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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

 
Sun� | 来自福建
我所看见的声讨日军大会

翁发喜

约在 1943 年秋天,有一股日寇被国民党军队俘虏,羁押在福清县立初级中学,其中也包括一些汉奸和其家属。那时,我在县中读书,目睹了这批犯下滔天罪行的罪犯和几个身穿旗袍女汉奸在向中国人民谢罪时垂头丧气、狼狈不堪的情景。
那一天,国民党福清县政府假县坪亻西边中山堂(解放后曾一度被辟为灯光球场,即现阳光大酒家北面)前广场,召开民众大会,以让日军俘虏上台谢罪来声讨日寇侵略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记得一大早,我们全班同学,接通知后立即列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到中山堂前广场参加声讨会。当日,骄阳似火,附近村庄的农民兄弟也列队前来参加,挤得广场水泄不通。眼看参加大会的民众,来得差不多了,大会主持人宣布声讨大会开始。接着就见几名武装人员,将五、六名被俘日军押上台来。仇人相见,怒发冲冠,台下群众对日寇的喊打声、痛骂声不绝于耳,声浪一阵高过一阵。为了控制会场秩序,主持人要大家安静下来,他简单讲几句话,然后就叫被俘日寇认罪。日俘讲的是日语,我们听不懂,只见那几名矮胖、结实的日寇在认罪时,声音颤抖。他们每人说完,都不断地向台下群众点头哈腰,表示谢罪之意。其时施效仁先生通晓日语,据说,他当时是在县府任秘书。这天他在台上是为日俘讲话后翻译的,只听施先生翻译道:“他是说他们是不愿意侵略中国的,是被日本当局逼迫入伍,他们是来当炮灰的,自认为是大大的有罪,现请求中国政府和人民宽大处理,如能生还,决不再来,且劝同伴放下屠刀……”
那天大会的秩序很好,大家虽然义愤填膺,与日寇有不共戴天之仇,但大家听了日寇俘虏的谢罪之后,也知道他们是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强迫充当侵华炮灰的,因此,最终也没有人冲上台去揍他们,他们不但人身得到安全保证,据说,日寇被俘后,还受到不少优待,体现了中国人民素来以德报怨的博大胸怀,这与日寇的惨无人性的侵略行径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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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0 1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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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华侨中学创办前后纪略

方家章

一,海外侨胞的愿望
新中国建立后,结束了我县在海外的五十万侨胞无家可归的历史,他们迫切要求在家乡创办侨校,将子女送回祖国升学深造,同时,也为国内侨属子女创造入学条件。1954 年秋,雅加达、泗水各地区的玉融公会和社团,开始酝酿在家乡创办侨校,当时年轻的侨领郭毓秀、郭庆星、周伟谟、郑曾锬等先生倡仪成立筹备小组,一边筹集办校经费,一边与回国定居的高志荣先生联系,推举他为国内代表向政府申报创办华侨学校事宜,同时着手拟定办学方案和计划,及时反馈印尼。1954 年国庆五周年大典,侨胞张鸣琴先生应邀回国观光,他率领代表团 5 位成员,在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后回到福清,受到县委书记纪平、县长王建道的盛情接待,并就创办华侨学校提出了意向,县委领导当即研究,指定侨联主席高志荣与文教局何爱先副局长负责立项并向闽侯地区申报。
1955 年 4 月,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召开,周恩来总理率领代表团前往印尼,乘周总理接见华侨代表机会,郭毓秀、俞昌坛、张鸣琴、周伟谟、何隆朝几位侨领又将要在家乡创办侨校的愿望向周总理汇报,得到总理的赞许。这样,创办侨校从意愿和设想转入到确定方案并进入筹备的阶段了。
办校的申报手续由高志荣主席与何爱先副局长负责。高志荣先生回国前在印尼期间,先后担任泗水玉融公会主席、泗水中华侨团联合会副主席等职,回国后,任归国华侨联谊会席,1956 年荣任副县长,他关心家乡建设,热心教育事业。创办华侨中学,他既是发起人,又是组织者,从申报立项到动工建校,都是他苦心操办的。当时福清隶属于闽侯地区管理,高先生与何局长几次去地区办理创办侨校的报批手续,得到地区教育局秦兴华局长与林元照副局长的支持,并尽快转报省教育厅审批,得到林汝南厅长与王于畊副厅长赞同,不到一个月时间,同意建校的批文下达。批文明确指出:政府负责教师工资与日常行政经费,侨方负责校园基建与教学设备资金。土地由政府征用,办学规模分三个阶段,逐步扩大,定校名为“福清私立华侨初级中学”。
二、协力同心,筹集资金
省市批准创办侨校的消息传至海外,侨胞欢欣鼓舞,积极捐资,慷慨解囊,于 1955 年春节前后,第一批汇回四十五万港币,接着玉融公会等几个社团又集资五万港元,在捐资中率先带头的有郭毓秀、郭庆星、张鸣琴、何隆朝、郑曾谈、张逸民、陈泽顺等侨贤。周氏宗族的周昌盛、周伟谟、周昌隆诸先生,除个人捐资外,还将周伯母八秩寿诞节余款目及亲友贺仪近两万港元寄赠给建校之用。国内的高志荣、施友铿、张宏、陈春炎等领导也紧锣密鼓地筹备建校的各项工作。办校已得到批准,但校址选在何处未定。第一方案选在西区凤凰山麓的高巷,第二方案选在东区的东皋山。县教育局与县侨联召开了几次研讨会,最后确定在高巷以西的凤凰山麓。地处城区,入学方便,由政府征集土地 65 亩,分三期建设,力争于1957 年增设高中部之前全面竣工。
三、1955 年先办“华侨子女补习学校”
“华侨子女补习学校”是“私立华侨初级中学”的前身。体制是仿照“北京归侨子女补习学校”,但规模没有北京大。这两所补习学校都是周总理在主持亚非会议后接见华侨代表时,同意他们的要求而办成的。1955年夏,在申报待批创办华侨中学之同时,“华侨子女补习学校”经县教育局批准,同意于当年秋季招生开学。补习学校招收对象是侨属子女,办学的目标是为程度较差的归侨、侨属子女投考初中之前的补课提高。当年招收两个班,共 82 人,由政府出面租用原“双旌祠”即后来的油脂公司的两个大厅上课,后来又借用产塘街的陈氏宗祠做为学生宿舍。补习学校,因陋就简,艰苦创业,教职工只有 7、8 位,工作任务重,但大家不辞劳苦。学校开设四门课程:政治、语文、数学、英语,定期一年。教师由教育局负责抽调,抽调原城关小学校长林恪老师为补校代理校长,负责处理日常工作,教师有陈举鹏、陈希亮、林盛梧等,稍后又调入林挺雄、何尔团、翁章发等几位老师。李开霖同志负责财务。至 1956 年秋,补校已开办一年,四科的补习任务已经完成,学生成绩有明显提高,其中有 85%的侨属子女于当年升人初中。补习学校完成了历史任务于是时停办。
四、改办“福清华侨初级中学”
在补习学校招生开学之同时,凤凰山麓的建校工程已经开始,铲平山坡,平整土地,夯实基础,拓开道路,工地日夜施工,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在短短的六个月内,第一座教学楼即“东风楼”于 1956 年 8 月竣工。大楼共有 8 间教室,连同楼前花圃共 1000 平方。第一层四间为教室,第二层四间为办公室、会议室、图书室、财务室。至此,办学的条件已初步具备,经县市批准,于 1956 年 9 月,改办成初级中学,定名为“福清华侨初级中学”,招收四个班初一年新生 220 人。按全日制中学开设十门课程,学生实行学籍管理,建立升留级考核评分制度,各项工作按中学标准要求。学校逐步走上轨道。开学之初,调袁鸿飞同志来校担任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设政工、教务、总务三个处,教师除补习学校原来的各位老师外,又增调了李文兰、陈希亮等十多位老师。此时,教职工达 40 人,成立了教育工会。学校隶属于县教育局主管,体制是公办侨建。自设立补习学习到设办初级中学,前后仅有一年半时间。学校规模逐步扩大,校园环境面貌一新,这一系列变化,引人注目,更加激励了海外侨胞的办学热情,也给全体师生以莫大的鼓舞。但毕竟是初建新校,教学质量还不算高,管理工作也跟不上,特别是校园建设任务很重,当时只有一座“东风楼”和一部份学生宿舍与食堂,实验室、运动场、图书馆都还未建成,给教育、教学带来一定困难,但这一切都是短暂的。
五、日夜兼程,加速校园建设
学校选址在凤凰山麓,凤凰山侧是一片丘陵山坡,地势崎岖不平,且旧城墙经过此地,乱石杂草遍地皆是,给基建带来很大困难,工程队进入工地后,进度仍然很慢。学校组织全体师生,参加义务劳动,分片包干,各负其责,每周下午二次和星期天半日参加劳动,部分侨属家长也参加义务劳动,工地热火朝天,你追我赶,不到一个月时间,一大片平坦土地即出现在人们面前,这一年,印尼侨胞又寄回 14 万港币,几个社团也集资5 万元,用于建设教学楼,市县政府也拨款三万人民币,做为平整土地、水电设施以及 1500 米学校围墙之用。。第二座大楼于当年 4 月动工,上下两层共 8 间标准教室,大楼西侧附加一幢办公楼,上下两层共 6 大间,总面积为 1500 平方米。此外,又在大楼南向通道旁边盖了 4 间教室,称为“四间排”,做为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和一间图书室。教学大楼连同四间排于五个月内竣工,取名为“向阳楼”。与此同时,礼堂、200 米跑道大操场、师生宿舍、食堂、校门相继建成。爱国侨胞陈荣坤回乡探亲,看到侨校平地高楼,日新月异,在无限欣慰之余主动将在学校周边的一座两进约 500 平方的木构楼房,借与学校做为学生宿舍。后于 1972 年又将此楼赠送给学校,正式签署了赠送书。当时学校将此楼定名为“朝晖楼”。
凤凰山麓原是一片荒坡,丘陵高低,崎岖不平,如今,高楼林立,道路平坦,入晚,灯火通明,书声琅琅。今昔对比,海外侨胞喜不自胜,社会各界也很满意。
六、创办完中,“福清华侨中学”
几座大楼相继建成,一部份配套设施也已竣工,至此,学校建筑面积已近 10000 平方米,拥有教室、办公室、实验室、图书室、大礼堂、体育场、师生宿舍、食堂、医务室等一系列设施,学校已成为粗具规模的一所完全中学。此时,各级领导和海内外热心于教育事业的各界人士,一致认为,增设高中部,办成一所完全中学的时机与条件已经成熟。1957 年 9月,经地区与县市教育局同意,创办完全中学,定名为“福清华侨中学”。当年秋天招收高中新生两个班 110 人,讲授全日制部颁高中教材。增加了郑式侨、陈能涧、郑国荣、林民松、林民通、郑荣祥、李鸿坚、林义兰等25 位教师。至此,全校高初中师生员工增至 1400 多人。县教育局抽调彭雁初同志来校担任第一任校长,成立三大处,陈能涧、郑式侨任教务处正副主任,陈举鹏担任总务主任。这一阶段办学的指导思想是: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全面发展,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千方百计稳定教学秩序,注重提高各科的教学质量,加强教学管理,健全规章制度,重视教研组建设,积极开展文体活动。虽然是新创办的学校,但发展与提高都很快。为了加强学校的领导力量,1958 年春,调刘学文同志来校担任校长,1961年牟广钦、陈道垠分别担任正副校长,1965 年庄沐接任校长。1960 年秋,第一届高中学生 110 人毕业,有70%学生考上大专院校,初中已毕业三届,大部分学生升入高中。成绩显著,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至 1961 年秋,原城关中学并入侨中,又增加了方建中、吴国维、张继春、杨叶安等 11位教师,原城关中学学生 180 人也转入本校,学校的规模也随之扩大。
七、五载艰辛,业绩辉煌
从1955年设立补习学校到1960年的高中学生第一届毕业,前后五年,时间虽短,业绩不凡。1961 年,侨校已成为一所中等规模的完全中学,初中 18 个班,高中 12 个班,全校师生员工 1400 多人。五年来共培养初、高中毕业生近 1000 人。初中毕业生大部份升入高中,高中毕业生也大部份进入高等院校。还有一部份考入重点大学,如何希春考入清华大学、陈上福考入北京大学,梁忠谋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之后,又有吴聿明、郑起瑞、陈忠宝、林宗玲等同学考入北大,吴奕乐同学考入清华。还有不少同学考入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福建师大等院校。这与五年来重视基础教学,抓紧常规训练,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有关。为了认真贯彻教育方针,使德、智、体三育得到全面发展。学校每学期都举行文艺汇演,歌咏比赛,朗诵竞赛,每年十月举行运动会,各季度举办篮排球比赛,华侨中学的男女篮排球队多次代表福清参加地区、全省比赛,男子排球参加全省八县市比赛多次获奖,女子排球连续四年获得地区冠军。师生联合自编自导的《黑虎岗》歌剧,参加全地区调演并获得成功。这一期间,印尼、港澳各地侨胞组团回校参观前后有 11 批,200多人,十分称赞学校的规模与发展的迅速。1962 年末,侨胞们踊跃捐资又从印尼汇回 10 万港元,省厅也批拨了基建专用款,用于再建一座教学楼,地点在校园西侧,面积约 1000 平方,共 11 间教室,该楼于 1966 年初秋建成,命名为“红心楼”,后来高三年段即在此楼上课。
学校于 1965 年举行建校十周年庆典,各级领导海内外侨胞欢聚一堂,共庆盛会。
八、春华秋实,桃李芬芳
转瞬之间,华侨中学又走过了三十五年历程,三十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与海内外侨胞的关怀下,学校规模从小到大,师生人数从少到多,教学设备从无到有,办学效益从差到好,而今教育教学的许多项目在全省名列前茅,成为省市的一所名校,1983 年被省府批准列为全省重点中学。1993年通过了省三级达标校的验收,1996 年又通过了省二级达标校的验收,目前正在向一级达标校进军。30 多年来多次被省市县评为先进学校、明学校、花园式学校。1990 年以来,高考比率逐年都在上升,1999 年高考录取率达到 84%,创造了侨中历史以来的最高水平。1998 年秋,高三年毕业生李彬,参加高考又以综合分的 900 高分,获得全省高考理科第一名,夺得当年高考理科状元的桂冠。同年在第十二届亚运会中,校友杨晓燕获得女子 470 级帆船竞赛冠军。建校 45 年来,春华秋实,挑李芬芳,为国家培养了 13000 名高中毕业生,30000 多名初中毕业生,为全国高等院校输送了 3000 名左右的优秀生,在毕业的校友中,有不少专家学者、各部门负责人。
如今的校园更加绚丽多姿,20 多座高楼平地崛起,树木郁郁葱葱,道路四通八达。特别是 1980 年,爱国侨贤蔡云辉先生独资 300 多万元,其公子蔡道行先生又捐赠 150 多万元,兴建教学综合楼二座,体育馆一座,图书馆一座,教师宿舍二座,学生宿舍三座,总面积达 18651 平方,爱国侨贤林学善也捐赠 100 多万元,兴建了学善电教楼 1470 平方,同时又捐赠了全套电化教学设备,1997 年,学校领导再度到印尼访候各位侨贤,又得到林绍良先生、林文镜先生、郭毓秀先生、郑年锦先生以及陈泽太、俞光汉、林金福、姚忠从等先生的热情接待,并慷慨捐资人民币 700 万元,作为第三期侨校扩建之用,扩建工程已相继完成。至此,学校总面积达到90 亩左右,基建面积达到 50000 平方米。全校学生人数达 4700 人,教师人数 270 人,可以说是目前全省规模最大、设备完整,功能齐全,效益很好的一所名校。
为了纪念这来自不易的业绩,也为了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学校于1985 年 9 月,举行建校三十周年校庆,不少侨胞从印尼回来参加盛会,其中有爱国侨贤、著名企业家林绍、林文镜先生;有蔡道行、方明悟、蔡循程、林文春、郑年锦、陈泽太、林金犹、许孙雄、姚忠从、何隆朝等先生。
进入新世纪,华侨中学全体师生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正迎着新世纪的曙光,与时俱进,再创业绩,为党的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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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0 11: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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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初农村中小学的素质教育

王华民

1963 年,我从六一中心小学考入福清第五中学(简称五中)。五中是高山中学的前身,创建于 1958 年,当时是初级中学,从初一年到初三年每个年段各有六个班,学生除了高山镇区的少部分居民子女外,大部分是来自高山(包括现在的沙埔镇)、三山、东瀚三个公社的农村孩子。当时学校的思想教育抓得较紧,也没有明确提出“素质教育”这个概念,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农村中小学的素质教育其实开展得有声有色。
一是注重劳动教育实践锻炼。记得在 1962 年上半年,六一中心小学五年级学生在老师带领下,往目屿岛水产养殖场分海带苗,就是在海带投苗季节,把海带苗的根部一棵棵放进棕绳的绞合处,然后由水产工人们放到海水中养殖。也算是勤工俭学吧,每个学生一天能赚到 3 毛至 5 毛的工钱,有的补交了欠下的学什费,有的充作班费,那次我们遇到了台风,工作任务完成后被滞留在海岛,刚从三年自然灾害困境中走出来的我们又经受了一场考验,成为命题作文“难忘的一件事”的好素材。
在五中,印象最深的是农忙假,当时农村中小学每个学期放大约一周农忙假。根据农时季节,上半年在麦子或早稻收成时放假,下半年在番薯收成时放假,也有不放假的时候,那就是学校组织集体劳动,大约在 1963年 11 月间,我们全班同学就去 10 里外的薛港村支援生产队收番薯。番薯收成时天气已开始转冷了,我们住在老乡家里,自带粮食,也就在那里煮大锅饭吃。白天上工时,就帮着捡番薯,晒薯片,拨重块(把撒在地上晒的重迭薯片拨开),农民伯伯们看我们肯干,煮来了番薯粥给我们当点心。那时候,我们心里热呼呼的,觉得劳动很光荣。
还有一次,全校师生浩浩荡荡开到附近的院西大队支援各生产队抢收麦子。回来之后,每个学生都写了一篇作文,老师在讲评时还表扬了一位会用“汗流浃背”这个词的同学,我也就在那时懂得了这个词的涵义和用法。此外,学校还分给每个班级一片菜地,让学生课余种菜,我们每天傍晚下课后都去浇菜、捉虫,收获的包菜、小白菜、空心菜等卖给食堂,所得充作班费,食堂炒好后又廉价卖给寄宿生。劳动实践使我们接受了热爱劳动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教育。
二是组织丰富多彩的兴趣小组活动。大约在 1965 年,五中的各种兴趣小组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在校园里蓬勃展开,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生物……,各门课程都有兴趣小组,还有音乐、体育兴趣小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喜好,参加一个或多个兴趣小组,而每个兴趣小组学校都会在一周中安排一个下午的最后一节课时间给予活动。由于对音乐的热爱,我参加了音乐兴趣小组,怀着浓厚的兴趣学了一些音乐基础知识,如简谱的读法等,后来靠这简单的音乐知识,学唱《长征组歌》甚至自学京剧样板戏选段,伴我乐观度过文革中的艰难日子。此外,出生在农村的我还参加了生物兴趣小组,在我们班主任陈维云老师带领下,学校食堂旁边的空地上建了个花圃,四季鲜花常开。也就在那时,我们认识了昙花,理解了“昙花一现”这个词。当我们晚自修时守在昙花旁等来昙花开放的一刹那,我们的心欢呼起来。生物兴趣小组还养了几对长毛兔,团员和积极分子负责喂养,除拔草喂兔子外,我们还得给长毛兔拔毛、防治脚癣。拔下来的雪白的毛绒,由我拿到街上农资门市部去收购,卖的钱一分不少地上交,在这兴趣小组中,我们培养了勤劳、诚实、尽责的品质,还学会了养殖长毛兔的知识。
三是学雷锋学英雄活动持之以恒。自从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之后,学雷锋学英雄就成为我们学习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唱学习雷锋、王杰、欧阳海的歌曲,读雷锋和英雄的日记,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学校里鼓浓了忠于祖国忠于党,热爱领袖和人民的气氛,大家以艰苦朴素为荣,助人为乐。同学们表现良好,争先恐后要求加人共青团。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幼年失母,靠父亲一人又当爹又当妈拉扯大他和弟弟,生活比较艰难,我们全班女同学,都把这位同学当兄弟看待,经常到他家帮助做一些家务,感动得这位同学的爸爸热泪盈眶。如今三十多年过去,前年这位同学的女儿考上大学,儿子考上重点高中时,遭遇下岗又遭洪灾,我们那一届从不搞同学会,但几位昔日同窗义无反顾地主动伸出援手,捐赠了一笔现金帮助了他。
可以说,雷锋精神哺育了整整一代人,如果没有“学雷锋”这样的政治思想素质教育,我们那一代人是很难经得起十年浩劫的。我们这一代人能够与共和国风风雨雨相伴过,六十年代初的素质教育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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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0 11: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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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江阴私塾

严 曦

社学、私塾是古代私学的重要基地。私塾又叫“私塾斋”。江阴社学始于元代,时江阴出名的有门口村“石帆社学”,西山村的“菊邨社学”,田头村的“福地社学”等。清代嘉庆、道光之后,私塾取代了社学。到了民国中期,私塾遍布江阴全岛。据民国十九年(1930)农历十月年报,当时先后兴办的私塾有庄前、南吹、莆头、北郭、下宅、门口、塘边、田头、东桥、下楼、下堡、浔头、张厝、东宵、占泽、芝山、高局、东埕、潘厝、渚头、外坑底、洋门、后陈等计 23 所。有塾师 23 人,学童 408 人。民国二十四年(1935)之后,随着洋门、高岭、浔头、沙塘、占泽、建华国民小学的创办,私塾才逐渐被淘汰,至建国前夕的 1948 年,已剩下廖廖无几。
从教育内容看,无论是社学或私塾,传授的都是孔孟之道和朱熹理学。江阴跟福清各地一样,在私塾斋里沿袭以下旧俗:
延聘塾师:其束修(工资)由学童负担,有的付钱币,有的付谷物。延聘年限为一年,有业绩者可延长教期。
拜孔夫子:孩童入学那天,家长特煮一碗蛋面加葱给孩子吃,“葱”与“聪”谐音,意为求知聪明、灵通,学有上进。私塾斋多设在宗祠或庙宇里,开学时厅上方挂着“万代师表”牌匾,象征孔子。令学童行三拜礼,以示启蒙学习开始。这种礼仪叫“拜孔夫子”。
上课内容与时间:社学、私塾以《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顺序渐进,先学《三字经》,接着学《大学》、《中庸》。还有《论语》的《学而》、《先进》、《孟子》的《梁惠王》、《离娄》。兼学“评注”,赋诗做对等。读书时用红朱笔圈书句读。注重背诵及书写练习。开学时间一般在农历二月初二,至十二月廿五放假,中间不放暑假。
戒尺、竹签督学:早年乡老用竹特制一把尺半长的戒尺赠给塾师,用于警戒学童,对无法背诵或调皮的学童,塾师就施行打手心,轻者三板,重者十板。此外,还制有一支竹签,竹签正面写“出恭”,背面写“入敬”,因当时没有规定下课时间,学童进出须向塾师要一支竹签放在课本上,方能出入或去大小便。
办纲斋:这是私塾斋里的一项特别活动。每年农历七月十二、十三日,由学童乐捐出钱,用面粉制一种似小铜锣大的圆粿,赠送给每位家长,其中留有三块大型圆粿,约有脸盆那么大,分为“状元”、“榜眼”、“探花”三种。由学童抽阄领取,抽领到“状元”、“榜眼”、“探花”圆粿者,师生为之祝贺。并由这三位学童领读《学子十愿》的圣言:第一愿信心广进,第二愿聪明若智,第三愿三厢得意,第四愿四书背熟,第五愿五经博览,第六愿六艺皆通,第七愿七遍雅座,第八愿金榜题名,第九愿双亲福寿,第十愿天下太平,结束语是:“平平仄,仄平平,祝愿同窗齐聪明;十载寒窗磨铁砚,一举登榜为君民。”最后,由全体学童凑资办酒席,宴请塾师,以示对师长的尊敬。
社学、私塾对旧时培育人才起到一定作用,但也体现着封建的师道尊严,存在着体罚学生等陋习。江阴岛的私塾大体在解放前夕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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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0 11: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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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迁居外地的福清人

刘福铸

明代长乐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吴之新安、闽之福唐,地狭而人众,四民之业无远不届,即遐迩穷发人迹不到之处,往往有之。”福唐就是福清。福清作为千年古邑、文献名邦,历史上的人口流动及与各地经济文化等交流活动都很活跃。一方面,不少名人或望族由外地陆续迁入福清,另一方面,福清也有不少名人和望族,由于种种原因迁往外地。迁往外地指的是定居入籍当地,而不是宦游或临时的寓居。迁居外地的福清人,历史上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记载,大部分人的传记中也不再说明原籍福清,故往往难以发现。笔者现把平时读书所记及偶尔闻见的一些资料,大体按时间先后,胪列于下,供研究者参考。蛙见未及者尚夥,祈望博雅君子,续作补充。
翁承赞(859-932):字文尧,一作文饶,祖籍长安京兆,先祖于唐开元间入闽为官,先居建州崇安,祖父迁莆田兴福里竹啸庄(今莆田北高镇竹庄村),父翁巨隅始定居福唐光贤里(今福清新厝镇漆林村),遂为福清望族。承赞为乾宁三年(896)第三名进士,习称探花使。闽王王审知时,官拜同平章事,擢居相位。王审知卒后,承赞称疾致仕,迁居崇安县新丰乡吴屯里(今武夷山市吴屯乡)翁屯,其故居称大夫阁。
长兴三年(932)承赞卒,葬于新丰乡东山原口。其幼子出家清潭寺,后被崇为闽北佛教俗神一一扣冰藻先古佛。承赞裔孙翁仲通,宋嘉祐进士,定居崇安五夫里,子孙繁衍,科甲鼎盛。以上见《万历建阳县志、《崇安县志》、《扣冰古佛全传》等。一说承赞晚年居泉州南安官桥之翁厝,见《泉州掌故》。
林裕:字汝成,号柏庵,福清县人,赐进士,唐光化二年(899),奉诏由闽入琼任琼山县知事,妻子陈氏与子林堂随行,居府城西关。后升琼州府同知,卒于任上,家人定居琼州。林裕遂为海南林氏始祖,子林堂,孙林辨,曾孙林思范、思筠、思筵、思篇、思勤,卒后均葬府城西关美仍村,清道光间迁葬永兴镇儒林村永茂岭。子孙后代移居海南各地和海外。见《五指山史话·迁琼始祖由来》。
蔡伯俙(1013-1100):字锦蕃,福清南隅人。北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以四岁虚龄应童子试,颂神宗御制歌诗,得赐进士出身,诏东宫侍读。后以司农少卿致仕。《万历建阳县志》载蔡氏先祖为弋阳郡人,八世祖蔡炉随王潮入闽,为建阳长官,定居麻沙。伯俙(禧)迁回建阳,再传为蔡谅,入太学,以忤蔡京弃官归。一说蔡晚年居福州,榕城将军署北的“蔡奇巷”(俗名彩旗巷,今名花巷)即因蔡伯俙故宅而得名,见清林枫《榕城考古略》、《福州地名》。
王苹(1082-1153):字信伯,号震泽,福清刹上人,幼年出继予伯父,随迁江苏平江。苹从学于理学家程颐。绍兴初,高宗驻跸平江,诏对,以为通儒,赐进士出身,除秘书省正字。后迁著作郎,为秦桧所嫉,致仕归吴中,讲学以终。有《王著作集》传世。见《吴郡志》、《宋元学案》等。王懋(1151-1231):宇勉夫,曾祖父始,自福清移居平江笠泽(今江苏吴江)。少丧父,奉母不仕,刻苦嗜学,以著书讲学为事。著有《野客丛书》30 卷、《巢睫稿笔》50 卷,皆考证典籍异同,引据甚为广博。见《宋王勉夫圹铭》。
林概:字叔平,号端甫,福清西溪(今属南岭)人,景祐进士,以秘书省校书郎知长兴县。庆历七年,升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归以省亲,病卒于途,不能归,家人遂定居江苏吴县。元陆友仁《吴中旧事》载,林概“徒居吴中,有子六人,曰:希(字子中)、旦(字次中)、邵(宇才中)、颖(字传中),相继俱登科;二早卒。”“叔平殁时,有二子尚在襁褓未名,既长,两兄弟乃拆其名示不忘父训,曰希、曰旦、曰郡、曰颖,后皆为闻人,号衣冠名族。”又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上也载:“林虙,字德祖,其先福州福清人,今为吴县人。祖概,集贤殿校理,父旦,直秘阁……”福清无林概家族遗迹,所记为实。
杜奇芬(1189-1258):字万全,号谓隐,宋福清人,年十九以军功表授宁远卫指挥使。1213 年因盗祸自福清县福宁里奉母太君万氏迁居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宁安乡岗头村,为大小榄开村及该处杜姓始祖。嘉定十六年(1223),奇芬以平海寇功授“平寇将军”,特授“粤国公”,统领东南节度使兼理水师提督。见《杜国公墓碑》、《香山县志》。
郑虎臣(1219-1276),字廷瀚,又字景兆,平江吴县人。祖籍河南,远祖于唐末随王潮入闽,居福清。至郑宗祉始,自玉融(福清)迁入长溪(霞浦)。郑虎臣之高祖父郑开岳,又于宋徽宗重和远年(1118)自长溪徙入福安溪柄镇柏柱乡南山开基。生子良材、良佳、良柯。郑良材生子灼、炳、焕。郑灼生子垤、埙。郑埙即郑虎臣之父,宋理宗时任越州(今绍兴)同知,后被奸臣贾似道陷害,流放远州,死于贬所。郑虎臣武举登科后,也受株连,充军边疆。后遇赦放还。曾于龙海木棉庵杀贾似道。参李竹深《木棉庵志述》等。
张岘:南宋福清人,宦游岭南由官途经海丰迁居东莞县围沙栅口,为东莞张氏始祖。明初九世张彦珍,自东莞篁村坑尾移居新安县(今深圳宝安)涌头,万历间十五世祖裔初移居该县围头,成为巨族。日本学者田仲一成《中国的宗教与戏剧》据《围头乡张氏族谱》编制有《围头村张氏世系表》。
陈友定(?-1367):一名有定,字国安(《明史》作安国)。福清玉涧人,元末随父亲迁居汀州清流县明溪市大焦村(今属明溪县雪峰乡)。友定由一名寨卒起步,经数十年征战,最后当上了统治八闽的最高军政长官——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他本目不识丁,但靠自学,达到了能做五言小诗的水平,明徐渤《笔精》载其诗数首。至正二十七年,友定为朱元璋所俘,不降被杀。
朱宗明:先世福清人,迁居长乐。宗明善琴棋,明永乐二年(1404),应诏至京,未几病卒,赐棺衾,给驿归。贫不能葬,其学生状元马铎等为之营家。见民国《长乐县志》。
林庭芳:先世福清人,自其父林震始迁居莆田黄石横塘。庭芳为明永乐十六年(1418)进士,知广东新会县。子侄皆中进士,一门联芳,居莆第二。见明郑岳《莆阳文献》。
林春:字子仁,号东城,祖籍福清方成里。祖父林闰以从戎隶泰州守御所,遂定居泰州,春受业于王艮,耽于王阳明之心学。嘉靖十一年(1532),会试第一,习称会元,选户部主事,晋文选郎中。著有《东城文集》。参《明史》、《泰州学派》等。
林祥瑞:字贲山,为永定西陂林氏七世祖。据《永定县志》载,明嘉靖间,祥瑞经商潮州,潮阳人林大钦贫寒无依,祥瑞怜而资助之,勉成其学。嘉靖十一年(1532),林大钦中状元,告养回籍时,绕道西陂拜谒样瑞,执父子礼。故林氏宗祠有状元匾。《西陂林氏源流谱略》称:林氏祖文德公自福清迁来。
翁正春(1553-1626):字兆震,侯官洪塘(今福州洪塘)人,为福清漆林翁承赞之后,高祖始迁福州。万历二十年(1592)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历官礼部左侍郎、吏部侍郎、詹事府日讲官等,卒谥文简。参《翁忠简公神道碑》。
林垐:字子野,号耻斋,福清磁窑人,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任海宁知县,清兵入浙,投身抗清活动。与闽县董应举、漳浦黄道周、云间夏允彝等交往密切。后阵亡于抗清。垐工诗、善草书,有《居易堂诗集》传世。《永泰县志》载林垐“原籍福清,迁永,今祀永福忠义祠”。
周鹤芝:号九京,福清松潭人,迁居平潭。本为海盗,后就抚任黄华关把总,稽查商船。明亡,参加郑成功抗清部队,任水师提督。曾五次至日本乞师。见民国《平潭县志.忠义传》。
余甸(1655-1726):字田生,榜名祖训,字仲敏,福清化北里玉石人,其父始迁居福州,居南台之钓龙台畔,曾寄籍南平。甸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中进士,知四川江津县,官至吏部主事、山东按察使等,其文章书法,为一时之冠,有《余京兆集存》、《入蜀出蜀集》等,参《闽江金山志》、《闽侯县志》。
李馥(1662-1745):字汝嘉,号鹿山,福清人,清陈康祺《郎潜纪闻》误作“泉州人”。康熙二十三年(1684)举人。官至浙江巡抚,以失纠属员去任。归闽后定居福州黄巷,与知府顾乌、侯官名士林衡等 40 多人在于山成立“平远台诗社”,以吟咏为事。李馥为著名藏书家和诗人,兼善绘画,著有《居业堂诗稿》。
高文焕:福清三山海瑶村人,清康熙间官封武德骑尉,为正五品封赠。以行伍迁居广西柳州。文焕以下八代,皆任武职。民国时,其裔孙高成忠(字景纯)曾任广东督军陈炳焜卫戍司令,成忠子高天骥解放后曾任柳州市首任副市长。数年前,柳州高氏曾至福清海瑶核对高氏族谱,寻根访祖。广西柳州汽车配件公司的高氏裔孙高嘉俊先生,还曾详细抄录了柳州高氏历代祖坟墓志等资料,寄予《玉融乡音》要求帮助进一步查对。
林枝春(1699-1763):字继仁,号青圃,父邦桢自福清迁福州,居闽县濂浦乡(今属福州晋安区)。乾隆二年(1737)中第二名进士,习称榜眼。官至通政司右副使等,晚年移居城内黄巷,主讲鳌峰书院。有《青圃诗文集》等传世。见《闽林开族千年谱》等。
张甄陶(1713-1780):字希周,一字惕庵,祖籍福清,迁闽县。少好学,曾受业于方苞。乾隆十年(1745)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著有《四书翼注》等。见《词林辑略、《清史稿》、《闽侯县志》。
何长浩:字得然,福清人,迁闽县。急公好义,倾心教育。曾独立护府学、输财修茸侯官、南平二县县学,临终尚嘱咐其子、员外郎际逑建福州试院。又曾捐资建南台大桥。乾隆十年得知府上疏表彰。见《闽侯县志》。
叶观国(1720-1792):字家光,号毅庵,又号存吾,其先祖于清顺治间自福清迁居闽县(今福州)。观国中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官至少詹事。著有《绿筠书屋诗抄》等。其六子申万、七子申芗,孙敬昌、玄孙大焯、四世孙在琦等亦皆中进士,入翰林,人誉为翰林世家。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号少穆、俟村老人等。远祖为莆田九牧林家,宋进士林高德自莆迁福清,定居杞店乡(今海口岑兜村)。清初则徐四世祖林学韬始迁居侯官(今福州)。林则徐为近代史著名人物,生平耳熟能详,不赘述。参《林则徐世系录》等。
陈征芝:字兰邻,号韬庵,先世由浙江迁来福清定居,其祖又迁闽县,清嘉庆七年(1802)中进士,历官九江同知、秀水知县等,所筑带经堂聚书八万卷,多宋元珍本,为清代福州著名藏书家。见《福建通志》、梁章钜《师友集》。
林端材:字正坚,清乾隆时人,撰有著名的方言韵书《建州八音字义便览》,该书初版于乾隆六十年(1795),自署“玉融林端材正坚氏”。厦大李如龙教授认为林端材是迁居建阳的福清人,否则他不可能这么熟悉闽北话。
魏杰(1796-1876):字从岩,号拙夫、松筠。所著《玉融魏氏迁省族谱》载,其远祖为唐代名相魏征,先祖自河南遂平随王审知入闽,定居福清十六都。后代“迁居省城东关外菜园口乡,仍以农圃业起家”。魏杰善经商,以盐业发家为一方巨富。喜藏书,又善诗、工书、能画,为近代福州著名诗人,著有《逸园诗钞》、《玉融魏氏迁省族谱》等。
林春祺(1808-?):号怡斋,清道光时人,自谓“春祺世籍古闽福清县之龙田”(《铜板叙》)。迁居侯官(今福州)。为近代著名印书家。他自道光五年至道光二十六年,以个人之力,雇佣刻字工人,耗资 20 多万两银子,费时 21 年,刻制成楷体铜活字 40 多万个,以祖籍“福清之龙田,因即名此铜板为福田书海云”。这套“福田书海”铜活字比清廷内府印制一万卷本的《古今图书集成》铜活字还多一倍,名扬中外出版史。
何履亨:字翔卿,福清人,清咸丰进士,其父于道光间始迁居福州,先租住林姓人家所有的文儒坊诗人黄任旧居“香草斋”,同治壬戌年购置并重修,题匾曰“旧香草斋”,履亨自书长跋记其屋本末。抗战前夕,郁达夫游宦入闽曾居此。见《闽中广记》。
何振岱(1867-1952):字梅生,又字心与,号梅叟。祖籍福清南华乡,自祖父始迁居福州,世业儒。振岱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举,后数应进士不第,遂无心仕进。耽于吟咏,为近代著名诗人,所收男女弟子极多。振岱又擅画。著有《觉庐诗草》等十多种。
郑乃珖(1911-):号壁寿翁,福州人,祖籍福清,为当代著名画家,任福州画院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西安美院教授等。
林同炎(1911-):福州道山人,祖籍福清东瀚。少时随父母寓京,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毕业后考入唐山交通大学。1934 年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上世纪 40 年代后定居美国。为世界著名桥梁和结构工程学家。其兄同济博士曾在上海复旦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任教,为莎士比亚专家;三弟同骥博士为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四弟同光为美国医学博士;幼妹同端为美国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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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1 09: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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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坛一杰施孟宏

薛守维

施孟宏先生是流寓台湾的已故著名书法家。六十多年来,他研习书法不辍,博采众长,自辟蹊径,卓然成一大家。
施先生出生于一九二一年,原籍福清市龙田镇上一村,一九四六年去台,先后任职于台湾省行政公署工矿处、台湾铁路局、故宫博物院。他自幼喜好古诗词,更嗜帖成迷,蒐藏碑帖甚丰。施先生七岁始习字,初学颜体,每日临帖 400 余字。他以数十年光阴,精读、临摹汉魏晋唐碑版和法帖,荟萃百家书艺之长,穷极历代体制之变,撷取精华,自成风格,书艺炉火纯青。其楷隶行草各体,行笔稳健奇伟,古拙雅秀;气势沉雄恣肆,韵味独特。尤其楷书,筋丰力健,章法谨严,更为冠绝。其作品展示了大气磅礴的书法世界,体现了独特的才性与功力,被名家推崇为台湾的“第一把交椅”。
一九六一年,施先生与马绍文、石叔明、邓济荣诸先生联袂结成“八俦书会”,聚台岛书坛名流于一堂,多次在台湾历史博物馆等处联合展出书法作品。一九七六年,因施先生在书法上的精深造诣和突出贡献,他实至名归地荣膺“中山文艺创作奖”。
施先生虽寓居他乡,然时时不忘生身之土。海峡两岸解冻后,先生喜不自禁,遂于一九八八年夏季顶着酷暑,风尘仆仆返梓省亲。在家乡许多日子里,他访亲会友,还结识了闽省不少书坛新友,与此同时,先生留下了许多珍贵墨宝,得使慕名者大饱眼福。为了促进闽台书法界的交流,一九八九年中秋,施先生又一次回到家乡,在榕城参加台湾东冶艺集书画展。在此期间,他游览了武夷山、西禅寺诸名胜,后又飞抵古城西安,领略碑林壮观,遍抚古代书法名迹,以偿夙愿。一九九二年初冬,他以“融美生”的身份回到龙田,参加福清三中(原融美中学)百年校庆,虽无重金捐赠,但却精心创作了数幅书法作品奉献母校。
施先生是位德艺双馨的书法家,他向来视名利如蔽屣,平日里如闲云野鹤,一袭旧衣,三餐简素。他一生创作颇丰,然从不计较回报,回乡期间应约题赠甚多,却分文未收,为人品格由此可窥其一斑。他把自己的整个身心浸淫在书法的世界里,从中获得人生最为绝妙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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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1 09: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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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福清书法家林幼汀记略

余长泓

林幼汀,名兆鳌,以字行,福清市东门外后山顶村人,生于光绪三年(1877),幼承庭训,刻苦攻读“四书五经”。他天资聪颖,能过目不忘,且酷爱书法,埋头苦练,孜孜不倦,以书法名世。其书法各体兼能,尤善行楷。他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18 岁时应福州府秀才试,主考官观其试卷,认为不但文章漂亮,且小楷端庄清丽。当即朱批八个大字:“福清幼汀,字冠八闽”。由是幼汀名声大噪。幼汀卒于 1950 年,享寿七十有三。曾任福清县训导附贡生。当年康有为游福建时,见到幼汀书法,曾赞许道:“幼汀书法,能融魏碑之方劲挺拔,颜欧之博大精妍,雄健洒脱,自成一派,当推闽中第一”云云。溯自清光绪以后,我邑书坛前辈善书者不乏其人,但能独领风骚,受康有为夸奖者,则唯林幼汀一人而已。
幼汀系笔者大伯母之胞兄,我的大伯父余孔源,与幼汀系同庚,且同科荣中秀才,曾传为佳话。1917 年我的胞叔余孔英,自荷属爪哇汇回巨资,营建阳下村后进六扇新屋,至 1920 年续建前进。次年(1921)两进同时装修,所有楹联,除请前清举人吴竹庵先生书写三副,家堂兄长资书写一副外,其余楹联、额字及四条屏等,均出自幼汀舅手笔。1932 年我家父兄辈合资营构西侧附屋楼房十四间,其全部对联均仍由幼汀舅书写。这些墨迹不幸于文革期间,连同我家建筑物之“悬钟”、木雕及前墙两角顶部之灰塑双狮,并遭破坏。同时我家珍藏幼汀舅书写之巨幅厅堂大联,以及仙游名画家李霞所作之《孟母三迁教子图》各四轴亦均被焚毁。
逮至 1996 年,旅外诸弟侄辈集资人民币十万元,对祖屋进行全面修茸。对于被红卫兵用“桐油灰”涂盖墨宝,凡是文字笔画刻有线条者,皆雇小工细心用刀轻轻剥剔,使桐油灰逐渐脱落,再现出原来面目。但对于被用刀砍剥之三个小厅的窗上四屏条幅,则已无法抢救了,甚感惋惜。今抢救部分墨迹,经重新涂彩,业已再现当年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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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吴周棋及其艺术生涯

吴 倥

四十年前的 2 月 21 日,孤苦零仃飘泊异乡、饱受磨难而身心疲惫的父亲,因心肌衰竭不治而殁。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噩耗传来,全家恸哭,泪如泉涌,一片凄风悲雨。
回想父亲离乡背井 11 年而在临终弥留之际,身边无一亲人陪侍和为他治验送殡,孑然而去,家人也因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而抱恨终生,全家人呼天抢地的情景,至今犹在眼前。
父亲吴周棋,号舟奇。1919 年 12 月 31 日出生于福清市上迳镇油塘村的一个农民家里。上过私塾。1939 年 1 月毕业于福清融城小学(城关小学前身),因成绩第一名,深得校长林其桐的器重,遂将他留校任教。第二年 2 月,又介绍他到福清县私立西园中心学校就聘,担任国语、社会、美术、劳作教员兼成人班的教学。1940 年 8 月,先父又应聘到福清私立融侨初级中学,任劳作、图画、历史教员,小学生登上了中学的讲台,足见其功底深厚。1943 年 7 月,他复受聘为福清县私立文光职业学校的图画、书法教员兼文书组长,任职续延到文光中学与县立中学合并后的福建省福清中学(福建省福清市第一中学前身)。
父亲从小就聪明好学。为了养家糊口,他种过田,学过医,教过书,尤其对书画艺术情有独钟,劳作之后,工作之余,对书法碑帖、丹青画谱心摹手追,勤奋钻研,不断临习。他的小学校长林其桐先生夸他“赋性隽颖,平日于古文篆隶研习不间,古雅风韵盎然于字里行间。”父亲通过不断奋斗,辛苦耕耘,书、画、印都颇有造诣,其时在福清小县城小有名气。
解放初期,父亲是福清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1950 年,闽侯专署指定他为文光中学的文艺代表,出席地区代表会。会后,他积极参加组织成立福清县文联,并担任福清县第一届文联美术协会副会长。
1951 年 5 月,在校长李毅(福清县人民政府县长)的支持下和同事们的资助下,先父通过努力,考入“鲁迅文艺学院”(后更名为“东北美术专科学校”)美术部。1953 年下半年,他被提前分配工作,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地方工业局搞美术创作。1954 年大区机构撤销,他的工作关系转到辽宁省工业厅,并调干回母校续学,至 1955 年 8 月毕业。他在辽宁省工业厅轻工处任美术技术员,负责花布、鞋革、玻璃器皿、搪瓷、瓷器和工艺品的美术设计工作。地位高了,工资多了,但“有一好,就没两好”,有得必有失,他从 1951 年 5 月出去,到 1962 年 2 月 21 日病故,将近 11年时间,因工作的羁绊,人为的阻隔,竟从没有回来与家人会过一面。家庭团聚,天伦之乐,都远他而去。工作的压力,家庭的牵挂,再加上三年的自然灾害,食不果腹,贫病交加,使他过早撒手人寰,终年 43 岁。
我的母亲是个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父亲在东北求学期间,她常常找文光的父亲老同事帮忙读父亲的来信。老同事一边念信,一边用手指头比划临摹信中的字,他们对父亲的字也赞不绝口。
父亲一生清贫,没有财产,几件遗物,均与其艺术生涯有关。遗物之一是一大箱的书法字帖。父亲年轻时省吃俭用下来的钱大都用在购买碑拓字帖上。他碑帖兼学,远宗魏晋,近师明清诸大家。他临池不辍,于甲骨、钟鼎、小篆、隶真行草,均有涉猎,并有所获。他写的小楷,清婉遒丽、逋峭恢宏,得钟繇、赵孟頫、张裕钊和《张猛龙碑》及唐人写经之髓。行书存赵之谦,于右任神韵,洒脱凝炼,俊逸俏丽。篆书以碑版鼎铭为本,婉润劲健,圆浑古朴。我家里还珍藏着一本先父在1946年2月临写的汀州书法家罗丹的《选临碑帖》。先父在临本后写有一篇后记,叙述自己“童蒙时便嗜书法,顾生长村隅,闻见管蠡”,“赏玩罗丹选临碑帖之余”,深感“与罗结有前缘,痴性复萌”,要把《选临碑帖》“爰临代作蓝本,效颦东施”。全篇文字隽秀潇洒,神采飘逸。
现在家里还保存着一本父亲手抄的《井蛙语草》文集,洋洋数万言,全是娟秀的蝇头小楷。
我家原住在后山顶的“文光中学教职员工宿舍(华侨纪端生洋楼)”内,解放初期,房子被解放军部队征用,我们暂时迁住瑞亭宝圆脚兴利厝附廊。那时我还没有上学,但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父亲正忙着为福清县人民政府制作“革命军属”牌匾。父亲先写好“革命军属”四个大字,套上油纸缕空刻好,然后在母亲的帮助下,用金漆拓印在一块块漆着大红色的长方形木板上。晾干后,父亲再用小毛笔蘸着金漆写上下款。那时,县委、县政府、公安局、贸易公司、学校等单位,还慕名请父亲写衔(照)牌,他显得特别忙。
父亲遗物之二是一小箱的木刻版画原版。在福清,父亲最早进行木刻艺术创作。1940 年,他以木刻艺术为武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在“福长平抗日游击指挥部政训室”期间,除写标语、画漫画外,还为《游击通讯》等抗日宣传刊物作木刻封面和插图,作品有《同志们:冲》、《与敌肉搏》、《饥餐败絮》等。在文光中学任教期间,也常写文章和作木刻揭露黑暗的旧社会。1948 年 6 月 25 日,因一名教员被伪政府秘书黄建屏无端拘捕,父亲与一百多名师生一起徒手前往质询,被反动武装包围。他脱险后积极创作木刻,刊于“文光”校刊、《学报》、《先锋报》上,揭露伪政府迫害教师、镇压学生的暴行。“6.25”事件轰动国内外,得到全国各中等以上学校的函电支持和进步报纸的舆论声援。
父亲没有拜过师,他认定“木艺”在技术上与“绘事”密切相关。他按照“绘画的经验作木刻的依归,也就是以绘画作木刻的炉友”,辛勤刀耕。他以木刻宣传鼓动民众抗日,并“为木艺沉寂的闽南的一角——福清,播下了新生的一颗种子。”
德高望重的陈云官校长曾称赞父亲是“好学深思,游心镌刻,学无师承,天授非人力也。”
父亲的木刻作品大部分毁于敌人的炮火之下。1946 年 8 月,他曾把“劫后的余烬”和当时所作的肖像、报眉等木刻作品 27 幅拓印后,集成《吴周棋木刻》小册子。
父亲在东北期间,学的是图案印刷,做的是轻工产品设计,紧张的学习,繁忙的工作,但都没有让他放弃刻刀。从他寄回的一幅《古园春色》木刻作品上可以看到,粗矿的刀法细腻了,题材也从揭露转向了歌颂。战时浓浓的火药味逐渐淡去,和平安谧的气氛弥漫于作品之中。父亲报考东北鲁艺,送交的美术作品是一幅宣传画。我依稀记得,当时在端生洋楼三楼住所,父亲时而望着钉在墙上的白纸凝思,时而挥着笔用心地往纸上飞墨泼彩。渐渐地,一幅歌颂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带领人民大众砸碎旧社会铁锁链,实施土地改革法、工商法和婚姻法,翻身得解放的壮观画面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来。
在“鲁艺”期间,他为能在毛主席亲自创办的,从延安迁到东北的鲁迅文艺学院里深造而感到自豪。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学校专家精心教导下,他刻苦学习,进行艰苦的正规的训练,基本功得到了加强,专业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打开 1957 年五月号的《辽宁画报》(总 167期)第 12-13 页,父亲的一幅商品广告设计《中国瓷器工艺》赫然跃人眼中。这幅习作构图工稳大方,色彩明快准确,瓶盆碗碟栩栩如真。可以看出,父亲的构图技巧、素描基础、色彩运用等,都非常扎实过硬。
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被提前分配到辽宁省工业厅轻工处担任美术技术员。他经常深入基层,协助下属工厂单位进行花布、鞋革、搪瓷、玻璃器皿、瓷器等的设计工作,还经常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参加大型的商品交易展览会的设计制作。即使在受到冤曲、遭到不公平待遇期间,他仍捂着心灵创伤,拖着疲惫的身体,以所学的知识和积累的丰富经验,任劳任怨地为党的事业,为国家的建设而默默奉献。
让人深感遗憾的是,父亲去东北之前所作的中国画作品,因为居无定所,数度搬迁,多有散失,再加上儿辈保管不善,虫蛙鼠啮,至今所剩无多。好在父亲当时给一部分画作拍了照片,使我们还能从 15 张泛黄的旧照片中领略到画作的风采。父亲所作的中国画有山水、翎毛走兽、虫鱼和仕女,题材广泛。技法上工笔、写意,勾皴点染,皆甚为娴熟。元代的赵孟頫题画诗说:“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须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才知书画本来同。”书画同源,字如其人。父亲在中国画艺术上的成就,与他的深厚的书法功底和谦和敦厚的为人是分不开的。
一件往事,现在仍难以忘怀。那是在父亲遭冤落难,家庭生活入不敷出,穷得叮当响时,母亲含着泪水决定把父亲的手尾——家里仅有的一架衣橱变卖。
这衣橱是父亲自己设计的。衣橱分上下两柜,中有抽屉,高脚以防湿气。上衣柜的三扇玻璃门,中间宽两边窄。两扇窄门各镶一幅父亲画的花鸟画。左边一幅是水墨八哥图,笔墨洗炼,神味十足。右边一幅是没骨翠鸟图,短尾长喙,羽毛艳丽,重墨浓彩,点染逼真。
我认为,买主买的是衣橱,就想把父亲的两幅画取下来,但母亲不让。她说,人家贪的就是这两幅画,没有画就不买这衣橱了。我只好忍痛割爱了。这两幅画,现在不知还在谁家否?
父亲的遗物之三,是一本《金石养寿》篆刻集。1946 年 9 月,父亲将其所治部分印稿 160 多方,依时汇集成《金石养寿》小册子。他自序说:“棋也不敏,学无所抿,而于金石书画,兴趣所趋,颇会于心。”他潜心钻研各种古印谱录,特别迷醉清汪启淑藏印《汉铜印丛》和近人王大炘印稿《冰铁戡印》,展翻摹临,勤而习之。可以说,父亲在福清最早研究金石篆刻,并有突出成就。
1940 年 8 月,他磨石遣怀,篆刻《王阳明先生读书十八则》组印 19枚,在亲友力赞下,拓印付梓成屏堂。湖南湘潭篆刻家马叔嘉曾赞誉父亲作品“刀法古朴,有神有气,实为闽中金石之一家”。
父亲的篆刻,宗法秦汉,广学诸家,自成面目。作品不拘一格,或苍莽潇洒,或峻拔生辣,或拙朴古茂,或秀润娟好。布局疏朗工整,字法书意颇浓,运刀或冲或切,老练自如。
他能把真、隶、魏、篆各书体很好地引入印中,大胆尝试,在福清篆刻界开真书入印的先河。1946 年,他在罗丹《碑帖选临》临本上用的一枚《吴周棋临慧印居士》石章,印面高 17 毫米,宽 6 毫米,用的就是峻峭秀美的楷书。
他篆刻的作品以姓名印居多,玉石、牙、角、晶、铝各种印材都有,皆能奏刀游刃,纵心所欲。陈云官校长说他,“其笔力之佳,几于攻坚如棉,且曲画幽人韵士之致,类非凡手所能企及。”
篆刻是一门综合的艺术,不仅需要不断钻研章法、字法、刀法基本功,还须有孜孜不倦地广闻博览、汲取营养、“印外求印”的功夫。父亲的印外功夫扎实,他有深厚的文学底蕴、高妙的书法造诣和娴熟的绘画、木刻技艺。因此,他的篆刻艺术在当时是相当有影响的。
父亲的书、画、印三艺,旨趣高,造诣深,可惜的是后继无人。虽然我为有这样的多才多艺的父亲而骄傲,虽然我也曾在家藏碑帖画本印谱中游弋探赜,在工作实践中摸爬滚打,弟弟时伟从事小品石雕,寺观壁画等创作,但与父亲的作品相对比,可真是天壤之别。
福清市政协文史委刘福铸副教授根据林学杜老师的介绍,特地向我约稿,要我写一写有关先父从艺生涯的情况。现在我把这一篇很蹩脚的文章呈送他斧正,也恭请父亲生前的知情者指正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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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1 09:4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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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 来自福建
我所知道的林堃孙及其家人简况

林一霹

林堃孙生于清末,卒于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是民国时的福清教育界前辈,按《林氏族谱》排辈:“传、金、紫、世、守、钟……”他属“传”字辈,我属“世”字辈,他是我的祖族亲。他一家原住融城道院巷 6 号小四扇尾,其堂弟林传济与他分住,中有小厅,是他常年办私塾斋场所。我和其他林姓亲属住道院巷 4 号大八扇尾,称它是“下底斋”。他从事教育,教学严谨,在这小小的书斋里,培育了不少人才。原华侨中学教务主任陈能涧曾对我说,在书斋里稍有学业疏忽就受处罚,他就被拧了几次耳朵,记忆犹新。
堃孙致力于培育家乡人才,克服多方阻力,在极其困难条件下,创办了福清首所玉融中心小学,曾请我的父亲林紫镛做为助手,经常到我家吩咐、协商办学之事,还叫我的父亲到港头镇杭下村我们祖籍地一起创办杭下小学。
他在我的印象里是一位族长级人物,大家族中有事都请教他。他中等身材,着长衫,迈着健步,说话细声和气,从不激动,平日里,他戴着圆形黑框眼镜,神色镇静,好像每时每刻都在思考着什么大事似的。
他的结发夫人体质虚弱,缠着小脚,还没有生男育女就病逝了。后来在亲朋好友关照下,由高巷陈家府上一年岁较轻的女子吴桐英予以继弦,没有缠小脚,后来育有六男一女。
他逝世时,家庭困难,儿女有的长大,有的幼小,无固定职业和收入,丧事由我父亲全力协助,几个幼小的儿子和我年岁不相上下,记得好几个晚上都在我们家里过夜,堃孙卒后,我父亲尽最大努力,接济他家中生活,有时给些大米,有时给些钱款。其夫人吴桐英,我称“四大妈”,克服种种困难成功地培育一家子女成人成材。她虽文化不高,但受丈夫影响,思想进步。福清刚解放,她积极义务帮助街道工作,发动群众参加解放军。邻居吴忠生,长期和祖母相依为命,生活潦倒不堪,在四大妈启发下参了军,家庭生活获得照顾,扭转困境。
堃孙所育六男一女,多有成就,兹简述于下:
长子林金振,上世纪 40 年代后期到台湾谋生,思想进步,对旧社会不满,常有许多言语表露于公众之中,被台湾军警机关疑为倾向中共,有碍治安被残酷地施以“宫”刑,终身未娶,80 年代逝于台湾。
次子林金楷,自幼热爱文学,活跃在融城和榕城文坛上。40 年代后期去台湾谋生。50 年代在台湾新闻处以记者身份发表许多进步文章,笔名林今开,在台著有多篇作品发表。80 年代曾返福清探亲,第二次婚姻在台与医学博士结婚,90 年代初卒于台。
三子林金楢,13 岁家中困难,由俞兆复和我父亲帮助前往南洋印尼,所育四男女,均留学美国。自 50 年代以来,多次回国,为福清侨中、一中、西园小学等校捐资办学。
四子林金楀,解放后在税务部门工作多年。
一女林金樱,排行第五,1951 年参加解放军,转业后在上海工作,已病逝。
五子林金榕,就读江西师大数学系时,成绩优异,留校任职,后为该校数学系教授。
六子林金桢,就读广东中山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为数学系教授,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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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11 09:4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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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 来自福建
旅台乡亲余乃焜事略

薛守维

余乃焜先生字庚如,福清市龙田镇东营村人,生于 1909 年 12 月 4日,卒于 2002 年 1 月 18 日,享年 93 岁。
先生的祖父余长煊事农兼商,由于勤俭持家,在乡里属于小康之家。父亲余发锵,在二个兄弟中居次,娶王氏,平日里夫妻恩爱,克绍箕裘,家道日隆。共有子女五人,先生居长,虽然余家人口多,但其父母生性敦厚,乐善好施,很为乡人邻里称道。
先生幼时就读于本村私塾,1923 年 7 月入龙田教会学校融美小学,为我市名教师薛永香的弟子,两年后从该校毕业。1926 年 1 月先生负笈省垣,于 1928 年 5 月毕业于闽侯公立中学;1929 年 1 月入省立民众师范就读,1929 年 5 月毕业;其间曾入省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系预科进修了两年,直至 1930 年 6 月毕业。在学期间品学兼优,热心公益事业,曾参加福清留省学会,并任福清同乡会理事,积极为同乡排忧解难。1933年 2 月,先生还参加了省保卫团第一期干部训练班培训,于 4 月结业,当时的校长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将军。
先生青年时血气方刚,富有正义感。1931 年 10 月 9 日,林靖率领省防军第二支队二千七百余人开抵福清,其部队奸杀掠夺,无恶不作,遂激起民愤,酿成震惊省内的“龙高民变”。先生时年 22 岁,是“民变”的积极支持者与参与者。
1933 年 7 月,先生赴晋江县任民众教育指导员,同年 12 月因其父逝世,遂辞职返里,有感于教育为立国大计,乃在家乡创办东瀛小学,并亲任教职数年。
嗣后因日寇侵华,全国民众掀起了爱国运动,接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民党联共抗日的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先生遂出任福清县抗敌司令部第一指挥区副指挥。1938 年 4 月先生转省保安处就职,挂上尉衔,月薪 80 元,但仅 11 个月就被免职。
1942 年 12 月先生在平潭县由林荫、王良浩介绍加入国民党。1944年 1 月任国民党平潭县党部干事,一年后辞职改任平潭县三青团分团部干部指导员。先生虽是国民党员,但他对国共联合抗日深表赞同,且想方设法保护抗日仁人志士。1945 年 5 月,中共福清中心县委委员何胥陶与刘家煌一起带领抗日先遣队福清支队到平潭苏沃隐蔽休整,遭国民党平潭县长林荫突然袭击,何等 40 多人全数被捕,先生时任县党部干事,闻讯后密谋在押解福州途中实施拦劫,遗憾的是因路线更动导致拦劫失败。
1945 年 8 月,先生辞职回到福清。次年 1 月入福清私立文光中学高中部任三青团分团部干事。由于在抗击日军侵略时表现突出,遂于 1947年 3 月调任福清县民众自卫总团部任副总团长(中校军衔),同年 9 月兼省政府参议。行宪时,参加国民大会代表竞选,当选候补代表。
解放前夕,国民党余部退守台岛,先生遂于 1950 年 6 月随蒋军来到马祖岛。1952 年 3 月在马祖岛被委任闽北地区司令部附员(中校),第二年 2 月辞职。1953 年 11 月至 1956 年 10 月先后调任长乐县党部书记、主任委员,其间曾选召台北革命实践研究院受训一个月(校长蒋中正)。1956年 11 月至 1958 年任马祖岛地区党务特派员办事处总干事(八级),月薪525 元台币,期间当选国民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先生居马祖岛八年中,曾兼任海峡日报社社长。
自 1959 年至 1980 年 12 月,先生以国大为论坛,竭力宣扬国家统一。退休以后,虽年事已高,但爱国之忱愈加强烈。他对台独主张深恶痛绝,力主两岸“三通”,拥护“一国两制”,为中华民族之大计竭尽心智。
先生晚年曾三次回大陆观光。1992 年 2 月他以 83 岁的高龄返乡省亲,当他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时感到由衷的高兴,赞不绝口。同年九月,他在台组织了 28 人的观光团,走过了福州、杭州、上海、天津、北京、桂林等城市,尤其是登上了万里长城时,先生与团友们更是心潮澎湃,激动不己。此次旅游共花费 50 多万元港币全部由他一人承担。这一年 11 月,他又带了 10 多个融美学校校友回乡参加福清三中百年校庆,随后他们还参观了与金门仅一水之隔的厦门市,他要让更多的台胞亲身感受大陆建设的辉煌成就,共同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贡献余热。
先生历来热心桑梓教育事业,这是由于他对养育过自己的摇篮故土怀有深深爱恋的情愫。早在 1934 年丁忧期间就在家乡创办东瀛小学,晚年寓居台岛,仍念念不忘培育学子、服务家乡之初衷。他不惜变卖自己的别墅,宁愿蜗居斗室,先后捐资百万元兴建福清第三中学蔼如堂,完善东营小学教学楼。
先生不但尊师重教,而且关爱老弱一如既往,尊重信仰自由身体力行。前后捐资襄助东营、厝场老人活动中心、余氏宗祠及美会堂、天主堂等宗教场所共 20 万元人民币 40 万元台币,同时还以旅台福清同乡会名誉理事长的名义发动在台乡亲假以援手。先生对公益事业如此慷慨,而他自己一生生活简朴,义举可风。
先生一生无不良嗜好,唯酷爱书法和收藏书籍。他擅长诗词歌赋,且书艺闻名遐迩,每遇有人求字,他常自撰诗词联句题赠。如东营余氏祠堂、小学、牌坊都留有他的遗墨,东营小学对联曰:“登瀛钟秀气,周甲启新源”;半路牌牌坊对联曰:“东海展望新图农贝丰硕,瀛洲怀念壮志桃李芬芳”。他身后没有什么值钱的遗产,只有数量可观的各种藏书。
先生为官清廉,淡泊名利,入污泥而不染。他寓台 52 载,洁身自好,从未再娶。夫人张冬英,比先生小一岁,夫妇情笃。虽台海阻隔,然她未有他适,而以一人之力,在困境中含辛茹苦地独撑家庭。张氏计育有六男一女,长子余美亮,已去世;次子余美顺,转业军人、退休教师;三子余美炎,原山东济南某原子能研究所主任,省政协委员,已退休;四子余美宇,在乡务农;五子余美民,定居香港,从商;六子余美昌,定居台湾;女儿余秀英,是笔者高中时邻班同学,1966 年在福清第三中学毕业后定居香港。
今年 1 月 18 日,余乃焜先生因严重心肌梗塞,治疗无效病故,走完了传奇的人生之路。其生前友好旋即在台组成“余故代表乃焜先生治丧委员会”,于2 月5 日下午2 时假台北市立第二殡仪馆怀亲厅举行安息礼拜,随后发引火化灵骨。送挽联花圈者除了同乡友好外,还有国民党主席连战及宋楚瑜、马英九、吴伯雄、李元簇、钱复、陈川、魏耿等要人。余先生骨灰安抵原籍龙田镇东营村后,家乡各界亦组成治丧委员会。4 月 9 日上午近二千名乡亲冒雨参加骨灰安葬仪式,灵堂前摆放着福州市、福清市台办敬献的花圈,灵堂两侧一副挽联概括了先生的爱国情怀和后辈的追求:“弥留还思两岸事,和平统一告乃翁”。人们怀着深深的敬意悼念这位爱国爱乡、任忠敬的长者。至此,先生终于魂归家山,息劳为安。
(有关资料由余美顺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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