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从福清海口农民家庭走出来的抗日战士
左边两位为陈金炎伉俪，右边两位为抗日英雄陈金来儿子伉俪。
陈金炎，又名孝中，1914年1月出生于福清海口镇一个农民家庭，1926-1928年就读于初级小学，1929-1930年替地主放牛，1931-1935年当学徒，1936-1937年上半年挑担穿街过巷靠打铜营生，1936年参加红军游击队，1938年3月参加新四军，成为一名抗日战士，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参加闽中游击队
陈金炎同志从小就受到陈金来革命斗争思想的影响。陈金来同志为了革命工作需要，在福清海口镇以开皮鞋店为掩护，开展地下革命斗争。陈金炎当时在海口街南花师打铜店当学徒，而打铜店与陈金来皮鞋店相邻，陈金炎机灵勇敢，向往革命，利用在打铜店当学徒的身份为党组织传递情报，掩护地下党领导开会站岗放哨。
1935年冬，担任中共福清县委副书记的陈金来同志在敌人通缉下，转移到福清罗汉里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经陈金来同志介绍，陈金炎于1936年正式加入红军游击队，在罗汉里革命根据地参加游击战争。在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中，几经生死考验，成长为一名坚强的红军游击队员，为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立下了战功。
1937年6月中旬，中共闽中工委在莆永边的宁里召开扩大会议，听取黄国璋传达的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以及南委对中共闽中工委的具体指示。会议决定，将闽中红军游击第二支队改编为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七路军第一纵队，吴德标任纵队司令员，刘突军任政委，雷光熙、王铁成任副司令员，杨采衡任参谋长。
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战爆发。在全国“联蒋抗日”的大背景下，中共闽中工委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闽中国共合作抗日，游击队接受改编取得合法地位后，陈振芳接任福清县委书记，陈金来带领10多个青年到莆田参加改编后的抗日救国义勇军特务大队，其中有陈金炎、陈阿垱、陈学德、陈以铭、俞昌福等。
9月上旬，中共闽中工委书记刘突军亲自到莆田与国民党莆田县政府协商义勇军集中地点及安全等问题。为便于双方联络，闽中抗日救国义勇军在莆田城关设立办事处。和谈达成协议后，队伍扩大至200余人。10月初，陈金炎、陈阿垱、陈学德、陈以铭、俞昌福等10多个福清青年在陈金来带领下到达莆田广化寺参加闽中抗日救国义勇军。
10月中旬，刘突军率闽中抗日救国义勇军在莆田城郊接受了国民党军第二百三十九旅的点验。之后，部队被指定驻防莆田广化寺。接着，国民党陆军第八十师师部正式公布闽中抗日救国义勇军改编为该师特务大队，任命刘突军、杨采衡为正、副大队长。
11月初，八十师以金门沦陷、闽南告急为由，要把特务大队调往泉州驻防。而中共闽中工委领导人认为去泉州可以争取恢复“安南永根据地”,又可展现合作诚意，结果上了顽固派“调虎离山”的当。临出发前部队进行整顿，将老弱和离家有困难的战士留在游击区继续开展群众工作，其余160多人于11月中旬开抵泉州进驻承天寺。陈金炎也随队前往。
二、北上参加新四军
1938年元月，刘突军决定请求让闽中红军游击队跟随新四军第二支队一起北上抗日。同时，亲赴福州请求新四军办事处向国民党福建当局交涉，将闽中义勇军收归新四军。
福建国民党当局为了不让闽中游击队加入新四军，提出要把特务大队扩编为正规营调往浙东抗日，且提拔刘突军任中校营长，但遭到刘突军的婉言拒绝。当看到刘突军不上圈套之后，3月10日，就密令在莆田将刘突军扣押并立即秘密处死；第二天，派一个团的兵力突然包围承天寺，把闽中抗日救国义勇军强行缴械。史称“泉州事件”.
事变发生后，中共闽中工委立即派黄国璋先到福州向新四军办事处报告，并动员泉州社会各界予以声援。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同时致电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并先后找“绥靖公署”参谋长赵南和第八十师师长陈琪交涉。最后又找到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陈仪同意把闽中抗日救国义勇军送到福州，由办事处负责将其送往新四军。
1938年3月下旬，闽中抗日救国义勇军160余人被全部送到福州洪山桥，并清点交还了被缴的武器装备。王助、范式人代表新四军军部将新四军臂章发给每位指战员。
部队开抵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后，受到了叶挺军长和张云逸参谋长的亲切接见。除杨采衡、雷光熙等20多人由军部分配工作外，其余编为军部特务营第二连，连长吴德标。陈金炎也编入特务连。从此，他与战友们一起汇入到了全国抗战的洪流之中。
1938年5月，陈金炎被调入新四军军部训练，学习军事政治，8个月后学习结束，被分配到第一支队。
三、出生入死抗日寇
陈金炎同志参加新四军后，勇敢战斗，不怕牺牲，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参加了一场又一场的战斗，每一次战斗都冲锋在前，多次受伤，有一次，一颗子弹从他嘴巴擦过，险些牺牲；因为这枪伤，后来他的嘴唇变得很厚。他背上的一道军靴疤痕，是在一次战斗搏杀中被日寇猛踩留下的。陈金炎在部队里枪法好，几乎百发百中，后来被挑选进入特务营。仅1938年，陈金炎就参加了十几场有名的战斗：
1938年6月28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一部在江苏省镇江西南竹子岗、孔家边地区，伏击日军车队及来援日军400余人，俘获日军军官，毙伤日军20余人。这就是“竹子岗伏击战”.
7月6日，新四军在京芜铁路袭击日军军用火车和在苏南朱门打击土匪武装的战斗。
7月10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在南京至句容公路上的新塘附近设伏。句容县城驻有日军300余人。京句公路是敌人后方交通的生命线。当日上午，日军9辆汽车载100余人，并配备步兵重武器，自南京向新塘驶来。日军一进入新四军的伏击圈，即遭到猛烈袭击。日军下车顽抗。激战约半小时后，日军自句容县城和汤山镇派出援兵500余人，并有汽车、坦克、骑兵等，在飞机掩护下，向新四军逼近。新四军迅速转移。此次战斗持续约1小时，毙伤日军40余人，击毁敌汽车两辆。新四军无伤亡。史称“新塘战斗”.
8月，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为配合国民党第七十九军向苏南丹阳、武进的进攻，决定以主力袭取江苏省句容县城。12日夜，第二团进抵距句容县城约4公里的吉利隐蔽，部署兵力。支队特务连配合地方武装在天王寺至句容间之五港、双庙、张庙一带阻敌，并破坏公路，掩护攻城部队。经巷战，占领商会及伪自治会。日军一部固守楼屋。新四军放火焚烧，烧死日军和汉奸数十人。接着又向伪县政府及天主教堂进攻。敌负隅顽抗，新四军以火力封锁正面，从侧面纵火焚烧。城外飞机场房屋亦被完全焚毁。攻入城内的新四军一直坚持到13日上午9时才主动撤出。此次“句容战斗”共毙伤日军40余人，缴获步枪2支、手榴弹2箱、子弹5000余发。新四军伤亡10余人。
8月22日，日军为保护京沪、京芜铁路的交通运输，集中4500余人，在20余架飞机及坦克、大炮掩护下，分八路向安徽当涂县小丹阳、鸡笼山一带新四军驻地进攻。新四军第二支队以小部兵力进行阻击，主力在小丹阳对敌一路给予打击后，跳至外线，对当涂之敌和南京、江宁县陶吴镇等地日军进行袭击。第一支队发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对京杭、京沪、句容、丹阳等铁路、公路展开破袭。至8月26日，日军被迫退却。此次战斗共击毙日军20余人、击伤30余人，缴获喷烟筒60余个、军用品一批，并收复了小丹阳、薛镇、护驾墩、横溪桥、桑园铺、博望等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新四军无伤亡。这就是有名的“小丹阳战斗”.
8月23日，国民党第七十九军进入江苏省武进、丹阳一线。同日，金坛日军约200人，并有轻重机枪6挺、炮2门，乘小火轮沿金丹河向北进犯。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为掩护友军作战，在日军迫近丹阳县之珥陵时，即向日军进击。“珥陵战斗”经5个小时激战，击毙日军军官3人、士兵29人，击伤日军军官2人、士兵15人，活捉日军1人。
9月9日，日军纠集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县城和天王寺等据点2000余人，分五路合围新四军第一支队驻地前隍。第一支队特务连和第一团第二营进行反击，在华山一带粉碎日军的合围，毙伤日军30余人，第一支队司令部旋即转移至溧阳县前马附进的宋巷里。这就是“前隍战斗”.
9月20日至10月3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一部在江苏省金坛县以西薛埠镇、天王寺一带，袭击日军第十五师团一部，共毙伤日军大尉中郎启和等官兵126人，俘日军1人。新四军伤亡20余人。
10月间，新四军游击支队由河南省西华县渡黄水，越淮太公路，向预定目的地鹿邑前进。其时淮阳城内驻有日伪军200余人，太康有日军骑兵300余人，其西南25里之洪山庙、四柱村也有日军骑兵百余。淮太公路上常有日军骑兵及汽车往返。26日，游击支队进抵淮阳东北50里处的窦楼及其附近宿营。27日，日军骑兵百余人由戴集向游击支队进攻。激战约两小时，日军受游击支队三面突击，不能支持，终于被击溃。此战击毙日军少尉林津等官兵10余人，余敌逃回戴集。这也就是着名的“窦楼战斗”.
四、“你是个好同志”
抗战时期，皖南一带战争环境极端恶劣，部队要不停地战斗与转移，经常吃草根树皮充饥，加上多次负伤，陈金炎同志严重胃病吐血。
1941年间，因无法在部队坚持战斗，考虑到在严酷的战争环境里无法治疗，经动员说服，组织决定让陈金炎同志回家治病养伤。此后，他历尽坎坷，备受疾病折磨，被迫当过长工，被国民党军队抓捕充兵役，后逃脱，直至1944年9月才辗转回到老家福清海口镇。1948年7月举家迁到福清龙田镇，1955年12月加入龙田五金社。1975年病逝。
全国解放后，陈金炎同志及其家属曾多次向党组织请求给予恢复党籍，但由于自1941年间离开部队后那段曲折的经历，党组织根据当时有关政策规定，没有批准其请求。
关于陈金炎参加游击队和新四军的史实和表现，原件收藏于福州市档案馆原中共福清县委书记、革命烈士陈金来在1938年5月中旬的一封信中这样提到：“国难当头，民族危急，夜不能寐，只有无分南北，无分男女老幼，实行抗战，欣然命笔。祈请转呈予林吓皮、陈忠雄、俞昌福、陈金炎、何可春、陈吓五、陈金梅、陈金堂、陈天生、陈观璜等同志，告诸地民众。”在这些抗战同志中，“陈金炎”赫然在列；原件收藏于中共福清市委党史办的陈金来烈士在1940年5月16日留给他爱人何梅金的信中说到“为了拯救无家无国的不少工人阶级及穷苦老百姓而壮烈牺牲，他们是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战胜日寇、驱逐日本出中国”有这样的记述“还有我的亲密战友陈振芳、杨采衡、何胥陶、林吓皮、林清城、何可春、陈金炎等同志，他们是不懂的，因为他们各赴各个战线上”.可见，陈金炎是当时“各赴各个战线”抗日救亡的同志之一。
原件收藏于中共福清市委党史办的原闽中游击大队副大队长、解放后曾担任国家地质部副部长的杨采衡1966年2月20日给陈金炎同志的信中这样证明：“一、当时你是共产党员；二、你在军部特务营二连先后当班、排长；三、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据我所知，你确实由于害病，不适宜留队工作，由组织上决定叫你回家的”.后来在回复陈金炎同志的信中，杨采衡先生这样说：“社教团龙田分团曾来信要我为你写证明材料，昨天，我已经交地质部党委所属机关，把我证明你参加闽中游击队到皖变前因病经组织决定让你回乡，以及你是正式党员，担任过班、排长，到抗大分校（即教导总队）学习等六条情况的信寄出了。证明信中明确提到那一段时间你是个好同志。”
1966年7月1日，时福清县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龙田分团、中国共产党福清县龙田人民公社委员会对陈金炎同志申请恢复革命荣誉和地下党籍问题的呈报文件中有这样的结论：“经工作队调查报告和有关部（门）旁证材料看，陈亦是36年参加革命，38年北上抗日，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工作是积极的，思想是进步的，而当了新四军的排长”.此结论报告的原件也收藏于中共福清市委党史办。
改革开放后，陈金炎同志之长子陈凯曾向党组织申请要求给予其父恢复党籍。1988年1月10日，中共福清县委员会以融委〔1988〕综地党办004号文件发出《关于陈孝中同志要求恢复党籍的通知》，该通知指出：“根据你自述和杨采衡同志的证明，陈孝中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担任新四军班、排长，于一九四一年因病不宜留队工作，经组织动员离队回家”,“陈孝中同志对革命做过有益的工作”.
（本文有关历史资料由陈金炎之第五子陈观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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