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下村的“上元”节
阳下街道阳下自然村是多姓氏聚居村庄，已有五六百年历史，解放前总户数从不逾百，如今已有五百多户。我要说的是，这里的上元节别有一番滋味。两百多年前,村民们为求神灵庇佑，集资建起两进“蓝田胜境”大王庙，供奉大王。每到元宵节，村里依姓氏轮流为大王作节日祀奉。 比如，每年农历正月初十日分配给刘姓祀奉;接下来几天依次分配给施姓、翁姓、余姓、刘姓;十五日“元宵节”,各姓联合祈福，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初十晚祀典节目是“盖道士”。村人扛着高照灯、灯牌，敲着锣鼓，四人抬着泥塑大王公回到祖厅,虔诚地点上香线红蜡烛，男女老幼争先恐后上前膜拜。妇女们忙着烧纸钱,小孩们则抢着放鞭炮。之后开始“盖道士”。“道士”是从农民中选出的一个自愿者，没有法衣、法器,只赤手空拳向黑暗的田野奔去。抓道士的两人，也赤手空拳猛追道士,把道士抓到并按到在地，然后用四人抬着的大王公，像烫衣服一样在他们身上来回滚压。锣鼓队及时赶到，用五种打击乐器敲击出同一节奏的“锵、锵、锵”的整齐声响，反复三次，才把大王公抬到大王庙。
十一、十二、十三日晚上，施、翁、余三姓的祀典节目略简单,只把大王公抬回祠堂或祖厅，照样点香烛、摆供品、烧纸钱、放鞭炮，虔诚跪拜，请福接福。十四日晚,刘姓独领风骚。他们把大王公抬回自己厅堂,照例点香烛,摆供品,烧纸钱,跪拜之后是“踢火堆”。主人在埕里放上一大堆茅草、马尾松枝叶，点燃起来。等到烧透之后，同样扛出高照灯和灯牌，敲击打击乐器，来到大埕;最后由四个头上戴着厚布帽、帽沿下倒插大麦苗、全身衣裤捆扎严实的壮汉,抬着大王公来到大埕。这时候锣鼓队紧锣密鼓地猛力敲击起来，四个壮汉雄纠纠气昂昂抬着大王公如箭离弦向火堆猛闯，踢起一团滚热的火灰。他们每踢一次,旁观者都齐声高喊:“发财哟!”连续踢了十几趟后,才收队来到另一住户大埕,继续踢火堆。直到大埕都踢完了,才收队回大王庙。
正月十五日晚上“元宵节”，各姓联合起来，在大王庙里的娘妈宫祀典。全村去年有添“头胎男”的家庭都来参加，他们挑来几十斤的小红蜡烛和三对大红烛到各殿点，先在娘妈宫前摆上一阵，然后挑到各户去分,每灶分两对,每丁分一对,一般农民负担不起,甚至要为此借债。还有的“头胎男”户,在分娩前许愿的,还要去定制焰火,在大王庙前燃放,同时配合锣鼓队伴奏,引来众多男男女女看热闹。“头胎男”户都在大厅里摆上供品和三对大红烛，还要送来木质红漆“斗灯”,里面也装着稻谷,周围插着十双红漆竹箸，还插有青竹叶、榕树枝。斗灯里面插着点亮的小红蜡，周围摆上十粒红蛋(俗称太平)和两个大福橘。元宵庆祝活动结束后，要抱着这个“斗灯”放在媳妇的衣柜上。元宵节最为热闹，每每要闹到半夜。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各地纷纷掀起砸泥菩萨高潮，阳下村不例外。尤是1958年发展养猪大生产时，把大王庙拆为平地，把椽、桁、砖、瓦、石料搬去建猪舍，并且把庙址开垦成良田。直到九十年代初，村民们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增加了收入，富了起来，他们自发集资十多万元，在原址重建起更大更富丽堂煌的大王庙。
至今日，阳下村改革了元宵节庆活动，不再“盖道士”，不再“踢火堆”，更不分姓氏;把上元节分为十三日和十四日两天，按居住地段把大王公抬到各户大厅进行“请福、接福”活动。主人们欢天喜地摆香案、放鞭炮迎接大王公。近两年还请道士跟着接福队伍到各户“忏年”，每户只逗留数分钟。户主都诚心接送，从中午直忙到半夜。不论白天黑夜，不论严寒风雨，村民对“请福、接福”热情丝毫不减。
十五，村人过元宵灯节。大王庙“毓麟宫”(娘妈宫)最热闹，各殿点上大红蜡烛，大厅多张八仙桌上专门安放各“头胎男”户送来的红塑料桶“斗灯”，斗灯一如既往，里面烛光向外射，外面电灯向内照，反映人们脸上，一派红光喜气，人人心花怒放。
大王庙前燃放焰火，铜管乐队、十番伬唱队和打击乐队，轮番演奏助兴，此起彼伏。最后是持灯游行，环游全村。各户都派人参加，几个乐队穿行在游行队伍中，沿途边燃放鞭炮，边各自展示花灯的风采特色，引来观者如潮，直到半夜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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