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

金芝村风光古迹简介

郭成辉

金芝，秀丽恬美，令人着迷。她就像一个藏在深闺的大家闺秀，不为世人所熟悉。
金芝村坐落在四面环山的莲花盆地，海拔 700 多米，其主峰双桧山海拔 781 米。从东张镇区到金芝村全程 17.8 公里。该村是东张西北部最偏僻的小山村，也是省定老区基点村。全村辖 15 个自然村 9 个村民小组，有 211 户人家 1006 名村民。最大的自然村 40 多户，最小的下路仔自然村仅 4 户。1989 年以前，该村是为数不多的“五不通”村，1989 年后，在各级政府支持下，金芝开通了简易公路，架设了通讯光缆、供电线路，村民生活环境和生产条件得到了大大的改善。目前，村里有一辆中巴车每天从村里到东张镇区往返一次，单程约 1 小时。
或许正是受地理环境制约，交通不便，山道崎岖，远离闹市，美丽的金芝村迷人的传说、悠久的古迹、旖旎的风光，才完完整整地保存下来。
金芝村有一句民谣祖辈相传：“金芝出直石，皇帝管勿（不）着”，这里到处都是成片的六棱形条石，有棱有角，类似闽南漳浦县发现的海底火山岩石群。这一奇特的现象对地质考古学家研究福清以及东南沿海地貌变迁当有重要的价值。平时村民架桥、筑坎、建房都用这种无需雕凿的六棱形条石，成为这里最为独特的景观。
在通往金芝村的古驿道旁，有座“永方亭”。亭内书有：“建造路亭，求子回家，亭主王总”的字样。相传明代有个村民叫王总，他送儿子跟随戚继光抗倭，数年未归，王总思子心切，便在驿道旁建立“永方亭”，天天在山头登高祈盼儿子平定倭寇早点回家。他的儿子作战英勇不幸牺牲，王总至死也没能盼到儿子。但“永方亭”却保留至今，成了路人遮阳避雨的古迹。
金芝村更悠久的古迹要算桥头了。据介绍，金芝村现居王、林、关、许四姓，王为村中大姓，早年从河南迁徙过来，属闽王王审知的子孙。村里王姓祖先建造桥头桥，竣工后将剩余银两藏于桥墩，并在银簿上书：“一桥两渠，银在中间。”解放初期，泉州王姓嫡系后代拿到这本银簿，寻至金芝村，把藏银全部挖走，所幸该桥至今无损。
桥头桥位于金芝村中，一墩两孔，由 6 块巨大条石组成桥面。条石上有文字记载，可助今人了解建桥由来。兹摘录二则，以飨读者。其一：“都勤官陈云与卢开洛为祈生父母舍身四贯文”；其二：“劝首卢二十娘与方成方文吉各舍身三贯文。”由此可见，古时金芝村尚居住有陈、卢、方等姓氏村民。金芝村的两处古迹，虽各有千秋，一个求儿子平安，一个祈求父母长寿，却殊途同归。
由金芝村南行约 1 公里，来到一处被村民称作为百叶坡的地方。百叶坡地势平坦，一望无垠，面积约 1000 亩。在这海拔 700 多米高的山坡上，居然有如此宽广辽阔的地方，实在令人称奇。置身其间，微风轻拂，着实令人心旷神怡。
距百叶坡数百米，是瀑布群景区。这里不但山势陡峭，水流湍急，瀑布轰鸣，而且灌木茂盛，鸟语花香，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旅游景点。只可惜生在深山人未识，她的美貌一直被神秘面纱笼罩着。
瀑布群由三叠风格迥异的瀑布组成，常年飞泻轰鸣。距村庄最近的一叠瀑布谓溪尾漈里潭，落差 10 多米，潭深 10 余米，从瀑布飞泻口眺望，漈里潭俨若天坑，四面悬崖环抱，形成“C”形，从漈里潭溢出的清泉，经过百余米的冲刺，流人一条数十米长的天然石渠又跌落形成了二重漈瀑布。二重漈瀑布仿佛是位百岁老者的长髯，蔚为壮观。龙脊潭是第三叠瀑布，因该瀑布口有一形如龙脊巨石挡道，溪流只得分左右两路下泻，形成两潭，故名。龙脊潭下面的两潭由于飞流长期冲灌，所谓水滴石穿，形成两个酒坛状深潭，潭口宽约 2米，深 10 余米。据介绍，过去红丝线系秤陀丈量潭的深度，足足用了四两红丝线方才探到底部，故此两潭亦名四两漈。

新厝镇四处名胜古迹简介

王锦照

新厝朱子祠书院朱子祠书院又称“紫阳朱先生书院”，位于新厝草堂山腰一块平地上，相传建于宋代，原为知名人士方伯谷先生在此结草为庐，收徒教读之所。朱子在访问莆田夹际草堂郑渔仲先生后，北返建阳，路经光贤里韶溪，闻知方先生隐居此处，上山造访，住宿三宵，结成知己。朱子行色匆匆，方先生依恋不舍，因年老体弱，未能远送，只依山门口眺望朱子的别离。朱先生才到蒜岭，眼前浮现方伯谷先生身影相随，出于关心他赶回韶溪草庐，果见方先生依门辞世。朱子埋葬方伯谷先生后，为完成知交未遂之志，留下收徒教读。崇祯元年，所在地府县士子慕朱先生谦恭高风，扩建山院，遂以“紫阳朱先生书院”立石碑。光贤乡先哲王伦、陈天爵、王正彬、王光国等，都在这里从师成名。清代进士陈善青年时也曾在此教读，并捐资修院。2001 年秋季，新加坡王氏公会主席王福顺倡议开山道，修复朱子祠书院古迹，推土机挖出埋在地下的四块朱子祠古石碑，确证朱子曾在此教读多年。2002年 3 月 31 日福州市文联主席陈章汉偕同福州市博物馆馆长、福州市政府文化顾问考古学家黄启权先生上山进行考察，觉得重兴朱子祠书院有重大意义。

东澳九座皇宫

东澳九座皇宫座落在新厝镇最南端的玉蜍山顶，据族谱记载建于南宋淳佑七年。当时是皇太后令淳佑帝下旨赐建“九座相连”的皇宫。皇宫面朝东北，背靠西南，从玉蜍山顶延伸到海滩，内有九个天井，两排护厝18 间。皇宫门前大路边有皇帝御书竖立的“下马碑”。凡来往宫员都要下马步行。
明嘉靖元年，沿海倭寇猖獗，烧毁九座皇宫。清代乾隆二年（1737年）东澳村民集资重建九座皇宫，因资金不足只建两座。1981 年仲夏，印尼华侨捐资重修此宫。改名为东澳鳌东宫，重塑张真君金身供奉。

江兜芦岛

芦岛地处新厝镇江兜村海滩上，由奇岩怪石组成，岛峰有棵千年古榕，形似凉伞，枝叶参天。岛上有个土箕大的脚印，人称仙人脚迹。岛上花草树木茂盛，景物独异。潮落时，人们下海讨小海，芦岛象一只鹭鸟屹立在海滩上，栩栩如生。涨潮时，芦岛宛似一艘远洋的母舰，停靠在海中。夜间渔舟云集，千帆齐光，渔歌唱晚，景色迷人。在古时，江兜村及新厝16 个村的渔船回航，见到芦岛孤影，如见灯塔，就返航回归故里。此后，凡远离故乡的华侨、台胞，均上岛游览一场，观赏者皆深记芦岛美景。

岭边百二间古屋

岭边一百二十间古厝，建于清代 1776 年，厝主郭孔誉是个富户、书香门弟。先盖主厅，后陆续扩建，形成一座拥有三落厅、七重护厝、二十四个天井、一百二十间房屋的宠大建筑群，是新厝镇保留下来最大的古屋。五十年代曾住四十多户孔誉后裔。解放初，九区政府设在此处。孔誉生两子，大子达和，次子达遇。主厅北边为达和所有，因繁衍较慢，只盖二重扩厝，南边为达遇所有，盖有五重护厝。孔誉孙郭龙光，于清朝嘉庆元年（1796 年）登进士，官授国子监学正，敕封微仕郎，晋封文林郎，曾在承德府任学正，任职期间勤政爱民，廉洁奉公，常把自己的薪奉接济灾民，受民爱戴。1820 年告老还乡，两袖清风，向他人借贷复修百二间古厝，生前著作甚丰，现留有《韶溪诗抄》四卷传世。梁、柱雕刻系清代名雕，此屋有可能是福清市保存最古老的一座大古屋。

戚公祠沿革记略

吴学仪 倪朝铭

戚公祠祀民族英雄、抗倭名将戚继光。明嘉靖年间，有一批日本海盗经常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骚扰，他们与中国的土豪、奸商勾结，到处抢掠财物，杀害百姓，历史上把这种海盗叫做“倭寇”。
山东人戚继光是个精通兵法的将领。嘉靖三十四年(1555）奉调浙江抗倭。四十年（1561）在台州大捷。次年援闽，首先捣破宁德横屿倭寇老巢。接着向盘踞福清、莆田等地的倭寇发起进攻。
关于戚继光在宁德、莆田、福清一带的抗倭战况，《福清文史资料》的第四、七两期中已有文章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戚继光解除东南倭患后，战地的社会人士呈报朝廷建祠纪念，后经朝延准奏，福建的宁德、莆田、福清等地都相继建起了戚公祠，以纪念这位著名的抗倭名将。
福清县治的戚公祠，创建于明末，址在西门内水陆街中段，与“盛时奎璧”石坊和双旌书院相邻近。祠的大门顶竖悬一匾，系双龙拱圣旨金字“戚公祠”三字。清雍正十二年(1734）重修。建筑物由前殿、后殿、左右走廊、厢房等组成。大殿面阔三间，进深一间，系硬山顶土木结构。殿的正中祀戚继光将军塑像。神龛之前置一卷书式黑漆金字桌一张，桌上摆列香炉、烛斗、花瓶，上面悬一长明灯，殿堂正中放一个三足鼎立的铜铸鼎炉，上有铭文。柱上有副讴歌戚公功绩的对联，殿的右边有块“纪功碑”。
殿的两房分祀：力战倭寇阵亡的镇东卫指挥高怀德、戴洪，屡奏奇捷的指挥同知秦经国以及千户呼良朋。他们的忠义之举，雄武之略，《福清县志》均有记载。
祠的前后两面均有一块空地，前面临街，后面与察院埔相邻，空地上有几株老树。
祠建成之后，每年春秋都举行祭典，至民国时才停止。笔者年少时居住于水陆街，听父辈和邻居的老人说：祭前，先把祠宇清洗打扫一番，开祭之日，张灯结彩，殿前两旁分立二个乐工，在祭典官员到达祠前之际，鸣放三声礼炮。殿前两旁摆上宰好的猪羊，桌上摆上熟热的水产品。祭典开始，由司仪主持按秩序单逐项进行：起先，主祭者至神位前上香、奠酒、跪拜，祭典官员分立两旁，依次至神位前行拜跪礼，礼毕仍回原位。这是祭典的初献礼节。亚献、终献则都由主祭者独拜。
初献开始就奏乐鸣炮，以后亚献、终献、撤馔、送神亦都演奏与其相关的乐曲，并鸣炮仗。
典礼结束之后，凡与祭之人，都凭条领取一份酢肉。
由于时间久远，祠宇有所变动，现将其近代大致情况分述如次：
民国初年，祠宇无人管理，邻近的制面厂搬到祠内，把祠弄得一塌糊涂。当时没有电灯，他们把没灯罩的煤油灯挂在墙壁上，油烟向四面散开，熏得满壁都是烟尘，把绘在壁上的戚将军和福清官民的抗倭功绩图都熏黑了。
当时热心地方公益事业的同盟会成员俞兆复先生有鉴于此，会同地方人士，曾把戚将军的塑像移到茶亭邑侯许梦熊的神祠内，并仍恢复春秋两祭。
民国中叶，面厂停业。福清自卫队队长曾逢朋把队址迁进戚祠。经过洗刷重修之后，又恢复到接近于原貌的水平。他在祠前的空地筑起围墙，种上花草，栽上树木，摆上石桌石凳，邻近居民有时也到树下乘凉。
解放后，自卫队撤销，由福清农业机械厂接管为工人宿舍，部分原貌被改变。
后来，该厂因业务发展，工人增加，原址不够容纳，遂想把它改建为高层房屋，已开始初步备料，准备动工拆除。笔者闻讯，立即会同地方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士陈云官、陈和鸣、林紫宸、吴端升、方家章、纪传荣等具文向中共福清县委申请保留。经陈维忠副书记过问，即以电话通知该厂书记，说未经县委和有关部门同意，不得擅自改建。
县人民政府为长久保存文物之计，于 1987 年 1 月 23 日把它公布为县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那以后，仍保持原貌不动。至上世纪 90 年代旧城改造时，戚公祠终被拆除。听说，原房地产公司曾有承诺，把它改建在玉融山国家森林公园里，未知何故，以后却没有了下文。
现在戚公祠已荡然无存，但戚继光将军的丰功伟绩，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为了使后人略知其史迹与祠宇的变革始末，爰为之记。

福兴寺之今昔

何爱先

福兴寺，是福清东南部的一个大寺。据明弘治版《八闽通志》和清乾隆版《福清县志》均记载福兴寺在化南里。原化南里 63 村，现分属港头、三山两个镇。寺邻后卓、陈库、吉岚等村。寺前林木挺秀，郁郁葱葱；寺后龙岭回环，列峰耸峙；东南海水泱泱，犹如玉带环绕。山不甚高，而起伏有致；树不甚多，但青翠参天。虽无石竹之奇，黄檗之雄，却以其山清水秀和宏伟壮丽的建筑群而闻名遐迩。
寺院始建于宋庆历四年（1044），元时废，复修于明洪武二年（1369），后又经明万历、清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咸丰诸朝代多次修茸、增建，地广达 10 余亩，殿舍计 108 间，红墙绿瓦，庙貌巍峨。为释、道、儒三家共处的寺院，堪称福清乃至闽中释、道、儒三教合一的典范，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宗教文化发展中兼容并蓄的特色。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福兴寺成为福清县龙田、高山地区中共地下党武装斗争的活动据点之一。原福清地下党领导人何文成、陈行福等率“瑶山人民自治会”武装队伍进驻福兴寺，日间搞训练，夜里打土豪、筹经费，打击封建剥削势力。民国二十二年（1933)11 月初，福清县长甘云率驻军“围剿”扑空后，竟于同年 11 月 21 日（农历十月初四日）纵火焚烧寺院，致使 108 间殿舍毁于一旦，顿成废墟。
多年来，遗址颓败，景象荒凉。幸逢改革开放，百废俱兴。原化南里群众迫切要求重建福兴寺，恢复革命遗址。1993 年，经省市宗教局批准予以重建。承旅外侨胞和港澳同胞以及原化南里的善男信女慷慨解囊，踊跃捐资，于 1998 年始，重修寺院，再塑金身，从而使千年古刹轮奂生辉，革命遗址喜获重光。全寺仍按原有三座并列的布局，拥有 9 个主殿，为三殿并排，前后三进。中三座，为佛教殿宇，从南往北沿中轴线排列；前为天王殿，接着左右为钟鼓二楼分列两边，中为大雄宝殿，再往纵深是为观音殿居后。左三座，前为龙岗书院，后为文昌阁，以上为儒教建筑，再后为武当宝殿。右三座，前为戏台，其后为五方天帝殿，再后为姚部院宫，以上属道教建筑。山门也很巍峨，殿前还有一个占地 114.15 平方米的放生池。此外还有凉亭、附属用房等近 500 多平方。
似此释、道、儒三教均衡并存于一个寺院，在我省实属罕见。从而吸引了海内外游客和八方香客，前来观光和参拜者络绎不绝。
重建后的福兴寺既是宗教胜地，又是革命遗址；既成为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又为玉融南部增添了观光名胜，对于推动福清旅游业的发展，加强海内外经济文化交流，以及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均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福清第一届文联

郑钦镛

福清第一届“文联”是一九五一年五月四日正式成立的。
成立之日，文化馆在阅览厅召开了有文光中学、县中、明毓联中、实验小学、城关小学、西园小学、城关业余剧团等代表参加的文艺座谈会。
会议首先请李毅县长做报告，然后分组讨论。通过讨论，决定成立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协会，选出吴端升（文光中学）郑钦镛（文化馆）为文学协会正、副会长；吴章钟（文光中学）俞昌顺（城关业余剧团）为戏剧协会正、副会长倪秉豫（县中）王朝昌（文化馆）为音乐协会正、副会长；俞肇浩（县中）吴周棋（县中）为美术协会正、副会长。文联的主席和秘书长分别由县长李毅和文化馆长郑钦镛分别兼任。
各个协会和成员基本上都是解放以后团结在党与政府周围、各有一技之长、愿意无偿为文化馆工作的群众积极分子。他们在县府召开人代、劳模、农业、工业各种大会时，除了承担会场布置之类工作之外，会中、会后的宣传报导、慰问演出等任务也都承揽了去。文化馆从各个单位所接受的各类展览及宣传解说任务（工业、农业、商贸、科普）也均由他们分工负责组织群众完成。这里所谓群众实际是包括各中小学的学生和街道积极分子。除了节日大型活动之外，平时他们还必须为县有线广播站准备文艺节目直播，文化馆所开展的业务均离不开他们的支持，实际上也是他们展开具体活动的内容。这里“文艺为政治服务”与“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从始至终均体现在他们的具体实践之中。
文联成立之后，唯一足以表明属于文联自身需要的活动就只有美协五一年下半年举行的以抗美援朝题材为内容的画展及音协主办的五二年“五四”音乐晚会。这里，中乐与西乐并举，钢琴与扬琴共奏。音协会长倪秉豫的一把二胡，引得人们交口称绝：一会儿似风声、雨声，一会儿似鸟语、虫鸣；一会儿似惊涛拍岸、万马奔腾，一会儿眼前似出现万里晴空、平湖秋月；“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人人屏息凝听，曲终人静，余音袅绕，韵味无穷。至于其他活动诸如国庆、元旦、春节的所有单位现代剧演出或业余剧团的全县会演，他们既是活动前的设计者，又是活动中的指导者，也是活动后的评议者。所有成员几乎毫无例外全面参与：美术协会准备布景、海报；文学协会准备创作取材、幻灯说明；戏剧协会准备导演、选择角色；音乐协会准备配曲、音响乐器。有的册上有名，有的册上无名。实际上，名与不名并无绝对界限，准确的人数统计，似只有视每次活动终了，准备会餐安排座位时，才最准确。这是实际举办单位对文联成员无偿贡献唯一的奖赏与鼓励。这也是文联从成立到解体似乎不曾有过具体名册的原因。总之，他们的成员怀的都是一颗满腔爱国、爱党、爱人民的热忱，只需一声召唤，那里需要，那里就是他们用武的战场。第一次被发现、被邀请可能是客人，一旦接受任务就自动成为主人。人人都把能被视以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同志”看做是最高的荣誉。转眼五十多个寒暑过去，如今尚能记起的名字与身影的恐不及当时实际的十分之一。这里有文光中学的吴端升、吴章钟、郑曾宏，县中的倪秉豫、俞肇浩、吴周棋、洪德望，联中的何文经、何昌安，西园小学的黄迪杞，文教科的何泽沛，城关业余剧团的团长俞昌顺，和平剧团的名演员余红惠，街道积极分子名琴手店员吴儒义等人。其中郑曾宏是中学的地理老师，又是文艺的多面手，能弹会画还精通雕塑、建筑。他代归侨设计的住房别墅，其多层曲尺型结构集采光通风的实用与艺术的大成，后为人们争相仿效，获得“福清风格”的美称。作为美协会员，他们都参与当时抗美援朝的宣传。中学教师何文经、吴周棋以粗线条快速见长；文化馆干部刘景昌原来是画年画出身，则以精心细描取胜。他们制作的宣传画、招贴画、漫画，此时均指向发动侵朝战争的美帝国主义，表现的是文化人的一片爱国情怀。黄迪杞老师的优秀作品曾被省美术出版社选用，后被上调省出版社工作，成为我省有数的著名画家。
文联的成员多以自已的劳动实践与无私献精神为自已的队伍培养人才。文教科员何泽沛在自已的岗位上通过向《福建日报《》报导青年教师在农村的先进事迹，并把他们的故事绘成插图，编成“小人书”出版，被调往当时的省文联工作。由于他的认真努力，不久与他人合作完成一部电影剧本，后被拍成脍炙人口的《地下航线》影片在全国放映。为了体验生活，他曾多次回到县里在音西乡蹲点，在三年困难时期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斗天绣地音西人》在《人民文学》作为头条推出。
文联建构后的最大贡献，当推让吴鹏飞（原县中学生会主席，后在盐务局为秘书）以文联聘用的秘书身份，应文化馆戏改工作的需要，下到福清和平闽剧团为指导员，组织老艺人发掘整理传统剧目，终于推出《炼印》，让和平闽剧团一炮打响，取得全省专业剧团的会演桂寇，并被改编为电影，在全国上映，成为我国最早一部被拍成电影的地方戏舞台剧，为福清人民争了光。
福清第一届文联的解体，主要是由于人事的全面调动所引起：先是作为主席的李毅县长调升为闽侯地区专员，再就是兼任秘书长的郑钦镛被调离文化馆，筹办管理“福清干部文化学校”的校务。接着是戏剧协会会长吴章钟调赴福建师院，后为生物系教授；音协会长倪秉豫也调福建师院艺术系，后为系主任；美协会长俞肇浩赴龙田三中任教，副会长吴周棋亦去辽宁；连原来专负联系基层群众事务的文艺部主任王朝昌也被调往龙田建站，不久亦离开文化馆调地区从事侨务工作。群龙无首，后继无人，原来本是松散的组织，由于无人过问，也就因此无疾而终。

忆解放初期西亭农民业余闽剧团

陈祖宽

今年 5 月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60 周年，重温《讲话》内容，感慨万千，想起了解放初期的西亭农民业余闽剧团，句起了我一段美好的回忆。
福建省福清市北门外西亭村，人口集中，古今名人不少，在历史上享有文化名村的声誉，文化艺术活动历来很活跃。
福州市“四赛乐”闽剧团于 1946 年秋由西亭人陈齐钿亲手创建，开堂戏（剧团组建时第一次演出）《判双钉》在西亭“四榕公祠”的舞台演出，那天晚上观众有一千多人，非常拥挤，我和几个小伙伴都坐在后面的神龛旁边观看。这家剧团名演员不少，有佬生兼演老旦的张江水饰张义母，有泼旦王其惠饰张全妻，有三花李依银（人称他为“三花银”）饰张义，有名旦陈招慧（女）饰婢女，有著名小生庄尾珠（福清人）饰张全，真是名演员荟萃，演出非常成功。第一出戏打响了，给西亭群众留下了一片赞誉，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我也成了一个小戏迷，附近村庄有演戏，观众中都少不了我一个。但是，光看戏，还是不过瘾，也想拉拉胡琴哼上两句。所以，我就去买了一把京胡学着拉，由我的舅舅手把手教我拉，教我唱。在学、练的过程中也受尽了“气”，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只好自己一个人关在房子里面苦练，自己听起来还挺有味道的。在这段时间里我学了《纱窗外》、《江湖叠》、《盘关》、《无头二簧》、《板下闯》、《宽板吟》、《看相》、《泪透》……等十几支曲子，自己也会哼几句。1947 年至1949 年，福清的几家闽剧团大部分都倒闭了，演员们流离失所，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有的去拉板车，有的去乡下讲评话，甚至连名演员余红惠的命运也是一样，只能到乡下去讲评话来维持生计，年老体弱的大多数流落街头，沦为乞丐，在城乡基本上看不到闽剧演出，在夏天的晚上，我们十几个小伙伴经常汇集在“四榕公祠”前面的晒谷埕上或祠旁的操场上（冬天则在我家的房子里面）合奏闽剧，其中陈齐增、陈训财等几个人胡琴拉得很好，还会唱闽剧、唱京剧，讲故事，大家凑在一起拉、唱、讲，热闹非常，许多大人也自然而然地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听合奏、听闽剧、听京剧、听故事，这样自弹、自唱、自娱、自乐，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1949 年 8 月 16 日，红旗插上双旌山，红太阳的光辉照遍福清大地。“福清解放了！”“福清人民解放了！”翻身农民欢欣鼓舞，学扭秧歌、学唱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许多翻身农民都情不自禁加入了庆祝解放游行队伍的行列，尽情地唱呀、跳呀，好不欢乐。但是，这样的场面不会天天都有，许多青年农民就想到自己唱戏来了。我们围在一起议论开了，有人提出没有剧本怎么办？有人提出没有导演怎么办？有人提出没有后台配乐怎么办？有人提出没有服装怎么办？也有人提出没有经费怎么办？但是，困难难不倒翻身农民，这几个“怎么办”，都用“想办法”来加以克服，谁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组建剧团首先要解决剧本问题。福州解放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十兵团京剧团进驻福州，在福州市台江三山戏院演出古装京剧《九件衣》，轰动了整个榕城，这出戏是反霸斗争的戏，是农民自己的戏。我看过这出戏，把剧情介绍给大家，大家都想改编并上演《九件衣》。青年农民陈其辉、郑学康提出到福州去看京剧《九件衣》，把主要人物、情节、场次和台词记下来，拿回来自己动手改编。说干就干，他们两个步行 35 华里山路到长乐县坑田村码头，自费乘坐小轮船上福州看戏。经过四个钟头的水路，到达福州台江第三码头，上岸时已是傍晚五点多钟了，他们在街边的饭摊里吃了晚饭，立即买票进场看《九件衣》演出，并作好记录。晚上看完戏，他们回到船舱里倒头就睡，船开了也不知道，天刚亮就到达坑田村渡口上岸，连早饭也顾不得吃，就马上翻山越岭田家了。当天晚上，其辉、学康和大家在一起讨论改编剧本问题。在改编的过程中，由陈其辉口述，郑学康执笔，我也帮着推敲文字。他们首先列出这出戏的主要人物，再把场次写出来，接着把每场的人物列出来，然后根据每场的情节写出唱词和对白，最后再根据实际需要给唱词配上闽剧曲调，在配曲当中还要修改唱词。可演员们都在那里等得不耐烦了，吵着要马上分配角色，进行排演。忙了一个星期，剧本初稿拿出来了，根据各方面条件分配角色，陈齐钿的儿子陈家良演小生饰青年农民申大成，陈训才演青衣饰申大成的妻子，陈齐仁演青衣饰申大成的姐姐，陈齐斌演孩生饰申大成的儿子，林修团演武生饰李闯王部下的将领，陈祖术演武生饰马夫，林拉黑演三花饰贪得无厌的糊涂知县，陈阿妹仔演大花脸饰恶霸地主，陈月官演三花饰恶霸手下的奴才，还安排了许多跑龙套、当家丁的群众演员。后台配音有陈齐斌的伯父、父亲和哥哥陈齐智，还有陈祖积等十几人。
后来剧团发展了，根据需要，还吸收了林修炎、陈训栋、陈训合、陈训易、陈宝琳、陈祖华等。
排演开始了，陈其辉担任总导演，指导唱腔，还要前、后台联络，演员们每天晚上都排练到深夜，极其辛苦。当时没有经费来源，所用的钱都是自己掏腰包，晚上点的油灯都是从自己家里拿来，排演时用的油灯是“三抛莲”，点的煤油都是演员自己拿钱去买，晚上排演看到煤油快点完了，第二天，每个演员都会自觉地拿来地瓜或地瓜片去换煤油，非常热心，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演员们白天劳动，晚上都排练到深夜，十分辛苦。经过一个多月的排练，基本上能上台演出了，大家决定于 1950 年 6 月下旬的一个晚上进行彩排。彩排需要服装，所以面临着外借服装的问题。经过大家的努力，向倒闭的闽剧团借了几套古装戏服装彩排，连我的两条睡裤也成了他们演出不可缺少的“服装”。彩排后两天，在西亭“南山公祠堂”正式上演古装闽剧《九件衣》，台下到处是人，只见人头攒动，观众看到贫苦农民受压迫，负屈含冤，在法场上被杀害时，都流下了同情的眼泪。当演到申大成的姐姐、妻子、儿子获救，恶霸地主和狗腿子被李闯王部下将领抓获，受到应有的惩罚，观众欢声雷动，拍手称快。台上演员和台下观众情感交流，十分感人。在观众强烈要求下，第二天晚上再度上演，仍然爆满。
第一次演出成功，给演职员们极大的鼓舞。接着又改编了现代歌剧《血泪仇》为闽剧，演出后群众反映很好。许多邻近村庄都来邀请这个自编、自导、自演的西亭农民业余闽剧团演出，那时候，出村献演只请吃饭，负责舞台上点的油灯，其它报酬一点都没有。由于上演剧目内容贴近受苦受难的农民群众，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每到一处都收到赠送的锦旗，饮誉回来，名声大噪。
西亭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自编、自导、自演的业余闽剧团，在 1950 年下半年到 1952 年配合反霸斗争、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扩军备战的宣传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成了一支受群众欢迎的闽剧团。
后来，闽侯专署举行第一届业余文艺汇演，西亭农民业余闽剧团，由县人民政府直接抽调前往闽侯专署参加汇演，上演现代闽剧《血泪仇》，受到好评，获得“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奖旗一面。汇演饮誉回来，在福清更有名气了，许多村庄如有开会，都要来西亭请剧团宣传演出，成为福清县农民业余闽剧团中的佼佼者。
西亭农民业余闽剧团的诞生，在解放初期，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的宣传、发动起了很大的作用，为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在爱国华侨的资助下，购置了服装和道具，经常应邀演出，群众反映很好。可惜的是，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剧团被迫解散，服装、道具全被没收，不知去向，到现在还是恢复不起来，留下了一大遗憾。
这段历史，成为我们老一代人的美好回忆。

江阴南曹村“二月二”游神节

翁发喜

福清各乡镇的元宵节，大多数村庄习俗与全国一样，都是在农历正月十五夜晚举行迎灯等庆祝活动。但江阴镇的南曹村，除了农历正月十五夜照例观灯游行活动外，又在农历二月初一至初二再过一次规模壮大，内容丰富多彩，为期两天的“二月二”上元节。南曹村祖先为什么再补充过一个“二月二”的所谓“上元节”呢？关于此俗，我无从稽考其原因，按其内容形式看，其实叫“郊游”节更为准确。现就这个村俗年例（解放后曾中断 30 多年）记叙如下：
每年农历二月初一日这一天，管理桃溪境宫的“社头”，都会早早去开宫门，让青年小伙子们进宫，把已装束好的“高哥”、“矮哥”（即黑无常和白无常）抬出宫，漫游村中各角落。轮到本年的“社头”就得料理干果供品并杀鸡、宰猪羊候祭“神明”。初一夜，宫中搭三层桌作坛，请五、七名道士来“作法”请神祗。宫中各神龛前焚香点烛，倒也华光灿烂，一时烟雾弥漫满宫，呛得人直咳嗽。尽管道士“作法”伴有锣鼓声、龙角声、高呼猛喊咒语声等各种嘈杂声，许多善男和信女，还是十分虔诚地参与活动。宫的前落“天井墘”竖立一直牌，上书“敬神如神在”人们把泥塑木雕的菩萨就当为能活灵活现的神来崇拜。在这个夜晚的道场活动中，还有个神奇的情节，其作法是：神坛前放一顶龙轿，轿中绑一“五显”或“张公”菩萨，由四人抬起，抬轿者要双目紧闭，任由会“甩结”的道士，口中念念有词，用两掌五指搭钩，随着念词甩向抬轿者头上，这样甩结五、六下后，抬轿者浑身就颤抖起来。原由横向立即转为直向冲向宫大门飞奔，这时，早作准备关大门的人，在专候龙轿将要冲出时，就立即关上大门，把沉沉醉醉那四个抬轿者擒住，卸其轿后，扶到一个灶前，让其躺在稻草上，派人护理他们苏醒过来。
我在青少年时期，就是个无神论者，不信有什么神鬼这一套。有一年二月的初一夜，我去参观时，不信会“上神”，自告奋勇和另三名不信神者，凑合抬起那顶龙轿，轿杠压在肩，双目也紧闭，站稳脚跟同样任由会“甩结”的道士，不断地向我们头上甩结，并大声吆喝，但我们一直头脑清醒，稳稳地站立，毫无不良反应。最后，那道士被我们弄得无可奈何，说我们“煞神”重，神无法附身，以此来掩盖邪说。所请抬龙轿者会“上神”，都是一些带神经质者或思维不清之人的装疯卖傻而已。
几名道士做完道场后，所谓“逐符醮”活动开始，即一个人拿一束桃树枝，另一个人拿一水桶，到东西南北村界处，把水泼出，把桃枝插下，象征着把邪气邪恶赶出界去，不让其复返。到黎明时分，又有花招出来，就是俗称“使火”。其做法是：一人手执绊有蛇头的麻鞭，另一人手提一桶松香研碎的粉末，由道士带领，每到一户，执蛇头麻鞭者，把麻鞭在大厅中甩几下，麻鞭滚动得如蛇“起杖”，这时，提松香粉末者，抓一把粉末喷向点燃的火把上，“轰”的一声发出火光，意味着已把这一家里的各种怪邪之气都驱赶出去。为什么用蛇头，我想：这与福建人崇拜的图腾蛇有关系吧！
道士配合两人到各户“驱邪扫晦”后，许多理事者，就开始忙着准备组织出郊周游的丰富多彩的队伍，俊男、靓女被化妆成某出戏文中的角色发出欢笑声，而化妆成凶神恶煞般的“六班”却发出“喊堂扬威”的吆喝声，参加呎唱的民间艺人正在集合预演，各显其艺各负其责，都忙得不亦乐乎。这一天，是二月初二日，每户起码有 3 至 5 人都涌到村中翁氏宗祠内凑热闹。
这天上午约九时许，桃溪境内的大小菩萨都被一批虔诚的村老抱到祠堂大厅上，由一名身穿长衫的稍有文化素质的村民，充当“礼生”角色，在请神上轿前，装模作样地捧上干净的脸盆和毛巾，摆上清茶美酒，口中念念有词“恭请”一位最高位的“神帝”，登上一顶装饰有华丽轿罩的“龛轿”，龛轿的座位是太师椅，披上虎皮褥，可见那“神帝”是十分“尊贵”的。诸神请妥后，就由一位熟悉本村周围“领土”界限的村民，手执令箭作向导，随后由一人鸣锣开道出游了。在出游的二千多人队伍里有五颜六色的彩旗，有“三军司令”、“齐天大圣”等大面白旗，其中一面叫“大令”如船帆般的大旗，约五、六米高，旗杆用碗大的粗竹制成，用四条粗绳拉着、派四人护拉前进，如缺人手，就会被风括得东倒西斜。队伍中最令人欣赏的是十多位青年男女打扮的生、旦，他们都十分俊俏，即使亲生的父母都不易辨认，坐在龛轿里的“神明”除了有兵卒前呼后拥保护外，还增添武装民兵和武装警察，他们肩背假的步枪，步伐整齐，气势雄壮，颇具现代气息。
游行队伍里，除了最大顶的一个龛轿外，还穿插着五、六顶龙轿，其中坐上关帝、五显、张公、妈祖等。一顶四人抬的叫“香亭”它的檐角挂上丝线珠穗，系有铜铃，一路上抬着叮当响。亭内点燃一柱贡香，香炉里还有在燃烧的其他不知名香料，周围人闻之异香扑鼻。最显露的是黑无常和白无常，他俩或高挑或矮胖的“身躯”，穿黑、白宽衣，大模大样摇摆前行，似乎也显得迎春的愉悦。还有大、小洋鼓洋号和唢呐的队伍，呎唱的队伍，弦、管、板等乐器在弹、拍、吹、唱。这批走动的演唱队伍跟在固定地方表演不一样，大小鼓装在架上由专人背着，操京胡、二胡、月琴者则把红布绳系琴挂在脖上，他们边走边弹边拉、边敲、边拍也各显其艺。乡村春游的队伍长达五、六华里，喜气洋洋，热气腾腾，直游到下午一时许，才“回銮”桃溪境宫里“缴令”，卸下的各尊菩萨再送回各位各席，一切完毕，才关上宫门，全村三天禁止响动法器，禁闭的宫门要关到次年农历十二月廿三日才准开（现在封建迷信猖獗，每月初一、十五都开放）。下午，各房“社头”就忙着分发“社肉”（即猪肉）到各户去，说吃了“社肉”全家会平安，至此，活动才告全部结束。

福清地名中的特殊读音

贾 牧

福清地处闽中，自唐圣历二年（公元 699 年）置县之后，版图除有个别调整（如划出县西部分置兴化县，划出平潭岛单独立县，划南日岛归莆田辖，划松下寨归长乐辖，划入永泰县的一都等）之外，基本未有大的变动。现有陆地版图面积约 1500 多平方公里。宋之前建置无考，仅知有万安等乡，其乡村数亦不详。宋置十乡五十里，后并为七乡三十六里，县志及市志均有载，现有二十镇、一街道办事处。共辖 468 个行政村（居）。
福清乡村地名繁多，取名原则不外以自然地理环境、祖居地沿名、居民姓氏（含古时居民姓氏）、传说故事、历史建置等。其中有一些地名方言读音十分特殊，其中有常见的“附托”（即将口语转化为文字）、“从俗”（即将原来地名中的托字俗化）等原因之外，恐与方言古韵以及原祖居地读音转韵有关，故十分复杂。现根据笔者所知，录其部分，以备参考。
一、城区：
湖滨霞：读为“乌烟下”； 校场埔墘：读为“加场埔墘”；
学前街：读为“河前街”； 朝阳：读作“岐阳”；
二、音西镇
松潭：读作“松南”； 瑶峰：读作“瑶兜”；
玉峰：读作“鳎注”；
三、宏路镇
宏路：读作“横路”； 金印：读作“金面”
真丰：读作“真武殿”
四、渔溪镇
后岐：读作“后壁” 赤屿：读作“车枷”
东沶：读作“东蔗”
五、上迳镇
树林：读作“臭兰” 洋中：读作“洋当”
前宅：读作“前煞”
六、江阴镇
占泽：读作“毡麦” 潘厝：读作“潘之”
张厝：读作“张之” 高厝：读作“高之”
布厝：读作“布之” 何厝：读作“哇之”
钱塘：读作“陈塘” 东肖：读作“东篼”
芝山：读作“斋山”
七、新厝镇
棉亭：读作“闽埕” 双屿：读作“孙士”
凤迹：读作“黄蔗”
八、东张镇
华石：读作“哇石” 沶山：读作“蔗头”
崔后：读作“吹后”
九、镜洋镇
玉埔：读作“大埔”
十、阳下镇
作坊：读作“做崩” 后坂：读作“后馆”
十一、海口镇
里美：读作“里尾” 先强：读作“前仇”
斗垣：读作“斗门” 城里：读作“城底”
十二、城头镇
五龙：读作“古笼” 后俸：读作“后巷”
善友：读作“前秒” 湖美：读作“黄尾”
十三、龙田镇
龙田：读作“牛田” 闻读：读作“闽鹿”
际塘：读作“蔗塘” 积库：读作“室库”
玉瑶：读作“硋瑶” 锦美：读作“港尾”
十四、江镜镇
玉桂：读作“占解” 鹤潭：读作“确潭”
林厝：读作“连朱” 雁湖：读作“南卢”
南墩：读作“南 uian 头” 下和洋：读作“下埔洋”
十七、东瀚镇
东瀚：读作“东县” 莲峰：读作“莲蜂”
文山：读作“文关” 万安：读作“万 lan”
文房：读作“王房”
十八、沙埔镇
和岐：读作“和枷” 城坂：读作“qianwan”
平林：读作“白墰”
十五、港头镇
占阳：读作“进阳” 太武：读作“太姆”
牛峰：读作“牛头” 后桌：读作“后索”
江夏：读作“甘厝下”
十六、三山镇
瑟江：读作“瑟刚” 锦城：读作“转埕”
赤礁：读作“赤 da” 江厝：读作“刚厝”
白鹤：读作“白 he” 大扁：读作“大板”
嘉儒：读作“下瑶”
十九、高山镇
竹秀：读作“竹扫” 海门：读作“海头”
北垞：读作“北他”

福清籍抗清名将周崔芝问题三考

俞达珠

周崔芝，松潭人，先为盗，后受抚，最后成为抗清名将，人所共知。然其名、字（号）有多种记载，众说纷纭：其生卒年，多云“不详”，其实有迹可循；周瑞是其兄弟，还是同僚。因他抗清坚决，故清初福清县志只字未载。倒是民国十一年（1922 年）平潭县修志时，修志者感于“周公（崔芝）责郑芝龙数语，大义炳然，直可与宇壤并寿，岂特一邑之光耶？《明史》乃缺焉未载，此邑志之所作不容缓也。”特立忠义传。1986 年，平潭县陈国俊先生撰有《从草莽英雄到抗清名将》一文（载《福清文史资料》新第五期，有此两篇文章，使我们对福清籍抗清名将周崔芝的主要事略，有了大体的了解。
但是，不论《平潭县志·忠义传》，还是陈国俊先生的专文，均对周崔芝的七种名字记载、其生卒年及与周瑞的关系三个问题，或没有叙及，或作不妥当的结论。笔者依据《东南纪事》、《南疆逸史、《明通鉴》、《南明野史》、《浮海记》、《难游录》等私家文集、笔记资料，对上述周崔芝的三个问题，综合考辨如下：
一、各种史籍记载，周崔芝前后有七个名字：周芝、崔芝、周崔芝、周鹤芝、周隺芝、周崔之、周鹤之。其实，经考证，这位福清籍抗清名将前后改名两次，共有三个名字，这就是：周芝、崔芝、周崔芝。而周鹤芝、周隺芝、周崔之、周鹤之四个名字，则是或因谐音、或因形似而笔误。其两次改名的原因和过程是这样的：他原名周芝，约于明万历四十年至泰昌元年之间（1612-1620 年）下海为盗，一次回乡时被捕系狱三年，后贿赂狱吏得脱，复入海为盗，怕连累亲人，改姓崔名芝是为“崔芝”。到了南明隆武二年（1646 年）五月，他受封“平鲁伯”，官拜平海将军。这时，他不再顾忌连累族人而隐姓埋名，且以此表示坚决抗清，义无反顾，以消除南明政权中一些人对他的猜忌。在古代，人们改名是常事，但改姓是万不得已的“背宗离祖”行为，一有机会就复原姓。但他第一次改姓名后所用的名字“崔芝”。已经二十多年了，多数人只知其现名“崔芝”，不知其原名“周芝”。因此，他在现用名前增原姓“周”，成为“周崔芝”，这样既复了姓，又保留使用二十多年的现用名。即把改姓名后的姓“崔”名“芝”，复原姓后为姓“周”名“崔芝”。至于其他“周鹤芝、周隺芝、周鹤之”、“周崔之”四个名字，系各史籍资料的误笔。这个问题，有南开大学历史所教授南炳文先生的专题研究文章（载《史学月刊》2002 年第一期），这里不作详细叙述。
另外，关于周崔芝的字（号），《平潭县志》作“号九京”。陈国俊先生则认为“字九元”。其实史志所载，还有一个“字九玄”，才是周崔芝的真正的字（号）。而“九元”、“九京”，都是因避康熙皇帝名玄烨的“玄”字讳，改写成“元”、“京”。汇集、记录南明史料的作者，多在康熙朝着笔，他们必须遵守避讳的严格规定。那么九玄的“玄”字，为什么要改成“元”字呢？据清人梁章钜《南省公余录》卷四中说：“《会典》中载，恭遇圣祖仁皇帝圣讳上一字，敬避作‘元’字”，这便是“九玄”因避讳改写成“九元”的原因。另据民国时人张惟骧《历代讳字谱》中载：“清圣祖名玄烨，……旧本书有作‘京’者”。“”的形状极易与“京”字相混淆。这即是“九玄”避讳作“九京，而被记作“九京”的原因。
确认周崔芝字“九玄”还有一个理由，即与他原名“周芝”有关。古人极讲究名字的字义与字（号）的字义相对应。周芝的“芝”，是仙草，而九玄的“玄”字，即是神仙，仙草与神仙相对应。因此，可以确认；《平潭县志》作“号九京”，陈国俊先生作“字九元”，均是引用清人避讳改写后的字号，并非周芝本来的字（号）。
第二个问题：与周崔芝同时代又同在抗清队伍中的一个武官名叫“周瑞”，这个周瑞，陈国俊先生《从草莽英雄到抗清名将》一文说：“清军攻下福州，周鹤芝随鲁王北上舟山岛，与张名振、阮进部队会师，重振旗鼓。周鹤芝与另一个将领周瑞率楼船三百艘，分屯在温州三盘。”在这里，陈国俊先生认为周鹤芝与周瑞是同僚。但与周崔芝同时代人且有过交往的张麟白则认为周瑞是周崔芝的弟弟，他在《浮海记》中说：“庚寅（1650）春，（崔）芝与弟闽安侯周瑞构衅（不和，予奉命和解之，释怨如故。”笔者认为，张氏所记应该是可信的，因为他与周是同时代人，且有过直接交往，自不会把同僚误认作兄弟。另外，这个周瑞的名字与周芝名字，符合古人讲究兄弟名字的字数（单字、双字名）和字义的相互照应的要求。“芝”即是“瑞草”。因此，兄弟俩一名芝，二名瑞，应该是可信。或者有人认为，这个问题，对于考证周崔芝这个历史人物，是无关紧要的，不必费此笔墨，其实不然。因为它涉及周崔芝的原名、改名以及多种史籍的不同记载，甚至有人误作两个人的不同名字，这就容易使人坠入迷雾。因此，考定周瑞的身份，不是无所关涉的琐事。
三、周崔芝的生卒年，不论《平潭县志》，还是清人笔记、文集，对周的生卒年多不记述，或说“不详”。以致今人陈国俊先生和弘法、祥光（二位先生编有民间故事《卫民勇士周鹤芝》，载《融霞》1984 年第一期）二先生均只说“明末清初，松潭有个周鹤芝”、“明末清初，他成为一位名震闽海的抗清名将”。就是说，大家只知其大约的生活年代，不知其具体生卒年。但笔者近日无意中发现了周崔芝的生年依据：张麟白在《浮海记》关于周崔芝的记载有这样的话：“辛卯(1651 年，清顺治八年，南明永历五年），予再奉敕召（崔）芝北守羊瞿等山，……。时（崔）芝年六十矣。”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令人兴奋不已。
这条记载说明，1651 年，这年周崔芝年六十岁。古人多以虚岁计算年龄，以此推算，可知他出生于 1592 年（明万历二十年）。这样，我们对他生平可以大体勾勒出其大事年表：
1592 年（明万历二十年）周崔芝生，初名“周芝”。
约于 1612-1620 年（明万历四十年至泰昌元年）周崔芝 20-28 岁，史称其“少年时曾读书，后弃去，与番舶贾人贸易，并劫掠于海上，但不杀人。资财仅分其半，在海上获‘仁盗’之称”。其间因回乡被捕，系狱三年；
1632 年（明崇祯五年）周崔芝四十岁，“见天下大乱，决定向官府投诚，以乘时立功”。朝廷授予黄华关把总（七品），以机察商船为务。不久因不满官场腐败，不忍受歧视，复叛为盗。
1645 年（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二年）周崔芝五十三岁。
春，毅然投入东南抗清行列。经黄斌卿推荐，唐王授崔芝水军都督，协助黄斌卿据守舟山，建立抗清基地。
冬，崔芝派人往日本“乞师”，日撒斯玛王答应于明年三月派兵三万援助。但黄斌卿不同意，周怒而带领水师离开舟山回福建。斌卿讦奏“周崔芝盗火器舟楫南来，蓄意叛乱”。经朝臣保奏，隆武帝不仅不治罪，反而加封周为“平海将军”。
1646 年（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周崔芝五十四岁。
正月，崔芝受封“平鲁伯”。（一说平夷侯）与郑彩会师，联军反攻福清，夺回海口、镇东二城。留参谋林龠舞、总兵赵牧留守，周与郑彩率军乘胜进兵福州，不利，受挫而归。
四月，清军大军围剿福清抗清义军，海口、镇东二城再次陷落。林龠舞、赵牧战死。崔芝退守平潭火烧屿（沃）。派林皋再次到日本乞兵。因日本国内发生洋教与佛教冲突，社会动乱，无法派出援兵。
五月，周崔芝在海上招募海盗以壮大自己的抗清队伍。但这些新招的海盗还不时发生抢劫行为。被锦衣卫都督杨耿讦奏：“周崔芝募贼入港行劫。”隆武帝即派杨耿捕剿。右都督张有堂保奏说：“崔芝善于用海，有船五十余只，有兵二千余名，乞释罪图功，置臣标下。”上从之，曰：“卿既信其无他，即随卿前进……崔芝俟再立功，即与挂印。”
七月，郑芝龙书招崔芝至安平，劝崔芝与他一起降清，崔芝泣谏曰：“崔芝海隅亡命耳，无所轻重。所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坠地，为天下笑耳。请得先死公前，不忍见公之有此举也。”乃拔刀要自刎。芝龙夺刀劝阻。
九月，郑芝龙降清，福州为清兵占领。崔芝随鲁王北上舟山，与张名振、阮进等部会师。
崔芝与弟周瑞率楼船三百艘分屯温州三盘。不久与弟不和，率舟船离三盘回闽。驻兵海潭，在猴屿区建立总镇署，竖明朝旗帜，招兵备战，军威一振。
1647 年（清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周崔芝五十五岁。春，福建全省为清兵占领。崔芝投郑成功麾下，仍驻军平潭，与郑彩等占据的金门、厦门成犄角之势。
1650 年（清顺治七年，南明永历四年）周崔芝五十八岁。庚寅春，崔芝与弟周瑞再次不和，永历朝廷派张麟白前往劝和，崔芝顾全抗清大局。“兄弟释怨如故”。
1651 年（清顺治八年，南明永历五年）周崔芝五十九岁。崔芝奉命进兵驻守羊瞿等山。以钱粮不给，为张名振、阮进所阻。
1653 年（清顺治十年，南明永历七年），周崔芝六十一岁。
随郑成功反攻福清、长乐沿海，再次攻下海口、镇东二城。然后奉命转战海坛并驻守海坛。
此后不知所终。

林㟽传略

俞达珠

林㟽，福清东门外瑞亭村人。约生活于南宋绍兴末年至嘉定末年（1150-1220）之间，淳熙十一年（1184）中甲辰武科状元。是福清历史上唯一的武状元。又是两宋三百一十九年中七十八位武状元之一。他中试之后，曾任两广三州知州。且政绩很好，又颇具文才。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在篇幅居二十四史之首的《宋史》中，只在“艺文志”卷中记下“林㟽著永阳志三十五卷”十个字。清乾隆《福清县志》也只在“杂事志”卷内“坟墓”条下记：“林㟽墓，在锦屏山下。淳熙甲辰武状元，任两广柳、梧、潮三州刺史”二十五个字。
林㟽被淡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特别是西汉“独尊儒术”之后，“重文轻武”思想占了统治地位。到了宋代，由于赵匡胤以殿前都指挥的实权武将举行兵变而登上皇帝宝座，他深诣“已所欲，勿施于人”的哲理，在杯酒释兵权，把支持他“变兵”的一班亲信武将“闲养”起来以后，对新进的部队军官（含经武科选取的武职官员）乃至高级将帅，均采取猜忌态度和歧视政策。这一氛围给文人、文官们造成“精神特权”，他们把所有武将都视为“一介武夫”，“不值得一提”。因此在国史和地方志中，都没有为武科出身的进士、状元立传。这是历史的不公平，是“独尊儒术”的偏见。
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应以公平、公正的视角来看待这一不公平的历史现象，为林㟽立传。当然，为林㟽立传还因为林㟽这个历史人物对推动社会进步方面，起码有三个可取之处，应该予以肯定：
其一，他为改变南宋后期对待武将不合理现象做过抗争，且取得一定成效。当他考取武状元之后，与另一武进士陶天亮一起去“拜谢”主考官王蔺。王表示将推荐他们到军队中担任要职。林㟽抓住机会说，自己不愿到军中就职。王蔺感到不解。林㟽答道：现行军中的“阶级法”，对军官一有错误就实行人身污辱（体罚，通常是责打一百八十军棍）。我们也是读书人，不能忍受“笞棰之辱”。同是读书人出身的王蔺很有同感，一方面答应向朝廷建议改派林㟽任地方行政长官，一方面向皇帝呈奏本，建议提高由武科出身的军官地位。到了公元 1190 年（绍熙元年），已升为副宰相的王蔺再次向光宗进言，请求下令禁止在军队中笞辱武举出身的军官。自此后，由武举出身的军官犯罪，大罪要上报朝廷查处，小罪只罚俸不施体罚，不允许主帅或上级对下级随意体罚。武进士们在军队中的政治地位大为提高。因此，武进士出身的人都愿到军队中任职。由于武进士大量进入军队，部队的素质也相对地提高。因为宋代武科不单考“武艺”，而且以考兵法为主，即“以策问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所以宋代武科进士多数是“文武兼备”，这样人才进入军队，自然会提高军队的素质。这是林㟽的一大贡献。
第二，林㟽任三州知州时（《福清县志》说林㟽“任两广三州刺史”，这是清代人以“刺史”代称“知州”。实际上自北宋起就取消“刺史”这个官制。因此，准确地说，林㟽所任地方官是“知州”，不是“刺史”）。政绩很好。据现藏日本的中国地方志《粤大记》的记载，林㟽为官公正廉洁，能体察民情，爱民如子，多有惠政。庆元三年（1197 年），林㟽刚到任潮州知州时，恰遇辖区内百姓因无力交纳赋税及债务纷纷逃亡，林㟽知情后，上奏朝廷免去这里的赋税，又拿出自己的钱财置买学田，以扩大当地学校办学规模，使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接受教育。他构建“济州桥”，方便商旅和百姓往来，改善交通条件。
第三，林㟽有文才，对南宋的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做了一定贡献。除《宋史》记载林㟽著有《永阳志》三十五卷外。留传至今的诗有六首，其中收入《宋诗纪事补遗》二首，收入《永乐大典》两首。可见，其所作诗词，在历代诗坛上是被肯定的。因其资料来之不易，特把仅存的六首诗全录于下：
题西湖山岩二首：

其一

咫尺移文唤即应，此亭便可配韩亭。

溪流横过一湾碧，山色平分两岸青。

落日钟声鸣远树，半空塔影倒寒汀。

云烟满月皆亲种，留与邦人作画屏。

其二

坐对高春放晚衙，春米和石也穿芽。

鸥边云阔三千顷，树梢烟横数万家。

贮月未圆松琐碎，怯风无力竹欹斜。

叮咛好护湖山景，养得阴成宿莫鸦。

《宋诗纪事补遗》收录两首《重辟西湖》

其一

镜奁平处小桥西，桥外轻鸥掠镜飞。

凿破青云放山出，拔开碧鲜引湖归。

带烟插柳阴虽瘦，趁雨栽荷绿已肥。

欲借禽鱼祝君寿，君恩宽大此情微。

其二

新堤喜绕几纡萦，挈榼携壶出满城。

萍破烟纹容棹过，石开云罅著人行。

亭浮横熙波中影，僧拾残霞树杪声。

不必凤凰山上问，此山东向面湖平。

《永乐大典》收录两首：

其一 登湖阳东山

小雨上东山，层层着意看。

寻泉行处僻，就石坐来寒。

赤舄归周旦，苍山起谢安。

功能成底事，一抹莫云残。

其二 九日题潮阳县斋

去岁重阳尚故乡，今朝官舍又重阳。

人情不似黄花好，处处相逢一种香。

上述三事，还不是林㟽生平的全貌，据《永阳志》的记载，林㟽或是还在永阳这地方任过职，他在广西柳、梧二州的政事如何，有待我们去采集、去调研。以期编写出反映林㟽全貌的《林㟽传》，为“海滨邹鲁”的福清多一份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