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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26 11: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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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广I淘的天地里成长
——访福建农学院毕业生林鸿达
黄岑
我们是在繁忙的春收和插秧季节再度来到音西的。当我们抵达大队部时,林鸿达,这位在音西田野上生活将近8年的大学毕业生,刚好打着赤脚从田间回来,他带着我们来到他的家,这是一座解放前遗留下来的贫农住宅。两间半房间,一间是灶间,一间是卧室,还有半间是他养猪和饲养家禽的地方。我们看了他们的卧室,除了桌上摆了几十本“土壤学”、“植物保护学”、“水稻栽培学”等书籍外,板壁上挂着锄头、斗笠,屋梁上悬着水稻和小麦等种子柬,它和任何一家普通农户没有两样。
谈话进入正题之后,林鸿达说:“党对我太关怀了,音西大队发展生产的成就,是五千社员在党领导下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我的贡献只能占五千分之一,是党,是音西社员教育了我、培养了我,才使我走上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走的道路。”
林鸿达的道路是怎样走出来的呢?在一个新月如钩的夜晚,他给我们述说了大学毕业后这一段曲折的历程。
想象的“基层”是什么个样子
“1954年夏天,我在福建农学院农学系毕业了,毕业前夕,我在志愿表上填着’到党需要的农村基层去!到我所熟悉的闽南基层去!‘但是,我从小生活在莆田县城,出身是地主兼工商业家庭,从小学到大学一直生活在课堂里,毕业前的实习也在农场里,真正的农村基层究竟是什么个样子,一个大学农科毕业生究竟如何和农民一起工作,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问号。
”当时,我想象中的基层就是从前在苏联电影上看到的机器拖拉机站,那里有单层或双层的办公楼,站里有几十个人,有站长、工程师、农艺师和会计师……而我就是未来的农艺师,我可以坐着摩托车飞驰在田野上,拿着手中的蓝图,对农民们比划着说,那里营造防护林、那里建设电站、那里开辟田间拖拉机大道……只要我能拿出美丽的蓝图,农民们就会按照我的意思,把大地改造得花团锦簇,美丽如画……
“我带着美好的希望被分配到福清县,一个月后县上分配我参加农技站技术推广组到音西乡陈金土初级社驻点,记得下乡的第一天,我穿着白衬衫、蓝制服裤,脚上还穿白袜和镂空皮鞋,随身带了60斤行李,其中40斤是书籍。我想,现在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我应该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好好用来指导农民发展生产。
”初级社的社长陈金土和社员们十分热情地迎接了我们,他们听说我是大学毕业生,把我围起来,拿行李的拿行李,问候的问候。但是,当我坐了下来,用眼神向四周打量一下时,我的心凉了半截。那时的音西虽然经过土地改革,生产略有发展,但因连年遭受大旱威胁,群众生活水平仍然较低,不要说楼房、实验室、拖拉机,就连个安家地方也难找。社里临时安排我住的地方是个经过修理的旧庙堂,睡的是门板,这在当时来说还是当地能够腾出的最好的地方。吃饭是在贫农陈世华家里,虽然他母亲在饭里尽量少配番薯片给我吃,可是三顿吃的菜既少,又单调,和我们以往的生活比较实在相差太远了。
“在生活的关口门前,我第一次出了丑。几天后,我以在‘农民家里吃饭不卫生’为借口,去和霞盛小学老师商量,要搬到他们那里搭伙。事情被陈世华母亲知道了,这位经过土改斗争锻炼,有阶级觉悟的贫农老大妈立即找我们组长(即现在的福清县农业局副局长刘德仁同志)说:‘我家的饭地委部长吃过,县委书记吃过,哪个共产党干部嫌过?想不到这位大学生却吃不惯。他另搭伙我不反对,可一个工作组干部不尝尝农民生活的酸甜苦辣,将来怎么能替我们办事呀?’刘德仁同志知道后,立刻婉转地制止了我的错误做法。
”好吧,既来之,则安之,既然大家都过这样的生活,我也只好这样。于是,我硬着头皮开始尝试过一个基层农业技术干部的生活……“生搬书本理论碰了钉子林鸿达接着谈起了他开始工作后的第一段经历:”我的任务是推广农业新技术,音西农民见我是大学毕业生,都以一种既尊敬又好奇的眼光看待我,而我当时也自命不凡,认为我是大学生,读过许多科学理论,指导一个初级社的农业生产不成问题。记得到音西不久,老农陈世良就跑来问我:究竟我们这里一亩晚稻,配多少人粪、多少草木灰、多少垃圾才适合?这一下就把我难住了。在学校里,我们是靠化验室仪器来化验氮、磷、钾含量的,在农村中如何计算农家肥的肥分呢?我没有办法回答,只好含含糊糊地支吾过去。后来,晚稻田旱了,我翻书本,看到教科书上有种‘松土保墒法’,就是在作物周围松松土,可以多保持一些水分,我叫社员照着办,有个叫余吓目的社员,把锄头递给我说:‘林同志,怎么个松法,你能做个样子给我们看看好吗?'这一下又把我’将军‘了。怎么个松法,我可从来没有试过呀!我红着脸走开了。
“没有实际经验,又放不下知识分子的架子,这是我当时总的情况。碰了钉子后,并没有接受教训。当时我们工作组其他两位同志忙着推广陈永康的’落谷稀‘播种和水稻小株密植等,农民反映很好。但我对这些工作是轻视的。心里想这是具体的技术问题,解决不解决不要紧,我们主要应该是在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去指导。我看到音西当时作物产量很低,水稻每亩两季才五六百斤,番薯一季才三四百斤,原因是红壤地带地力很差,肥料又少。我翻翻外国农业教科书,看到’草田轮作制‘一章,便向干部老农们建议:你们是否也采用这种办法来增强地力呢?他们听了哈哈大笑道:’林同志,你是当真的还是跟我们开玩笑?我们这里一口人摊不上一亩地,拿一半地种革,岂不是要叫我们喝西北风吗?‘我问:’你们施肥不够,施得又不够科学,肥料有时下得很多,有时又多时不下,这是什么缘故呢?‘社员们听后,不禁都叹了气说: ’我们这里是十年九旱的地方呀!年成好,有希望,多下肥料能讨得本钱回来;遇到天旱,你去施肥,不是母鸭跑了又拿鸭蛋去扔吗?林同志呀,你可要体贴体贴我们的心呀!
”农民要我解决的事解决不了,我要农民推广的新技术推广不了,怎么办呢?我怀疑到自己在农村的实际价值。心里想:’农民要的是生产经验,不一定是科学理论,这种技术推广工作用不着大学毕业生干,我这种人还是在学校当助教好。‘于是,我请求调动工作。当时乡里的支部书记王天来看到我思想不安,跑来对我说:’我们农村很需要农业技术人才,你是刚来,工作不熟悉,多住一段,就会好了。‘可是这些话,我并没有听在耳朵里。后来调动未被批准时,我情绪很低落,每天吃好饭拿只捕虫网,到田野上搜集昆虫标本,夜里就躺在煤油灯下看书。我越来越沉重地感到,我在农村是多余的,我必须离开这里……“
硬套外地经验也不行
”这种思想是怎么转变过来的呢?“我问。
”思想改造的道路是曲折的。“林鸿达点燃了一支香烟,谈起他在农村生活中的第二段经历。
”1955年冬天,一次偶然的机会,农业局领导调我参加农业生产潜力调查组。
在整整四个月时间里,我和其他同志一道跑遍福清县的山区、平原和海岛,到处向农民调查轮作制度、农事活动历、作物品种分布、肥料潜在力、土壤分布类型等等,这次调查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让我初步看到了农村的复杂实际和农民的丰富生产经验。好比轮作制度吧,在学校里我设想草田轮作制恐怕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了,可是我在福清城关、海口、渔溪一带调查的结果,农民从来不把田地种牧草,他们用一年干一年湿,一年干二年湿,两年干一年湿等水旱轮作办法,用豆——薯、油菜——稻等等养地和食肥作物隔季轮种法,既解决了保护地力,增加肥料和避免病虫害等等复杂问题,又取得了相对的高产。又如作物品种选择吧,我在沿海多风的龙田、江镜一带,看到一种‘下里胡’的稻子,就是八级大风也刮不掉粒;在高山、江阴岛滨海地区,有一种‘杠菜稻’,就是海水经常淹没也能长穗结实;更妙的是我在东张、一都一带野猪很多的山区,看到当地农民培育出一种叫‘野猪梗’的水稻,每颗谷粒上都长有一条尖利的芒刺,野猪一啃,喉咙就被梗住,见到这种稻子,它们只好远远避开。我在学校里只知道水稻有个‘南特号’良种,却不想农村实际中有这么多好品种。再说在耕作经验方面吧,我就在龙田区东营大队看到余大干培育的万斤薯,还实地参加过经验总结。这些调查,使我开始相信,农村工作有学问,农民有科学,只要总结起来,它比我所学到的那些要更切合实际……
“调查结束后,我没有回到音西,县里就把我调到新建的海口农场工作,在那里前前后后住了两年。不久,反右派斗争开始了,这场斗争给我一次很大的教育,我感到自己过去感情和劳动人民距离太远了。在老干部场长的带领下,我主动地参加了场里劳动锻炼,起先是脱下鞋袜练赤脚走路,接着,练习挑土、挖土,以后又跟工人学习整地、施肥等技术,我和他们之间开始有说有笑了。不过,也很可笑,我对当时自己在劳动锻炼上的一些成效很自得,觉得现在既有了劳动本领,又和劳动人民有共同语言,很不错了。
”可是,生活的道路不是平坦的,当我对自己有某些自满情绪的时候,事实又深刻地教育了我。“
林鸿达吁了一口气,谈到了1958年重返音西担任技术推广干部后做的几件事。
”1958年1月,福清县委在音西乡搞试验田,把我从海口农场调回县,同年7月,又决定再把我派到音两驻点。当时干部社员们听说我要来,十分热情地欢迎,总支委员林绍钦、方大炎等都到城里接我。那时,我也暗下决心要在农村干出一点名堂。于是我把爱人、孩子等一起带到音西落户。一到音西,我看这里面貌变了许多,水利兴修起来了,土地经过平整了,在群众的冲天干劲面前,我倡议搞的一些新技术很快得到推广。在这种情况下,我头脑发热,认为经过这几年调查和锻炼,自己工作水平不错了,对一些外地先进经验不分主客观条件,一味照搬。
例如当时,县上号召推广余大干的番薯大畦密植经验,大队干部曾问我这个经验用在音西有无把握,我没有考虑人家是沙质地,此地是黏土地,就满口肯定地说:‘人家万斤薯我亲眼见过了,可以推广。’不问三七二十一,一下子全面推广了双行大畦密植栽培法,结果,那年冬天成千亩番薯结块像胡萝卜一样,一株只有几两重。同样,我负责搞的千斤稻试验田,一亩地插了60万丛秧苗,到头来没有收到多少斤粮食……
“在1959年初的整风会上,社员们给我提了不少意见,俱乐部里还贴了这样一张大字报:
技术员 林鸿达上级叫你来领导
大蒂薯称斤稻 这样的事不能搞……
(按:”大蒂“和”大畦“谐音,”称斤“和”千斤“谐音,都是指推广新技术没有因地制宜,弄得番薯小如蒂、水稻收不了几斤。)
深刻的教育难忘的启示
”那时,你自己思想斗争怎么样?“
林鸿达答道:”当时,我很难过,好几夜不能睡,人也瘦了。我想,我是好心好意推广新技术的,怎么还贴我的大字报。甚至我还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去念医学院,当个医生好惬意。我的邻居贫农林孝捷见到我心情不好,跑到我家说:‘你这个人工作还肯干,只是年纪轻一点,种田这件事是无底深坑,上季和下季不一样,上丘和下丘地也不一样,你要试新办法,先少试一些,不要一下子试那么多。'
’那增产不是慢了吗?‘
’不会慢,今年慢一点,明年后年就快了,我们农民不会那么笨,有增产好办法不去学,我们是看看有把握了才学。你是拿工资的,搞失败了还有工资拿,可是我们农民要是都不管种地成败怎么行呢?你想想我们的心,就知道人家批评你的用意了。你不要灰心,还应该好好把稳当的新技术教我们。‘这时,总支书记陈德顺、县委工作组余敷蕴也来找我,陈德顺说:’做错了不能全怪你,我们要负更多的责任,你要坚强一些,有错就改,无则加勉,干革命还能一点错误都没有?
来,今年我们合搞些试验田,好好干它一下。‘
昕了这些亲切的话,我又惭愧,又感动,夜里躺在床上睡不着,我挑灯读着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文章,里边的几句话: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我回顾一下几年来走过的道路,越来越感到自己对广大农民没有休戚相关的感情,对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也缺乏强烈责任感。因而,成就不大,’故障‘颇多,进步不快…...
从“林同志”到“阿达哥”……
“在实际的教育下,我开始体会到农业科学技术人员责任心的强弱、水平的高低、工作质量的好坏,随时随地关系到农业生产、关系到农民的生活。于是,我在日记上写着:‘音西的田野在变,整个时代在变,我如果不跟上去,就要被时代所淘汰,从今以后,我要放下架子向音西群众学习,向实际学习,给群众多干点好事。'
”我选择了我落户的林友沐生产队作调查基点,我和爱人一起在这个队参加劳动。一面学习插秧、犁田、整畦、施肥等本领,一面留意观察本地社员们的耕作栽培方法,插秧时基肥下多少,下些什么?插秧后追几次肥,下些什么?种花生种大豆整什么样的畦,行距株距多少?……我都详详细细地作了记录。另外,我还拜了当地富有生产经验的一批干部和老农,如陈金土、陈世良等为师。从春耕到秋收冬种,系统地学习本地传统经验,渐渐地我知道了为什么在这个黏土地带番薯不适合大畦密植,而很适合小畦密植,为什么别的地方犁松地种蚕豆增产,而音西这种地犁松地遇雨积水反而会减产……
“这时,我对推广新技术不像过去那样蛮干了,各种措施都注意到要先搞典型试验工作,例如1959年初春林中村有一片小麦发生枯黄现象,农民说这是烧了土,火气太大烧死了,我拔起麦苗一看,根部满是蚜虫,我便拿了点”六六六“粉掺和人粪,往麦苗根部浇灌,很快便把蚜虫杀死,接着向支部汇报后,发动社员来参观,并且全面喷治,果然及时扑灭了虫害,保证了春麦好收成。早稻插秧时,音西大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整风机会想把大跃进中推的新技术一风吹掉,有些富裕中农也坚决反对密植。那年早季,有5位最有技术的富裕中农联合起来插一丘早稻,株行距竞达一尺左右,扬言要创音西最高额的产量。在支部的领导下,我们就在他们的’稀植试验田‘隔壁搞个’合理密植试验田‘,株行距6×6寸。结果,收割时,他们每亩收了515斤,我们却收了646斤,他们只好点头认输。社员们看了后高兴地说:’阿达哥,从前你搬书本和外地的东西,我们看不见听不到;现在,你们做出了样子,我们一看就明白了,希望你们多用这个办法教我们于。‘从此以后,社员不再叫我’林同志‘了,都换口叫我’阿达哥‘。我也进一步认识到农业技术必须同实际结合,同群众的经验结合,才有强大生命力。”
我尝到了甜头……
“后来,你又是怎么样和音两社员一道,创造出一套复种轮作的增产经验呢?”我问。
林鸿达谦虚地回答道:“说实在话,音西这套宝贵经验主要是音西干部和社员创造的。这些年来,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冲天干劲,把十年九旱的4000多亩土地一一改造为旱涝保收的基本农田;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集中劳动人民和科技人员的力量,进行反复的科学试验,终于找出一条高产稳产道路。至于我,还是谈谈和农民结合的一些收获吧!”
“在农村碰了一些钉子后,曾经有个时期,我怀疑到书本理论的用处,怀疑到外地经验的适用性。实际上在我和农民群众结合后,我发现这个想法是错的,发展农业生产需要传统耕作经验加现代科学技术。从前我刚下乡时是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研究问题不从群众需要出发,而从个人兴趣出发;推广技术不从生产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这就难免对不上号。一当你改变立场,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工作,懂得从当地群众迫切需要出发,针对当地生产关键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时,局面便不同了。例如在东张水库建成后,音西轮作制度发生了变化,但是种早小麦怕冻害,每逢霜冻天气,社员们大清早要在刺骨的寒风中手拿竹竿拂去麦苗上的霜花,人走过麦畦冻得发抖,结果收效也不大,种晚小麦怕锈病,遇到锈病减产更厉害。我考虑,这种灾害问题是否可以通过更换良种来解决呢,于是从省农科院要来一些抗锈力强的麦子,进行了对比试种,结果发现‘华东五号’表现良好,在收成时,支部组织社员来参观评比,大家相信了有这么一种麦子可以抗锈,于是纷纷把早麦改成晚麦。现在音西50%麦地用了这种良种,已取得高产稳产的效果。在土壤和肥料方面的试验也是如此。,前几年,在上级的领导下,我们对音西实行了土壤普查,发现在这带红壤土上,酸性强,有机质少,土地肥分中速效磷含量极为缺乏。对于前二者,当地群众习惯上是多施草灰等钾肥和多种绿肥来解决;含磷少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于是我拿了一些过磷酸钙和钙镁磷等磷肥作施肥对比试验,果然,施过磷肥的作物,结实特别饱满。这两年来,若干作物实行了氮、磷、钾结合合理施肥,这对提高单产起了作用。又如实行合理轮作,提高复种指数,这是音西社员最感兴趣的事情,社员很希望我在这方面介绍或创造些新经验。去年,我看到豆薯轮作地上还有潜力可挖,就向社员介绍了莆田、惠安一带番薯地套种秋大豆的经验,林绍钦、陈金土试种后,一亩地能多收六七十斤豆子,社员们一看很高兴,今年全大队就准备推广700来亩。这说明书本科学理论和外地经验,运用得好是很有益处的。现在,我倒感到自己农业科学理论水平不高,这些年来对外地经验吸取得不够,自己水平远远适应不了音西农民对新技术的迫切要求……”
“总之,我走出大学校门十年了,在音西这块田野上,也快八年了。这段期间,我亲眼看到在党的领导下,农村面貌正起着极为深刻的变化。我刚到音西时,这里年年闹旱,而现在99%的田地实现了自流灌溉和电动灌溉;我刚来时,这里每年要国家供应二三十万斤粮食,而现在一年有200万斤粮食卖给国家;我刚来时,社员住得不好,吃得也不好,而现在村村盖了新房子,家家有了余粮,户户装上电灯,而且,新的学校、医院、队办工厂、商店都在这里出现了……当我看到这些,想到在音西的变化过程中,有着自己的劳动脚印时,心里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之感。
对于科学研究工作,我更有另一番体会,从前我看到一些同学,在学校当助教、当讲师,有时也写出一些科学研究论文时,我曾怀疑过农业科学工作者是不是非下乡和农民结合不可,现在,我看清楚了,要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只是关起门来研究,他只能是在一大堆第二手的材料里打圈子,他可以写论文,可是,他却永远没有办法制造出类似音西群众这样的科学轮作的经验,更不可能体会到科学理论和实践结合,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后的甜处。每当我想到这里,我便深深地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教导我走上这条无限康庄的大道……“
在继续前进的道路上
林鸿达对记者的谈话就到此为止,但是,亲爱的读者们,我还必须补充一些他自己没有说过的事情:
林鸿达下决心实行和广大农民结合,并且在生活上、劳动上和农民打成一片后,他已经成为音西大队社员普遍欢迎的人。大队里凡是有关生产大计,都找他来商量,社员们有技术上疑难事,都找他问计。总支书记陈德顺对记者说:”阿达哥生活朴素作风艰苦,和从前简直完全两样,现在我们和他一起,看不出他有知识分子的架子,这两年来他在科学研究方面比从前实际得多,进步也快得多了。“许多社员还对记者谈了不少关于”阿达哥“做的好事。例如前两年,为了帮助群众养好猪,他放下架子学会给猪打针,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凡是社员猪生病了,他都上门应诊。有一次,社员林家金的猪患了急性肺炎、发高烧,在猪栏里乱窜,他已经磨好刀想趁早宰掉,事情被林鸿达知道了,夜里10点赶去,又打针、又针灸、又按摩,一直守护到天亮,结果治好了。又如,他对良种爱惜如命。1960年福清暴雨成灾,东张水库有漫堤危险,领导上动员社员全部搬上山暂避,林鸿达听了什么也不带,只把大队珍存的30斤小麦良种扛走……社员们还说,林鸿达拜的几位老师,几年来在彼此互相学习之后,他们都学会了杂交、嫁接等一套本领。成为音西新科学技术的热心传播者……在不久前召开的福建省1963年度农业先进单位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林鸿达光荣地被选为福清县的代表。
音西的高产稳产经验在《福建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后,兄弟省份以及福建各地,已经先后有19000多人参观了这块土地。当人们称赞这里干部社员的冲天干劲和科学求实精神,称赞这里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经营管理经验之余,也很敬佩这位埋头在这里干了多年的大学毕业生。为了改善他的科学研究条件,省有关部门,最近抽调了几位大学农科毕业生做他的助手。党对他的高度关怀,使他无比激动。4月27日,就在新调来的三位助手抵达音西时,他对这批新同事说:“党就是阳光、雨露,党就是温床,有了党的领导,先进的科学种子一定会生根发芽。我们的任务是:沿着党指的方向,更紧密地和农民结合。群众就是我们的先生,大田就是我们的实验室,我们要在音西田野上再干8年、16年,拿出更丰硕的成果出来。”
这些天里,林鸿达进行了更丰富更有意义的科学实验工作。他和他的伙伴们,正着手建立一个有关作物栽培、良种和植物保护方面的小实验室。他从外地引进了“广场矮”、“珍珠矮”、“陆财矮”等许多水稻良种,和林友文生产队的一些青年小伙子们合搞了一片高产试验田,现在这些新品种水稻都已经插了秧。与此同时,他正在培养花生良种“音西大钩”和大麦良种“音西六棱”。此外,还和总支书记陈德顺等进行了一些增加复种指数的新尝试。他对记者说:“对我这样一个人来说,过去十年我只是认识了知识分子应该走什么样一条路,对于科学研究,我的成绩还很不够,横在我眼前的是一片广阔的科学实验天地。只就复种轮作这套耕作制度来说,能系统的总结起来,对很多地区的农业增产就有很大的意义。要做一个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更有贡献的人,还要看我今后的努力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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