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

林氏投资集团简介

曹于恩

林氏投资集团，是林绍良、林文镜及苏德威卡特莫诺、伊卜拉欣·里斯贾德 4 人组成的大型企业集团。林绍良，1917 年出生在福清海口牛宅村；林文镜，1928 年出生在福清阳下溪头村；苏、伊为印尼原住民。1961年，林文镜和伊卜拉欣·里斯贾德组建公司合作经营农土特产。1965 年前后，林绍良通过其弟林绍根与苏德威卡特莫诺成立哈努拉塔有限公司，经营纺织品。1966 年底，他们 4 人合作组建哇林茵·根扎那有限公司。林绍良、林文镜为大股东，苏、伊为小股东。该企业成立后组建的第一个公司名叫苏查蒂有限公司。哇林茵·根扎那有限公司创建后，积极开拓土特产进出口贸易，并获得印尼政府特许，垄断经营从桑给巴尔及马达加斯加进口丁香，供应印尼各地丁香烟厂所需原料，获得巨额利润。1967 年，又创建新加坡哇林茵有限公司，把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该公司组建的第一家工厂是设在印尼南苏门答腊占碑市的炼胶厂。1969 年，他们 4 人组建博加萨里面粉厂，1971 年正式建成投产。1973 年，他们又创建印尼迪斯汀水泥企业有限公司，1975 年正式建成投产。最初，林绍良及林文镜各拥有 42%股权，苏和伊两人各拥有 7.23%股权。这两家企业的董事长都是林绍良，负责统率企业决策及筹措企业的资金等。林文镜任经理，负责联系国外客户、银行及市场销售。总经理苏德威卡特莫诺，负责公关，向印尼政府，包括总统、部长及有关官员打通关系、申办准字、执照及国营银行的贷款等。伊卜拉欣任经理，负责主持国内的生产及销售事宜。以林绍良为首的 4 人企业集团就这样逐步形成，后来被称为林氏投资集团。
该集团从创办博加萨里面粉厂开始，发展成为经营面粉、速食面、婴儿及儿童食品、饼干、各种小吃点心、牛奶、奶粉、咖啡、酸奶、糖果、食用油、白糖、酱油、各种食用调味佐料等的印多食品集团。1995 年的资产总值为 14377.2 亿盾（约合 6.54 亿美元），营业总额 13448.9 亿盾（约合 6.12 亿美元）。印多水泥集团已发展成拥有 10 家水泥厂，年产量达千万吨以上的大企业集团。1995 年资产总值为 82050 亿盾（约合 37.5 亿美元），营业总额为 39420 亿盾（约合 18 亿美元）。
由于印尼政府尚不允许印尼企业直接到国外投资，兴办实业，因此，林氏投资集团在香港组建香港第一太平集团，领导林氏投资集团在印尼国外经营的企业。1979 年，林绍良等收购香港海外联合金融公司，并把它改组为第一太平金融有限公司，投入资金 1 亿港元。1982 年，又收购香港置地投资有限公司的 51.4%股权，并改组为第一太平国际有限公司。1983 年，又创办第一太平集团。在此基础上，形成第一太平集团。其主要股东为林绍良（占股 30%）、林文镜（占股 30%）、林逢生（林绍良三子，占股 10%）、林宏超（林文镜长子，占股 10%）、苏德威卡特莫诺（占股 10%）、伊卜拉欣·里斯贾德（占股 10%）。他们采取股东与经营管理者分开的原则，除林绍良任董事长，其他合伙人担任董事外，聘请一位菲律宾华人彭泽伦，又名曼努艾尔·庞义利南担任总经理，主持该集团业务。另外 3位执行经理为罗伯特·梅耶尔、里卡尔多·帕斯库阿和文森特·享塞。该集团在银行、金融、保险、证券、房地产、商业、电脑通讯、国际贸易等方面展开一系列收购行动，开拓经营业务。如收购荷兰著名的哈格迈耶公司 51.95％股权，建立荷兰太平洋有限公司，专门经营出口印尼的咖啡、农土特产及其他工业产品到欧洲，又从欧洲各国进口各种工业产品到东南亚各地。企业经营地点遍及美国、欧洲各国，特别是荷兰、英国、德国、澳大利亚、中国及东盟各国。其属下的子公司有上百家。1997 年，拥有资产总值为 84.92 亿美元，营业总额为 70.26 亿美元，税前利润为 4.93亿美元。印多食品集团、印多水泥集团、香港第一太平集团及它们属下的子公司为林氏投资集团经营的主要项目。他们 4 人在开始合作联营时，订有一项“君子协定”，即除共同联营的企业或集团外，各自有权另行创建经营自己的公司企业，但不能与已合作经营的企业或行业雷同。所以他们4 人都各自另外创办经营自己的公司或集团。如林绍良家族经营的中亚银行即与他们无关。
林氏投资集团和三林集团是两个不同的企业集团，由于主要是林绍良投入资金最大，因而往往又把他们合资联营的企业划归于三林集团之下，如印多食品、印多水泥及第一太平集团，也都归属于三林集团之下，界限没有明显的划分。他们 4 人从 1966 年开始合作，30 多年的合作中，亲密无间，建立相互信任，团结合作的关系。他们还把这种合作关系延续到后代。他们是林绍良的次子林圣宗、三子林逢生，林文镜的长子林宏超、次子林宏先，苏德威卡特莫诺之子阿古斯·苏德威卡特莫诺及两个女儿玛尔蒂娜和美阿娜，伊卜拉欣的子女阿米谢赫·里斯贾德和费萨尔·里斯贾德。

盐仓集团简介

曹于恩

盐仓集团，为印度尼西亚华人企业集团，创建人蔡云辉，1925 年 1月 31 日（农历正月初八日）出生于福清音西乡。
1929 年 4 岁随母到印尼马都拉岛与父亲团聚。父亲病逝后，于 20 世纪 30 年代随叔父蔡国强移居东爪哇省的谏义里，协助经营辣椒牌丁香烟。1948 年在蔡国强创办的九三牌丁香烟厂任采购员、推销员及管理员，后升为部门经理。1958 年 6 月 26 日，他租用谏义里市杉曼比尔街一家堆放食盐的旧仓库，生产用玉蜀黍包制的手卷丁香烟，厂房面积仅 1000 平方米，职工只有 50 人。在生产过程中，蔡云辉反复试验配料，不断总结经验，制造出烟味香醇、价格便宜的丁香烟，深受吸烟者喜爱。蔡云辉认为这是食盐仓库给他带来的好运，故将丁香烟产品定名为“盐仓牌”。翌年职工增加到 521 人，丁香烟销量达 5100 万支。
1962 年，蔡云辉又推出黄盐仓牌丁香烟，销量达 2.34 亿支，职工增加到 800 人。20 世纪 60 年代末，盐仓牌丁香烟成为印尼最著名、销量最多的一种香烟。1971 年，蔡云辉将烟厂组建为盐仓香烟有限公司。他总结出制造丁香烟的经验，确定“芳香、鲜美、享受”作为生产盐仓牌丁香烟的三条质'量标准。20 世纪 70 年代，盐仓烟厂从印尼国外购置自动化卷烟机生产线，采取机制和手工制造相结合的办法；建立数百辆卡车组成的运输队，将产品运往印尼各地；吸收及重用大量专业技术人才，并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经营管理体制；建立医院、职工宿舍、食堂、运动场、文娱活动室等职工福利设施；创造在每包香烟内编上密码、抽奖销售办法；在各地刊登广告。从而使盐仓烟厂发展成为印尼最大的丁香烟企业。1985年，盐仓公司丁香烟年产量达 238.58 亿支，列居印尼丁香烟业之首，奠定了“丁香烟大王”的地位。蔡云辉由于操劳过度，不幸于 1985 年 8 月29 日逝世。
蔡云辉逝世后，由其长子蔡道行接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带领四弟蔡道平、五弟蔡道安、六弟蔡道胜，继续经营及发展盐仓集团企业。一是扩展丁香烟的生产与经营，特别是扩大自动化生产。1985 年，盐仓牌机制丁香烟年产量 134 亿支 1990 年产量增至 550 亿支，销售额达 21130亿盾（约合 10.8 亿美元），获利 2775 亿盾（约合 1.4 亿美元）。二是收购卡里亚·尼阿加·贝尔萨玛有限公司企业及其所属格连德尔丁香烟厂。在印尼谏义里市建立一家生产经销不含丁香的白香烟厂，称为哈林·沃诺威佐约有限公司。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的加影市，建立一家丁香烟分厂。三是建成蔡云辉生前筹建的苏里亚·吉查烟纸厂。该厂是由盐仓集团和印尼原住民一企业家和法国一纸业公司共同投资创办的。盐仓集团投入资本144 亿盾。1989 年 5 月建成投产，年产高级烟纸 6000 吨，后增至 8000吨。60%为盐仓集团自用，40%销售给印尼其他 10 家中小型丁香烟厂。四是在谏义里市郊区诗都阿佐地区，投资 535 亿盾，创建包纸厂及印刷厂，印刷盐仓牌的各种商标、广告、包装纸、烟盒、纸箱及其他印刷品。1992年，又投资 4000 亿盾，在谏义里市甘本格里佐地区购置 40 公顷土地，兴建苏里亚·帕孟南造纸厂有限公司，年产量 15 万吨，每年可获 8850 万美元的外汇收入。五是 1993 年，盐仓集团和其他两个公司，共同投资 13000亿盾（约合 6.4 亿美元），在西加里曼丹地区，筹建一个植树造林工业基地，并兴建一家纸浆厂。又投资 1600 亿盾，与其他企业合作，建立雅加达桑给巴尔丁香种植园有限公司。六是 1989 年，创建印尼哈林银行，创办资本为 1000 多亿盾。在印尼 234 家银行中，排列第 160 位。主要为其企业集团的营运服务。七是建立苏里亚·拉雅印达有限公司，专门经营旅游酒店业。收购谏义里市及巴苏鲁安地区的两家旅馆。投资 172 亿盾，扩建苏里亚旅馆与别墅，使其成为具有 19 座小别墅住宅的四星级旅馆。在东爪哇泗水市购置一块地皮，兴建一座 26 层楼的办公大厦。投资 1000多亿盾，在谏义里市兴建一座大型游乐场，称蒂尔托约梭人民游乐园，为东爪哇省最大的娱乐场所。八是 1993 年，又与日本丸红有限公司及罗特食品有限公司共投资 250 亿盾，在西爪哇省勿加泗地区兴建一家口香糖厂。盐仓集团的子公司苏里亚·印威斯汀多·佩尔卡萨有限公司拥有这家糖厂45%的股权。九是 1992 年又创建苏里亚塔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建立后，即收购生产玻璃纸的特里亚斯·圣淘沙有限公司的股份，该公司为盐仓集团的一个重要企业。十是 1994 年收购斯拉图·苏普拉穆克蒂·艾尔哈苏里亚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成为拥有苏里亚·帕孟南包装纸厂的惟一股东。
1994 年，盐仓集团资产达 35677.95 亿盾，营业总额达 47837.33 亿盾，年产香烟 800 亿支，职工总数 6 万人，有子公司 17 家。发展成为一个以生产经销丁香烟为主，兼营造纸、烟纸、银行、种植园、旅游、酒店、口香糖及制药等多元化的企业集团。1997 年 11 月 9 日《亚洲周刊》刊载的“国际华商 500 家”中，盐仓集团被列为第十一位。
1998 年初，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世界 200 名大企业富豪中，东南亚华商 16 名，盐仓集团董事长蔡道行为其中之一。1999 年，盐仓集团在“国际华”500家”中排名第二十一位。

哈拉班集团简介

曹于恩

哈拉班集团，印尼文“哈拉班”意为希望，故又称希望集团，为印度尼西亚华资企业集团。1970 年由陈子兴创办。陈子兴 1943 年生于印尼苏拉威西岛乌戎潘当市，祖籍福清新厝。陈子兴高中毕业后，在其父陈德发创办的金钥匙公司协助经商。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雅加达创业，开始经营电动自行车及其零部件，后扩展经销摩托车。1970 年，陈子兴与日资合作，创办哈拉班·萨克蒂摩托工业有限公司，组装并经销雅马哈牌摩托车。由于该公司获得经销日本本田摩托车企业集团的独家经销权，随着印尼经济建设的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动自行车及摩托车生产销售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进而创建印尼雅马哈摩托车制造厂有限公司，专门制造雅马哈各种型号的摩托车。工厂职工人数一度达 6000 人。1989 年产量达 50046 辆。使它成为印尼第三大摩托车企业集团。1992 年，雅马哈牌摩托车占据印尼摩托车业的 30%。因而陈子兴曾被誉为“雅马哈先生”及“摩托车大王”。顺利的生产与销售，给哈拉班集团带来丰厚的利润，奠定了哈拉班集团的资本及企业基础。在此基础上该集团逐步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一、金融银行保险业。1978 年，哈拉班集团收购一家华人小银行即泗水商业银行。经过一段整顿后，1981 年易名为恒荣银行，总行设在雅加达。1982 年，恒荣银行兼并苏门答腊棉兰市的民族商业银行，1986 年，收购苏拉威西省万鸦老市的唐西银行。1988 年 10 月，哈拉班集团在印尼各中、小城镇设立分、支行及办事处达 200 家。1990 年前后，又创办或收购古纳安·根扎那银行和桑嘉·根扎那银行，资本为 100 亿盾。1993年，这两家银行与恒荣银行合并，仍保留原名称独立经营。1993 年 4 月，恒荣银行被印尼政府财政部升格为外汇银行。1995 年，资本增至 1454.325亿盾，资产总值达 29712.24 亿盾。在 227 家私营民族银行中排名第十二位。此外，哈拉班集团 1992 年 10 月，又创办恒荣幸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还创办阿哈普保险有限公司。
二、房地产业。哈拉班集团最初在雅加达市中心查玛达大街购置一块地皮，兴建一座 26 层的加查玛达大厦，为集团总公司及恒荣银行总行所在地，集团一些部门及子公司也设在大厦内。1982 年，哈拉班集团向新加坡房地产业进军。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由于新加坡受到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集团企业在新加坡陷于困境。1987 年 11 月，陈子兴重返印尼发展房地产业，在雅加达收购地皮，兴建五大房地产业工程。一是投资 5亿美元，在雅加达克拉普·加丁购买一块 32 万平方米地产，兴建一个小卫星城区。内建 1 座办公大楼、28 座公寓、一家酒店，拥有 1688 个单位经营各种商业的店面。二是在芒加杜阿地区，购买 10 万平方米地产，投资约 3 亿美元，沿街兴建商业大楼和住宅公寓，建筑面积 60 万平方米。三是在芝布布尔地区购置 500 公顷地皮，兴建棕榈泉花园区，内有一座三星级酒家、上百套公寓，还有一些商店和服务部门。四是在芝利坦地区，投资 1 亿美元，兴建一座拥有 8 家影剧院和商场的商贸中心，建筑面积4000 平方米。五是在加查玛达大街兴建两座住宅及购物中心，总面积 4000平方米。同时在 1985 年还建恒荣银行总行大厦。哈拉班集团又通过新组建的恒荣银行置地有限公司，在一些城市购置大量土地：在中爪哇省首府三宝垄市北区，购置土地，计划兴建类似雅加达市安佐尔区的大型娱乐中心一一梦幻公园；在西爪哇省西冷县购置3000公顷土地，投资4000亿盾，兴建腾佐城，建筑中、低档型的住宅区；在西爪哇省唐格朗区，通过集团所属的阿尔塔·布阿纳·萨克蒂有限公司，投资 1500 亿盾，修建一批中、低档住宅群。哈拉班集团先后开拓兴建的大小工程占地 200 多公顷。
1994 年，哈拉班集团总资产为 17810 亿盾（约合 8.8 亿美元），营业总额为 9020 亿盾（约合 4.9 亿美元），在印尼 200 家大型企业集团中排列第三十二位，有子公司 22 家，职工总数 4900 人。

奇袭闽侯县保安队夺枪记

陈木水

1949 年开春之后，为迎接人民解放军南下解放福建，我闽浙赣边人民解放军闽中支队司令部，在“放手发展，大胆进攻”的战略方针指导下，领导各游击队广泛出击，频频打击国民党乡镇政权，消灭保安队、自卫队等反动武装，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二月初，在福清东区领导开展游击活动的中共福清县委委员陈振亮，接到闽中地委委员、福清县委书记俞洪庆的来信，信中指示：从福清东区抽调几个精悍勇敢的同志到云中洋草厝集中。陈振亮立即派区委书记陈宝泉带领区委干部陈木水、陈六一（延钰）、陈吓述等连夜赶到草厝。次日清晨，北区陈雄斌、胡周雄两位同志亦到达，不久东区的郑书程同志也从林森县（闽侯县）西台赶来。上午，福清县委书记俞洪庆召开会议，在场的还有县委委员陈振标、沈祖夏同志。会上俞洪庆先叫郑书程同志汇报他所侦讯的敌情。郑书程说，近来有国民党交通警察一个班十二、三人，在福厦公路琯口至坊口一带巡逻。这些警兵配备有一挺机枪，除机枪副手外，其余每人都带一支崭新的步枪。这是捕猎的绝好对象，可以伏击予以消灭。听取郑书程汇报后，俞洪庆同志开始讲话，他扼要介绍了闽中支队司令部关于扩大队伍、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要求游击队努力出击，消灭敌人，夺取武器，以壮大游击队伍。又传达了闽中支队司令部要求福清游击队要上交一挺机枪的任务。他说原来打算购买机枪，曾经托人从国民党军队内部以 25 两黄金的价格买一挺机枪，但因敌军内部发生变故，没有买成。他强调说，闽中司令部交给我们的这个任务，一定要完成，这次把大家召集来，就是要研究如何开展对敌斗争，缴获敌人的武器。刚才郑书程同志汇报敌人巡警的情况，经过侦察，确是事实。收缴这些巡警的武器，的确是个好机会。大家要好好商议，我们要采取什么办法，才能稳当地收缴他们的武器。大家听了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经过一番讨论后，决定两个方案：一是在适当有利的地点进行伏击；二是要速战速决，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突然袭击，每个战士包消灭一个敌兵，包缴获一件武器。方案确定后，我们就积极准备。因为是在公路上进行军事行为，必须进行伪装，以麻痹敌人。所以决定，行动时我们每个人都肩挑扁担、布袋，化装成农民挑夫的模样，而把短枪、手榴弹插在内衣腰间。大家准备就绪，整装待发。
可惜次日清晨，当我们正要出发时，我们派出去探查敌情的群众急急赶来报告说，驻扎在坊口的国民党巡警队突然撤走了，据巡警兵说，他们奉命不再在此地巡逻了。由是这次伏击巡警队的行动也就作罢了。大家心里都感到惋惜。
俞洪庆书记知道大家的心情，又与大家座谈，他说县委把大家召集来，就是要更好的开展武装斗争，就是要干出一番事业，巡警虽然没有打成，但是打击敌人的机会总是有的，请大家好好探讨。于是又开始讨论，有人提出闽侯县兰圃村大地主林柯潭，此人为非作歹，鱼肉乡里，群众十分痛恨。他有私人民团组织，拥有二、三十枝步枪，这些民团成员多是游手好闲之徒，纪律涣散，没有军事常识，更无战斗力，可以想办法收缴这些歹徒的枪。经过分析后，俞洪庆果断作出打击林柯潭民团的决策。由陈振标、沈祖夏、陈宝泉、陈木水、陈六一（廷钰）、陈吓述、郑书程、陈雄斌、胡周雄等九人组成战斗组，负责执行这项任务。是日傍晚，我们提早吃完晚饭后，由闽侯县地下党干部带领前往。我们从云中洋出发，摸黑沿崎岖蜿蜒的山路行进，到达闽侯县时洋镇坊口乡时，已是下半夜二、三时了，大家虽然十分疲倦，但歼敌缴枪心切，又摸黑继续行军，至青圃村绕过大树下，住进我地下党一个基本群众的家里。吃了稀饭后，安歇睡觉。次日也不出门，整天睡觉，至晚上大约 10 点钟后又转移至一个山沟沟里，住在一个单门独户的基本群众家里，掩蔽起来。第三天仍然关门睡觉，至下午，陈振标、沈祖夏、陈宝泉 3 人到兰圃村察看林柯潭家的地形。之后，他们在路上听群众说，当晚兰圃祠堂演大戏，林柯潭邀请保安队中队长刘仕春和队员来看戏，这是一个新情况，所以 3 个人又转到兰圃祠堂察看，结果见到十几个保安队队员，带有一挺机枪，士兵们都背着铮亮的步枪。陈振标等三个人认为，这是夺取敌人枪支的好机会，一致决定晚上到兰圃祠堂夺取敌人的机枪、步枪，并买了三斤猪肉准备给大家晚饭加菜。三个人回来后，即与大家一起讨论夺取敌人枪枝的具体办法。
晚饭后，我们 9 个人迅速整装，我把 20 发长短梭卜克枪扎在前腰带，腰背扎一颗手榴弹，其他 8 位同志也同样武装。接着由当地的三、四个地下党同志和群众带我们到兰圃祠堂看戏。我们到达时，祠堂里已挤满密密麻麻的观众。我们自然无心看戏，而是先察看祠堂四周的环境，然后进入祠堂，主要在后面观察，寻找有利于动手的位置。这个祠堂的面积很大，大厅里能够容纳一千多人，其东西两厢楼上均有看台。在东边厢的看台里有五、六个保安兵，手里均端着步枪；在西边厢的看台里坐着大地主林柯潭，保安队中队长刘仕春身穿呢大衣坐在其旁，刘仕春左侧的围栏上架着一挺崭新的机枪，其周围站着八、九个荷枪实弹的保安兵，楼梯口还有两个持枪的保安兵站岗，戒备十分森严。看来敌人是有所提防的，所以我们叫几位当地地下党同志和群众，假装要上楼房看戏而进行试探，结果被两个站在楼梯口站岗的保安兵拒绝驱逐。敌兵不准人们上楼，我们只好互相保持距离，在周围寻找机会。大约至晚上 10 时左右，有消息传来说，可能有人被特务跟踪，我们便撤出祠堂戏场，到野外商量对策，叫当地的几位地下党同志仍然留在戏场里继续观察，并与我们保持联系。
大约过一个小时左右，当地同志传话说，上半场的戏快演完了，林柯潭回去吃夜点，并说没有特务跟踪。这时我们肚子也感到饿了，就分别到祠堂前小食摊买了几个肉包充饥。正当我们准备吃包时，保安兵也空手出来吃夜点。这时上半场的戏已停演了，我们立即分别进人戏场。按照重新研究的方案部署：由陈振标、沈祖夏、陈宝泉 3 人站在戏台前面负责指挥行动，并掩护支援上西厢楼夺取敌兵机枪的同志；由我和郑书程、陈吓述3 个人负责上东厢楼夺取五、六个保安兵的枪枝；由陈雄斌、胡周雄和当地两位地下党同志上西厢楼夺取敌人的机枪。陈六一（廷钰）则负责把守祠堂门口。大家按照计划，迅速到位。我们约定，以枪声为号令，枪声一响，同时出击。
过了不久，下半场戏又开始上演，保安队中队长，以及保安兵等都回到原地就位，楼上、楼下的观众都聚精会神在看戏。此时站在戏台前的陈振标等人举枪指挥发令，在“啪！啪！……”的枪声中，戏台上的汽灯被打掉了，我们同时迅速冲上东西两厢楼。冲上西厢楼的陈雄斌、胡周雄和当地两位地下党同志扑向敌兵，击毙机枪手抱住敌人的机枪，保安队中队长和保安兵惊慌失措地站起来，企图进行反抗，这时，站在台下掩护策应的陈振标、沈祖夏、陈宝泉 3 人迅速开枪，击中保安队中队长刘仕春和持枪站起来的保安兵。我和郑书程、陈吓述 3 人冲上东厢楼时，有一保安兵端起步枪企图支援西厢楼的敌兵，我们立即开枪把他击毙。这时东西两厢楼的保安兵眼看中队长和几个同伙被击毙倒地，吓得魂不附体，纷纷跪下乞求饶命。我们宣布说：“缴枪不杀，缴了枪，我们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他们听了都按我们的指令把枪枝以及身上佩带的手榴弹等弹药堆放在一边。后来我们收缴好枪枝弹药后，就把这部分保安兵放走了。
当我们冲上两旁厢楼打击保安兵时，戏台上的演员都退到后台躲避，而台下的观众乱成一团，争先恐后涌出戏场。由于我们只打击保安队，没有伤害一个群众，所以他们都安全退场。我们清理好收缴的枪枝弹药后，也退场到祠堂门前集合。但当站队点名时，9 个人只剩下 8 个，差了陈六一（廷钰）一人。陈六一负责把守祠堂门口，怎么会没了呢？大家着急了，都为他担心，经过商量后，大家分头寻找，陈振标、沈祖夏、陈宝泉 3人再进祠堂查找，可是没有找到。这时群众知道我们是共产党游击队，只打击国民党保安队，不伤害老百姓，所以他们放心了，很多人又到祠堂来围观。陈振标等 3 人没找到陈六一，就借此机会上台讲演，宣传共产党打国民党反动派，是为了保人民解放全中国，号召受苦人民参加革命。因为不会讲闽侯话，讲的是福清口音的“闽中话”，由是台下群众知道我们是福清人，纷纷议论说：福清共产党真勇敢，敢来这样的场面打保安队，还把他们的枪都缴了，真了不起。
与此同时，由我和其他几位同志把所缴来的步枪拿到祠堂前面的广场上，一齐朝天鸣放，一方面既能大造声势，示威警告反动派，另一方面，希望陈六一能听到枪声，知道我们已完成任务，还在兰圃祠堂等待他。因为我们考虑陈六一守在祠堂门口，很可能被惊慌的群众一起拥挤出戏场，然后迷失了方向。如果他听到枪声，就一定会顺着枪声的方向来找我们的。为了寻找陈六一，我们 8 个人又集中到祠堂门前等待，可是过了半个多小时，还是不见陈六一的踪影。同志们都感到耽搁时间太长不好，夜长梦多，不宜再久留，大家商量后决定把队伍先撤到青圃村群众家里，看看情况，再作行动。于是把所缴获的枪枝弹药，分由 8 个人携带，我扛着 4 枝步枪和几袋子弹，心里乐滋滋的与大家一起撤离现场。当我们来到青圃村口大树旁时，陈六一和一帮群众迎头围了过来，大家见到他欢喜异常，心头的石头总算掉了下来，我们都为他感到欣慰，都说这小子有种，没有掉失啊！陈六一也非常兴奋，他说，当枪打响时，他把守在大门口，想不到被惊慌的群众拥挤出祠堂门，无法退回去，外面天黑，人多路又窄，他被人群夹在中间，摆脱不了，只好随着人流来到青圃村，等待大家返回。青圃村的群众非常热情，一定要留我们吃饭，但是我们不能多停留，因为从此地返回福清云中洋驻地，还有 50 多华里的路途，而这时已是凌晨两点多钟了，我们必须在天亮之前赶回去，所以只好谢绝当地群众的盛情，不得不空着肚子继续上路。
对于返回的行军路线，大家经过商量后认为，走小路、山路比走大路更有危险性，因为每个人都背负着沉重的枪枝弹药，在崎岖坎坷的小路、山路上行军极为笨拙不便，行进的速度自然较慢，而时间不允许我们在路上耽搁。从大路行进，因天寒地冻，风高夜黑，路上无行人，过往的车辆肯定不多，这样便于在大路上急行军，有利于争取时间赶回云中洋，即使路上遇有汽车过往，也完全可以在夜幕的掩护下回避隐蔽。权衡利弊之后，我们选择从坊口到时洋，然后向东折入东台，再从东台越大岭上云中洋这条路线。果然我们在马路上行军时，只遇到一次汽车过往，这辆车的车灯在很远的地方闪烁，我们从容不迫地回避掩蔽起来，自然平安无事。在返回路上，我们连走带跑急行军前进，马不停蹄地与时间赛跑，虽然饥肠辘辘，疲惫不堪，但大家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士气，精神抖擞地迈步向前。终于只用 3 个多小时的时间，在黎明之前，安全地返回到云中洋草厝。
县委书记俞洪庆和当地的干部群众，热烈迎接我们的凯旋。大家欢天喜地地向俞洪庆同志汇报了这次袭击保安队，夺取敌人枪枝的战绩；击毙保安队中队长刘仕春及多名敌兵，缴获捷克制轻机枪一挺，比利时式新步枪 10 余支以及一批手榴弹、子弹等弹药。整个战斗不上 5 分钟时间，就大获全胜，而我方无一人伤亡。俞洪庆同志非常满意，对我们的战绩，给予高度的赞扬。他说：你们辛苦了，你们的表现，表明了我们福清地下党党员是勇敢的斗士，是好样的。你们为闽中支队司令部支援了好武器，为加强游击队武装作了贡献。他鼓励大家发扬勇敢战斗的精神，继续努力奋斗。当晚他还特意买了一些鱼肉等食品，算是为我们庆功，虽然饭菜并不丰盛，但大家心里都非常激动，感到十分荣幸。晚饭后，我们告别俞洪庆同志，连夜返回各自的地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我们这次突袭闽侯县保安队的战斗，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在福州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有消息说，福州报纸纷纷报导，闽侯县保安队在兰圃祠堂被共产党游击队袭击，保安队中队长刘仕春及几名士兵被击毙，保安队的机枪和枪枝弹药全部被缴获。因而我们这次奇袭保安队的夺枪战斗，轰动了省城等地。

福清游击队协助围歼福州南逃之敌纪实

余贤龙

1949 年 8 月 1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第二十九军第八十五师，在福清游击队配合下，攻克融城，歼敌 400 余人，驻融敌军主力经海口撤往松下，从吉钓逃往平潭。
扼守福清县城的解放军几乎断了敌军南逃的通道。福州的国民党军队为了保存实力，决定放弃福州，连夜抢渡乌龙江，由福厦、福永公路南逃。福州随即解放。
为了拦截南逃之敌，17 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七师在琯口与闽中游击队会师后，急速向大义头、尚干、青圃方向猛攻，在宏屿战斗中俘敌 1200 余人；在玉田地区歼敌一个营，俘敌 500 余人；午夜，第二五九团攻占尚干，歼敌 300 余人。
18 日，从福州南逃之敌 1 万余人窜至大义头、茶园山区一线；另一部 5000 余人逃亡尚干西南初婆洋山区一线。解放军第二十九军首长当即部署：以第八十五师第二五三团于新东张、新店一线，第二五四团于作坊、兰田一线，第二五五团于琯口、宏路一线，堵歼逃敌；以第八十六师插向青圃，配合第八十七师聚歼从尚干南逃之敌；以第八十七师负责围歼福州至宏路以东地区，配合第八十六师、第八十五师，由南、北、东三面围歼十三亩地区之敌，以第二六○、第二六一团一个营配合第二五三团围歼初婆洋之敌。
向福厦线以东逃窜的敌第六兵团，福州绥靖公署、独立第五十师等部18 日窜至福清东北的金翅山、黄金岭、桃阳一线时，被我第二五团截住，走投无路，敌军将领决定投降。于是，是日 18 时，敌第六兵团，敌绥靖公署和独立第五十师等共 4700 余人放下武器。还有福州绥靖公署二处、四处处长，宪兵团长、第五十四师副师长、参谋长等少将军官 8 名也缴械投降。
19 日，第二五八团第一营在一都街东北、青圃岭西南山区两次歼敌250 余人，第二五六团在首占接受敌 1 个连投降。20 日，第八十七师与第八十五师第二五五团协同作战，在琯口以东五显山、山岭山地区歼敌 1个营；第八十七师第二五七团在长乐鹤上接受国民党第二一六师副师长率领的 100 余人投降。20 日傍晚，敌第二十五军残部经罗汉山、石门坑等地继续向南逃窜，被第二五三团第一营和第二六○团第二营阻截。敌在火力掩护下多次组织冲击，企图夺路南逃，均被击退。随后，第二五三团主力赶到，立即将敌分割包围，并开展搜剿。在第二六○团、第二一团配合下，21 日上午，歼灭敌军四十师第一一九团、第一二○团等 1000 余人。窜至一都街以西、利岭以东地区的敌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陈士章和少将副军长任培生带领的军部人员 400 余人被我全歼。
8 月 23 日，福州战役结束。在福州战役中，第二十九军共歼敌 11000余人，俘敌将级军官 15 名，缴获各类大炮 80 余门、枪 4600 余支（其中各类机枪 400 余挺），弹药近百万发。
第二十九军伤员 213 人。第二五四团第二营副营长陶吉成在战斗中负重伤后光荣牺牲。
在追歼福州逃敌中，福清游击队集中在海口的全部船只，并组织上万群众，3 天修通福清至高山的公路。福清工委支前委员会在全力支援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平潭的同时，还尽力做好解放厦门战役的支前工作。支前委员会向侨属借了几十方杉木运往泉州架桥，使大口径的大炮能及时拉上前线，歼灭逃往厦门残敌。

“龙高暴动”的真实经过

——《革命烈士公墓碑文》辨正

余贤龙

民主革命时期，300 多位福清革命者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为福清的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纪念革命烈士，弘扬他们的革命精神，使他们名垂千古、流芳百世，中共福清县委、福清县人民委员会于 1957 年修建了福清革命烈士公墓和革命烈士纪念碑，并在公墓正中，镌刻了《革命烈士公墓碑文》，碑文简述了福清人民英勇奋斗的革命历程，列出了革命烈士的芳名。
今年清明节期间，笔者到革命烈士陵园仔细拜读了公墓的碑文，发现碑文中有关龙高农民武装起义的内容与史实不符。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福清龙田高山两镇，爆发了震动八闽的围歼省防军第二支队林靖部驻军的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史称“龙高暴动”，亦被称为“龙高民变”。由于林靖部队多是说“兴化话”的莆（田）仙（游）人，群众则把这次暴动叫做“打兴化兵”。
对福清革命史上这一重要的事件，《烈士公墓碑文》是这样概述的：
“福清建党的第一天，党就领导农民运动，开始武装斗争。1932 年在北区发动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示威游行；在龙田高山领导农民武装起义，全歼省防军混成旅（即第二支队）林靖部 4000 余人……”
碑文记述的龙高暴动爆发时间、歼敌人数与领导者，都与史实不一致，也可以说是错误的。
一、暴动的时间
根据民国时期档案资料和三十年代初期的报纸和一些老同志的回忆，龙高暴动是 1931 年12 月26 日，即民国二十年农历十一月十八日发生的；福清民间广泛传诵的《打林靖》白字诗中的“民国二十年，林靖到福清”，“十一月十八夜，民变好惨惊”两句诗也足以证明。
二、歼敌的数量
根据参加暴动的老同志程序（已故）和张端哲合写的回忆文章《龙高人民武装起义》中的记述，龙高暴动的歼敌总数是 800 人左右；陈宜坚先生（已故）在《龙高民变的前前后后》一文有“善后委员会雇人就海埕挖坑掩埋尸体……总共 400 余具”的一段描述来自身历其境的一些老同志提供的，在龙田海埕一处被民众击杀的官兵数量的文字，加上在高山镇及其它地点歼灭的官兵，总数也是近 800 人。再者，进驻福清的林靖第二支队官兵总共才 2700 多人，且分驻县城和海口、东张、渔溪、龙田、高山五镇，按平均计算，驻龙田高山的官兵也是 800 多人。因此，可以断言，说龙高暴动歼敌 800 人左右是比较准确的。
三、暴动的领导者
根据史料，龙高暴动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影响下爆发的，不是中共福清地方组织领导的。
1、龙高暴动前一年（1930 年）2 月，中共福建省委党代会发出“开展邻县——长乐、连江、古田、福清等地的工作，使群众斗争走向广大范围的游击战争和地方暴动”号召。同年秋福清便建立了中共地方组织——党团混合支部。党团支部发动全县知识分子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在东张、海口、龙田、高山等地播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火种。1931 年 11 月 7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11月 11 日，长乐 13 乡“民变”，活捉长乐县长，震动全省。一个月后，龙高暴动就暴发了。
2、中共福清地方组织党团混合支部 1931 年年初就解体了，龙高暴动时，福清没有中共地方组织。混合支部解体后，在龙田高山地区坚持活动的共产党员何胥陶、陈行福、张端哲等都是以个人名义参加暴动和暴动前的发动、组织工作的。在乡绅王鸿才、王基添、张端樵等操纵的暴动指挥部里，他们都被当做文书雇员使用，根本起不了领导作用。
暴动的第二天，中共福州市派两人来福清了解暴动情况，争取介入引导，却被拒于闻读村桥头，进不了龙田，只好返回；第三天又派老蔡来融。在已解体的党团混合支部书记谢廷清带领下，老蔡到了龙田，进入设在方厝祠的暴动指挥部，也被张端樵以“战火尚未熄灭，局势十分紧张”为理由“劝”其尽速离开。1932 年初中共福州市委宣传委员黄孝敏亲自来融，在余长钺、程序、陈行福等人的协助下，才了解了龙高暴动的情况，总结了经验教训，指示陈行福、何胥陶等保存一部分武装力量，继续宣传发动群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总之，龙高暴动是 1931 年 12 月 26 日爆发的，不是 1932 年；歼敌的人数是 800 人左右，不是 4000 余人；是在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影响下发生的，不是中共福清地方组织领导的。
《革命烈士公墓碑文》是在 1957 年镌刻的。那个年代，“反右派”运动正在开展，极“左”思潮开始泛滥，碑文中出现的这些不实的文字是难免的。但革命公墓的碑文记述的必须是革命历史的真实，这是公认的原则问题，但愿有朝一日能重新镌刻，还革命历史的真实。

东张水库淹没区的移民安置

张玉枝

东张水库是福清的一座大型水库设施，坝址位于石竹山下的龙江中游，集雨面积 200 平方公里，坝型为混凝土宽缝重力坝，最大坝高 38 米，坝顶长 219 米，库内淹没区淹没面积 15 平方公里，正常蓄水量 1.85 亿立方米。水库建于 1958 年，二月动工，当年 12 月竣工，历时 10 个月。水库工程浩大，集蓄水、防洪、发电为一体。渠道干支渠总长 398 公里，纵横全市 12 个乡镇，220 个行政村和 4 个农场。设计灌溉面积 26.8 万亩。整个工程土石方近 1000 万立方米，国家补助工程费 1869.8 万元。东张水库的建成，使福清水利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力地促进了工农生产的发展。
水库淹没区迁移 1 个镇、2 个乡（小乡）、54 个自然村、10 个高级农业合作社，迁移户数 2804 户，12115 人，淹没耕地 14811 亩、房屋 11950间、各种作坊 19 座、晒场 143 亩、粪坑 2730 口、宅基地 199 亩、果树5608 株。
为了搞好移民工作，县里于 1957 年 11 月成立移民安置委员会，由县委常委张其载任主任、县委委员柴长林任副主任，委员会以高级社为单位，下设 10 个移民工作组，于 1958 年 12 月移民结束。
移民工作分三个步骤进行。一是定线发动，搞通移民思想。二是对拆迁户房产、耕地逐户进行登记，成立评议小组进行补偿评议。三是搬家、拆房、安置。移民户房产的赔偿原则是：“既做到迁移后能重新建起相当的房屋居住，又做到建设中不浪费，不使旧料损失。”采取原拆原建，旧物利用，分别补偿的办法。在评议过程中还聘请土木工匠实地观察，根据新旧程度，造价高低，拆建损失等情况评定。对于房少人多，屋小质差的特殊困难户，也要做到拆掉一间，再建一间，不让因拆建无房居住，流离失所。土地的赔偿不是迁移者个人收入，而是由安置委员会统一交给接受安置的有关乡信用社转给各所在高级社。至于粪坑、坟地及公共设施，也分别做了适当的赔偿。
在移民工作中，遵循“家家有房住，人人受安置，生产可保证，生活有出路”的移民原则，按自愿分散安插和政府帮助相结合的办法，尽量动员移民户到山区开发。对集中安置有条件的地方，则成立新村，单独建队。对五保户、鳏寡孤独无劳力者给予特殊的照顾，切实保证他们“住有其房，耕有其田”。
据 1965 年 4 月落实追补移民经费时的资料统计，安置在本县的移民户有音西公社的宏路、金峰、前亭、马山、跃进、棋山等大队计 346 户1680 人；安置在东张公社除建立新镇外，还有安置在先进、先锋、香山、半岭、濑底、三星等大队，计 1338 户 6705 人；安置在镜洋公社的有琯口、阳下、光荣、镜洋、波兰、上店、东埔、玉埔、西山、梨洋、墩头、下施等大队，计 367 户 1680 人；安置在渔溪公社的有南山、苏田、双垱、上张、渔溪及渔溪居民等大队，计 166 户 742 人；安置在阳下公社的有奎岭大队和太城农场，计 20 户 102 人。安置最多的有东张公社的半岭、香山、先进，镜洋公社的光荣，音西公社的前亭共 5 个大队，组成 59 个新的生产队。
对于原东张镇的迁移，在旧镇的正西约 1 公里的玉井村，建立新东张镇，全镇原有住户 697 户，安置在新镇的有 418 户，其余 279 户农户动员分散落户，以其特有的各种关系，安置在全县各地，还有少数的安置在外县。
由于整个移民工作是在大跃进的年代里进行的，当时群众思想觉悟高，经过动员教育，集体利益和眼前利益能够服从整体和长远利益。但因时间紧迫，过细的思想工作做得不够，在经济赔偿方面，虽然规定对房产、土地、作坊、埕地、坟地、茅坑、果树及其他损失，都根据其不同损失程度，分别给予必要的赔偿，但有的赔偿标准偏低，不尽合理，有一部分移民户受到损失。这些具体问题，在“文革”初期，又一次进行补偿复查、核对，增拨补偿费 1565000 元，连同原来实际补偿 3038750 元，合计 4603756元。至此，东张水库的移民遗留问题，才得以比较妥善的处理解决。

向汪冰县长追回救济品始末

倪朝铭

1945 年 8 月 6 日和 9 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8 月 8 日苏联对日宣战，随即出兵我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8 月 9 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8 月 10 日和 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受降及对日军展开全面反攻命令，日伪军迅速土崩瓦解，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后，盟军对日作战的部分剩余物资，拨往对日作战地区，做为救济品救济受难群众。福清于 1941 年 4 月间和 1944 年 11 月间，两次遭到日本侵略军占领，属于受日寇铁蹄蹂躏的重灾区之一，灾难深重。因此，福建省救济总署于 1947 年 3 月初，特地调拨一批联合国战后救济物资和美国人民捐赠的旧衣等物，准备分发给福清县公教人员。
时任福清县长的是汪冰，安徽省南陵县人。于 1945 年 4 月 19 日来融履新。据说他是国民党创办的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生，乃蒋介石嫡系人员。平时待人傲慢、武断专横。自从接任福清县长后，更加目空一切，识之者无不摇头叹息。
1947 年 3 月 24 日，全县中小学教职员工（农村学校派代表）按照福清县教育科通知，集中到县政府中山堂（现福清宾馆门口）领取救济品。可是，县长却突然宣布：救济品只分配给公务员，没有中小学教职员工的份。这突如其来的变卦，令人莫名其妙，全场哗然。教师陈拓夫、郭茂沂等人，鼓动大家说：“明明教育科下文通知前来领取救济品，为什么没有我们的份呢？这只能说明救济品被汪冰这些贪官侵吞了。他们平时搜括民脂民膏，贪得无厌，而今天不但侵吞救济品，还公然戏弄我们，侮辱教师，士可杀不可辱，教师们大家要争气，一齐起来拼吧！”一席话燃起了满场怒火，有的教师愤怒地喊道：“当宫的吃白米，教师食臭米，而且经常拖欠工资，今天又无理扣发上级发来的救济品，打算中饱私囊，我们坚决不答应，团结起来，拼啊！”中山堂前面广场吼声雷动，群情激愤。这时，陈云官校长站出来说：“县长无理扣发救济品，违反上面救济的本意，我们完全有理由追回。但斗争要讲究策略，还是先礼后兵为好。”大家觉得有理，便推选陈云官、郭茂沂、倪朝铭、林启鑫等人为代表，同汪冰交涉说理。
起先汪冰推说，他有急事要办，由秘书代为接见。代表高声喊道：今天有什么事比数百人站在广场等待发放救济品的事更急？大家边讲边挤进县长会客厅。汪冰凶神恶煞，板着脸孔说：“我已决定救济品只发给公务员，没有你们教员的份，你们来干什么！”代表们见他蛮横跋扈的态度，十分厌恶，当即严词驳斥道：“省救济总署明文规定救济品发给公教人员，现在你擅自把教员排除在外，何故？”汪冰推说，运来数量不够。代表们要求追查数量不够的原因。汪冰听了暴跳如雷，竟然拍起桌子，破口大骂：“放肆！”、“大胆！”、“目无长官”、“统统给我滚出去！”郭茂沂、林启鑫等代表见状首先按捺不住满腔怒火，冲过去揪住汪冰。汪冰喊叫挣脱，撕断西装领带，逃出会客厅，进入走廊。这时县立初中公民课教师吴启炘刚好迎面赶来，张臂挡住汪冰的去路，让随后赶来的代表揪住。外面教师们见状也一拥而上，又把汪冰团团围住。本来县保安队一部官兵已在戒备，此时县保安队长叫号兵吹起了军号，集合了数十名全副武装的保安队员，并在中山堂对面架起机关枪，对数百名教工进行威胁。面对凶恶敌人的枪口，教工们毫无畏惧。陈云官与郭茂沂挺身而出，一起进行现场指挥。几位身强力壮的教师迅速扭住汪冰，把他推到前面。郭茂沂对着保安队员高喊：“县长在这里，你们开枪吧！”汪冰吓得浑身发抖，连声高叫：“别开枪，我是县长！千万别开枪！”此时有几位大汉教师，手抱石板、石块，突然出现在机关枪前，大声喝道：“撤不撤，不撤就砸断你们的机枪！”汪冰又大喊：“你们给我撤！”保安队长无可奈何，只好下令撤退。
此时，县党部书记长苏景昌、县参议会参议长江修元等人急急赶来为汪冰解围，请教师代表到县党部谈判。教师代表坚持：立即按照省救济总署规定，发给中小学教职员工每人一份救济品，并保证今后不打击、迫害教师。汪冰推说救济品不够，要宽限日期。双方相持不下，便商定第二天继续谈判。
国民党同盟会革命元老郑忾辰先生，急公好义，一身正气，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有力助手，退隐后回到福清，仍致力于地方公益事业，对福清人民多次的正义斗争，均不遗余力地给以全力支持，并与大家同甘共苦，一直坚持到取得最后胜利。他的功绩，福清人民有口皆碑，对他不直呼姓名，只尊称为“忾老”。
第一天谈判刚结束，陈云官校长就建议必须立即争取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首先由他向忾老汇报事件发生的经过，并请求大力帮助。于是其他谈判代表也分头开展活动，以争取同情，壮大声势。
第二天谈判开始，教育界代表向汪冰提出下列条件：
1、汪冰县长向全县中小学教师赔礼道歉。
2、保证不歧视、不迫害教师。
3、中小学教师每月集会一次，不得进行干涉。
4、不能拖欠教师的薪金和补贴粮。
汪冰慑于群众斗争的威力，同时感到自己陷于孤立，斗争形势对自己不利，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同意接受代表所提条件，并由苏景昌、江修元担保。关于救济品问题，代表同意派人协助解决，由教育界参议员吴承铭，教育会会长翁鸿猷，同汪冰合组三人小组，上省向省长刘建绪交涉。
福清解放后，1949 年11 月，在县城召开福清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忾老做为特邀代表，笔者做为教育界代表，同时参加会议，彼此有了较多的晤谈接触。接着，笔者同忾老的孙女郑守端女士（毓和先生的长女）结婚，常到忾老家中，更有充裕时间多次闲聊往事，在跟忾老前后晤谈中，依笔者记忆、理解，有下述几件事与教育界向汪冰追回救济品有关：当汪冰蛮横宣布救济品不发给教育人员时，中山堂广场，中小学教师群情激愤，提出强烈抗议。吴启炘先生（忾老的二女婿）得悉，当即回去告诉忾老。忾老十分关切事态发展，即派吴启炘先生赶赴现场，并嘱不要让无权无势的教师们吃亏。吴启炘先生到达县长会客厅前走廊，恰巧遇着汪冰急急忙忙往自卫队驻地方向逃跑，被人高马大的启炘先生张手一栏，汪冰闯不过去，被随后追来的教师代表扭住当为人质，方才避免了汪冰企图利用他的自卫队武装，作为威胁教师的毒辣手段。对此，忾老十分谦虚地说：这是无意，是教育界正义斗争得道多助也。
教育界同汪冰谈判，第一天无果而散。当天晚上，汪冰邀请苏景昌、江修元同向忾老介绍白天发生冲突事件的经过，并征求忾老对处理此事的意见。忾老提醒汪冰，其大意是：教师们要求发给救济品，这是省救济总署的通知规定，属合理合法，无可厚非。教师们育人任务艰巨，生活十分清苦，应该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和体恤，今天发生此事，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尽快把救济品发给中小学教师。至于救济品数量不足，你们当地方父母官的，有责任向省里请求补足。能这样处理，事情不就化解了吗？苏景昌、江修元听后，频频点头称是。汪冰从忾的谈话中，已摸清了老先生的态度，不得不加以认真考虑。
忾老为帮助解决救济品数量不足问题，还以私人友谊致涵刘建绪，要求尽速按原定通知，全额发给福清县中小学教职员工每人一份救济品。于是我县三人小组上省交涉十分顺利，刘省长立即批示：“按救济署规定，每位教职工发给一份。”至此，福清教育界向汪冰县长追回救济品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4 月中旬，福清各中小学校派人按名册向县政府领取救济品。每位教职员工领到卡机布料衣服一套，草绿色尼龙蚊帐布料一床，军用救济品一纸板箱（内装牛肉煮马铃薯一大铁罐、牛奶水二铁罐、牛奶粉一袋、饼干一盒、火柴一小盒）。
发来的救济品，还有美国人民捐赠的旧衣服几大袋，由于数量有限，只能用制签抓阄的办法，先抓阄，后对签，抽到空号的就无物可领。记得笔者得到是美国工人穿的旧大衣一件。
救济品发放结束，陈云官校长主持召开城关各中小学教师会议，大家一致同意：由各校轮流召集，每月聚会一次，以加强校际联系，必要时，就进行联合斗争。同时决议使用福清县教育会合法名义，创办《学报》，作为教育界的喉舌，并立即着手筹备，报社社址设在奎光阁，定于当年 5月 4 日由学光出版社印刷发行。至此，福清教育界追回救济品的斗争，胜利落幕。
附注：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引用如下资料：《福清市志》《福清一中革命史》

十九世纪初高山院西村的一场惨案

林学情 俞达珠

清代到康熙王朝中后期，平定葛尔丹，铲除三藩割据，收复台湾，国家统一，天下太平，统治者可以安享荣华富贵了。此后一百多年里，史家称颂“康乾盛世”。但他们哪里知道“盛满难居”。就在这个时期，已经在孕育着如明珠、和珅一类为代表的一大批大蛀虫。他们千方百计地钻营，谋取权力，聚敛财富，压榨百姓，蚀空国库。
国库亏空，各级官吏必然要巧立名目，在正额外增加各色税名，以满足各级贪官污吏的私欲。清嘉庆二十四年福清知县张缙云勾结粮差李克平大量贪污国库存粮，又怕案情败露，就想法向地方增加赋税而导演了院西村的一场惨剧，至今说来，仍然令人触目惊心，愤恨难平。
嘉庆二十四年（1819）农历三月中旬的一天，高山院西村秀才林弥高正在家中与族中几位老人在一起商讨如何向省城有关衙门反映福清县在正额外增加粮税致使农民苦不堪言的事。突然村中有人呼喊“县衙又有人来找秀才”。林弥高听见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为了避免公差制造口实，即让众乡老先回。众乡亲还未迈出门槛，县衙三个来人却已逼近大门。其中一个头戴儒冠身穿长袍的人见林弥高迎出来，立即面带笑容，谦恭有礼地说：“下官打扰众位，请众乡亲和生员见谅”。林弥高见来者是县学教谕（管理全县教育的官员），又是以以礼相待的姿态出现，也就很客气地迎上前去，把教谕大人和二位随从人员让进中厅落座。众乡亲见势即向林弥高和教谕道别，各自回家去了。
众人走后，教谕以似谦恭又带教训的口吻对林弥高说：“学生此番奉县尊张大人之命，特造府相邀先生到县衙与各乡绅一同相商今年征收粮赋之事，此事关系国课大计，望先生不，辞辛苦走一趟，以不负全县官民之托，张大人一再嘱咐学生一定要请到先生，足见县尊大人对先生寄望之殷切，望先生勿，辞”。
听了教谕来意后，林弥高心想，知县张缙云此前已三次请自己到县衙名为“赴宴”实是要他支持加征粮税，均被自己拒绝，此次知县派教谕出面劝说，实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条毒计，因为秀才属于学衔之类的学位，归教育官员管辖，得罪了教官，秀才生员之类的“诸生”地位就会动摇，此其一。其二、教谕本不负征粮之责，知县却委派他出面动员林弥高支持加征，这是知县以示看重教谕，争取他的配合，若要惩办林弥高，也必得教谕以学官名义向上呈报革去林弥高的秀才资格，然后才可以任意给林弥高乱加罪名。所以说知县派教谕出面，既示尊重读书人又带有威胁的意思，林弥高心中是明白的。但他想到近月来附近各乡百姓听到加征消息以后，纷纷哀求林弥高要“为民请命”，代向官府反映民间疾苦，此种情形，前三次他均已向县衙各官员诉说，但不起作用。此次再去，必无结果，且会得罪官府。想到这，他很委婉地对教谕禀道：“大人风尘仆仆地赶来舍下传谕县尊大人之命，学生不胜惶恐。本应随大人到县衙听命，只是敝乡连年水旱灾不断，以至今年春麦颗粒不收，民无以果腹，此情此景，学生已三次向张大人和县衙各房大人禀告，均未蒙体察民情，给予免催加征。学生愧对乡亲父老，也得罪各位大人不浅。因之，学生想不必再进县府陈说百姓之苦，就拜托大人代向张大人禀报百姓哀切恳求免去加征，如蒙俯允，大人与张大人定受万民称颂，永记史册。”
被林弥高一番婉拒之后，教谕心中很是不快，只是感到自己是教官，不是行政长官，既要表现为人师表的大度，又要留下日后脱身之路，所以没有发作，很平淡地说，学生定把乡亲们的苦情转禀县尊张大人。说罢就打道回衙去了。
过了数日，家住县城的一个林弥高同年（旧时同科中秀才、举人、进士的都称为“同年”）好友派家仆赶到高山院西林弥高家，告诉林弥高说县府知县与教谕、李克平等密谋以“聚众谋反抗粮”的罪名逮捕法办林弥高，教谕已与知县同谋上呈革去林弥高秀才资格，然后下手”。并说已令画师绘画林弥高图像在福州等地张贴通告，缉捕林弥高。
县官会迫害反对加征钱粮的秀才和百姓，这原已在林弥高预料之中，但是以“聚众谋反抗粮”的弥天大罪诬陷他，林弥高万万没有料到县府各官会如此狠毒。乡亲们听到消息后，上年纪的老人都劝林弥高赶快逃避，好汉不吃眼前亏。林弥高心想一不作二不休，索性联合各村民众联名上奏朝延。当夜他代乡亲们草拟奏本，内有“福清三载饥荒，万民坐困”、“三年连饥，百物俱尽”、“人民有女卖女、无女卖男”、“贪官污吏不恤民穷，专求民死”，无权无势的平民“含冤莫诉，负惨莫伸”等语，为了避开官府追捕，众乡亲商议要有人护送林弥高上京。但林弥高不想连累乡里，同时考虑到自己走后，其父和侄儿肯定是官府迫害的对象，于是决定让父亲和侄儿跟自己一起绕道厦门上京。
可是此事被粮差李克平侦知，他立即派人通知其在厦门的同伙李则振，要李则振就地向厦门地方官衙谎报林弥高父子侄三人“谋反拒捕”逃至厦门。厦门海防同知闻报后即派汛兵（相似后代的边防和水上警察）头目林青龙带队前往码头逮捕林弥高等三人。林弥高本留有一缕棕色长须，此时染为黑色。因此林青龙在码头没有认出林弥高。过了数日，林弥高到理发店理发，洗头时长须所染的黑色被洗褪，现出棕色，刚好被李则振路过看见，他立即跟踪到林弥高住处，然后亲自带领汛兵前来追捕林弥高等三人。初审时，林弥高如实陈述自己因反对额外加征而被迫害的经过。并当堂出示了准备上京告状的奏本。海防预审官初审和看了奏本之后，感到李则振举报不实，且案件不发生在厦门，不应由厦门地方受理，准备释放林弥高或移送福州府。
李则振从街役口中探知动向，立即赶回福清向知县和李克平报告，张缙云闻报后惊恐不已，心想此事若被朝廷知道，即使皇帝不直接过问此事，但福清籍在京官员定会插手不放。到那时自己非但乌纱不保，身家性命也难保无虞。想到此，他惊出一身虚汗，连夜招来教谕和李克平一起商讨对策。他们一致认为不能坐而待毙，只能破釜沉舟，一干到底。于是决定由知县张缙云带巨额银子上省城和福州府行贿，以求庇护。
福建总督董教曾听了张缙云禀报后，会同福州府主要官员分析此案认为：福清及全省各县官仓均有大量亏空，其原因均是地方官贪污挥霍和给上司送礼行贿造成的。一旦事情闹大了，政敌借故发端，对福建全省来个全面清仓，全省各级官员都脱不了干系，他们深知“一损俱损”的可怕局面，因此决定支持张缙云，由总督府行文至厦门提拿林弥高三人到福州，由福州府主审，定林弥高父子叔侄三条大罪：一、在福清聚众抗粮，意图谋反；二、事发后逃至厦门又行劫民财；三、抵抗官府拘捕，殴伤多名汛兵。判处三名“主犯”死刑，立即斩首，于当年农历闰四月二十二日在福州被冤杀，时林弥高年 47 岁。其他参与联名上奏的村民被连坐数十家，有的被判死罪，有的被流放边疆终身不得返回。其他林氏族人全部避难他乡，林氏祠堂和被连坐的村民房屋全部被放火烧掉。
省、府、县三级官员为了制造这一冤案，其手段之狠毒，可谓旷古未闻。首先他们对林弥高三人酷刑逼供不成，就逼迫他人做伪证，七十多岁的村民陈邦恕在公堂之上不为官府作伪证，说林弥高是“因公受累”，就被活活打死在公堂之上。为了诬陷林弥高“在厦门抢劫”，就把林弥高三人自带的行李和路费诬指为抢劫所得的赃物。并要厦门海防汛兵出具伪证证明林弥高拒捕并殴打官兵，汛兵头目林青龙在公堂上据实说明林弥高没有拒捕和殴打汛兵，就被多次施行酷刑，最后也被严刑逼死狱中。
林弥高死后，福清民怨沸腾，他们以各种方式表达抗议。文人们则作诗倾吐胸中不满和对林弥高的崇敬之情，诗人游春台所作的诗歌流传至今：“先生节义在芹宫，不比雕虫小技工。纬地经天才与识，至今阖邑仰遗风。”此后五十年间，福清读书人不参加清朝所举行的科举考试，以示抗议。民间不但因此痛恨清朝宫府，也痛恨帮凶们。院西村民断绝与李克平、李则振的亲族通婚。
据现存院西林氏族谱所载：林弥高本名志波，字国锦，号仰之。生于乾隆壬辰 1772 年三月廿日，被杀于嘉庆二十(1819）年闰四月廿二日。生前曾考中邑庠生，名列一等。“因加赋病民，国锦公为全邑请命。拂官命，毁及宗祠，合族逃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