寺的关系

刘福铸

知道福清黄檗寺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日本也有黄檗寺。福清黄檗寺是日本黄檗寺的祖庭。其实，福清黄檗寺还是江西瑞州（今宜丰）黄檗寺以及台湾黄檗寺的祖庭。江西宜丰黄檗寺全称“黄檗山报恩光孝寺”，为唐代福清籍高僧希运所开山。但是就影响来说，后二处分寺与日本黄檗寺显然不可相提并论。特别是台湾黄檗寺毁弃已久，几乎被人遗忘了。但台南黄檗寺清代曾被列为“七寺八庙”之一，对台湾的佛教发展，还是起过重要的作用，有其相当的历史地位，不应该被勾销。它的历史，也应该属于福清大黄檗文化研究的范围。它对帮助人们认识两岸宗教文化关系，反对台独、促进祖国早日统一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笔者曾在《福清文史资料》第 17 期刊发过《融台关系史话》一文，文中有《福清黄檗宗佛教传入台湾》一节，因限于资料，内容较为单薄。年来继续搜集这方面资料，复有所得，今续作此文，以为补充。
台湾的佛教是从福建传入的，世无异议。而其最早的传入宗派就是福清的临济禅檗黄宗。连横《台湾通史》卷 22“宗教志”云：台湾：“佛教之来，已数百年，其宗派多传自福建，黄檗之徒，实授衣钵。”台湾学者谢汝诠为林学周《台湾宗教沿革志》所作之序亦云：“其宗派多传自福建，衣钵实授自黄檗”。
台湾佛教传入时间为明郑时期，据说最初的黄檗寺是以郑成功部下、天地会创始人陈永华的住宅改建的。但是，台湾的黄檗寺究竟是由哪位黄檗僧开山的，因史无明载，至今还是一个历史之谜。不过因福清黄檗寺隐元禅师是郑成功的知交，因此台湾黄檗寺最早也应是由隐元之弟子传法主持，这点又是可以肯定的。考隐元有弟子多人直接参与抗清复明活动。如独耀性日，即姚兴公，浙江海宁人，明亡后起兵抗清，南明鲁王监国授职方主事，兵败后流亡入闽。1652 年剃发并师事隐元，后又离闽。又如性幽，号独往子，籍属闽侯，为人慷慨激昂，工诗书而好饮酒，以击剑弹棋自肆。他原是一位狂生，也是一名十分活跃的反清义士。南明隆武朝灭亡后，他曾与同邑人齐巽、江不空等起兵抗清，兵败，齐、江殉难，他变姓名削发为僧。顺治辛卯年(1651）始师事隐元，襄编《黄檗寺志》。其后隐元东渡，而性幽仍参与抗清活动，不知所终。那么，性日、性幽等人极可能就是台湾黄檗寺的开山祖师。
有关台湾黄檗寺的史籍记载，主要有以下一些。
高拱乾等纂《台湾府志》（康熙三十五年）卷 9“外志·寺观”：“黄檗庵，在海会寺南数里，壬申年（康熙三十一年），灾于火；岁癸酉（三十二年），僧继成募缘重建。”
周元文等纂《台湾府志》（康熙五十一年）卷 9“外志·寺观”：“黄檗庵，在海会寺南数里，壬申年，灾于火。癸酉，僧募缘重建。”
陈文达等纂《台湾县志》（康熙五十九年）卷 9“杂记志·寺庙”：“黄檗寺，康熙二十七年，左营守备孟大志建。三十一年，火。”“三十二年，僧募众重建。前祀关帝，后祀观音三世尊佛，僧房斋舍毕备。周围植竹，花木果子甚多。”
刘良璧等纂《重修福建台湾府志》（乾隆七年）卷 18“古迹·寺观”：“黄檗寺，在东安坊，康熙二十七年，左营守备孟大志建。三十一年，火。三十二年，僧募众重建。四围竹木，花果甚多。”
范咸等纂《重修台湾府志》（乾隆十二年）卷 19“杂记·寺庙”：“黄檗寺，在北门外，康熙二十七年，左营守备孟大志建。三十一年火；三十二年，僧募众重建。四围竹木花果甚多。
王必昌等纂《重修台湾县志》（乾隆十七年）卷 6“祠宇志·寺宇（附）”：“黄檗寺，在大北门外（唐沙门正干，莆田人，吴姓。从六祖曹溪得法，归至福州黄檗山，曰：吾受记于师，逢苦即住，其在此乎！遂即山建寺，是为黄檗初祖）。康熙二十七年，左营守备孟大志建。三十一年，火。三十二年，僧募众重建，竹木花果甚盛。”
余文仪等纂《续修台湾府志》（乾隆二十九年）卷 19“杂记·寺庙”：“黄檗寺”条所录内容与范咸等纂《府志》相同。
谢金銮等纂《续修台湾县志》（嘉庆十二年）卷 5“外编·寺观”：“黄檗寺，在大北门外。旧《志》云：唐沙门正干，莆田人，吴姓，从六祖曹溪得法。归至福州黄檗山曰：吾受记于师，逢苦即住，其在此乎。遂即山建寺，是为黄檗初祖。康熙二十七年，左营守备孟大志建。三十一年，火。三十二年僧募众重建，竹木花果甚盛。乾隆五十六年，里人修。”
《嘉庆重修一统志》“台湾府·寺观”：“黄檗寺，在台湾县北门外，本朝康熙二十七年建，旋毁，三十二年重建。”
《台湾通志》“杂识．祠庙”：“黄檗庵在海会寺南数里，壬申年灾于火。癸酉,僧继成募缘重建（以上十庙《府志》俱无）。”
连横撰《台湾通史》卷 22“宗教志”：“黄檗寺，在大北门外，康熙二十七年，左营守备孟大志建。三十一年，火。三十二年，寺僧募建。地大境幽，题咏者多，今圯。”
缘珊盒撰《台南黄檗寺僧与天地会八卦教》：“该寺于康熙三十一年，曾一次被大火烧毁，再由愍度师的手，募款重建。当时寺址，是在台南市大北门外（现在北门路中山公园东北省立第二中学校的旁边）。六十余年前，日本据台时，该寺已残破不堪，日本人把它全部拆去，改为育苗试验圃，后来又在那里建筑铁路局职员宿舍。……又据老里长说：寺的四围，茂林修竹，风景绝佳，是一个很清幽的所在。进入山门，有一小板桥，桥边有一株榕树，老干槎枒，耸立空中。大殿三座，又有罗汉堂。正殿供奉黄檗禅师，并祀观世音菩萨……”（载《台湾文化》1953 年 9 月第 3 卷第2 期）
台湾省文献会林衡道主编《台湾史》（众文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8 月版）第七章“清代之治台”第九节“民族革命”云“当时台湾黄檗寺，相传为陈永华故宅改建者。”
根据以上各种史料及学者采访故老之见闻可知，台湾黄檗宗佛寺有黄檗寺、黄檗庵。而与抗清及军政事件有关的实为高纂《府志》上说的“黄檗庵”，其所在地是台湾县的北门外，在海会寺南方数里的地方，按林衡道所说，它是明郑咨议参军陈永华的故宅，由左营守备孟大志改建的；时间是康熙二十七年。康熙三十一年时，因火灾而遭毁。三十二年，再由僧侣继成禅师重建。
若按《续修台湾县志的记载来看，则黄檗寺在乾隆五十六年，是由里人再加以整修的，且至嘉庆十二年时此寺仍存在。只是按缘珊盒的见闻，黄檗寺于清光绪甲午年（1894)前后，已残破不堪，日本人据台之后就把它拆去了，并先后改为育苗试验园、铁路局的职员宿舍了。
综合有关记载来看，黄檗寺的规模是不小的，它拥有完整的僧房斋舍及广阔华美的庭园、果园，供奉的主尊神有观世音菩萨、黄檗祖师，还有罗汉、关帝爷等等。
连横在《台湾通史》里，记载民国二年前后，台湾黄檗寺已毁弃不存了。1934 年台南共荣会编辑《南部台湾志》第七编“宗教”“黄檗寺”条里也载：“今废”。连横沿前人旧记说此寺“地大境幽，题咏者多”。但实际上，有关黄檗寺的史料、诗词题记留传下来却是很少的。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释慧严认为：“其原因或许与连氏说的‘乾隆间，有僧谋复明，事泄被戮。’（《连雅堂文集·台湾史迹志·黄檗寺》）有关吧！”
连横所说的黄檗寺僧企图复明的事情，在《台湾通史》卷 22：“宗教志·佛教”已记载，笔者曾引录。在《连雅堂文集》卷 2“传状·书黄檗寺僧”中有更详细的叙述。
高纂《府志》明记三十二年重建黄檗寺的是“继成师”，以后的《府志》、《县志》均只言“僧”募缘重建。近人缘珊盒则又有“愍度师”之说。
民国以来，台湾的史著皆涉笔黄檗寺。如 1919 年出版的伊能嘉矩《台湾文化志》卷上“第四篇·治匪政策”；李添春《台湾省通志稿》卷 2“人民志·宗教篇”第三章“佛教”；李汝和主修、王世庆整修的《台湾省通志》卷 2“人民志·宗教篇”第三章“佛教”等，皆载黄檗寺史料。但是后二志，均把“蒋元枢”误作“蒋广枢”；同时“黄檗寺僧”也改写成“有一大刹主僧某”；并对黄檗寺僧作了如下的评语：“黄檗寺僧离却岗位，左袒军事政治，致以招祸，寺废而不能再兴。自古败军乃至蹈义之士，多潜迹空门，台湾尤其显著。”
李添春认为黄檗寺废而不能再兴的理由，是因黄檗寺僧卷入军事政治的漩涡而招祸的缘故，同时他也有指责败军及蹈义之士潜迹空门的事迹之用意。而连横的“当是时，郑氏部将痛心故国，义不帝胡，改服淄衣，窜身荒谷者，凡数十人，而史文不载，忠义之士，未得表彰，伤已！”评论似更为中肯。连氏的看法，颇得学界认同，如台湾学者陆宝千也说：“迨明社既屋，故臣逸儒，往往避于浮屠，以贞厥志”（《清代思想史》，广文书局，1983）。
关于黄檗寺僧参与军事政治事件。在清蓝鼎元的《东征集·覆台变在事武职四十一员看语》 （此文收录于《台湾府志》卷 21“艺文”）中也有记载。此文是蓝鼎文就康熙六十年镇压朱一贵起义中，对 41 位武职人员存亡功罪的事实所作的报告。在此报告中直接提及官员与黄檗寺僧有接触的，主要有以下一些史实：
（1）镇标中营把总周应遂，在南路赤山战伤被擒，系缧牛车，于春牛埔阵上遇陈宋救回。及府陷，往黄檗寺为僧。在寺中密制“大清”旗，与千总康朝功、把总李先春、韩胜等谋为内应，事泄奔逃。
（2）镇标左营把总李先春，战伤被擒不降。战医魏本忠保之得释，与黄檗地谋内应不果。后随军大穆降，杀贼北路、中路，皆有奔走之劳。
（3）台协水师右营把总韩胜，战败负伤逃匿，潜与黄檗寺谋内应不果。……
（4）淡水营俸满千总何太武，先于二月内离营给咨文赴厦，因病稽迟。及府陷，削发为僧，与黄檗寺谋内应不果。及投大师，有亦奔驰押运之劳。
（5）金门标右营千总康朝功，带领班兵到台，战败被伤，杂死尸中以免。及府陷，为贼所擒，赂贼兄戴显得释，入黄檗寺为僧，与周应遂等谋内应。事泄，逃匿破柩六日，僧寄渊密送饭食得不死。或有言其在戴穆辕门受职，殊无实据。而黄内应之谋，则其事甚真……
由蓝鼎元的报告看来，在朱一贵事件中，周应遂、何太武、康朝功等一些清军将领为求脱身而潜入寺院为僧侣，其中尤以入黄檗寺居多数，显然，黄檗寺较其它寺院来说，是较具有政治的色彩。或许是如此的缘故，遂被学者认为“黄檗寺僧离却岗位，左袒军事政治，致以招祸”。
综合以上史料，台湾黄檗寺与福清黄檗寺，历史上起码还是存在着以下一些联系：
1、台湾黄檗寺确是由福清黄檗寺传去的，寺名相同。开山传法祖师应为隐元弟子。
2、融、台黄檗寺有着共同的神佛供养，如黄檗祖师、观音菩萨、罗汉等。
3、融、台黄檗寺原来都有着宏大的规模，“地大境幽”，“风景绝佳”而且“题咏者多”。
4、福清黄檗寺曾是抗清义士的避难所，住持隐元及其弟子不但同情抗清义士，而且有的人还直接参与了反清活动，而台湾黄檗寺也曾是反清义士的大本营，后来又因卷入军事政治斗争而招祸。可以说，两寺又有着关心政治的相同传统。

关于第 20 期文史资料中

《作坊歼敌亲历记》一文的说明

20 期文史资料刊出余长煌同志的《作坊歼敌亲历记》一文后，我们收到阳下镇十多位老同志联名来信，反映该文内容失实，经配合有关部门进行认真走访、调查，认定该文内容与史实确实不符。
我们对此工作中的疏忽深表歉意，并希望热心作者们继续为我们提供亲历、亲睹、亲闻的史实资料。

政协福清市文史委员会

2002 年 10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