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清市志1988版：卷二十五 司法 / 第四章 人民审判
第四章 人民审判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成立人民司法机构，担负起“镇压反动，保护人民；惩罚罪犯，保护善良”的历史使命。1950年11月，遵照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认真贯彻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严惩一批匪首、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5个方面的敌人。同时，还依照政策和法律惩办一批杀人、抢劫、强奸等刑事犯罪分子。1952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依法惩处一批贪污盗窃分子。1955年遵照中央发出开展第二次“镇反”运动的指示，执行少杀长判和今后从严的方针，对刑满而又重新犯罪和坚持反动立场、进行破坏的暗藏反革命分子以及第一次“镇反”漏网的反革命分子，依法从严惩处300多人。次年春，对反革命分子实行宽一些政策，促使内部分化瓦解，是年投案自首者达500多人，社会治安大为安定。1957年秋，开展打击地、富、反、坏分子的反攻复辟和现行破坏活动，全县检举揭发反革命和刑事犯罪材料达18737份，出现了子揭父、妻揭夫的事例，从而反革命破坏案件大幅度下降。1958年执行少捕、多管、大改造和现行从严的方针，但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宁“左”勿“右”，审判案件放“卫星”，法律规定的程序被冲破，致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罪与非罪的界限，扩大了打击面。1960年提出彻底肃清反革命的口号，强调反右，致刑事工作中“左”的倾向继续有所发展。1961年恢复法定的审判程序和制度；1964年贯彻执行依靠群众专政，实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从而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司法工作中得到恢复。但由于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工作中仍出现一些“左”的错误。到1965年底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8314件，其中反革命案件2832件，占全部刑事案件34%；严重刑事案件309件，占3.7%；经济犯罪案件1220件，占14.7%；其他刑事案件3953件，占47.5%。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践踏法制，把专政矛头指向广大干部和群众，甚至不经法律程序，可以随意抓人、杀人，制造大量冤假错案，造成严重恶果。在普通刑事案件中，也出现“反革命强奸”、“反革命盗窃”等罪名；甚至于将落后言行或一般违法错误，也当作反革命判刑；并出现“李代桃僵”雇人坐牢的恶剧，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拨乱反正方针指引下，司法工作不断清除“左”的流毒和影响。1980年实施“两法”，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司法权，从重从快惩办杀人、放火、强奸、抢劫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五类”刑事犯罪分子。1983年8月，遵照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贯彻执行“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方针和集中打击、统一行动的紧急措施，重点打击杀人、强奸、抢劫、流氓集团、重大盗窃等7个方面的犯罪分子。到1986年经三大战役集中打击和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社会治安形势稳定好转，刑事案件大幅度下降。
从1979～1987年的9年间在审结的刑事案件中，严重刑事案件占18.48%，经济犯罪案件占29.96%，其他刑事案件占51.66%。
自1949年8月至1987年的38年间，共审结刑事案件10580件，其中反革命案件占28.4%，严重刑事案件占6.4%，经济犯罪案件占17.9%，其他刑事案件占47.3%。
1988年，继续开展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和经济犯罪活动。
第一节 机构设置
一、人民法院
1949年10月1日，县人民政府设立司法科，处理刑、民案件，设科长1人，科员、办事员各1人。翌年增科员3人。1950年12月，成立以县委书记为首的裁判委员会。1951年8月1日，改司法科为人民法院。设刑事、民事两组，审理刑事、民事案件。编制为11人，其中县长兼院长1人、副院长1人、审判员2人、书记员4人、文档员1人、法警2人。1951～1952年10月，院长下设秘书、审判员、书记员、文档员。1954～1955年，下设秘书室、民庭、刑庭。
1956年9月成立审判委员会，充实法院审判人员，编制增为22人。1956～1966年，下设办公室、民庭、刑庭。
1967年1月24日，“造反派”夺权，法院工作瘫痪；3月16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法院军管组，实行军管；6月30日两派群众大打派仗，冲散军管，随之，掀起砸烂公、检、法浪潮，法院关门停止办公。1968年4月成立福清县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公、检、法三家合署办公。
1972年11月，恢复法院建制，下设办公室、刑庭和民庭等，编制16人。其中院长1人、副院长1人、办公室5人、刑庭4人、民庭4人、法警1人。1973年1月，法院下设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和办公室。1976年6月因江青反革命集团干扰破坏，法院工作又一度瘫痪。1977年法院编制增至30人。
1978～1980年，法院下设办公室、刑庭、民庭；1981～1987年设办公室、刑一庭、刑二庭、民庭、经济庭、林业庭、行政庭、信访科、执行组等。1987年法院人员编制增至97人，实际在职人员84人。按部门分：正副院长4人，办公室15人，刑一庭6人，刑二庭5人，民庭2人，经济庭7人，行政庭2人，林业庭2人，信访科2人，执行组4人，融城、音西、宏路、渔溪、江阴、东张、海口、城头、龙田、江镜、三山、高山等法庭计35人；按职别分：审判员30人，助理审判员19人，书记员29人，其他6人。1988年，在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形势下，法院编制核定为108人，实际在职人员82人。
二、法庭
特别法庭 1950年8月成立县人民(特别)法庭，县长兼任审判长。同年12月1日，在第三、四、五、六、七等区分别设立分庭，各分庭审判长由各区区长兼任。法庭及其分庭，直接受县人民政府领导，同时又是县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县人民法院民事庭、刑事庭以外的特别法庭。其任务是运用司法程序，受理危害人民与国家利益的阴谋暴乱、破坏社会治安的恶霸、土匪、特务、反革命分子和违抗土地改革法令的罪犯以及有关土地改革的案件。1954年8月因任务完成而撤销。
巡回法庭 为了便民诉讼，1953年成立龙高地区和渔溪地区两个巡回法庭，深入发案地区调查审理案件。1954年2月撤销。
人民法庭 1952年，在“三反”运动中，法院建立“三反”人民法庭，受理“三反”、“五反”案件。次年随运动结束而撤销。
1953年8月，在城关、龙田、高山、东张、海口等15个区、镇成立普选人民法庭，受理有关普选的诉讼案件。
1956～1966年，在城关、龙田、高山、渔溪、东张、海口等6镇建立人民法庭，属于法院的派出机构，直接受理所属地区的民事和轻微刑事案件。“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法庭被撤销，庭址被占用。1978年恢复法庭建制，融城、龙田、渔溪、高山、东张、海口等6个人民法庭开始工作。1986年又建立三山、江镜、音西、宏路、江阴、城头等6个法庭。
第二节 刑事审判
一、反革命案件
1950年11月至1951年9月，受理各类反革命案件1851件，其中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类案件1655件，占89.41%。按照“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判处死刑554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17人，无期徒刑9人，有期徒刑704人，管制180人，教育释放315人。基本肃清浮在面上的反革命分子，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1954～1956年，以破坏互助合作、粮食统购统销和破坏生产等罪名科以刑罚的计86件。审判中，由于政策界限不清，把某些群众对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的抵触情绪，不满言行或轻微的违法行为，当作反革命破坏罪处刑。
1955年秋至1956年8月，开展第二次“镇反”运动，除极少数罪大恶极，民愤很大的判处死刑外，对坦白、自首、立功的分子，一律从宽处理。判决反革命案件119件，占同期刑事案件546件的22.49%，从严惩处300多人，投案自首的达500多人。既兑现政策，分化瓦解敌人，又纯洁组织，教育群众。
1957年秋，开展打击地、富、反、坏分子的反攻复辟和现行破坏活动。全县检举揭发反革命和刑事犯罪材料达18737份，出现子揭父、妻揭夫的事例。从而反革命破坏案件大幅度下降，是年反革命案件只占同期刑事案件的2.51%。
1957年后，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审判工作中产生“左”的错误，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扩大打击面，把仅有错误言论或政历问题或本来被错划为“右派”的，又上升为反革命加以判刑。1957～1965年的9年间，审结反革命案340件，1958年就有236件，占9年的69.4%，列入复查85件94人，其中改判无罪35人，占复查数的37.2%。是年以各种破坏罪判刑的案件171件，为1957～1965年此类案件的82.4%。后列入复查数为118件，占判刑数近70%，其中改判95件，占复查数80%，改无罪和不予刑事处分计79人，占改判数83%。
此外，1958年后，由于“左”的政策上的失误和敌台“心战”宣传，叛国投敌、与敌台挂钩等反革命案件有所增加，至1978年，先后判处58件77人。在审判中，对于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反革命集团，与特务机关、电台挂钩的反革命案件以及叛国投敌案件，均依法严惩不贷。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倒敌我，反革命帽子满天飞，借“恶毒攻击”的罪名，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判处78件反革命案件。经复查，冤、错案就有70件，占91%。
1977～1979年，所判处的反革命案件中，由于“左”的思想尚未清除，也产生失误，出现了错案。1980年“两法”实施后，反革命案件划归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二、严重刑事案件
共和国成立初期，盗匪横行，杀人越货。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遵照中央“惩罚犯罪，保护善良”的指示，在镇压反革命的同时，重点打击一批杀人、强奸、抢劫和拐卖人口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刑事罪犯。
1950年《婚姻法》实施后，不少妇女为挣脱封建婚姻枷锁，争取婚姻自由而遭到侮辱、殴打，甚至虐杀的案件时有发生。1953年春，在开展宣传婚姻法运动中，依法惩办一批虐待和杀害妇女的罪犯，保障了妇女合法权益。从1950～1956年，共审判严重刑事案件152件，占同期刑事案件3800件的4%；审判60起杀人案件，占同期严重刑事案件152件的39.4%；审判抢劫案10起，占6.89%；审判强奸案件72起，占47.36%。
1957年后，针对杀人、强奸、奸淫幼女和重大盗窃案件突出的情况，严惩一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从1957～1965年共审判161件，占同期刑事案件244件的66%；审判50起杀人案，占同期严重刑事案件161件的31%；审判奸淫幼女案23起，占14%；审判流氓案7起，占4%。这一时期抢劫、强奸案件有所下降。1961～1964年审结放火案件6起，纵火案件发生的原因：有报复纵火，泄愤纵火，消灭罪证纵火和不满现实而纵火。
“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制被践踏，公民的生命得不到法律保障，除因派性武斗杀害人命157人无法追究刑事责任外，依法追究杀人刑事责任的有16件。这一时期，强奸案、奸淫幼女案、流氓案上升。流氓案件审结16起，比1957～1965年7起上升1倍多；强奸案件占同期严重刑事案件的40.7%。放火案件下降，发生2起。
1977年后，由于“文化大革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毒害和影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恶性案件不断发生，社会治安处于非正常状态。1981年严重刑事案件占全县人口0.38/10000，占全年刑事案件的19.4%。其时，虽然严惩一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但犯罪率下降不明显。1983年8月，贯彻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方针，严惩一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分子。1984年继续深入依法从重从快，稳、准、狠地严惩犯罪分子。自1983年8月至1984年7月审结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占全县人口3.4/10000，占同期全部刑事案件的41%。在刑事审判中，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区别对待，宽严结合，做到罪刑相适应。1983年8月至1986年7月，共判处杀人、强奸、流氓、拐卖人口、组织越狱等34名罪犯死刑，其中31名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死刑立执即行。经过三年进行三大战役的“严打”，严重刑事案件大幅度下降。1986年审结的严重刑事案件只占全县人口0.19/10000，占当年全部刑事案件的13.95%。1977～1987年，审结严重刑事案件324件，占全部刑事案件15.9%。审判杀人案件33起，占同期严重刑事案件324件的10.1%；奸淫幼女案件逐年上升，先后审判23起，占同期严重刑事案件324件的7.1%。1977年后强奸案件时升时降，到1987年，审判96件，占同期严重刑事案件324件的29.7%，比1957～1965年的37件上升1.54倍。这类案件以青少年犯罪为突出，1983～1987年审判的罪犯中青少年占56%。抢劫案件上升，到1987年审判的抢劫案件88起，占同期严重刑事案件324件的27.3%，比1950～1966年17年总和17件多4.23倍，其中以1983年最为突出。流氓活动猖獗，尤其1983～1985年的3年中，流氓案件大幅度上升，分别占当年严重刑事案件的16%、41.9%和34.3%。从1950～1987年38年中，审判的流氓案件78件，占严重刑事案件784件的10%，其中1983～1985年3年间所发生的流氓案件比其他35年此类案件总和还多1.6倍。1983年9月24日和1984年1月20日在城关人民体育场召开几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判处流氓集团首犯、骨干分子死刑10人，死刑缓期2年执行4人，无期徒刑5人，有期徒刑42人。
1979～1987年，外省外地区妇女、儿童流入福清达8174人，被公安机关收容审查的人贩子有108人，除移转外省处理和按治安处罚条例处罚的以外，依法起诉审判的计39件84人，占同期严重刑事案件的10.9%。其中判处死刑7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3人，无期徒刑4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21人。
1980年后放火案件略有上升，至1987年计审结8起。从1950～1987年计审结放火案件16起，占同期严重刑事案件784起的2.04%。
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案件，共和国成立后，至1982年，曾经绝迹。但1983年后，在一些地方又重新出现并蔓延起来，社会危害性很大。从1983～1987年，共审结9件，占同期严重刑事案件153件的5.9%。
1988年，审结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案件30件57人，比1987年下降11.8%；审结打击申诉案9件，维持5件，占55.6%，其他处理4件，占44.4%。
三、经济犯罪案件
从1950～1956年，共审结经济犯罪案件774件，占同期普通刑事案件2441件的31.7%，其中盗窃案件394件，占同期经济犯罪案件的50.9%。1950～1952年审结烟毒案件34件，占同期经济犯罪案件290件的11.7%。经过这次取缔，至1962年烟毒案件绝迹。1950～1952年，审理诈骗案36件，占同期经济犯罪案290件的12.4%，至1958年不见诈骗案件发生。1950～1953年，审结较大的偷税、抗税案件120件，占同期经济犯罪案件372件的32.3%。
1952年开展“三反”、“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查出有不同程度贪污行为的计389人，扣押大小贪污分子55人，判处机关管制7人，徒刑1人，劳动改造5人，免刑42人。农村开展互助合作化运动，惩处43名贪污、盗窃分子，保障和推动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是年开展的营业税所得税查评补漏中，大户抗缴，小户观望，开展40天，缴纳税款者无几。法院运用审判职能，开庭审判，依法判处一贯偷税、抗税的城关农商烟丝厂经理有期徒刑五年后，观望的商户都遵章缴纳税款，推动了全县税收及时入库。1953年撤销贪污分子的机关管制处分，对原判徒刑的贪污犯也分别予以减轻或免除处分。1954年后，偷税、抗税案件渐趋减少，此类案由税务机关依照税法进行处理。1956年审结贪污案82件，占经济犯罪案件770件的10.64%。
1957年后，贪污案件时升时降，1957～1965年共审结贪污案件81件；盗窃案件审判396件，占同期经济犯罪案件的71.9%。1958年，由于“左”的影响，将小偷小摸行为也当作犯罪打击，降低办案质量，使审判工作产生较大的失误。
1960年冬，开展新“三反”运动，以打击惯窃、盗窃集团首犯和盗窃大量公共财产的犯罪分子为重点。至1962年，共审结经济犯罪案件109件。
共和国成立初期，投机倒把案件少有发生。1960年以后，此类案件明显增多，仅1965年就审结投机倒把案件33件，占同期经济犯罪案件50件的66%，比1960～1964年5年此类案件总数12件上升1.74倍。1963～1964年受理4件烟毒案件，从严打击后，又绝迹20年。
1963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开展以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的“四清”运动。到1965年共审结经济犯罪案件112件，保卫了国家和集体的财产。
“文化大革命”期间审结经济犯罪案件148件，其中盗窃案67件，占经济犯罪总数45.3%。审判诈骗案件21件，占同期经济犯罪案148件的14.2%。投机倒把案件比1957～1965年下降一半多。
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败坏，有的乘改革、开放、搞活之机，大肆进行经济犯罪活动。1977年后经济犯罪案件大幅度上升，1977～1987年共审结536起经济犯罪案件，占同期刑事案件1817件的29.5%。其中贪污案件审结110件，占同期经济犯罪案件536件的20.52%，比1955～1965年的10年间上升9.1%。投机倒把案件时有增减，总的趋势有所下降，但下降程度不明显，而且投机额比以前大得多。1984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而“鱼龙混杂”地潜流进来贩毒案件5起，予以从重惩罚。
1988年，审结贪污、投机倒把犯罪案件2件2人，挽回国家、集体经济损失1.7万元。
四、纠正冤假错案
1953年4月，遵照中央关于检查冤、假、错案的指示，公、检、法三机关组织联合清案查错的复查工作，至9月共复查纠正冤、假、错案7件，其中反革命案5件，错判1件，错捕错押1件23人。
1956年1月，成立县检查“镇反”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按照“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复查1955年的各类刑事案犯713人，其中冤错114人，占检查数的15.9%；量刑畸重83人，占11.6%；畸轻2人，占0.3%；可判可不判45人，占6.1%。
1961年成立政法检查组，组织力量检查和复查1958～1960年判处的各类刑事案件，改判一批冤、假、错案和可判可不判的案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按照中央拨乱反正的方针和中央放宽的政策规定，复查纠正“四大”运动案件。1985年复查纠正1957～1965年间所判处的冤、假、错案，平反纠正79件82人。到1987年底复查1957～1965年各类申诉案件(包括自查案件)762件，其中冤、假、错案255件，占判刑总数9.6%；畸重畸轻150件，占5.6%。尤其破坏案件，错判最为严重，占该类判刑数的80%。
1978年5月，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复查“文化大革命”中因反对林彪、江青和为邓小平鸣不平而被判刑的案件(简称“三类”案件)。至1979年7月止，复查314件，全错全平占14.3%，维持原判占85.7%。是年8月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刑事案件351件进行全面复查，到1980年6月，共复查351件444人，全错全平的67件，占19%；维持原判284件，占81%。其中反革命案件平反纠正51件61人，占反革命案件66%；普通刑事案件274件，全错平反的16件，占5.8%。与此同时，复查为刘少奇鸣不平而被判处的案件，并检查复查“三类”案件涉及刘少奇而留有尾巴的案件，进行平反纠正。1981～1984年，对部分改判和维持的“文化大革命”案件又认真复查，平反纠正一批冤、假、错案。至1984年，复查“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78件反革命案件中，属于冤、假、错案71件，占91%；对289件337人的普通刑事案件，属于全错全平26件，部分错部分平反23件。共平反、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冤、假、错案达127件，涉及当事人168人。
1981年，复查、纠正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活动而判刑的案件(简称“两案”)。
1985年依照中央放宽的政策规定和省委提出的“宜粗不宜细，快刀斩乱麻”、“特案特办”的指示，复查地下党人员被判刑案件200件212人，其中改判148件160人，内宣告无罪143人，免刑3人，减刑10人，其他处理4人。
1986年，“一个不漏”地复查了共和国成立以来有关起义人员、侨台眷属、民主人士、宗教界人士等统战对象被判刑。案件806件848人，改判255件271人，占复查数的32%。
到1987年底，共审结共和国成立后历年申诉案件(包括自查案件在内)计2325件3077人，占判刑总数22%。其中维持原判1256件1820人，占判刑总数11.9%，占复查数54.02%；改判1064件1252人，占判刑总数10.1%，占复查数45.76%；内宣告无罪599人，免刑和不追究刑事责任354人，减轻刑罚240人，加刑10人，改性16人，其他处理43人；因申诉人撤诉或虽经多方调查但无法证实而中止审理的5件，占复查数的0.22%。
1987年春，对“两法”实施后判处的刑事申诉，特别是“严打”、“送边”案件，进行审查处理。截至1988年3月底止，共受理“两法”实施后判处案犯的申诉295件611人，占判刑总数21.1%，审结229件503人，占申诉数77.6%。其中维持原判219件512人，占复查数的95.6%；改判9件16人，占3.9%；内改无罪4人，免刑2人，畸轻畸重4人，其他处理6人。
第三节 民事审判
共和国建立初期，为巩固革命政权，稳定社会治安秩序，刑事案件的审判始终处于重要地位，限于当时编制，力量不足，民事审判一直被放在次要地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法院被砸烂，民事审判工作陷于无人管的状态。1978年后，逐步得以恢复，80年代民事案件在人民法院收案数中占第一位。1986～1987年审结各类民事案件1813件，办结矛盾激化案件192件，防止可能出现的凶杀7起，自杀10起，伤害52起。各人民法庭办结的各类民事案件，占全院民事案件审结数的89.6%。1988年受理民事案件798件，审结766件，占95.99%。
一、离婚案件
离婚案件一直处于法院民事审判的第一位。共和国成立初期，因封建婚姻而离婚的案件占离婚案件的绝大部分。而历年，因第三者插足提出离婚的占离婚案件30%左右，80年代这种案件的比例有继续提高的趋势。1987年上半年离婚案件占民事总收案的49.2%，从抽查的76件案件统计，因第三者插足而提出离婚的占39.5%。判决和调解离婚的占75%，不离的占25%。从1950～1987年(其中1967～1972年缺)，计审结离婚案件7523件，其中判决或调解离婚的4264件(缺1950、1953、1955、1973年数字)。1988年处理离婚案342件。
二、房屋纠纷案件
房屋纠纷案件，共和国成立之初至1954年前为一个高潮期。其中1952年一年就审结153件，主要诉请确认房屋所有权。1980～1987年，因新建房屋增多，宅基地紧张，相邻间界线、通风、采光、排水、截水、通路等纠纷增多，房屋纠纷案件又出现一个高潮。1950～1987年人民法院共审结各类房屋纠纷1375件，占民事案件12489件的11%。1988年处理房屋纠纷75件。
三、债务案件
共和国成立之初，人民法院受理不少借贷债务案件，根据“有借有还有利息”、“禁止高利贷和复利”的政策，进行处理。其中1953年审结114件为最多。1955年以后，因国家信贷业的发展和受“左”的政策影响，把民间借贷看成是单纯的债利剥削，于是民间借贷关系逐年沉寂。“文化大革命”期间，根本不受理这类案件。1978年后，民间借贷逐步恢复。1984年后借贷债务案件逐年大幅度上升。1950～1987年，审结借贷债务案件1113件。而1987年一年就审结230件，列居民事结案数的第二位，其中也有银行、信用社诉请追偿逾期未归还的信贷。1988年处理债务案253件，金额168.28万元。
1980年后，民间因打架斗殴，造成人身伤害，请求赔偿的案件由民庭按损害赔偿立案受理。1986年，受理赔偿损害案104件。1987年1月后，此类案件逐步转由公安机关分别按《治安处罚条例》处罚，重大的立刑事案进行侦查，有一部分自诉案件由刑庭立案受理。是年损害赔偿案受理43件。1988年处理损害赔偿案25件。
除了上述民事案件外，在共和国成立之初有劳资纠纷，合作化期间有山林、水利、滩涂等自然资源的群众性纠纷，农村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有赡养纠纷等。这些案件在不同时期，根据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和政策，贯彻有利团结和有利发展生产的原则，协商处理。
第四节 经济审判
经济审判工作，1981年前由民庭审理。1982年，人民法院设置经济审判庭，审理法人之间、法人与个体工商户、农村社员之间因经济合同而产生的纠纷案件。其间曾一度将经济犯罪案件划归经济庭审理，不久又回归刑庭审理。
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无效合同比例较大，有的合同当事人不具备法人资格，有的虽具备法人资格，但其经营范围超过核准范围，有的合同内容违反国家法律、政策。合同没有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的原因，除了当事人法制观念不强外，有的是根本不具备履约能力，存心利用他人预付款周转牟利；有的合同条款不明确，产生歧义；有的合同订立后，缺乏严格管理制度，中途因故发生变更、解除等情况；有的双方手续不全，证据欠缺；有的则是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犯罪，一开始就不打算履约。自1982～1987年共审结358案，其中以购销合同纠纷228件为最多。1986～1987年审结各类经济合同纠纷案件169件，诉讼标总数达493.64万元。1988年，受理经济审判案件73件，审结70件，解决讼争标的额925.64万元，调节经济关系，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节 行政审判
对自然资源如土地、山林、滩涂、河流、水面、矿藏等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议，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依靠行政部门调解解决。调解不成的，由人民法院直接以民事案件审判。1987年，人民法院成立行政审判庭，一年共审结行政案件9件，其中治安行政案件2件，土地使用行政案件7件。1988年，审结行政案件9件，其中维持3件，撤销2件，撤诉3件，移送1件。
第六节 林业审判
1980年起，县开展山、林权发证工作后，山地使用权和林权已经确定，但山林权属之争和盗砍、滥伐现象仍时有发生。1985年，县人民法院成立林业庭，受理有关林业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1985～1987年计审结19件，其中以林业承包合同纠纷6件为最多，占林业总收案的31.5%。1988年，受理2案，其中盗伐盗窃1件，被告2人，追回金额150元。
第七节 信访工作
共和国成立初期，信访由秘书兼管，群众因不明党的政策，信访不多。1950～1951年间，随着剿匪、反霸、土改和镇反运动的开展，群众觉悟提高，纷纷投函、上访，检举恶霸、不法地主、匪特和盗匪等罪恶活动。1953年设接待室，由秘书主管。1955～1956年，共收来信429件，接待来访1140人次。其后逐年增多。1959～1965年共处理来信8638件，来访1.53万人次。
“文化大革命”初期，法院被砸烂，无信访可言。1973年恢复法院后，接待室由办公室主管。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来信来访骤然增多，有揭发控诉，也有申诉喊冤。接待室门庭若市，信件堆积如山，影响法院正常工作的开展。
1978年后，为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县法院坚持疏导方针，热情对待群众来信来访：调处简易纠纷，接受公民检举、控告和罪犯投案自首；答复法律询问，进行法律宣传，分转属于或不属于人民法院职责范围的来信来访；听取群众批评与建议；综合分析信访动态；及时反映信访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供领导掌握情况；积极完成上通下达的使命。自1980～1987年共接受来信2.71万件，来访3.86万人次。1988年接待群众来访3187人，处理来信1889件，审结刑、民申诉各18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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