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市志1988版：卷三十六 宗教 / 第四章 宗教管理
第四章 宗教管理1950～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宗教工作由中共福清县委统战部负责。“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县革命委员会政治组统战组负责。1982年7月6日，福清县设立宗教局，与县委统战部合署办公；1984年2月17日，并入县委统战部。1985年5月20日，重新恢复宗教事务局。1982年后，宗教管理工作由宗教局与统战部负责。
第一节 佛教管理
福清寺院均系禅宗教派，黄檗山万福禅寺、福庐禅寺等大多数寺院属禅宗派中的临济宗支派；龙卧禅寺、灵石寺等少数寺院属禅宗派中的曹洞宗支派。临济宗系希运禅师弟子义玄(？ ～867年)所创，因他住镇州(州治今河北正定)临济院，故名。曹洞宗创始人是唐朝良价及其弟子本寂(840～901年)，他们先后在筠州洞山(今江西宜丰)、抚州曹山(今江西宜黄)宣扬禅宗，故名。
福清佛教寺庙组织中一般有方丈(寺庙最高负责人)、监院(负责处理寺庙内部事务)、维那(负责寺内的宗教活动)、知客(负责对外联络)、纠察(负责执行佛教的清规戒律)。在规模较大的寺院中还设有首座等名誉职务。中唐以后寺院职位繁多，一寺之主管者称住持，也叫方丈或堂头和尚，下面设很多执事僧。大的寺院置东序六知事，西序六头首。东序六知事是：监院、维那、都寺(统管寺内总务)、副寺(掌管寺内钱财进出)、典座(掌管寺庙饮食，床座诸事)、直岁(掌管营缮耕耘)；西序六头首是：首座(统领全寺僧众，选德业兼修者担任)、书记(掌管寺院文书)、知藏(管理佛教经籍)、知客、知浴(掌管寺院浴室)、知殿(掌管佛殿、法堂的香灯等)。在举行法式时，住持居中，东序六知事、西序六头首分居东西两边。黄檗山万福禅寺的组织营缮耕耘的不叫直岁，而名曰监收；还设有化主(负责社会上化缘)；并专门建有寮舍供有职位的僧人居住，如方丈寮、西堂寮、首座寮、书记寮、知客寮、化主寮、典座寮、杂务寮、行堂寮等。小寺院一僧身兼数职，或住持掌管寺院一切事务。
第二节 天主教管理
清光绪十年(1884年)福建教区撤销，分设福州、厦门两教区。福清天主教由福州教区管辖。福清县各教堂神父由福州教区任免和调动。民国34年(1945年)后，福州教区擢升为福建省总主教区，福清县仍属于福州教区，福清各天主教堂神父仍由福州教区派遣。
民国后期，福清天主教总铎区总铎为安斯定神父(主持城关瑞亭天主教堂)，龙田本铎区由孟志德神父负责，高山本铎区由赖蒙笃神父管理，海口本铎区由欧行道神父执掌，渔溪本铎区由薛仁侃神父主持。他们都是西班牙籍的多明我会士，只有江阴本铎区由中国籍神父郑宝琛主持。后来安斯定神父调福州任多明我会会长，福州教区派车道远神父任福清天主教总铎区总铎(主持城关瑞亭天主教堂)，车在任1年2个月病故，福州教区又派季维诺神父接任总铎职。安斯定神父在福州任期届满后又回福清任总铎职(主持城关瑞亭天主教堂教务)，季维诺神父调往他地。
民国35～38年解放战争时期，教徒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反帝情绪日益高涨，纷纷要求多派中国籍神父管理教务。共和国成立后，外籍传教士不断被遣送出境，至1953年全县没有外籍天主教传教士。
福州教区于1951年初派福建长乐籍陈学煊神父(1955年因犯反革命罪被逮捕法办)接管城关瑞亭天主教堂教务，任福清总铎区总铎，并兼理渔溪本铎区教务，同年5月又兼管海口本铎区教务。同年徐子晖神父主持龙田本铎区教务，并兼理江阴本铎区教务。高山本铎区由叶荫旅神父负责(兼理平潭本铎区教务)，福清籍何敦乾神父主持高山本铎区。是时，县人民政府贯彻国家提出的教会要脱离外国势力的控制，天主教必须割断与梵蒂冈教廷的联系，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1956年冯孝饮神父接管城关瑞亭天主教堂，任福清总铎区总铎，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止。冯就任后，向教徒开展爱国爱教宣传教育。1981年冯复职于城关瑞亭天主教堂，筹备组织天主教爱国委员会，协助县人民政府落实宗教政策。1987年5月，冯神父退休；7月，福州教区派福建闽清籍林垂昂神父接任，并以福州西门天主教堂本铎何敦乾神父兼任福清总铎，何辅助林整顿福清天主教务。
天主教堂一般由神父(亦作神甫，正式品位称司铎或司祭)主管，下有传道员一至数名协助神父做教务工作，另雇勒杂人员一至数名办理杂务及炊事。财务由神父一人独掌，下属人员的生活、工作听凭神父支配。天主教堂所辖公所由神父兼管。
第三节 基督教管理
一、卫理公会
卫理公会福州年议会下设福州、福清、龙田、渔溪、平潭、闽清、古田、屏湖等8个教区。所属的8个教区中，福清设有3个教区。福州年议会曾先后3次在薛港、龙田、县城召开。教区设教区议会和教区长(有的教区长兼任主任牧师)。教区之下所属堂所称为牧区，牧区设牧区议会和牧区主任。牧区之下设属，每属约10余户，大的牧区还设布道所或分堂。每年召开教区议会一次，各教堂选出教徒代表及传教人员出席会议。会议选举教区负责人，并结合福州年议会执行部布置的传教任务，而部署教区的传教事务。此外，每2个月召开教区执行部会议一次，其余会议由教区负责人和教区执行部协商办理。基层组织堂所，设堂管会，由教徒选举堂管会成员管理教会，通常在圣诞节或复活节时举行教徒年会，报告堂所一年工作、经济收支等情况，改选堂管会。
教会圣品(即宗教上的职称)，有主教(或称会督)、正、副牧师(或称会长、会吏)。副牧师可以讲道，辅佐正牧师施行圣餐；正牧师主持圣餐，主持教徒施洗、婚、葬等各项圣事。主教除掌管年议会的教政、行政事务外，各教区的教牧人员均由主教调遣和选派。主教还有权按立牧师。此外，每个堂所一般都设有无神职的传道人员，称传道员，辅佐牧师管理教务。
二、圣公会
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下分设特区和支区，福清设两个支区。民国25年合并为一个支区。
圣公会产生初期，在教义、礼仪和组织方面大量承袭天主教传统，持守初期教会规定的信条，礼拜用世代相传的固定仪文。圣公会圣品最高为主教，下有牧师、副牧师、传道等。教区由主教负责，支区、各教堂由牧师、副牧师负责，布道所一般由传道负责。
三、基督徒聚会处
基督徒聚会处不设牧师，设长老和传道。教内称兄弟姐妹，而称教外人为异邦人。宣扬信仰耶稣能得救，不信会沉沦，讲道时经常散布悲观厌世思想。各地教会只有横的联系，而无行政上的统属关系。各地教会的人事、经济、行政皆由各地信徒自行办理。经费由信徒捐献，其口号是“左手捐献，右手不能知道”。教徒中商家甚多。
共和国成立初期，各地聚会处推选出代表，领导政治时事学习和“三自”革新以及对外联络等工作。基督徒聚会处有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层层控制，教规森严。
四、真耶稣教会
真耶稣教会不设牧师，只有长老和执事。县设分会，县以下乡村设区会及祈祷所。一年召开一次县代表大会，选举执行委员5人、监察委员3人，他们兼巡视各地区会的传道和信徒。各乡村区会每年召开一次教徒大会，选举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办理教务，系义务职。祈祷所亦由教徒大会选出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处理教务。
福清真耶稣教会，民国时期曾在渔溪召开过代表大会，设立办事处机构。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福清真耶稣教会办事处改称真耶稣教会福清分会，并从渔溪移迁芦华村办公。1953年分会又从芦华村迁往县城桃园里。福清分会负责人先是周珠英(任期3年)，后一直由翁义安负责。1973年真耶稣教会恢复宗教活动，分会移设龙田七井坑。1984年3月，召开福清真耶稣教会第二次代表大会。1985年分会改为碰头会，每季度召开一次小型义工碰头会，传达县基督教爱国会布置的各项任务和研究教会自身的传教工作。
五、安息日会
福清安息日会与上头联合会、区会均没有挂钩。教会圣品，有牧师、教士(相当于其它教派的副牧师)和男女传道。
六、耶稣圣神教会
1983年7月2日，耶稣圣神教会渔溪教堂组织堂务管理委员会。教会经费全由教徒捐献。1986年渔溪教堂由华侨捐资，进行修缮。
第四节 落实宗教政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开始逐步纠正在宗教界的“左”的政策。1979年7月16～19日在县城召开宗教工作座谈会，县党、政各部门有关负责人30多人参加会议。这次会议为全面落实宗教政策做了思想上的准备。1980年佛教开放石竹寺；基督教开放城关福华堂、渔溪崇真堂和高山天道堂3个教堂；天主教开放城关瑞亭和龙田天主堂。至1986年有5名基督教传教人员安排为县政协委员，1名安排为福州市政协委员，1名安排为市人大代表，1名安排为县人大代表。1987年，天主教开放城关瑞亭、龙田、高山和江阴洋边等4个天主堂及江镜乡的田元下和东宵、江阴乡的前林、东瀚乡的文山、城头乡的田墩和后俸、沙埔乡的八一、南岭乡的百山洋等8个公所；基督教开放63个教堂、26个活动点(所)。1988年基督教开放113个教堂、43个活动点(所)。
为培养教会接班人，福清天主教会1984年5月，选派具有初中、高中文化程度、政治表现好的青年教徒(男1名、女3名)前往福州教区培训班学习。8月培训结业，其中男教工1人回县天主教爱国会工作，女教工3人被留在福州市工作。1985～1988年，基督教输送51名青年教徒进神学院学习。同时，举办十三期义工培训班，培训511人次。其中本县参加培训396人次，参加两次以上培训的有63人，实培训义工333人。
第五节 取缔“呼喊派”
“呼喊派”以教徒宗教聚会时狂喊乱叫而得名。它既不是合法的宗教团体，也不是基督教的一个合法教派，而是一个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反动组织。“呼喊派”总头目李常受。他们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教徒“要赶快行动起来，与掌权者斗，与魔鬼斗”，甚至公然提出“一年打下浙江和福建，两年打下全中国”的反革命口号。他们反对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破坏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呼喊派”反动骨干辱骂三自爱国会是“犹大”(即叛徒)，提出要用“抢夺传教权、冲垮正常聚会点、分裂教会”的办法去占领教堂和聚会点，搞垮三自爱国会。他们还大搞危害教徒人身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安定团结的活动。经常煽动受骗群众闹事，抢占教堂和聚会点。此外，“呼喊派”骨干还向国外反动势力递送各种情报，诬蔑、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
“呼喊派”对福清的渗透，始于1980年。当时，林子隆等前往福州华侨新村与李常受心腹余某“交通聚会”。林子隆回县后即设立“福音书房”，翻印李常受的反动著作、诗作等散发全县，毒害信教群众。随后林子隆又多次组织骨干分子到外地“参观学习”，把外地“呼喊派”的反动伎俩引回福清。然后在三山、江镜等地多次举行“交通聚会”。至1983年6月底，“呼喊派”的活动，已渗透到全县的13个乡镇、52个自然村。7月，福清县公安部门根据“呼喊派”反革命活动的确凿事实，在全县范围内依法开展取缔“呼喊派”的斗争，逮捕首恶分子林子隆，对其他骨干分子也分别进行监居、收审等形式的教育。随后，县有关部门组织宣讲工作队，召开爱国守法教育会议，团结、教育受蒙蔽的信教群众。此后，“呼喊派”在县内的活动曾一度收敛。
1984年7月后，“呼喊派”骨干分子又与外省、外县反动骨干分子串联聚会。省外、县外的“呼喊派”长老和骨干分子曾多次在海口、港头、三山等地举行大型“呼喊聚会”。聚会时，他们唱林子隆编写的反动诗歌，布置教徒要继续读李常受的《操练敬虔》等反动书籍，鼓动教徒“化悲痛为力量，刚强起来去实现林子隆的心愿”。聚会结束时，这些反动分子还宣布成立“福清宇宙性教会”，并提出“我们要听神的话，不听人的话”、“教会是属天的，不属地上的政权管理”等反动口号，还大肆攻击三自爱国会，妄图改变中国教会的三自爱国方向。“呼喊派”骨干欺骗教徒说：“要重新受洗，灵魂才能得救，以后可以升天！”他们在严冬季节蒙骗教徒先后在三山、港头、江镜等地数次受洗，要教徒跳进寒冷的河、沟中浸洗，致使有的教徒冻僵四肢，不省人事；有的教徒因受冻而住院；有的因此引起家人反对，造成家庭不和。为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福清县人民政府和福州市人民政府在1983年和1985年都发出关于依法取缔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呼喊派”反动组织的布告。运用法律武器，运用党的宗教政策，取缔“呼喊派”反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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