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依靠集体，向土地要粮——福清县音西大队在发展生产基础上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黄岑 高金德
福清县的音西公社音西大队，过去经常遭受灾害，年年要国家供给粮食。经过几年苦干，发挥集体威力，现在变成了福清全县的粮仓，每年都有大批余粮卖给国家。
这个大队原来是一个乡，在福清县西北部，东面离开海岸只有30里，西面隔十五六里就是高山大岭。解放前，四周山头树林稀少，水利长期不修。二十天不下雨，土地就要龟裂，骤下100毫米的暴雨，山洪又会暴发。土地又是准红壤土，土层薄，酸性强，作物产量不高。全乡3500多人，只有4380亩土地，一亩地一年平均种不到两季，粮食产量不到500斤。扣除地租，3500多农民，口粮每年每人摊不到250斤。粮食不足，生活无着，不少人只好逃到海外去找出路，或者流落到福清和福州一带拉车子。那时，福清民间流传过这样的民谣：“金五龙（地名），银作坊（地名），破铜烂铁音埔洋（现在的音西大队）……”
就是这个“破铜烂铁音埔洋”，如今一切都变了样。当年一碰就旱的土地，如今绝大部分实现了自流灌溉；当年的沙滩荒野，如今已经逐块开辟成粮地果园；当年低产的红壤土变成了一年三熟、熟熟高产的良田。从1950年到1962年，粮食产量增长了1.6倍，油料增长了32％，甘蔗增长了8倍，饲养的猪、牛、鸡、鸭、鹅、兔都成倍成倍地增加。1955年，这里还只有4000人，国家供应了22万斤粮食，每人每年平均只有480斤口粮。到1962年，人口增加到4860人，每人每年口粮平均达到了500斤，不但不再向国家要粮食，反而卖给国家159万斤余粮、7万斤油料、175万斤甘蔗以及大批禽畜产品。平均人口和土地，这个大队都只有全公社的十二分之一，可是不管是粮食产量还是交售给国家的粮食，却都占全公社的六分之一。
为什么短短几年，音西大队的变化就会这样大呢？主要是因为这里有一个能够全面关心国家、集体和社员利益的党支部，这个支部中有一个以贫农出身的党员陈德顺、林绍钦等为首的好班子。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依靠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艰苦奋斗，一步步向大自然索财富，终于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是向国家要粮还是向土地要粮？
事情还得从1956年谈起。
土地改革已经好几年了，音西的农民已经建立起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连年遭受大旱，粮食减产，不论是农业生产或农民生活，都遇到很大困难，一些农民丧失了信心。乡里号召搞好生产，有的人就说：“破铜烂铁终归是破铜烂铁，要变金变银，除非神仙下凡。”有的人说：“鱼没有水活不成，音西没有水，田哪能种好？”眼看着田里收成没指望，一些初级社有了肥料也不敢向田里多施，怕捞不回本钱。有的人主张让社员出外搞副业，拉车、砍柴，赚些钱向国家买粮吃。
1954年国家供应音西农民50万斤粮食，1955年又供应了22万斤，使大家的生活才能过得去。
1955年秋天，福清县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当时的社干部陈德顺也参加了这个会。会上，县委负责同志算了一笔账，使到会的人大吃一惊。原来这一年国家供应福清县的粮食，有的竟是从千里外的江西用汽车运来的，不算粮食，光运费每百斤就得17元，而国家供应的粮食每百斤只卖11元6角。因此，县委号召全县党组织，下定决心，增产粮食，减少国家负担。陈德顺听了这番话，整夜翻腾睡不着觉。会议一结束，他立刻回乡召集党员、积极分子开会，宣布了这件事。大家听了都很感动。张厝村的贫农陈于坤说：“从前给地主种地的时候，租约上还写明‘天旱，石头晒裂也要缴租’。灾年我们饿肚子，地主还逼着我们买谷子抵租。现在，国家不但减了公粮，还从江西运米来给我们吃。不是共产党的领导，哪有这样好日子。”贫农陈远耀说：“没想到我们向粮店买100斤米，国家要贴补十几块钱。我们不能再向国家伸手要粮了，一定得自己想办法。”
要自己动手增产粮食，一定得靠水，水又从哪里来呢？为了找水，党支部派了陈德顺、林绍钦、陈金土和当时县委派到这里工作的余敷蕴等人，跑遍了音西的每个角落。经过一番细致的调查研究，他们发现只要能在山坡下丘陵地开蓄水池，就可以把雨水积下来；如果能够在南北两条溪河上安装抽水机或者开凿穿山渠，让水越过丘陵脊背，便可以使许多片小平原得到灌溉。可是，在当时初级社的条件下，这两件事情，却不容易办到。首先是工程大，一个初级社只有二三十户人家，势单力薄，无论如何包不下来。几个社联合起来干吧，在劳力、资金分摊和土地使用方面，也有许多具体矛盾很难解决。1955年冬天，成立了高级社，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要人力嘛，一下子可以集中1300多人，而且还有11个石工和6个木工；要资金嘛，也集起来了；修筑水库、水渠需要占用土地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1956年开春，音西高级社的社员热火朝天地开展了兴修水利运动。全社花了2万多个劳动日，在18处洼地兴建了蓄水库，还在两道溪的旁边开了4条穿山渠，灌溉面积由500亩一下子增加到3300多亩。这年夏天，又碰到连续60多天的干旱，高级社集中了231部水车，日夜轮番车水，国家又支援他们一部36马力的抽水机，抗旱力量大大增强，绝大部分水稻得到灌溉，取得了丰收。这一年，粮食产量由上一年的190万斤猛升到310万斤，增长了六成。
也就在这一年，音西第一次向国家卖出了60万斤余粮，得到了省、专区和县的表扬。
是少卖余粮，还是多卖余粮？
办起高级社就夺得一个大丰收，音西的干部和农民都高兴得很。但是成绩一大，他们也产生了自满松劲思想。支部里有些人说，往后音西能保持今年这个收成就很好了，对得起国家和社员了。那年冬天，水利岁修停顿了，冬种作物的田间管理也放松了，社员们都忙着出外探亲访友串门子。
就在这年冬天，本县高山区的东盛乡遭受了严重的虫灾，农民生活很困难。
陈德顺和老农陈世良、林红猴等接到县委的通知，要他们到那里去看看，了解了解灾区人民的生活情形。看了以后，县委负责同志向各乡干部讲了一些道理，号召大家树立全局观点，努力发展生产，多卖余粮支援国家工业建设，支援人民解放军，支援灾区人民。
看到灾区的情况，看到县委负责同志的讲话，陈德顺得到了启发，在回来的路上，他便向老农林红猴等检讨了自己的自满思想，表示一定要同大家一起进一步搞好生产。老农陈世良也赞同地说：“是呀，没有国家工业化，我们遭了旱，哪来的抽水机？没有解放军，哪能安稳过日子？再说，前几年我们受灾，外地农民支援我们，现在他们受了灾，我们还能不管吗？”
回乡以后，陈德顺召开了社员大会，代表党支部和社务委员会号召全体社员克服自满松劲思想，继续大搞生产。办法呢，就是两条：一是千方百计扩大耕地面积，一是想尽办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社员们听说要扩大耕地，不少人都不大相信。有的说：“到哪里去找地开荒围垦啊？”有的说：“我们只有天宝陂沙滩和村背后的一点点荒埔，那些地又怎能种东西呀？”陈德顺听了却很有劲地对大家说：“对，就是要把那些河滩荒埔种起来。从前没有力量办到，现在可有了。”
1957年初，陈德顺、林绍钦、陈金土等带了一批人马来到天宝陂。这是一个荒废的沙滩，平时缺水，草木不生，遇着暴雨、山洪，又会把整片整片沙滩淹掉。
要改造这块沙滩，先得修一条两里多长的堤坝把洪水挡住，然后挑走卵石和沙砾，再挑进泥土填成田。几个同去的老农看了这个地方，都不禁伸出了舌头说：“常言道‘寸土难填’。从前打口井，一家兄弟要干几十天。这么大的一块地，可要花多少工呀！这可比修水利更难呢！”
陈德顺笑着说：“不错，可是现在我们有多少个兄弟？不是几个，是1300多！
集体干一天，就等于单干做几年。我们今天辛苦多点，把这80多亩沙滩变成田，世世代代有收成，子子孙孙享幸福，这可有多好！”这么一说，大家的劲头鼓起来了。共产党员侯世康等自告奋勇，承担修建堤坝的艰巨任务。那年秋天，干部们带了300个社员来到这风沙扑面的地方，苦战了30多天，克服了无数困难，把堤坝修成了。以后，党支部副书记林孝涌又带了一批社员在上游挖了一条两里长的水坝，把水引到这里，还组织了一批劳力挑沙换土，改良土壤。经过连续3年的辛苦劳动，这80多亩沙滩终于变成了肥沃的甘蔗园。
1958年，福清县大修水利，一个全县几十万亩田都能受益的巨型水库，在国家支持下兴建成功了。音西大队和其他兄弟地区一样，摆脱了干旱的威胁，大部分土地得到了自流灌溉。自然条件越来越好了，党总支书记陈德顺和总支委员、大队长林绍钦，副大队长陈金土等，快马加鞭，又在耕地上打起了新的主意。他们发现过去个体经营的时候，音西地区一方面耕地不足，一方面又有许多浪费的地方。譬如全乡仅有4000来亩田园，倒挖了两三百口蓄水能力很差的池塘沟壑；9个自然村，倒有二三十条田间小路，加上几千条田埂和一些小山丘，本来蛮好的土地弄得一脚高一脚低，凹凹凸凸，耕种不方便不去说它，还占去了不少好地。
针对这一情况，1958年冬天，陈德顺等拟订了一个土地平整方案，决定把兴修新灌溉渠、改良土壤和扩展耕地三件事情结合起来一道办。在两年时间里，全大队花了几万个工，搬掉了7座小山丘，除去了1900多条田埂，填平了231口小池塘，扩展了151亩耕地。同时兴修了42条新的斗渠毛渠，从附近大型水库引来了水，使得92％的田地实现了自流灌溉。这样一来，全队水旱两用、一年三熟的田地由1500多亩增加到3800亩。1959年，全大队向国家交售的粮食增加到135万斤。这个原来一直依靠国家供应粮食的缺粮区，现在可变成了福清全县的“粮仓”了。
是只顾一头，还是兼顾三头
音西大队连年增产，不论是干部还是社员，都知道这是共产党员领导得好，国家支持得力。得了好处不忘本，大家交售农产品十分踊跃。不过，因为还需要以丰补歉，社员的口粮水平还不能相应提高。
应该怎样来对待这个问题呢？1959年冬天，党支部要求全体党员来讨论。
在讨论中，有的总支委员说：“增产了就应该多吃些。现在增了产是不是可以要求把征购任务减轻一点？”也有个别人只强调要完成国家任务，而对如何妥善安排好社员生活，却不注意。
作为总支书记的陈德顺，认识到解决这个思想问题的重要性。他和县委工作组长余敷蕴商量以后，觉得必须教育党员和群众正确认识国家、集体和社员三者之间的关系，让他们懂得必须全面照顾国家、集体和社员利益的道理。
1960年新春，陈德顺带领了大队的主要干部和几十位老农一起到新建的东张水库去参观。在那巨大的钢筋混凝土大坝上，他们看到：当年只有一堆·堆石头的山谷，现在变成了人工湖；在那出水口上，水沿着渠道流到全县几百个大队去；水库的发电站也已经建筑起来了，音西大队和附近一带的农民都装上了电灯。参观的人边看边问水库上的工作人员：这水库花了多少钱、多少工修建的呀？对方笑着回答说：国家拨给的经费，就等于我们福清全县农民6年来上缴的公粮。花的工嘛，技术人员来自全国13个省市，1万多个民工就干了两年。那些老社员听着听着，都不禁呆住了。他们说：“我们被旱灾折磨了几百年，国家花那么多钱、那么多力气造这个大水库，我们子孙万代打今以后就不用再为天旱发愁了。今天别的地方受灾，国家要我们多卖一些粮食，我们哪能推辞呀！”“国家修建水库，支援我们，我们应该多打些粮食，多卖点给国家才对呢！”那些先前要求国家减少征购任务的同志，听了也十分惭愧，回来便向支部作了检讨。总支也教育了那些忽视社员生活的同志，对他们说：“社员生活也是应该改善的。我们反对某些同志的本位主义，不是反对他们关心社员生活这一头，是反对他们忽视国家需要这一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靠集体力量，向土地多要点东西，既照顾国家需要，也照顾集体和社员的需要。”
怎样使国家、集体、社员需要都得到照顾呢？总支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要求。并且指出，目前发展生产有了新的有利条件：第一，田地自流灌溉、农产品加工和部分田地耕作用上机器以后，每年节约的劳动日就在45000个以上；第二，土地平整以后可以做到一年三熟，完全能够通过提高复种指数和精耕细作，来争取更好的收成。
有了这些有利条件，要争取丰产，关键就是要想办法在红壤土上一年种三熟、每熟争高产。总支书记陈德顺，总支委员林绍钦、陈金土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访问了许多老农。霞盛村种地最有经验的社员陈世良看到干部操心这件事，就献了一条一年种三季、季季都增产的好计：水旱作物隔年轮作，养地作物和耗肥作物隔季轮作。具体办法就是：耕地一年种水稻，一年实行大豆（或者花生）——番薯——油菜（或者绿肥、大麦）轮作。这样，不但可以充分利用地力、培养地力，而且旱地和水田中的害虫还可以逐年减少。不过这个办法，在从前单干、互助组、初级社时候都不容易办到。陈世良自己就有过这个经验：他家门前有2亩3分地，以前年年种水稻，有一年他想着换种花生，养养地力，但是近旁别人家的土地却种上了水稻，水流到他的田里，花生就受涝减产了。现在实现了土地统一规划，水利又修好了，这样办自然不成问题了。党总支把这个建议交社员讨论，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行得通。
照这样做，播种面积当然是增加了。播种面积增加了，肥料需要量也多了。
他们又按照本地情况，总结群众经验，想了不少办法，使土地施肥量大大增加。
就这样，从1960年到1962年，音西大队党总支和大队管委会领导社员连续做了3年的作物茬口调整工作，一方面千方百计通过轮种、间种、套种来提高土地利用率，一方面增施肥料、改良土壤、选用良种、防治虫害，想尽办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3年里面，播种面积由1万亩增加到1.2万亩，各种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也一年一年往上升：水稻一年平均达到450斤到500斤，花生一季能收350来斤，甘蔗一季能收7000来斤，都达到了本省先进地区的水平。1962年，这里粮食收了418万斤，油料收了33万斤，甘蔗收了210万斤，蔬菜收了350万斤。既完成了国家的计划，又照顾了社员的生活需要。
向土地索取更多的财富
今天，音西大队的面貌已经大大变样。95％的土地实行了自流灌溉和电动灌溉，50％的土地耕作可以用机器；9个自然村，村村都有通行汽车、拖拉机的大路，送粮、运甘蔗、担肥等繁重劳动都用上了车子；电力送来了，碾米、磨面、制粉干、榨油等等，开始使用电动机械；土壤改良了，各种作物和家禽家畜都选换了良种，植物保护工作越做越周密，各种行之有效的农业生产技术也被广泛利用……生产条件越来越好了。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的生活也逐渐富裕起来了。大队里为了适应广大农民的要求，还办了两所能容纳800个学生的小学。当年的“破铜烂铁音埔洋”，现在被叫做“珍珠玛瑙音西洋”了。
福清县音西大队合理轮作增产经验
福建省农业厅 陈心渊 欧阳昀福建日报社 黄岑 孙子清
福清县音西公社音西大队，是中共福清县委的基点。它位于福厦公路宏路车站至福清县城的公路支线两侧，离县城约5华里。全大队辖有9个自然村，47个生产队，1041户，4972人。耕地总面积4630亩，平均每人仅9分3厘（不包括新开的470亩山园和荒地）。几年来，由于大队依靠组织起来后的劳力资源，用“愚公移山”的精神逐步改变自然面貌，在合理轮作的原则下，大力增加耕地复种指数，不断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使全队在13年中粮食总产增加两倍一，油料总产增加两倍，甘蔗总产增加八倍三，牛增加一倍，猪增加一倍五，成为福清县向国家交售农产品最多、集体经济最繁荣、社员生活最富裕的一个大队。
在集体化的基础上进行技术改革
这个大队地属半丘陵地带。解放前，四周山头林木稀少，境内沟流短浅，4300多亩耕地中，能够获得沟、渠、塘、堀灌溉的只达2000亩，常年旱灾威胁严重。福清民谚“金五龙，银作坊，十年九旱音埔洋”，“音埔洋”指的就是音西大队这块地方。这一带土壤母质多半是红壤，土层有机质含量少、酸性强，不利保水保肥。因此，解放前，这一带收成极不稳定，早稻平均单产一般不超过300斤，晚稻不超过200斤，番薯也不超过400斤（干片）。全乡粮食不能自给。
当地发展生产的主要关键，一是水，二是土。要解决水的问题，就要开挖引水渠、修建蓄水库，在过去小农经济时期，这是无能为力的；要解决土的问题，当地有个传统办法，便是实行水旱轮作，一般经过轮作的田，可比不轮作的田增产一两成左右。可是当时由于小农经济田地犬牙交错，甲丘种水稻，邻近乙丘就不能种花生，相互之间矛盾重重。音西党组织从1951年底建立起，就着手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他们一面坚持组织起来的方向，把分散的小农经济分别经过互助组、初级社以至高级社，在全社范围内实行土地统一划片经营；与此同时，又利用组织起来的雄厚的劳力资源，逐年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改善生产条件，为因地制宜地实行水旱轮作创造了条件。
特别是1958年福清县人民兴建了规模巨大的东张水库以后，音西大队92％的耕地摆脱旱灾威胁，成为旱涝无忧的稳产地方。在新的有利条件面前，音西大队大力发展轮作复种经验，使绝大部分耕地变为一年三熟。全队复种指数由组织起来前的198％上升到288％。与此同时，他们又相应地全面选换良种，增施肥料、防治病虫害，改进栽培管理办法，使水稻、花生、番薯、甘蔗等主要作物单产提高，终于使全队获得连年大幅度的全面的增产。
音西大队增产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增产措施来说，主要核心是合理轮作。
合理轮作制的新发展
音西的轮作制度发展过程可分两个阶段：高级合作化前，基本上是把小部分耕地上采用的传统轮作制度，加以普遍化，使全社大部分土地做到四年九熟或两年五熟。公社化后，他们继续把传统轮作制度加以发展，使这些耕地基本上实现四年十一熟或一年三熟。人们可从下面这几种土地新旧轮作形式的变化，看到音西干部社员是怎样巧妙地利用了时间和空间：
第一种：水旱轮作地。解放前全乡只有2000多亩，目前已扩大到4300多亩，占总耕地95％。
旧轮作制度是四年八熟或九熟，即：
第一年早稻——晚稻——冬闲
第二年早薯——蚕豌豆（或冬闲）
第三年早稻——晚稻——冬闲（或种油菜、大麦）
第四年花生——早小麦
新轮作制度是四年十一熟或十二熟。即：
第一年早稻——晚稻——大麦（或小麦绿肥）
第二年大豆——晚薯——蚕豌豆（绿肥）
第三年早稻——晚稻——油菜（或大小麦）
第四年花生——晚稻（或晚薯）——绿肥
[也有少数是大小麦——甘蔗（套种大豆）——绿肥]
第二种：旱地。解放前全乡有600多亩，目前减少至100多亩，占总耕地3％。
旧轮作制度是三年四熟，即：
第一年早薯——冬闲
第二年花生——冬闲
第三年大豆——晚薯——冬闲
新轮作制度是四年八熟或九熟，即：
第一年大豆——晚薯——冬闲（或豌豆）
第二年甘蔗（套种大豆）——冬闲
第三年甘蔗（套种大豆）——冬闲
第四年花生——小麦
第三种：烂冬田。解放前有700多亩，经过平整土地，改良土壤，目前只剩90多亩，占总耕地2％左右。这种田过去连年种植单季中稻或单季晚稻，一年一熟。现在改为双季稻，一年两熟。
由于实行了这一套变革结果，全大队播种面积比13年前土地改革时增加了4900亩，比公社化前也增加了2600多亩。
为什么增加复种指数还能提高单产
现在，再来看看，音西这种轮作复种制度怎样保证了农业增产，以及他们采取了哪些相适应的措施，使这个轮作制度更好地发挥了增产效果。
一、根据用地与养地结合的原则，实行不同作物合理轮种，有利培养地力
不同作物有不同的根系，对土壤营养分也有不同的要求。种植一种作物之后，土壤中往往某种营养元素减少了，有的另一种元素还增加。音西大队根据这个特点，他们在种植需氮肥较多的水稻、番薯等作物之前，一般都先种上一季花生、大豆、绿肥或油菜，充分利用花生、大豆根瘤菌固定的空中氮素，绿肥、油菜烂叶和“寄肥”所提供的养分，来预先给后作准备“营养”。在种了水稻、番薯、甘蔗等耗肥较多的作物后，地力有了某种“损耗”，他们又在后作种上蚕豆、豌豆，加以“补偿”。至于花生、大豆等本身生长不需要太多氮肥，却需要疏松的土壤和磷钾肥，他们便在前作种一些根系发达的大小麦，并在生长过程中多施猪牛粪、火烧土等有机质肥料，增加土壤的透气性能，同时施上一些过磷酸钙。在实行间作套种时，他们也根据不同作物的特性，使深根、浅根作物，高秆、矮秆作物互相配合栽种。例如大麦是浅根、半高秆作物，大豆是深根、矮秆作物，甘蔗是深根、高秆作物，他们在“大雪”前后种大麦，“雨水”前后在麦畦一边套上甘蔗，“春分”以后又在麦畦另一边套上春大豆；“立夏”割了大麦，给大豆、甘蔗小培土；“夏至”收了大豆，给甘蔗大培土；做到一块地种三种作物，各得其所。这样的轮作制度，对所有土地都是种一季，补一季，取一点，给一点，对地力不但没有破坏现象，而且还起到了平衡土地肥力负担的作用。
二、实行多种作物轮种。增产各种优质有机肥料，满足各季作物需要
音西大队土壤母质是红壤，有机质少，酸性强，最好是多下有机质农家肥和一部分能中和酸性土壤的灰肥。这些年来大队十分注意在不同作物的轮作过程中解决肥料问题，做到以作物养作物，或是以田养猪，以猪肥田。例如，大队每年冬季都安排种植2000亩左右绿肥、蚕豌豆、油菜和蔬菜，第二年这些作物的茎秆枝叶，便可以基本解决2500亩左右早稻的基肥需要（不足部分，用花生饼）。油菜籽榨油后留下的油菜饼，又可以掺和人粪尿作为番薯的基肥。每年春季，他们除安排种植了1500亩左右花生、大豆等豆科作物，利用根瘤菌固定空中氮素促进后作番薯、晚稻生长外，榨油后留下的大量花生饼、豆饼，又解决了2800亩晚稻和近2000亩冬种大小麦的基肥需要。至于大麦、番薯、花生、大豆等副产品，又给猪、牛、羊提供充足饲料，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而稻草、麦秆、花生藤等发给社员作燃料后，又提供大量的灰肥。这些灰肥和猪牛栏粪反过来又给花生、大豆、蚕豌豆、绿肥等生长提供了“营养”。至于国家供应的商品化肥和社员挑积的人粪尿，便可以主要用来给水稻、甘蔗、番薯等追肥用。目前，音西大队每年可以自取自给的肥料有5万担绿肥、37万斤饼肥、8000担草木灰、17万担厩肥、37000多担人粪尿，基本满足了本队肥料的需要。据省农业厅和闽侯专区农科所最近在音西化验土壤肥力结果，发现这块原先土质瘠薄土地，经过人工改造后，目前土地肥力已大大提高了。社员反映说：“我们土地不是越种越死，而是越种越活了。”
三、实行水旱轮作后。有利除灭病虫害和杂草
任何植物害虫和病菌都要选择适应自己生存的环境，耕地上连续种一种作物，病虫害长期有适应的环境生存，往往越来越猖獗。音西大队在没有实行全面水旱轮作前，稻田里的稻出葱，番薯地里的臭薯和花生的枯萎病都很严重，有些年份，因虫害要减产三四成。自从实行水旱轮作后，在旱地里伴随番薯生存的小象鼻虫经过第二年水淹就消灭了，在烂泥田里伴随水稻生产的稻瘐蝇在轮种旱作以后也消灭了，花生枯萎病病菌经过四年一度的轮作，也失却生存条件。因此，这几种主要病虫害都显著减少。其他如噬食植物的地老虎、侵害油菜的菌核病、侵害大豆的菟丝子病等都几乎绝迹了。
实行水旱轮作后，各种杂草的生长环境改变，失却了传宗接代的条件；由于实行一年三熟，各种杂草在春季杂草萌发阶段都被春收作物的茎叶荫蔽；再加上耕犁翻锄次数增多，也控制了杂草的生长。据调查，经过冬种的地，第二年杂草可减少三分之一；经过水旱隔年轮作，杂草可减少七八成。
四、各种作物收种季节错开，有利调剂劳力。做到不失农时和精耕细作
作物布局单一的地区，在增加复种指数后，春收春种，夏收夏种，秋收冬种三大农忙季节，劳力忙不过来，往往不是粗糙赶工，便是误了季节。过了农忙季节，劳力又显得松闲。音西这种轮作复种制度，全年有12种作物轮番收种，每种作物收获期又互相错开，季节性劳力矛盾不突出了，因此，这几年来音西绝大部分作物都能做到适时播种，适时收获，同时，在合理密植、防治虫害、中耕除草等方面也更符合精耕细作要求。
音西大队在推行这一套完整的科学轮作制度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相适应的增产技术措施。这便是：
（一）千方百计改善灌溉条件：通过平整土地，兴修渠道，安装抽水机站，建成新灌溉系统，保证全队5个耕作区、41个轮作片，要水作就有水，要旱作就可以排干。
（二）选用良种，巧妙搭配：他们一是通过选换良种提高单产；再是利用不同生长期的品种保证不误季节。例如花生后作种晚稻，插秧期要迟半个多月，采用一般品种必定影响产量，他们便采用生长期特别短的“一粒秋”，这样使前后作互相衔接，保证彼此都有适当的生长期。
（三）改进某些耕作法：如水稻，目前连作稻每年种45％，间作稻种55％，这样不但可以岔开春收春种，夏收夏种的劳力，而且可以利用间作稻晚秧地，多育一季连作晚稻秧，全年可省出110亩秧地，多栽一季稻子。
除此以外，音西大队在合理施肥，防治病虫害，合理密植，田间管理等方面，也都广泛地推广了新技术。
所有这些都保证了在大量增加耕地复种指数后，单位产量还能年年提高。以下这张比较表，是个很有力的说明：
合理轮作制度的优越性
音西大队的轮作复种制度在农业经营上还有以下三方面的优越性：
一、作物布局多种多样，有利防御自然灾害，保证稳定增产
沿海地区水、旱、风、虫灾害突出，特别是每年夏秋之间的台风，对作物威胁甚大。如果作物布局过分单一化，每逢灾害袭击，便有招致严重损失之虞。音西大队这种轮作复种制度，作物品种多样化，有耐涝的水稻、有耐旱的番薯、花生、大豆，有冬种春收作物，有春种夏收作物，有夏种秋收作物；在各季作物中还有早中晚熟不同品种。这季作物遇到灾害下季补，这项作物遇到灾害那项补。因此，音西大队在灾害频繁的几个年头里，仍能连续稳定增产。
二、有利于“以粮为主、全面发展多种经营”方针的贯彻
音西大队原是福清县一个缺粮缺钱乡，过去粮食不能自给，经济作物产量低，副业门路少。经过推行这种轮作办法，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单产后，粮食作物、油料作物、糖料作物、蔬菜作物产量成倍地增加，大大地适应了国家、集体和社员三方面的需要。与此同时，种植业的发展，一为畜牧业提供充足的饲料，发展了猪、牛、鸡、鸭等饲养业；二为集体副业如碾米、榨油、制面、做粉干等提供了丰富原料，发展了多种经营；三为本大队提供了不少燃料，解决了沿海地区历史上很难解决的烧柴问题；此外，畜牧业发展后提供的厩肥，社员家庭提供的草木灰，队办企业提供的饼肥，连同田间种植的绿肥，又大大解决了扩大再生产的用肥需要。因此有些到音西大队参观的人羡慕地说：“你们这里除粮食自给有余外，油料、糖料、蔬菜、饲料、燃料、肥料、建筑材料七料俱全。”
三、给剩余劳动力找到了良好的出路
音西大队在土地改革时期，每人平均只有耕地1.2亩，平均一个劳力只负担3亩多土地的耕作任务。当时群众间流传着“牛闲四月八，人闲五月节”的说法。
13年来全队人口增长了36％，土地只增加6％。但是，音西大队由于正确地把剩余劳力用来改造自然，改善生产条件，进行增加轮作复种，向土地索取财富，结果劳力不但不过剩，而且男男女女都有事做。
他们是这样安排和使用劳力的：
1.每年把社员70％以上的投工量用于提高复种指数和精耕细作，使每亩耕地的投工量由30个工增加到60个工左右，变两熟为三熟、变低产为高产。
2.每年把社员15％的投工量用于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和兴建公共生产设施，逐年扩大水旱轮作面积。
3.每年抽10％左右劳力用于经营粮食加工、榨油、制砖、烧瓦、管理果树、放鸭、搞短途运输等，发展集体副业经营。
4.每年以5％劳力，在农闲时到闽侯、永泰边境安营扎寨开荒。
由于经营门路扩大，集体总收入连年增加，目前，即使社员投工数比高级合作社时增加61％，但每个劳动日的平均产值还比从前增加，说明如下表：
进一步发展生产还大有潜力
音西大队今后还可能再增产吗？大队干部一致认为：可能。
（一）各种作物单产仍可以提高：近几年的实践表明，这里一部分高产田，早晚稻每亩收七八百斤以上，大小麦收350斤以上，甘蔗收12000斤以上，花生收600斤以上。在目前水利、肥料、良种等条件大大改善和田间管理等经验进一步丰富之后，逐步把各种作物的平均单产提高到少数高额丰产田地的水平是可能的。
（二）复种指数还可以继续提高：例如，花生地后作种水稻、番薯，甘蔗地种三种作物，秧地采用两秧一稻或两秧两稻等经验，还可以进一步推广。百多亩四年九熟的旱地还可以抽水灌溉，变为四年十一熟或十二熟的水旱轮作地。
（三）耕地也可以继续扩大：例如，把600亩果树逐步移往别处山坡，通过引水上山和改良土壤，把它变成粮蔗耕地。通过组织远耕队，把近年来在永泰、闽侯边境一带开垦的200多亩园地继续经营好。
（四）多种经营也可以再发展：可以通过几年努力，把每年约3000多担的花生饼、豆饼喂猪后积肥肥田，可把养猪头数增加至1500头至2000头。可以继续开辟一批果山，增种一些优良品种果树等。
据大队干部谈，在今后两三年内，把粮食作物总产量提高到500万斤，把油料作物总产量提高到50万斤以上，把甘蔗产量提高到300万斤，是完全有信心的。
高产的路是这样走出来的
黄 岑
在音西这片半丘陵地上，即使是冬天，原野也是秀丽多姿的。那稻田的黄金色外衣还未褪尽，一片片麦畦、油菜畦就从冬种熏肥的迷漾烟雾中露现；那成排的番薯园尚未收获，畦旁套种的蚕豌豆就已长高半尺；那茎粗叶茂的甘蔗还像一扇扇围屏般倜立在坡地上，那早种的小麦已像一幅幅绒毯铺整田间……这里每一寸土地一年四季都在生产着财富。
使我惊讶的却是在这农忙关头，在音埔到溪前村的田间大道左侧，却出现一条笔直的道路虚线。我问大队总支书记陈德顺：“这是为什么？”他答：“要把路改直一下。”我又问：“为什么要改直呢？”他笑着答道：“这300米长的路一改直，耕地可以少占3分，对我们来说往后就是每年多收四五百斤粮食；再说，这条路每年来往板车不下几千辆次，路短了，人工省了，运输效率也就高了，轮胎损耗也省了……”
“那为什么要拣农忙关头干？”
“干完了，这片地好种麦呗！”
“你们可真会算呀！”和我一起参观的人都不禁称绝。
陈德顺意味深长地说：“党叫我们带领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社员要求一步步改善自己的生活，我们的本钱除了人就是土地，不精打细算可不行啊！”
以下就是我在音西听到的一些他们如何精打细算挖掘土地潜力的故事：
能增加耕地再苦也干
那是1958年秋天的事。东张水库就要通水了，公社拖拉机站的拖拉机也在城郊出现了，展现在音西社员面前的是两件梦寐以求的大好事——实行自流灌溉和机耕。
可是这就需要平整土地。
省里派来两个年轻的技术员协助队里设计平整土地的方案，他俩独自到田间测来测去，不到一个月就画出设计图纸。小伙子热情地向总支几个同志汇报说：“我们要以福清——宏路公路为基线，和公路垂直，每隔50米开一条灌水渠、一条排水渠；每隔i00米开一条田间大道，做到渠直如线，田平如镜，这样既好驶拖拉机、实行自流灌溉，外地人来参观也好看些……”
总支委员们关切地问：“平整后耕地是多了，还是少了？”
小伙子回答说：“如果把不用的池塘沟壑填掉，田埂除掉，看来抵得上。”
陈德顺皱一下眉头说：“我们这里寸土如金，不能增加土地，就得考虑。是不是先划一片地做试点，平整出来给大家看看，怎样？”
初冬，平整土地的试点在音埔村田野上干起来了。不想平整后在68亩地中，灌水渠、排水渠、田问大道却占了7.2亩，地少了。
“不行，得停下！”陈德顺说着，叫支委们回去另想方案。
总支副书记林孝涌在鹰厦铁路、东张水库干过多年，是基建的“老把式”。他跑到田里七比八量，发现音西土地有自然的倾斜度，挖一条水渠，平时把出水口堵住，抬高水位灌水，排水时把出水口打开就行了。排灌合一，渠道占地就会少一半。大队长林绍钦也去找老农揣摩拖拉机进田的办法，大家都感到100米开一条路太浪费，至少可隔200米、300米……
陈德顺一边思考着这些改进建议，一边站在音埔的山冈上眺望，在他眼前出现了音埔村通往城关、霞盛、林中、溪前的四条田间大道，这些大道两边也有着排水沟。他猛地想起来，把这些排水沟改造成灌溉渠道，就用这些田间大路做拖拉机通道，不是就不用在田里挖渠修路了吗？至于拖拉机要过排水沟，用些木椽或是石板垫一垫不就行了吗？
他把这些想法告诉大家，支委们都赞成。有位同志轻轻说了一句：“这样就不如先前那么好看了，我们是县委基点，参观的人多……”
陈德顺严肃地说：“基点大队的荣誉不在于外表好看，重要的是对国家、对集体、对社员贡献要多！”
就这样，原来的方案被否定了，大家兴高采烈地按新方案大举平整土地。原来68亩的试点地经过废除道路、渠道，废掉田埂，填平塘堀后，扩大到71亩多。
全队4000多亩耕地经过两年大整顿，不但92％以上实行了自流灌溉，半数以上适用机耕；而且整整多出了151亩一年三熟的良田。
“能增加耕地，再苦也干；浪费土地，再好看也不干。”这句话几乎是音西大队全体干部的信条。这些年来，为了增加耕地，他们曾经连续花3年时间，把天宝陂边一片80亩的荒滩改造成田园；使7座横堵在田间的小丘陵搬掉，用这些土填堵200多口废弃的池塘沟堀，并把它们一律改成良田。为了节约土地，所有占地较多的灌溉支渠都不通过田间，而是继续沿村边的红土丘陵走；7座抽水机站都利用平整土地后剩下的边角地兴盖。几年来，大队兴建了近20座公共建筑物，社员兴建了近200幢住宅，在大队统一规划下，多是利用山冈、坡地和旧宅地做地基，耕地都没有被占用一分。
我们在别的地方常听说农田基建后耕地面积少了，而在音西，不算开荒在内，原有耕地面积反而由4300亩增加到4630亩。
叫土地一年长三季
提高耕地复种指数，这是音两大队挖掘土地潜力的重要一面。
这里每人平均只有9分耕地，远在土改时就基本做到一年两熟。合作化后水稻田、豆田又先后变成三熟。留下的只有花生和番薯了。花生要到处暑才收成，音西有句农谚：“七（月）不栽，八（月）不收。”这时种一般的稻、薯都嫌迟了。
历来要休闲两个月，霜降后种早麦。甘蔗则要在地里呆10个多月。这两种地一年三熟，这在当地还缺少先例。
1961年是我国受灾最严重的年份，为了支援国家克服困难，县上要音西大队把粮食交售任务从135万斤增加到170万斤，干部们毅然接受下来了。陈德顺对社员们说：“国家修水库盖工厂，支援我们千条万条，征购任务不能还价，我们要向土地讨价。”为了寻找增产这30多万斤粮食的办法，干部们除领导社员开荒外，眼光就落到600亩花生地上。
响应号召，这年中秋节，陈德顺看到社员林月华在自留地上边掘芋头边插番薯。他问：“这时插还行么？”林月华说：“反正地闲着，试试看。我插的是鸡母薯，长藤结薯特别快，也许能收一些。”冬节后，陈德顺到那里一看，一株竟也有半斤、12两重。他脑海里迅速闪出一个打算：把花生地后作用来种早熟番薯，每亩农田400斤薯片，番薯收后再种绿肥，这样每亩地要比原先种麦多收100多斤，对明年种稻还更有利。
他把自己的想法讲了，大家都赞同。大队长林绍钦和副大队长陈金土是种田行家，工作组林鸿达是福建农学院毕业生，他们都认为适当提早花生收获期，力争在处暑前插下番薯，生长初期再多施速效肥，产量一定还可以提高。工作组长余敷蕴和陈金土还建议番薯畦间再多种一季蚕豆，每亩收它几十斤豆籽，这样就更合算了。
1962年，全队试验推广了200亩，结果平均每亩都收了近500斤薯片、50多斤麦籽以及2000多斤绿肥。今年总结经验后推广了400多亩，每亩除收500多斤花生外，番薯干片亩产超过500多斤。光这一项，粮食比从前两熟多收10多万斤。
你说，他们对花生地的利用感到满足了吗？不。今年陈德顺、林绍钦、陈金土他们，又抽了150亩花生地，试验种一种成熟期特别早的“一粒秋”晚稻，结果每亩晚稻收到500多斤，晚稻后作种油菜或绿肥，估计价值将超过种番薯。
至于甘蔗地，他们经过几年摸索，也找出三熟办法，每年冬天种一季大麦，“雨水”时节在麦畦一边种下甘蔗，“春分”时节再在畦的另一边种上春大豆。原来一亩地只收七八千斤甘蔗，现在可以多收100多斤大麦和近100斤春大豆。
水稻秧地历来要占稻田十分之一的面积，音西每年要用220亩秧地，现在他们创造了“两秧一稻”法，育了问作晚稻秧，再育连作晚稻秧，再插晚稻。省了一半秧地，每年多种110亩早稻。
音西大队干部便是这样毫厘必争、分秒必争地提高耕地利用率。13年来，这里复种指数由198％提高到288％，每年播种面积由8000亩扩大到13400亩。而现在他们还在试验番薯地套上秋大豆，部分秧地实行两秧两稻等，决心攀登新的高峰。
要项项作物高产
提高每一亩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这是音西大队干部挖掘土地潜力的另一重要方面。
陈德顺常对大家说：“我们向土地作斗争，就是要土地给我们增加各种作物的总产量。光靠扩大复种面积还不够，还要季季高产。”
番薯是音西水稻以外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每年栽插面积有1000多亩，可是也是历来最低产的作物。1957年当余大干创造了“万斤薯”，那里薯片大面积亩产超过800斤时，音西番薯干片亩产才400多斤。
1957年，音西干部专程到余大干处拜访“取经”，学到了“大畦密植”的经验。一试，糟了，薯块结得更小，亩产还赶不上原来的。1958年，有的同志想薯块小就小一点，索性再插密一些，来个“双行密植”。结果更糟，结的尽是须根。
社员说笑话：“万斤薯变成万根须了。”
怎么办？放弃试验吗？不。陈德顺说：“人若是有心，地不至低产。”他和林绍钦等到地里跑得更勤了。
一天，陈德顺正站在地里想得出神，老农林红猴猛地喊他说：“阿顺，番薯在喊救了！”陈德顺吃了一惊，忙问什么缘故，红猴说：“人家余大干那里是沙质地，大畦密植，番薯在松土里正好长大；我们这里是黏土地，畦越大番薯越不能透气，叫它怎么长大？”这段话给陈德顺很大启发。1959年他和县委工作组长余敷蕴、总支委员方大炎等在溪前村陈友顺生产队试验了一种“小畦密植”法，把每亩番薯畦面缩小，株数由2000株增加到3000株，另外在品种上换了禺北薯良种，在施肥方法上也作了改进。结果试验田的番薯长得又大又多，亩产折合干薯片竞达1000多斤。后来在近千亩番薯地大面积推广后，每亩薯片产量一举提高到七八百斤，赶上了余大干所在的东营大队。
番薯的“低产帽”脱掉了，其他各种作物经过连年采取措施，产量也步步提高。现在音西的双季稻已由亩产500斤提高到1200多斤，花生由200斤提高到500多斤，甘蔗由3000斤提高到成万斤。在福清城郊音西大队的生产水平要比周围大队高出一倍左右。
红土坡也不放过
谈到这里，还不能不提到音西大队对荒坡的利用。
音西有700亩荒埔，也就是我们常在福厦公路两侧见到的红土坡。那里种庄稼不活，长草也稀稀拉拉。合作化时有人建议用来种相思树、桉树，那比较容易成活。可是干部们舍不得。特别是陈德顺了解到社员杨建金过去种过果树，一亩果园产值抵过2000斤谷子。他坚决主张留着种果树，好为集体多增加些收入。
荒埔果真能种果树吗？1956年春天，陈德顺、余敷蕴等在音埔山头挖穴试种时，锄落下去，砂石瓦砾叮当作响。陈德顺的好邻居郭祥福劝他道：“阿顺呀，你是聪明人做蠢事，人家杨建金果树种在屋边好地上，这些荒埔若能栽出名堂来，还能留到今天？”有位爱唠叨的林老头甚至敢和干部打赌说：“这里能长出果子来，我情愿把耳朵割下来！”
果然事不如意，第一批栽下的果苗，一到夏天，半数以上都枯死了。
陈德顺端详着枯死的果苗，心里很惆怅。他想，这可能是缺乏荒坡种果经验的缘故吧！于是派了热心种果的归侨社员林孝良到本县侨办里美林果场去请教，得到答复是红壤土有机质少，酸性强，不利保水保肥，要种果除非挖去表土，换进河泥等肥土。陈德顺听了高兴地说：“好呀，能种得活，就是一天种一株也要干。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不光要米粮田，还要花果山，土地能有出息，社员能过好生活，多流点汗值得！”
第二年春天，他们组织社员边挖穴，边填进肥土。最初一人一天只种三五棵，但大家想到果树成林后的美好生活，都积极热情地干。前前后后干了三年，种下45000株梨树、蜜桃和番石榴。到了1961年，社员们就尝到甜蜜的果实了。近两年来，每年都出产了10万多斤果子，不仅能大量上市供应，而且大队也增加了三四万元收入。现在就连林老头，也翘着拇指称赞干部：“你们算盘打得好！”
音西干部们雄心岂仅到此便止！最近两年来队里安装了7台电动抽水机，大部荒埔都可变成水浇地。今年那里新栽的甘蔗，最高亩产达到万斤。他们对这些荒埔种果又感可惜了。不久前，他们到几里外又找到一片1000亩的新荒山，陈德顺便向总支和大队管委会提出一个新建议：到新的荒山上去重新种果，把现有果园逐步变成蔗园和稻田……
音西巨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稿
《福建日报》编者按：福清县音西公社音西大队，是我省农业战线自力更生勤俭创业的一面红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最近对音西大队的成就和经验作了连续广播，本报从今天起，将陆续转载这些稿件。
福清县的音西公社，有个人多地少的音西生产大队。解放以前，这里十年九旱，是个穷地方。当时群众中流传着几句顺口溜，有女决不嫁音西，嫁音西，磨脚皮。意思是说，音西人穷得连鞋都穿不起。解放初期，音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斗倒了地主，夺回了土地，可也还没有力量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之一的劳动力找不到出路，每年需要国家供应20多万斤口粮。自从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组织起来”以后，音西人民坚决依靠集体经济的威力，用顽强的革命精神，凭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和铁一般的肩膀，自力更生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同时，还不断推行科学的耕作方法，逐步实行水旱轮作，提高了复种指数，增加了粮食产量。经过十年来的艰苦奋斗，终于把过去“十年九旱”的穷土地，改变成基本上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农田。从1956年起，音西这个缺粮队，就变成了余粮队。8年来，平均每户向国家交售出1万多斤粮食，1000多斤油料和2万多斤糖料。去年，音西大队虽然遭受连续200多天的严重干旱，但是他们仍然获得增产，全大队除了向国家交售了203万斤粮食以外，还卖给国家26万多斤油料、222万多斤甘蔗。
音西大队在福清县西北，东面30多里是福建东南海岸，西面十五六里是高岭大山，属于半丘陵地带，土地是准红壤，土层薄，肥力低，对农作物生长不利。土地不光瘠薄，而且高低不平。解放以前，这里的4300多亩耕地，分割成大大小小的2000多块；700多亩的荒坡上野坟成片，80多亩的沙滩上寸草不生；二三十条田间小路弯曲狭窄，河沟、池塘经常干枯。水利条件更坏，全乡绝大部分耕地是靠天吃饭的“和尚田”，500多亩可以灌溉的农田离不开水车，遇到干旱，水车车不上水来，农民们就用盆碗装水浇田。20天不下雨，土地就晒得裂缝；下上100毫米的暴雨，又会暴发山洪。那时候，音西人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种庄稼，平均每亩地种不上两熟，收不到500斤粮食。音西又是个人多地少的乡村，平均每人只有9分多耕地；解放以前，这些地有80％被少数地主、富农霸占着，广大贫苦农民租种土地，要在契约里写明：“天旱，石头晒裂也要交租。”1927年，这地方旱了4个月，光是音埔村的70多户人家，就有30多户卖儿卖女。那时候音西农民的生活是“镰刀挂壁嘴挂钩”，长年吃糠咽菜。许多贫苦农民，被逼得背井离乡，四出逃荒。
音西解放了，音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拨开乌云，重见天日。1950年，进行了土地改革，贫苦农民直起腰来，斗倒了地主、恶霸，分得了田地；接着，音西人民又在党的领导下，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康庄大道——1954年音西实现了初级合作化。
有了集体经济做靠山，音西人民就立志改变穷困面貌，向自然宣战。音西党支部提出：要想由穷变富，只有领先集体的力量，向土地要粮食！就这样，音西人民十来年如一日，艰苦奋斗，搬山丘，平土地，填沟壑，修水利，大力推行水旱轮作，终于扩大了耕地面积，增加了复种指数，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从解放到现在，只不过十几年的时间，可是音西的面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说说天宝陂这座山坡下面的80多亩荒沙滩：解放以前，这地方黄沙里掺杂着鸡蛋大的卵石，连草也长不起来；平时缺水，人走在上面怕烫脚；碰上暴雨、山洪，整片整片的沙滩又会淹掉，当时有个农民差不多每年都到这沙滩上来围田种地，但是每年都被洪水淹掉，一直也没有围成一分田地。音西党支部书记陈德顺在合作化初期也曾经带领社员在沙滩上种过番薯，结的薯块只有手指头那么大；有人对陈德顺说：“阿顺哥，你把这番薯用玻璃纸包起来，拿到福州当水果糖卖吧！”就是这块沙滩，现在被音西人改造成了良田。记者在这片土地上看到，过去的卵石、沙砾不见了，将要成熟的麦子和刚刚发芽的甘蔗有规则地种植在田间；农田边沿修起一条两里多长的堤坝，洪水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了；新挖的一条两里长的水圳，使80多亩新土地实现了自流灌溉。去年，音西社员在这里种了30多亩甘蔗，亩产量达到l万多斤；40多亩水稻，亩产量在千斤以上。
音西还有许多荒山坡、土山丘。像音埔后、东桥山、涧墩后等荒坡，过去都是乱石成堆、杂草丛生、野兔乱窜的地方。群众说：那时候，连狗大便都不愿意到那里去，根本没法种庄稼。可是现在，荒山坡变成了果树园，光是去年，全大队就收获了将近十万斤水果；过去那些土山丘搬掉了，现在变成了肥沃的农田，种着麦子、蚕豆和水稻。
我们在这里作了一个统计：这些年来，音西大队集体开垦荒地600多亩，有600多亩荒山坡变成了果木园，700多亩瘦山丘，把过去高低不平分割成大大小小2000多块的耕地，变成了整整齐齐的5个耕作区、40多个轮作片。原来的二三十条田间小路，如今也合并成了9条平坦的大道，通向音西大队的9个自然村。
种庄稼离不开水。前面给大家介绍过，过去的音西“十年九旱”，绝大部分耕地是靠天吃饭的“和尚田”。1956年春天，音西社员在18个洼地上修起了蓄水用的水坝和水池，开凿了4条穿山渠，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国家帮助福清县人民修了一座大型水库，音西大队社员又花了几万个工，兴修了7条大斗渠、40多条排灌渠，把水库的水引进农田，使92％的田地实现了自流灌溉。最近几年，音西大队又新建7座抽水机站，铲除1900多条田埂，填掉200多口用不着的水池，扩大了150多亩耕地。现在，除了8亩多山坡地以外，音西的农田，完全实现了自流灌溉和电力灌溉，基本上实现了旱涝保收，稳产高产。
十多年来，音西人民还革新了农业技术，提高了复种指数。解放以前，音西农民使用当地传统的轮作方法种田，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两季稻，一般的每年只种一季。复种指数还不到百分之二百，每亩地收不到500斤粮食。解放以后，音西社员不断进行科学实验，光是大队干部就种过150多亩试验田，考察试验过200多个优良品种，并且推行了新的水旱轮作制度。现在，全大队的播种面积比13年前土地改革时期增加了4900多亩，一般土地，每年都能种三季或四季，复种指数已经达到百分之二百八十八，平均每亩地除了生产1000多斤粮食以外，还生产出相当数量的油料、糖料和蔬菜。音西大队有一位种庄稼的老把式叫林孝道，他算过这样一笔账：1950年，音西风调雨顺，他在新坝洋种了2.5亩地，平均每亩收了820斤稻子，是全村的冠军；去年，音西连着干旱200多天，同样是这2.5亩地，平均每亩收了1500多斤稻子，比1950年增产了87％以上。
集体的威力就是大，有了集体经济做靠山，音西的生产一年比一年好，对国家的贡献也一年比一年大。在1955年以前，平均每年需要国家供应20多万斤粮食；1956年音西实现了高级合作化，粮食产量一下子增长了六成，就在这一年，音西开始能够向国家交售粮食了。8年来，平均每人不到一亩地的音西大队，一共卖给国家1000多万斤粮食，平均每个劳力提供的商品粮达到7600多斤；另外还有大量的油料和糖料。
粮食产量提高了，多种经营也跟着发展。除了油料、糖料、蔬菜和水果的产量比过去有成倍增加以外，现在全大队的耕牛比1950年增加一倍，猪增加一倍半。并且办起了粮食加工厂、榨油房、农具修配厂和砖瓦窑。
随着集体生产的发展，音西人民的生活也大大变了样。去年大旱，可是平均每个社员还分得600斤口粮、16斤糖、16斤油。1955年，集体分配金额每人平均50元，1963年增加到108元。记者在这里访问了几家社员。贫农社员林金顺，从小跟着父母逃难到音西；解放前，房无一间，地无一亩，吃的是拣来的番薯皮，穿的是挡不住身体的破烂衣；种了一辈子田的父亲饿死了，害着血吸虫病的弟弟还要跟着母亲去沿门要饭。现在生活是什么样子？林金顺说：“现在一家人的生活好像倒啃甘蔗，越吃越甜。”国家免费给他弟弟治好了血吸虫病，兄弟俩全都娶了亲，前年又盖了一座新房。
音西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德顺，解放以前连身整衣服也没有，穿着一条短裤，上盖不着肚子，下遮不住腿，人们把陈德顺叫做“露肚脐”。他领导12户贫农办初级社的时候，富裕中农讥笑他们办的是“幺二三穷社”，一穷，二穷，三还穷。
这12户贫农都有穷外号。现在这些穷名号再也跟他们连不到一块了。再看看“幺二三穷社”的变化吧：现在音西大队有自己的广播站、保健院、俱乐部、电影队，还有两所能容纳800多个学生的小学校。自从附近的大型水库发电以后，音西人用上了电灯，结束了点油灯的历史。音西大队有9个自然村，1041户人家。公社化以来，很多社员盖起了新房，在银行里有了存款。
音西的变化这样大，但是，最重要的变化还是音西人的变化：人们的精神面貌变新了，思想觉悟提高了。每年打下粮食来，社员们首先把向国家交售的部分准备出来。他们说：“国家支援我们千条万条，交售任务一定要保证完成。”“没有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没有我们的好生活。”1962年，队里准备向国家交售的番薯片被雨淋湿，长了斑点，党员徐治炎就主动把自己家里好番薯片拿出来向国家交售，社员们看了，也跟着学。结果这一年他们队里超额完成交售任务，番薯片质量全是好的。
老贫农社员杨好妹，是连续8年的积肥模范，每天天不亮就出来拣粪。有时候在路上看见点儿粪肥，就是用手捧也要捧回来，放在集体的粪堆里。他说：“解放前我没房没地，愁吃愁穿，现在生活样样好，集体处处关心我，我年纪老了，多积点肥料也算为集体尽了心。”
音西大队的好人好事还很多。像贫农社员俞兆铨，看见稻田里有几棵秧苗长了虫，他就一棵一棵地整治，生怕集体受损失。去年全大队搞评比，有不少干部和社员被评为先进。目前，先进的还要更上一层楼，后进的也在力争赶上先进。
（注：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福建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多天广播中的第一篇。因篇幅所限，其余从略）
在最广I淘的天地里成长
——访福建农学院毕业生林鸿达
黄岑
我们是在繁忙的春收和插秧季节再度来到音西的。当我们抵达大队部时，林鸿达，这位在音西田野上生活将近8年的大学毕业生，刚好打着赤脚从田间回来，他带着我们来到他的家，这是一座解放前遗留下来的贫农住宅。两间半房间，一间是灶间，一间是卧室，还有半间是他养猪和饲养家禽的地方。我们看了他们的卧室，除了桌上摆了几十本“土壤学”、“植物保护学”、“水稻栽培学”等书籍外，板壁上挂着锄头、斗笠，屋梁上悬着水稻和小麦等种子柬，它和任何一家普通农户没有两样。
谈话进入正题之后，林鸿达说：“党对我太关怀了，音西大队发展生产的成就，是五千社员在党领导下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我的贡献只能占五千分之一，是党，是音西社员教育了我、培养了我，才使我走上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走的道路。”
林鸿达的道路是怎样走出来的呢？在一个新月如钩的夜晚，他给我们述说了大学毕业后这一段曲折的历程。
想象的“基层”是什么个样子
“1954年夏天，我在福建农学院农学系毕业了，毕业前夕，我在志愿表上填着’到党需要的农村基层去！到我所熟悉的闽南基层去！‘但是，我从小生活在莆田县城，出身是地主兼工商业家庭，从小学到大学一直生活在课堂里，毕业前的实习也在农场里，真正的农村基层究竟是什么个样子，一个大学农科毕业生究竟如何和农民一起工作，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问号。
”当时，我想象中的基层就是从前在苏联电影上看到的机器拖拉机站，那里有单层或双层的办公楼，站里有几十个人，有站长、工程师、农艺师和会计师……而我就是未来的农艺师，我可以坐着摩托车飞驰在田野上，拿着手中的蓝图，对农民们比划着说，那里营造防护林、那里建设电站、那里开辟田间拖拉机大道……只要我能拿出美丽的蓝图，农民们就会按照我的意思，把大地改造得花团锦簇，美丽如画……
“我带着美好的希望被分配到福清县，一个月后县上分配我参加农技站技术推广组到音西乡陈金土初级社驻点，记得下乡的第一天，我穿着白衬衫、蓝制服裤，脚上还穿白袜和镂空皮鞋，随身带了60斤行李，其中40斤是书籍。我想，现在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我应该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好好用来指导农民发展生产。
”初级社的社长陈金土和社员们十分热情地迎接了我们，他们听说我是大学毕业生，把我围起来，拿行李的拿行李，问候的问候。但是，当我坐了下来，用眼神向四周打量一下时，我的心凉了半截。那时的音西虽然经过土地改革，生产略有发展，但因连年遭受大旱威胁，群众生活水平仍然较低，不要说楼房、实验室、拖拉机，就连个安家地方也难找。社里临时安排我住的地方是个经过修理的旧庙堂，睡的是门板，这在当时来说还是当地能够腾出的最好的地方。吃饭是在贫农陈世华家里，虽然他母亲在饭里尽量少配番薯片给我吃，可是三顿吃的菜既少，又单调，和我们以往的生活比较实在相差太远了。
“在生活的关口门前，我第一次出了丑。几天后，我以在‘农民家里吃饭不卫生’为借口，去和霞盛小学老师商量，要搬到他们那里搭伙。事情被陈世华母亲知道了，这位经过土改斗争锻炼，有阶级觉悟的贫农老大妈立即找我们组长（即现在的福清县农业局副局长刘德仁同志）说：‘我家的饭地委部长吃过，县委书记吃过，哪个共产党干部嫌过？想不到这位大学生却吃不惯。他另搭伙我不反对，可一个工作组干部不尝尝农民生活的酸甜苦辣，将来怎么能替我们办事呀？’刘德仁同志知道后，立刻婉转地制止了我的错误做法。
”好吧，既来之，则安之，既然大家都过这样的生活，我也只好这样。于是，我硬着头皮开始尝试过一个基层农业技术干部的生活……“生搬书本理论碰了钉子林鸿达接着谈起了他开始工作后的第一段经历：”我的任务是推广农业新技术，音西农民见我是大学毕业生，都以一种既尊敬又好奇的眼光看待我，而我当时也自命不凡，认为我是大学生，读过许多科学理论，指导一个初级社的农业生产不成问题。记得到音西不久，老农陈世良就跑来问我：究竟我们这里一亩晚稻，配多少人粪、多少草木灰、多少垃圾才适合？这一下就把我难住了。在学校里，我们是靠化验室仪器来化验氮、磷、钾含量的，在农村中如何计算农家肥的肥分呢？我没有办法回答，只好含含糊糊地支吾过去。后来，晚稻田旱了，我翻书本，看到教科书上有种‘松土保墒法’，就是在作物周围松松土，可以多保持一些水分，我叫社员照着办，有个叫余吓目的社员，把锄头递给我说：‘林同志，怎么个松法，你能做个样子给我们看看好吗？'这一下又把我’将军‘了。怎么个松法，我可从来没有试过呀！我红着脸走开了。
“没有实际经验，又放不下知识分子的架子，这是我当时总的情况。碰了钉子后，并没有接受教训。当时我们工作组其他两位同志忙着推广陈永康的’落谷稀‘播种和水稻小株密植等，农民反映很好。但我对这些工作是轻视的。心里想这是具体的技术问题，解决不解决不要紧，我们主要应该是在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去指导。我看到音西当时作物产量很低，水稻每亩两季才五六百斤，番薯一季才三四百斤，原因是红壤地带地力很差，肥料又少。我翻翻外国农业教科书，看到’草田轮作制‘一章，便向干部老农们建议：你们是否也采用这种办法来增强地力呢？他们听了哈哈大笑道：’林同志，你是当真的还是跟我们开玩笑？我们这里一口人摊不上一亩地，拿一半地种革，岂不是要叫我们喝西北风吗？‘我问：’你们施肥不够，施得又不够科学，肥料有时下得很多，有时又多时不下，这是什么缘故呢？‘社员们听后，不禁都叹了气说： ’我们这里是十年九旱的地方呀！年成好，有希望，多下肥料能讨得本钱回来；遇到天旱，你去施肥，不是母鸭跑了又拿鸭蛋去扔吗？林同志呀，你可要体贴体贴我们的心呀！
”农民要我解决的事解决不了，我要农民推广的新技术推广不了，怎么办呢？我怀疑到自己在农村的实际价值。心里想：’农民要的是生产经验，不一定是科学理论，这种技术推广工作用不着大学毕业生干，我这种人还是在学校当助教好。‘于是，我请求调动工作。当时乡里的支部书记王天来看到我思想不安，跑来对我说：’我们农村很需要农业技术人才，你是刚来，工作不熟悉，多住一段，就会好了。‘可是这些话，我并没有听在耳朵里。后来调动未被批准时，我情绪很低落，每天吃好饭拿只捕虫网，到田野上搜集昆虫标本，夜里就躺在煤油灯下看书。我越来越沉重地感到，我在农村是多余的，我必须离开这里……“
硬套外地经验也不行
”这种思想是怎么转变过来的呢？“我问。
”思想改造的道路是曲折的。“林鸿达点燃了一支香烟，谈起他在农村生活中的第二段经历。
”1955年冬天，一次偶然的机会，农业局领导调我参加农业生产潜力调查组。
在整整四个月时间里，我和其他同志一道跑遍福清县的山区、平原和海岛，到处向农民调查轮作制度、农事活动历、作物品种分布、肥料潜在力、土壤分布类型等等，这次调查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让我初步看到了农村的复杂实际和农民的丰富生产经验。好比轮作制度吧，在学校里我设想草田轮作制恐怕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了，可是我在福清城关、海口、渔溪一带调查的结果，农民从来不把田地种牧草，他们用一年干一年湿，一年干二年湿，两年干一年湿等水旱轮作办法，用豆——薯、油菜——稻等等养地和食肥作物隔季轮种法，既解决了保护地力，增加肥料和避免病虫害等等复杂问题，又取得了相对的高产。又如作物品种选择吧，我在沿海多风的龙田、江镜一带，看到一种‘下里胡’的稻子，就是八级大风也刮不掉粒；在高山、江阴岛滨海地区，有一种‘杠菜稻’，就是海水经常淹没也能长穗结实；更妙的是我在东张、一都一带野猪很多的山区，看到当地农民培育出一种叫‘野猪梗’的水稻，每颗谷粒上都长有一条尖利的芒刺，野猪一啃，喉咙就被梗住，见到这种稻子，它们只好远远避开。我在学校里只知道水稻有个‘南特号’良种，却不想农村实际中有这么多好品种。再说在耕作经验方面吧，我就在龙田区东营大队看到余大干培育的万斤薯，还实地参加过经验总结。这些调查，使我开始相信，农村工作有学问，农民有科学，只要总结起来，它比我所学到的那些要更切合实际……
“调查结束后，我没有回到音西，县里就把我调到新建的海口农场工作，在那里前前后后住了两年。不久，反右派斗争开始了，这场斗争给我一次很大的教育，我感到自己过去感情和劳动人民距离太远了。在老干部场长的带领下，我主动地参加了场里劳动锻炼，起先是脱下鞋袜练赤脚走路，接着，练习挑土、挖土，以后又跟工人学习整地、施肥等技术，我和他们之间开始有说有笑了。不过，也很可笑，我对当时自己在劳动锻炼上的一些成效很自得，觉得现在既有了劳动本领，又和劳动人民有共同语言，很不错了。
”可是，生活的道路不是平坦的，当我对自己有某些自满情绪的时候，事实又深刻地教育了我。“
林鸿达吁了一口气，谈到了1958年重返音西担任技术推广干部后做的几件事。
”1958年1月，福清县委在音西乡搞试验田，把我从海口农场调回县，同年7月，又决定再把我派到音两驻点。当时干部社员们听说我要来，十分热情地欢迎，总支委员林绍钦、方大炎等都到城里接我。那时，我也暗下决心要在农村干出一点名堂。于是我把爱人、孩子等一起带到音西落户。一到音西，我看这里面貌变了许多，水利兴修起来了，土地经过平整了，在群众的冲天干劲面前，我倡议搞的一些新技术很快得到推广。在这种情况下，我头脑发热，认为经过这几年调查和锻炼，自己工作水平不错了，对一些外地先进经验不分主客观条件，一味照搬。
例如当时，县上号召推广余大干的番薯大畦密植经验，大队干部曾问我这个经验用在音西有无把握，我没有考虑人家是沙质地，此地是黏土地，就满口肯定地说：‘人家万斤薯我亲眼见过了，可以推广。’不问三七二十一，一下子全面推广了双行大畦密植栽培法，结果，那年冬天成千亩番薯结块像胡萝卜一样，一株只有几两重。同样，我负责搞的千斤稻试验田，一亩地插了60万丛秧苗，到头来没有收到多少斤粮食……
“在1959年初的整风会上，社员们给我提了不少意见，俱乐部里还贴了这样一张大字报：
技术员 林鸿达上级叫你来领导
大蒂薯称斤稻 这样的事不能搞……
（按：”大蒂“和”大畦“谐音，”称斤“和”千斤“谐音，都是指推广新技术没有因地制宜，弄得番薯小如蒂、水稻收不了几斤。）
深刻的教育难忘的启示
”那时，你自己思想斗争怎么样？“
林鸿达答道：”当时，我很难过，好几夜不能睡，人也瘦了。我想，我是好心好意推广新技术的，怎么还贴我的大字报。甚至我还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去念医学院，当个医生好惬意。我的邻居贫农林孝捷见到我心情不好，跑到我家说：‘你这个人工作还肯干，只是年纪轻一点，种田这件事是无底深坑，上季和下季不一样，上丘和下丘地也不一样，你要试新办法，先少试一些，不要一下子试那么多。'
’那增产不是慢了吗？‘
’不会慢，今年慢一点，明年后年就快了，我们农民不会那么笨，有增产好办法不去学，我们是看看有把握了才学。你是拿工资的，搞失败了还有工资拿，可是我们农民要是都不管种地成败怎么行呢？你想想我们的心，就知道人家批评你的用意了。你不要灰心，还应该好好把稳当的新技术教我们。‘这时，总支书记陈德顺、县委工作组余敷蕴也来找我，陈德顺说：’做错了不能全怪你，我们要负更多的责任，你要坚强一些，有错就改，无则加勉，干革命还能一点错误都没有？
来，今年我们合搞些试验田，好好干它一下。‘
昕了这些亲切的话，我又惭愧，又感动，夜里躺在床上睡不着，我挑灯读着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文章，里边的几句话：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我回顾一下几年来走过的道路，越来越感到自己对广大农民没有休戚相关的感情，对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也缺乏强烈责任感。因而，成就不大，’故障‘颇多，进步不快…...
从“林同志”到“阿达哥”……
“在实际的教育下，我开始体会到农业科学技术人员责任心的强弱、水平的高低、工作质量的好坏，随时随地关系到农业生产、关系到农民的生活。于是，我在日记上写着：‘音西的田野在变，整个时代在变，我如果不跟上去，就要被时代所淘汰，从今以后，我要放下架子向音西群众学习，向实际学习，给群众多干点好事。'
”我选择了我落户的林友沐生产队作调查基点，我和爱人一起在这个队参加劳动。一面学习插秧、犁田、整畦、施肥等本领，一面留意观察本地社员们的耕作栽培方法，插秧时基肥下多少，下些什么？插秧后追几次肥，下些什么？种花生种大豆整什么样的畦，行距株距多少？……我都详详细细地作了记录。另外，我还拜了当地富有生产经验的一批干部和老农，如陈金土、陈世良等为师。从春耕到秋收冬种，系统地学习本地传统经验，渐渐地我知道了为什么在这个黏土地带番薯不适合大畦密植，而很适合小畦密植，为什么别的地方犁松地种蚕豆增产，而音西这种地犁松地遇雨积水反而会减产……
“这时，我对推广新技术不像过去那样蛮干了，各种措施都注意到要先搞典型试验工作，例如1959年初春林中村有一片小麦发生枯黄现象，农民说这是烧了土，火气太大烧死了，我拔起麦苗一看，根部满是蚜虫，我便拿了点”六六六“粉掺和人粪，往麦苗根部浇灌，很快便把蚜虫杀死，接着向支部汇报后，发动社员来参观，并且全面喷治，果然及时扑灭了虫害，保证了春麦好收成。早稻插秧时，音西大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整风机会想把大跃进中推的新技术一风吹掉，有些富裕中农也坚决反对密植。那年早季，有5位最有技术的富裕中农联合起来插一丘早稻，株行距竞达一尺左右，扬言要创音西最高额的产量。在支部的领导下，我们就在他们的’稀植试验田‘隔壁搞个’合理密植试验田‘，株行距6×6寸。结果，收割时，他们每亩收了515斤，我们却收了646斤，他们只好点头认输。社员们看了后高兴地说：’阿达哥，从前你搬书本和外地的东西，我们看不见听不到；现在，你们做出了样子，我们一看就明白了，希望你们多用这个办法教我们于。‘从此以后，社员不再叫我’林同志‘了，都换口叫我’阿达哥‘。我也进一步认识到农业技术必须同实际结合，同群众的经验结合，才有强大生命力。”
我尝到了甜头……
“后来，你又是怎么样和音两社员一道，创造出一套复种轮作的增产经验呢？”我问。
林鸿达谦虚地回答道：“说实在话，音西这套宝贵经验主要是音西干部和社员创造的。这些年来，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冲天干劲，把十年九旱的4000多亩土地一一改造为旱涝保收的基本农田；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集中劳动人民和科技人员的力量，进行反复的科学试验，终于找出一条高产稳产道路。至于我，还是谈谈和农民结合的一些收获吧！”
“在农村碰了一些钉子后，曾经有个时期，我怀疑到书本理论的用处，怀疑到外地经验的适用性。实际上在我和农民群众结合后，我发现这个想法是错的，发展农业生产需要传统耕作经验加现代科学技术。从前我刚下乡时是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研究问题不从群众需要出发，而从个人兴趣出发；推广技术不从生产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这就难免对不上号。一当你改变立场，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工作，懂得从当地群众迫切需要出发，针对当地生产关键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时，局面便不同了。例如在东张水库建成后，音西轮作制度发生了变化，但是种早小麦怕冻害，每逢霜冻天气，社员们大清早要在刺骨的寒风中手拿竹竿拂去麦苗上的霜花，人走过麦畦冻得发抖，结果收效也不大，种晚小麦怕锈病，遇到锈病减产更厉害。我考虑，这种灾害问题是否可以通过更换良种来解决呢，于是从省农科院要来一些抗锈力强的麦子，进行了对比试种，结果发现‘华东五号’表现良好，在收成时，支部组织社员来参观评比，大家相信了有这么一种麦子可以抗锈，于是纷纷把早麦改成晚麦。现在音西50％麦地用了这种良种，已取得高产稳产的效果。在土壤和肥料方面的试验也是如此。，前几年，在上级的领导下，我们对音西实行了土壤普查，发现在这带红壤土上，酸性强，有机质少，土地肥分中速效磷含量极为缺乏。对于前二者，当地群众习惯上是多施草灰等钾肥和多种绿肥来解决；含磷少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于是我拿了一些过磷酸钙和钙镁磷等磷肥作施肥对比试验，果然，施过磷肥的作物，结实特别饱满。这两年来，若干作物实行了氮、磷、钾结合合理施肥，这对提高单产起了作用。又如实行合理轮作，提高复种指数，这是音西社员最感兴趣的事情，社员很希望我在这方面介绍或创造些新经验。去年，我看到豆薯轮作地上还有潜力可挖，就向社员介绍了莆田、惠安一带番薯地套种秋大豆的经验，林绍钦、陈金土试种后，一亩地能多收六七十斤豆子，社员们一看很高兴，今年全大队就准备推广700来亩。这说明书本科学理论和外地经验，运用得好是很有益处的。现在，我倒感到自己农业科学理论水平不高，这些年来对外地经验吸取得不够，自己水平远远适应不了音西农民对新技术的迫切要求……”
“总之，我走出大学校门十年了，在音西这块田野上，也快八年了。这段期间，我亲眼看到在党的领导下，农村面貌正起着极为深刻的变化。我刚到音西时，这里年年闹旱，而现在99％的田地实现了自流灌溉和电动灌溉；我刚来时，这里每年要国家供应二三十万斤粮食，而现在一年有200万斤粮食卖给国家；我刚来时，社员住得不好，吃得也不好，而现在村村盖了新房子，家家有了余粮，户户装上电灯，而且，新的学校、医院、队办工厂、商店都在这里出现了……当我看到这些，想到在音西的变化过程中，有着自己的劳动脚印时，心里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之感。
对于科学研究工作，我更有另一番体会，从前我看到一些同学，在学校当助教、当讲师，有时也写出一些科学研究论文时，我曾怀疑过农业科学工作者是不是非下乡和农民结合不可，现在，我看清楚了，要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只是关起门来研究，他只能是在一大堆第二手的材料里打圈子，他可以写论文，可是，他却永远没有办法制造出类似音西群众这样的科学轮作的经验，更不可能体会到科学理论和实践结合，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后的甜处。每当我想到这里，我便深深地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教导我走上这条无限康庄的大道……“
在继续前进的道路上
林鸿达对记者的谈话就到此为止，但是，亲爱的读者们，我还必须补充一些他自己没有说过的事情：
林鸿达下决心实行和广大农民结合，并且在生活上、劳动上和农民打成一片后，他已经成为音西大队社员普遍欢迎的人。大队里凡是有关生产大计，都找他来商量，社员们有技术上疑难事，都找他问计。总支书记陈德顺对记者说：”阿达哥生活朴素作风艰苦，和从前简直完全两样，现在我们和他一起，看不出他有知识分子的架子，这两年来他在科学研究方面比从前实际得多，进步也快得多了。“许多社员还对记者谈了不少关于”阿达哥“做的好事。例如前两年，为了帮助群众养好猪，他放下架子学会给猪打针，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凡是社员猪生病了，他都上门应诊。有一次，社员林家金的猪患了急性肺炎、发高烧，在猪栏里乱窜，他已经磨好刀想趁早宰掉，事情被林鸿达知道了，夜里10点赶去，又打针、又针灸、又按摩，一直守护到天亮，结果治好了。又如，他对良种爱惜如命。1960年福清暴雨成灾，东张水库有漫堤危险，领导上动员社员全部搬上山暂避，林鸿达听了什么也不带，只把大队珍存的30斤小麦良种扛走……社员们还说，林鸿达拜的几位老师，几年来在彼此互相学习之后，他们都学会了杂交、嫁接等一套本领。成为音西新科学技术的热心传播者……在不久前召开的福建省1963年度农业先进单位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林鸿达光荣地被选为福清县的代表。
音西的高产稳产经验在《福建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后，兄弟省份以及福建各地，已经先后有19000多人参观了这块土地。当人们称赞这里干部社员的冲天干劲和科学求实精神，称赞这里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经营管理经验之余，也很敬佩这位埋头在这里干了多年的大学毕业生。为了改善他的科学研究条件，省有关部门，最近抽调了几位大学农科毕业生做他的助手。党对他的高度关怀，使他无比激动。4月27日，就在新调来的三位助手抵达音西时，他对这批新同事说：“党就是阳光、雨露，党就是温床，有了党的领导，先进的科学种子一定会生根发芽。我们的任务是：沿着党指的方向，更紧密地和农民结合。群众就是我们的先生，大田就是我们的实验室，我们要在音西田野上再干8年、16年，拿出更丰硕的成果出来。”
这些天里，林鸿达进行了更丰富更有意义的科学实验工作。他和他的伙伴们，正着手建立一个有关作物栽培、良种和植物保护方面的小实验室。他从外地引进了“广场矮”、“珍珠矮”、“陆财矮”等许多水稻良种，和林友文生产队的一些青年小伙子们合搞了一片高产试验田，现在这些新品种水稻都已经插了秧。与此同时，他正在培养花生良种“音西大钩”和大麦良种“音西六棱”。此外，还和总支书记陈德顺等进行了一些增加复种指数的新尝试。他对记者说：“对我这样一个人来说，过去十年我只是认识了知识分子应该走什么样一条路，对于科学研究，我的成绩还很不够，横在我眼前的是一片广阔的科学实验天地。只就复种轮作这套耕作制度来说，能系统的总结起来，对很多地区的农业增产就有很大的意义。要做一个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更有贡献的人，还要看我今后的努力哩！
1964年宣传音西先进经验的报纸版面（选登）
1969年批判音西“黑样板”的报纸版面（选登）
重访音西（节录）
黄小岑 高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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