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闽中游击区、罗汉里及魏耿
余贤龙 曹于恩
1934年初冬，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福建沿海中部地区的福清、莆田红军游击队，继续坚持斗爭，建立游击根据地。1935年5月，以王于洁为书记的闽中特委成立后，福清、莆田两支游击队改编为闽中工农红军第1第2支队，在特委领导下，依靠人民羣众，分别坚持，巩固了以罗汉里为中心的（福清）永 ( 泰）边和以常太为中心的莆（田）仙 ( 游 ) 边根据地，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爭。抗日战爭全面爆发后，闽中红军游击队执行闽中工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签订的合作抗日协议，下山接受改编，幷被诱骗至泉州驻防。1983年3月，工委书记，游击队领导人刘突军被国民党顽固派秘密杀害，红军游击队被缴械，( 史称“泉州事件”），后经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严正交涉，160名指战员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第二连开赴安徽太平县，参加抗日战爭。
闽中游击区有中国共产党闽中特委、工委的独立领导，有两支近200人武装队伍坚持开展游击战爭，有两块互相策应的游击根据地，有编入新四军，成为新四军的一部分。史实充分证明，闽中在三年游击战爭期间是一块独立的游击区。但是，长期以来未被承认。1988年12月27日，军委副主席扬尙昆同志根据《南方三年游击战爭》编审办公室提供的史料，批准确认闽中为南方三年游击战爭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从而改变了南方三年游击战爭区域只8省14个地区的传统说法，肯定了，闽中游击区在南方三年游击战爭中的历史地位。闽中是一个独立的游击区！
闽中游击区有两块根据地，一块是常太，一块是罗汉里。罗汉里位于福清、永泰交界处，建国前属永泰县，建国后辖福清县一都乡。建国前这里山高林密，离县城较远，交通不便，国民党统治势力鞭长莫及，因而土匪很多。
三十年代初，这里有三大匪股。最大的一股被国民党诱编为保安队后，匪首刘春水被抢杀，其遗孀何兰英率刘残部重振旗鼓，独树一帜续据罗汉里。
1934年年底，福清红军游击队进驻罗汉里后，何兰英在其小叔刘阿和的策动下，带领部分亲信弃暗投明，参加游击队。另两股土匪（匪首黃阿大、吳守师）于1935年上半年被游击队赶出罗汉里。
进入罗汉里的福清红军游击队，开头只有20多人，连江西南团加入后，收编了刘阿和，何兰英的部分人马，队伍发展到近百人。1935年6月，闽中特委把福清游击大队扩编闽中红军第1支队，魏耿任支队长，刘突军任政治委员，部队总人数达100多人。
第1支队成立后，频频出击，打了很多胜仗。1936年2月，奔袭闽侯县大义乡和沪屿镇保安团队后，在福厦公路常思岭下河村桥（今名何庄桥）伏击国民党宪兵押运的汽车，抓获大田县长萨恆，省银行经理韩疆士等要员7人，震撼了国民党地方当局。因而引来3000多国民党军警的大“清剿”。在反“清剿”斗爭中，刘突军、吳得标等领导人分别率主力小分队隐蔽起来，避实就虛，伺机杀敌，与“清剿”军警周旋了近两个月，魏耿叛变后，按照特委指示，撤出罗汉山区，在莆（田）永 ( 太 ) 边与第2支队会合，转移到莆仙边的常太根据地去坚持斗爭。
罗汉里是红军游击队的根据地，不是“匪徒啸聚的巢穴”。
在反“清剿”斗爭中，支队长魏耿身患虐率后勤机关隐蔽转移幷负责看管俘虏。在敌军压境，粮草吃尽，与外界断绝联系的困境中，他悲观失望，接受国民党海军上将萨镇冰等人的诱降，与何兰英一起献俘投敌，成了可耻的叛徒。
魏耿，又名光眞、光增，化名林炳光，老施，古田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初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执委，同年到连江、罗源组建红军游击队，先后任闽东红军13团团长，连罗中心县委书记，连江县委书记，闽东特委委员。1935年初，国民党重兵“清剿”连罗苏区，他与陈云飞、杨采衡等率红军西南团骨干20多人突围到福清来，加入福清游击大队，参加闽中地区的游击战爭。何兰英，闽清县人，身材魁梧且敏捷灵巧，适刘春水后，学会双手开枪。她长期生活在罗汉里，对罗汉山区的地形，路径非常熟悉，爬山越岭，不亚男人。参加游击队后，与魏耿结合，成为魏的得力助手。
魏耿夫妇的叛变，给游击队造成严重威胁，为了保存实力，闽中特委只好命令第1支队放弃罗汉里根据地，转移到别处去继续战斗。
魏耿投敌后，多次带军警特务到福清、连江、罗源等地搜捕失散的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人员，双手沾满革命者的鲜血。
魏耿是叛徒，不是“匪首”！
解放战争时期
福清游击队发展壮大及其历史作用
林金春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和团结。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无视全国人民的良好愿望，悍然发动了全面內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奋起反击，进行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爭。
一、福清游击队的建立与发展
1946年，闽中地区反动派，更加有恃无恐秉承其主子旨意，采取“特务和武装配合”的恶毒手段，对福清游击区加紧围剿和封锁，实行更疯狂的大规模镇压和屠杀，全县充满蓍白色恐怖。
面对敌人的严酷摧残和疯狂进攻，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黃国璋于1947年初从古田回到闽侯在尙干夏淑琼交通站召开闽中特委会议，传达贯彻省党代会精神，决定分头发展武装队伍，开展爱国游击战爭，幷准备举行福、长、平三县武装暴动以牵制国民党兵力。
1947年2月，福平工委书记陈振光从闽侯回到福清，以江镜的泰山寺为据点，放手发动羣众，组建了一支20多人的福平江镜游击队 ( 队长何祖庆，后叛变），准备举行龙高暴动。与此同时，闽中军分区司令部组建“闽海纵队直属第七大队”，幷接受陈振光的建议，于1947年3月31日委任魏谋来为大队长，李祥彬（卽李朝源）为付大队长，队员共30多人。4月，国民党围剿福清，武装暴动目标暴露，暴动计划无法实现，武装人员从牛头尾坐船撤离龙高地区，十多名同志被捕杀害，余下同志退至莆田，与莆田游击队会合，成立戴云游击队。
1947年7月，为贯彻闽中地委提出的“依靠贫雇农，冲破围墙，挖药根基”的方针，福清县委在里美北厝召开扩大干会，决定从镇压反革命入手，发动羣众，恢复整顿组织，开展减租减息，反霸，反“三征”斗爭，幷组成武装工作队。具体分工是 ：余洪庆负责北区，沈祖澄负责西区，陈振亮负责东区，陈振标负责南区，沈祖夏负责闽侯召岭一带。随着斗爭的步步深入，武装队员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年底武装工作队扩建幷改称福清游击队，队长沈祖夏，指导员陈振亮。
是月，城工部的杨清琪、钱薄源俩从福州带了10多个福清籍的学生党员，在龙田、高山、阳下、宏路一带活动，成立了一支13人的武工队。杨清琪任队长，钱薄源任副队长。龙田地区由施传福负责，高山地区由陈家冠负责，阳下、宏路地区由余长达、王守莲负责。
1949年2月 , 闽中工委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各县武装力量，将所辖的各县武装队伍1800多人集中起来，在莆田大洋举行整顿誓师大会，宣布成立“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队”。此时，闽中地委调陈振亮、沈祖夏到闽中司令部工作，他们所带的福清游击队被编为第五中队，沈祖夏任中队长、陈振亮任指导员兼书记。
5月10日，闽中地委在大洋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继续发动羣众，摧毁反动政权，积极支前迎接解放军南下。遵照闽中司令部的命令，陈振亮带领第五中队两个分队100多人，赶回福清松下拦截溃逃敌人。随后，队伍扩大到400多人。沈祖夏、沈祖澄带第五中队武装到北区，扩编为福清游击大队，沈祖夏任大队长，县委委员沈祖澄兼政委，陈振亮任副政委，下辖四个中队。
第一中队长何本魁，第二中队长俞建兴，第三中队长陈宝泉，第四中队长陈志成（长乐人），指战员共600多人。到了8月中旬，福清游击大队配合人民解放军〇〇一九部队，胜利攻克了福清县城。这时队伍已发展到1070多人。
其中支援闽中司令部三批共400多人，其余500多人中由陈振亮带到县公安局的一个中队有120多人，由沈祖夏带到县大队的三个中队有400多人。
二、福清游击队的历史作用
在解放战爭时期，福清游击队遵循中央、省、地、县委的指示精神，立足于广大农村，从福清的实际出发，紧密依靠羣众，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爭策略，打击敌顽，壮大自己，从占领农村到占领县城，直至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全福清。战绩显著，它的作用是——组织龙高暴动，揭开了解放战争时期闽中地区游击武装斗争的序幕。1947年3月，为了贯彻执行地委尙干会议精神，准备举行福、长、平三县武装暴动，福平工委书记陈振先回到福清，·54· ·55·
充分分析了本县的实际情况，认为龙高地区人民羣众苦大仇深基础好，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就以江镜的泰山寺为据点，组织发动羣众数百名，准备武装暴动。后因镇压了国民党县党部委员陈文辉、叛徒何阿坤而暴露了武装队伍的目标，受到敌人围剿，最后陈振先放弃了暴动计划，把80多名武装队伍撤到高山牛头尾，从海上乘船到莆田，与莆田游击队会合。途中遇敌，13人被捕遇难，造成极大损失。这次暴动，虽然未果，但动员了羣众，考验了游击队指战员，锻炼了革命羣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后院”点燃了武装斗爭的烈火，揭开了解放战爭时期闽中地区游击武装斗爭的序幕。
反“三征”，杀恶霸，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基础。1948年，闽中地委总结了1947年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发动羣众 , 扩党练干、打杀恶霸反对‘三征’”的方针，福清县委和游击队根据羣众迫切要求解除“三征”（征兵、征粮、征稅）之苦的愿望，发动和组织羣众开展反“三征”，杀恶霸的求生存斗爭。5月6日，游击队50多人，在七社捕杀了叛徒、特务、地头蛇薛联康等7人，扫除了我党在该地区开展工作的障碍。6月，沈祖夏等率领闽中游击队，发动组织闽侯东、西台羣众200多人，镇压辅翼乡反抗减租的首恶分子、恶霸地主黃康牳，幷拘禁了地富分子48人，缴了5支枪，剎下了敌人嚣张气焰。8月15日，陈振亮、陈振标带领游击队在海口车头村击毙国民党福清县参议员、汉奸、恶霸谢锡奎，后又枪杀国民党 C.C 特务林学尙。
18日，又镇压云中洋保长戴水来、流氓戴宝生和东养乡保长、叛徒陈和仁等，消除了敌人在这些地方的重要耳目。
主动出击，配合解放军，解放全福清。1949年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闽浙赣人民游击队成立后，公布了“行动纲领”。福清游击队积极主动打击敌人，配合解放军解放全福清。
继续开展镇压恶霸、叛徒、特务的斗争。1月28日，游击队员官吓鉴、林金柳等人奉命到渔溪凤迹村镇压执迷不悟的特务黃文清。29日，陈振标、黃建国在上逕附近击毙叛徒何祖建。不久，游击队又镇压玉桂村叛徒郭祥厚、谢圹村反动保长谢依乔等人。3月，南区游击队在高山地区先后镇压了潜伏在我游击队內的海匪翁钦明和国民党特务林宗云。4月上旬，又击毙高山镇长翁其仁和占阳村国民党福清县参议员何秋基，震慑了龙高地区的反动势力。4月，天章区委在金芝召开反霸斗爭大会就地枪决了外坑村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林华，极大地鼓舞了羣众的斗爭情绪。5月中旬，福清县委在磨石祠堂召开斗爭恶霸地主黃以鑫、黃文文大会，300多个羣众参加会议，上台诉苦、斗爭的有20多人。
突袭兰圃保安分队。3月14日，陈振标，沈祖夏等带领游击队员12人，袭击在闽侯兰圃祠堂看戏的国民党保安分队，当场击毙中队长刘仕春及士兵5人、打伤3人，缴获捷克式机枪1挺、步枪10多支、子弹400多发。敌副中队长负伤潜逃。
智取龙田镇。4月，南区区委集中游击队100多人，采取调虎离山计，智取龙田镇，占领了镇公所和督导处，解除了敌自卫队一个分队的武装，毙敌分队长1人，缴获各种枪支80多支、手榴弹200多枚、子弹几千发。
破仓夺粮。3月25日，南区游击队、羣众30多人，在施恭和带领下，打进三山粮仓，缴获了守仓人员的枪支，分粮60担。28日，天章游击队，占领渔溪镇，摧毁国民党镇公所、警察所、督导团、田粮处、稅捐稽查处等机构，俘敌12人，缴获步枪35支、驳克枪1把、重机枪1挺。手榴弹80多枚 ;还组织千余名羣众，打开粮仓，分粮100多担。
截击逃敌运输车。5月18日，沈祖澄带10多个游击队在西区太城至琯口的公路上，截获国民党溃军和不法资本家由福州盜运物资南逃的汽车20多辆，没收了一批企图盜运出境的粮食、布匹、毛线等物资，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还擒俘了躱在车上的敌莆田新民日报社社长、中统女特务林荫明。敌战区副司令官吳鹤云化装潜逃。
截击国民党军队。6月26日（农历六月初一），溃退到福清的国民党九十六军二、三千人，分两路取道县城和上逕，进犯龙田地区。南区区委发动羣众民兵万余人，配合游击队进行截击。敌军所到之处，羣众鸣锣告警，吶喊围攻。青壮年用长矛大刀等武器打击敌人。参加第一线作战的人数达四五千人。各乡还组织了“后备队”、“后方组”，送茶送饭到前方。发生战斗的地区老弱妇幼都离开村庄、坚壁清野。在各兄弟区的大力支援下，南区游击队与敌周旋了三昼夜，毙敌几十名。敌军四面楚歌，只好缩回县城。
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福清县城。7月，陈振亮带领游击队潜入县城附近绘制了地形图，了解敌情，为人民解放军提供各种情报和生活之便。
8月15日，福清游击队主力队员300多人在俞洪庆、陈振亮带领下，与解放军幷肩作战，有的为解放军带路歼敌，有的为解故军架桥渡江。8月16日，攻克了福清县城，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
解放战爭时期，福清游击队，始终是解放福清的一支积极的、活跃的武装力量。它的斗爭是闽中爱国游击战爭的组成部分 ；它的胜利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斗爭的胜利 ；它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在福清人民革命斗爭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满腔热血求真理 投入熔炉炼丹心
——记叙我县爱国知识青年于建国前夕参加
“福建人民革命大学”的情景
李厚琛 翁发熹
1949年8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福清城，这时，满城春色，阳光灿烂，福清人民沉浸在欢乐和幸福之中，爱国知识青年更是欢欣鼓舞，纷纷向革命征途阔步迈进。
9月4日，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在福州市学生大会上宣布，要创办福建人民革命大学，号召广大爱国知识青年到革命大学去，接受锻炼，为建设新福建贡献力量。福建日报在九月份也多次报道创办革大的消息，融岚同学会（福清、平潭两县在福州各校就读学生的联合组织）以及福清党政部门及时地把这喜讯传到融城，我县对革命有迫切要求的知识青年，听到省委要创办“革大”的消息，欢天喜地，奔走相告，参加革命到“革大”去，成为那时最响亮的口号。
当时，全省还有21个县尙未解放。我省面对台、彭、金、匪特，马，处于海防最前线，美蒋不时派飞机前来骚扰，轰炸。潜伏下来的活动十分猖獗，谣言四起，说什么参加“革大”就是参加共产党，国民党反攻大陆后，参加“革大”的人就要杀头，“革大”是知识青年集中营，学生们不要受骗上当等等。解放初期，由于政权未巩固，社会治安不稳定，思想觉悟也有差别，确实是吓跑了一些意志薄弱的人。但却动搖不了许多爱国青年追求眞理，強烈要求参加革命的决心，大家从各自不同的渠道进入“革大”，有的通过市学联推荐，有的通过地下党组织和就业单位或任教学校各部门介绍，也有直接找到“革大”招生处，他们短时间內都云集榕城，满腔热情地参加革命。
当时，我县有张宏、陈代朝、李厚琛、翁发喜、郑为礼、黃迪顺、陈贤哲等七十位爱国知识青年，响应省委号召，投入“革大”的大熔炉中去，他们说服了家庭和亲友，冲破了社会上的各种谣言，放弃原有工作和舒适的家庭生活等优越环境，加入革命队伍，成为我省参加福建人民革命大学 ( 第一期）·58· ·59·
最多的一个县。
走进“革大”的这些知识青年。正是风华正茂之时，为了追求眞理，不怕一切艰难险阻。当时，交通不便，大家徒步到福州。天上有敌机扫射，轰炸，路途有残匪潜伏，大家都置安危于不顾，爬山越岭，步行五、六十里到长乐县坑田渡口乘小轮船而上省。有的当天赶不完路程，只好中途借宿，第二天续行，虽然疲累不堪，但大家情绪高昂，精神饱满，因为革命的豪情在激励着人们，革命的目标在向我们招手。
福建人民革命大学是中共福建省委创办的，培养地方干部的一所“抗大式”学校，全校设有3个部、16个班，2个校部直属班，共有学员2500名，文化程度大、中专、高中以上占97%, 对解放初期来说，学员文化素质还是较高的，他们当中有的是尙在学校就读且卽将毕业的大学生，高中生，有的是已在工作岗位上的国家干部和中小学教员，也有的是社会爱国知识青年，在二千多位学员中，有的是地下党党员，有的是人民游击队队员，同学们虽然出身不同，职业不同，却都有竭求进步，立志献身革命的一份热忱。各级领导十分重视革大办学工作，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和副主席方毅，分别兼任正、副校长。教育长、处长、部主任均配专职地委级干部。各班班主任配县级干部担任，每班还指配三五个干事和1—2个分班长管理一二佰名学员，办学方法以延安“抗大式”为模式，分成班、组，強调集体主义精神和组织性原则。1949年9月25日，革大正式开学，伍洪祥同志主持了开学典礼，开学之时，各部、班在门口都搭起“迎新门”，门眉上书写“欢迎青年伙伴到革命队伍中来！”两旁的对联是“积极学习，改造自己，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志愿。”“实事求是，艰苦朴素，忠诚团结是我们的作风”。有的部门口写着“时代巨轮，推动时代进步，革命熔炉培养革命青年。”
横额是“艰苦奋斗”。由于“革大”是在战火中诞生的，所以校舍一律因陋就简，全部借用旧校舍、民房、祠堂、庙宇，分市福州市区和古山山麓一带的前、后屿。教学条件较差，学校没有课桌椅，宿舍当教室，操场当礼堂，地上当饭桌。学员待遇是供给制，生活比较艰苦，大家自己动手种菜，轮流挑柴运米。伙食是集体共餐，主、付食都十分简单，多是蔬菜，蚬仔，大家吃得津津有味，生活虽然艰苦，但革命豪情旺盛。当时，生活津贴费（卽工资）每月人民币贰万元（指旧币，拆合现在新币2元），大家把艰苦生活作为革命的锻炼，感到光荣，自豪，很少有人发牢骚，讲怪话。的确，革大的艰苦生活，对锻炼革命意志，改造世界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早晨很早起床做早操，睡觉前集队唱歌或听班领导讲话，生活井井有条。在“革大”，官兵一致，师生之间是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体现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精神，大家都感到新生活的乐趣。
在学习方式上，也是参照延安“抗大式”办学方法，生动活泼，畅所欲说，每星期开一次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內容分为 ：—是目前形势和任务 ；二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 ；三是青年修养 ；. 四是中共党史及共同纲领。此外还围绕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开设专题讲座，当时正、副校长张鼎丞、方毅，革大教育长伍洪祥，组织处长曾鸣，以及部主任谢镇军、张次愚等领导都经常给学员上大课。他们以马列主义的理论观点，结合自己革命经历的实践体验，论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依据，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作用等基本理论，从而提高大家对中国革命必要性的认识，明确了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成功，也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有时还邀请名人学者来校报告，如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在参观延安等地回到福建后，也给“革大”同学作西北之行的观感报告，以亲身感受，赞扬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在“革大”学习期间，生活环境幷不平靜，美蒋飞机不断窜犯福州进行轰炸和扫射。同学们经常疏散到安全地带坚持学习，早出晚归，敌人的凶狠猖狂，激起了同学们的满腔愤怒。每当敌机窜犯福州上空，经常被我解放军严阵以待的高射炮火射击狼狈而逃时，同学们则感到兴奋。有一次，敌机轰炸福州南台及青年会一带，顿时，硝烟弥漫，烈火冲天，房屋炸成废墟，居民伤亡多人，目不忍睹，令人义愤塡膺，同学们主动节衣缩食，纷纷拿出自己旧衣服、鞋、袜和食堂节余的大米，白菜等主付食品，步行用板车送到受灾地区居民手里，做到一方有难，八面支援，充分发扬了阶级友爱精神。
“革大”学习时间虽短，但经过紧张的学习和艰苦的劳动锻炼，使我们初步建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和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思想。毕业之前，校长张鼎丞给同学们作报告时提了四点希望 ：第一，希望同学们做一个老老实实的革命家，同学们都是知识份子，都有崇高的理想和抱负……都希望将来能成为一个革命家，但这毕竟是主观的意愿，而现在大家经过了革大的培养，讲的是行动与效果，所以大家希望走上工作岗位要做出成绩，将自己的理想变成现实。……。第二，希望大家树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人生观，包括四大基本观点，卽羣众观点，阶级观点，劳动观点，革命观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遇到实际困难，就容易动搖，希望大家在实际工作中多做些调查研究，只有调查研究，才有发言权，才会少犯错误。第三，希望大家要有个好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深入羣众、虚心对待自己，正确估计别人做的各项工作。第四、要求大家下乡后完成几项任务 ：要帮助羣众解决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剿匪，反封建、反霸、减租减息、土改、生活、生产等问题。作为当前工作的具体目标。
同学们听了张校长在“革大”毕业前的动员报告后，纷纷向班、部写决心书，表示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不怕艰苦，不畏困难，不讲条件，不计报酬（供给制待遇），到最艰苦地方去，接受组织最严崚的考验。
支 前
参加支前是革大同学走向工作实践的第一步。当时，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南下大军势如破竹，福建沿海各县驻扎大量解放军，准备解放沿海各县及所属岛屿，支前任务十分繁重，地方干部又很缺乏，为此，省委决定从“革大”同学中抽调600位参加支前。张鼎丞校长为同学们作了动员报告，他讲了知识分子为何到实践工作中去与工农兵相结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勉励同学们在支前工作中要发扬“革大”艰苦学习，吃苦耐劳的革命传统，任劳任怨，不怕牺牲。张校长还列举许多革命先烈在解放战爭中的英勇事蹟，同学们深受鼓舞。
1950年3月25日，参加支前同学在福州圣王庙集中，大家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整个队伍洋溢着革命战斗团结友谊的气氛，歌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下午四点多，张鼎丞、伍洪祥、曾鸣，王亚扑等学校领导前来送行，随之，从华东支前指挥所和省支前指挥部分别开来运载参加支前同学的军车。为了防空，车上插满了树技。领队同志在列队前宣布了行军纪律后大家就雀跃上车，连夜轮渡过乌龙江，向闽南进发，直抵泉州支前指挥部前方办事处。林汝南、郭良等领导同志接见了大家，幷作简短的情况介绍。第二天就投入工作，主要任务是押送部队粮草，送往前沿地带和组织民工修复机场等任务。刚解放不久的闽南各县，国民党残存下来的散兵游勇和匪特活动猖厥，特别是夜间行车到石狮镇，经常发现子弹从头上飞过。暗存的敌人，还不时张贴反动标语，扬言要割取“革大”同学首级，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尽管如此，早已决心献身革命的“革大”同学，仍然毫无畏惧，继续坚持在海陆通道上押运军粮，日夜穿梭不停，幷携带武器，严防土匪拦途截劫。工作艰苦而紧张，有的实在疲备不堪，就相互背告背地打盹—会儿再干，大家越干越欢，尽管前沿阵地不时炮声隆隆，炮火纷飞，同学们习以为常，还经常往来于与金门岛对峙的刘五店和东石等处支前站联系工作。支前生活十分艰苦，一日三餐不能按时进食，遇上任务紧的时候，还要勒紧肚肠，这样旣锻炼了思想，也锻炼了人。逢上节日，还配合部队演出，或上街宣传，积极热情地动员羣众，发动羣众，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
剿 匪
剿匪，本来是武装部门的事情，对于文质彬彬又缺乏军事知识的青年学生来说是一项困难的任务，但是斗爭形势需要，同学们又自告奋勇接受下来。解放初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一些来不及潜逃的散兵游勇，躱到山上和边僻村庄和当地反动会道门、贯匪、特务相勾结，破坏我基层政权，杀害干部，严重阻碍土改、反霸，減租减息运动的开展。当时，部队集中在前线作战，剿匪主要依靠地方武装力量，因此，“革大”同学刚踏上工作岗位的首项任务就是配合当地武装部队参加剿匪。所到之处，广泛宣传党的剿匪政策 ：携械投诚，胁从不问，抗拒从严，立功受奖。运用开羣众会，贴标语，走访土匪家属等方式，解除羣众思想顾虑，动员他们上山找回亲人，改过自新，向人民政府交械投诚。有的同学如李厚琛等还直接参加武工队，荷枪卖弹，跟随地方部队，历尽艰险，与土匪周旋。经常是半夜行军，突击包围土匪经常出没的村庄和山沟，以政策攻心和武装围剿相结合，迫使大部分土匪弃暗投明，主动向当地政府投案，取得剿匪工作的伟大胜利，为开展土改，反霸等民主运动扫除障碍。
土 改
土地改革就是沒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自己土地所有制，是我国农村又一个反封建的阶级斗爭运动。也是我国伟大的土地革命的继续，因此，国家规定土改总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我县土地改革是从50年10月在瑤峯乡搞试点开始，取得经验后于1950年11月全面开展，先后分为四批进行，到1951年3月底完成全县土改，结束了我县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土地制度，使我县土改前贫农平均仅有六分三厘土地变成土改后每人占有1.1亩，雇农土改前平均每人仅有0.18亩土地变成土改后为1.37亩的现状。
福建革大同学先后来到福清参加土改运动的有100多人，不少同志担任了土改工作队队长、组长等领导职务，成为我县各乡、村土改运动的主要骨干。他们在与封建地主，恶霸斗爭中与全县贫下中农幷肩作战，同甘共苦，为土改洒下了辛劳汗水，取得土改运动的伟大胜利。
每个乡的土地改革一般分为四个阶段 ：土改工作队进村后，首先要深入羣众，依靠贫、雇农，与他们三共同，在共同劳动，生活中调査了解全村政治、经济状况，幷反复宣传土改运动是砸烂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卡在农民脖子上的锁链，是一场伟大的土地革命运动，作为眞正的土地主人的贫农，雇农是这场革命的领导力量，从而提高了广大农民反封建斗爭的责任感和光荣感。当贫、雇农、中农发动起来后卽可转入第二阶段，有组织、有准备、有步骤地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确定地主、富农、中农（包括富裕中农）、贫农、雇农等各戶家庭成份，进一步分清敌、我、友，阶级阵线更加分明。第三个阶段是以农民协会为领导力量，根据国家对土地改革各项政策界限的规定，没收地主阶级的全部土地（除留一份与农民同等的土地面积让地主参加劳动，自食其力）和多余的房屋，分配给无地，少地和无房屋居住的农民，做到了土地还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多年宿愿。第四阶段是复查土改各项政策、条例执行情况，总结经验，召开庆功大会，建立乡、村政权，组织羣众保护土改胜利果实，严防地主反攻倒算，组织全村农民开展农业大生产。
时间在流逝，历史在前进，创办福建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瞬息间已跨入第四十一个春秋，参加“革大”同学从入校时仅十六、七岁年轻小伙子，如今已是双鬓斑白，白发苍苍，年逾花甲的老人。抚今忆昔，思绪联翩。
七十位福清藉“革大”同学，遍布八闽大地，他们在长期革命斗爭和经济建设中，立下了功勳。为建设新福建作了贡献。有的同学，服从组织分配，离乡背井，长期工作在闽西、闽北山区和边远小县城成家立业，落戶生根，他们抱蓍“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信念。为当地建设事业竭尽全力。四十多年来，在党的长期哺育培养下，已有十多位同学成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绝大多数同学也都成为各条战线上的主要骨干，为福清爭光。同学们的起点是一样，但道路是坎坷曲折的，经历各样政治运动的严竣考验，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有些同学受到较大的挫折和不幸的冲击，不同程度地受到历史不公正的待遇，感慨万千，但大家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洁身自好，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为人民作出新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获得新生，虽历尽坎坷，却矢志弥坚，深感报国有门，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仍发挥专长，继续为福清两个文明建设散发余热，造福人民，报效祖国。
献身教育的老前辈杨健鸣先生
林尉民 李圣穆
杨健鸣先生 (1883年至1940年 ) 又名瑞根，号声南。他一生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达三十余年之久。他曾在福清县立第一所高等小学（卽今福清实验小学前身）任教员、校长。创办了院林小学（今南湾小学前身），渔溪镇立小学（今渔溪中心小学前身），福清县立初级中学 ( 今福清第一中学前身）。
为福清培育了成千上万的人才，其中不少是中外知名学者、专家、企业家和革命志士。为国家革命与建设做出卓著的贡献。
杨健鸣先生1883年出生在渔溪洋下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出生后母亲卽亡过，父又残废，家境十分困难。一天，他随父亲到亲戚家里借贷，结果告借无门，空手而返。后因家道贫寒，无力扶养，送给杨家为养子。改名杨瑞根。
养母看他聪明好学，决心培养他成材。她含辛茹苦，省吃俭用，送他到老秀才林雪山处读私塾。学名杨健鸣，号声南。由于他刻苦勤学，成绩优异，深受师生及乡人赞扬。后来其养母又送他到福清老举人吳允吾处攻读四书五经四年。学业大进，成为当时全县有名的新秀。不久废科举兴新学，他迫切期望能到新学校深造。但是当时家庭条件不允许。后由亲友支持能如愿，就读于福州高级师范学校。平时在学时，旣刻苦钻研，又勤于完成，终于成为品学兼优，出类拔萃的学生。毕业考试，他名列榜首。
1912年，杨老先生高级师范毕业后，各方纷纷前来聘请。尽管许多单位待遇高，生活条件优裕，但他献身教育之志向不移，一一予以辞谢。他毅然回返本县担任县立高等小学教员，不久被推选为校长。当时学校设在较场埔墘的众母堂內。教室狭窄，且暗潮湿、设备简陋，师资不足质量又不高，学生情绪低沉。学生数徘徊在40人左右。许多人讥讽他为书呆子，自讨苦吃。
但他知难而上。首先从解决师资入手，增聘两位德才兼备的优秀教师来校任教，制订和完善一系列规章制度。他自己以身作则，旣当行政领导，又担任繁重的教学任务。经过这一艰苦创业，教学管理与教学质量逐渐完善与提高。
他待人诚恳，善于团结教师，对学生循循善诱，深得师生爱戴。他生活俭朴，宽以待人，经常将节省的钱，用来资助经济有困难的同学。由于他言教身传，校务蒸蒸日上。远近学生爭来就读，学生数激增到100多人。教室不夠用，他挤出寝室作临时教室。好几年他晚上是把课桌椅挤起来做睡床。
我县知名人士如林焦琴、张端樵、陈佑民、林向章、俞奋初、郑伯聪等都是在他主持的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
他在这里任职十多年，深感校舍拥挤，限制了教育事业之发展。所以他到处奔走呼吁，扩建校舍。后得到海外侨胞陈孙义、戴祥滋、郑志春、俞建鋆诸先生的赞助，集资近万元。因款未到齐，无法施工。直到1925年，他调任县教育局长后，由继任校长吳庚民到印尼收集捐款，才建起新校舍一座。
1917年杨老先生在其家乡院林村堂兄弟杨心阶、杨体民的大力支持下，利用村中一所旧书斋，创办了院林小学。当时没有课椅桌，他商得养母的同意，将她准备做棺木材移来应用。同时又把家里养的两只羊卖掉充作开办费。
幷聘请叶衡辰、杨祖居等来校任教。他自己也定期来校讲课。在他辛勤耕耘下，学校成绩蜚然。学生数激增到70多人。仅十几年时间就为大学输送十多人，中专和普高输送近百人合格的学生。教授邱文镯、企业家邱文椿、陈千庠、革命者林秉炎等，都是该校哺育出来的。在一所僻处农村的小学，有此成绩，是不多见。抗战后期，杨老不幸逝世，学校经费中断终于停办，如今院林小学虽改名南湾小学（院林属南湾行政村），但其优良传统仍代代相传。
教学质量，历年都居我县上游。
当时渔溪亟需一所，规模较大，师资阵容较为齐整的公立完全小学。杨老先生乃与1920年秋毕业于省立第一师范本科的梧冈村人林其桐（字焦琴）商议，倡办渔溪镇立小学（以后校友，乡亲简称之为镇校）。得到地方人士郭履周等的支持，募集开办费二千余元。他自己又向亲戚德余号、蔡逸松处借了五百元，共约三千元在文武祠前谷牙场尾建了新校舍一座。计有教室六间，办公室、图书室四间，宿舍四间，还有小礼堂、凉亭、厨房等，规模初具。于1922年9月初正式开学。由林焦琴任校长。招收学生100多人，以后发展到200多人。
1930年秋，林焦琴校长赴印尼为渔溪小学，梧冈小学筹募扩建校舍经费。
这一年杨老先生也为福清募集教育基金到印尼去。可是当时荷兰殖民者，大肆排华，时局动荡，商业调敝。杨老先生只好暂在万隆任教。过二三年，局势安定，他就到处奔波。同时也为渔溪小学劝募4000元经费。这笔钱与焦琴校长劝募所得，集中起来为渔溪小学再建水泥混合结构教室一座。
这所名噪远近的学校，不少学生先后出洋，成为侨界中坚分子。
1925年，杨老先生就任福清教育局长后，为了造就人才，振兴福清，倡办福清初级中学。当时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也有。最后得到同盟会元老郑忾辰，以及王怀晉等老前辈的支持，福清初级中学终于由福清高等小学，华侨小学合幷组成（卽今福清第一中学前身）。聘请郑毓和为校长，林舫孙、叶佩丹等为教员。他自己兼任义务教员。开始学校借用福清高巷头陈厝祠为校舍，1927年迁到明德书院。不久又集资收回凤凰山麓孤儿院为校本部。明德书院则为二部。接着郑忾辰亲自出面向海外华侨劝募兴建学生宿舍一座。
为开创福清教育事业推进了一步。
杨老先生卸去教育工作后不久，出任福清县公路局长。为创建福厦公路福清段定线，铺路基，建桥梁，设涵洞，顶风冒雨，历两个寒暑。后改任福清县电灯公司经理。为倒闭之电厂恢复发电，费尽心机。同时又为家乡上逕里海围垦海滩1000多亩。抢修了土堡洋海堤，使被海啸冲毁的田地，迅速恢复生产。
杨老先生从印尼回国后不几年，抗日战爭爆发。祖国山河破碎，他忧心如焚。由于肺病缠身，他只好在家编写教育文史资料，共200多万言。可惜这些资料，在日寇进犯渔溪时散失了。
杨老先生1940年8月1日病逝于渔溪街头郭宅。享年58岁。他辞世已半个世纪了，但他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痒的精神，他的业绩，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里。
福清县教育工会简介
林长贤 方建华
福清县教育工会成立于1950年12月，到目前为止前后共五届。第一届1950年12月至1952年8月，主席张超然，副主席倪朝铭、施修藩。第二届1952年9月至1958年，主席林智彪，副主席钟羣。1957年反右斗爭以后，县以上教育工会曾一度撤销。1962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重新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于是上级党委又决定从1962年2月开始，恢复县教育工会组织。所以第三届是从1962年2月至1966年6月，主席林长贤，副主席林本澜、傅姿端（女）、何黎先。
从1950年县教育工会成立至1966年6月，主要工作有 ：1、发展会员 ；2、开展教工文体活动 ；3、关心会员生活福利，对生活困难的会员给以补助 ；4、组织个别教工暑期疗养 ；5、评选先进工作者活动 ；6、组织教工向雷锋同志学习，开展助人为乐活动 ；7、组织教工走访老工人、老贫农、老干部，对教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8、组织教工参观阶级教育展览会等等。
十年文革期间，县教育工会活动陷于停顿。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再次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经上级批准，于1981年10月开始恢复工会组织。中共福清县委任命翁武官、倪立朱为县教工会临时负责人。
1983年4月，经会员代表大会正式选举翁武官为第四届主席，倪立朱、项国茂为副主席。1986年4月至现在是第五届，主席倪立朱，副主席项国茂、俞兆华。
从1981年10月至现在，八年中教工会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1、恢复和健全各校教工会组织幷发展新会员 ；2、整理和健全会员档案 ；3、试建与发展各基层教代会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增強教工羣众的主人翁责任感，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 ；4、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为人师表，庆教龄和为四化立新功活动 ；5、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宣传法制教育和师德教育 ；6、举办学术讲座，举行振兴中华读书演讲比赛，教师板书比赛活动 ；7、举办教工文体活动 ；8、暑期组织部分教工前往京、沪、杭、桂林，或本省福州、厦门、武夷山等地休养或参观游览 ；9、宣传先进教师模范事迹 ；10、验收教工之家 ；11、1986年开始出版《福清教工》月刊，到去年年底已出版54期。
目前，我县各大、中专、中小学基层工会共有83个（其中设有女工委员会20余个），会员达7000余人。
福清旧学
林长贤
福清旧学有县学、书院、社学和私塾等四种类别。现分述如下 ：
一、县 学
县学是地方宫立的中等教育机关，也叫“庙学”，“学宮”或“泮宮”。
县学的设置隋唐时代早就有了。本县唐代的县学建置已无记载可考。宋朝仁宗嘉祐年间（公元1056—1063年）邑人游冠卿献地建庙 ( 卽办学校），这是本县有县学的开始。它经过历代扩建，规模宏大，到明朝嘉靖时被倭寇烧毁。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邑人陈仕贤又在旧址建庙学。此后，历代都有修建，其地点就是后来的孔庙 ( 现在城关小学校址）。县城明伦堂就是县学校舍的一部分。
县学由童生（读书而未中秀才者称童生）参加入学考试，取得秀才资格的提为县学的正式生员，亦称附生。
县学不以讲学为主，而是对生员进行考课为主。生员不留校肄业，只是按规定时间来校应考，考试有月课，每月一至二次 ；有季考，每三月一次 ；除考《四书》之外，还兼试策论。此外，尙有全省性的岁考、科考，每年一次，由学政主持，生员成绩优者由附生可升为增生，增生可升为廩生，廩生资格深的可充“岁贡生”，升入国子监。升国子监的仅少数人，大多数准备参加乡试中举人。
县学直接为县一级政府管理，间接受学政指挥监督。县学的老师元朝叫“教谕”，明清两朝有两个教师，正称“教谕”，副称“训导”，统称“教官”，掌文庙祭祀，教育所属生员。教师的资格由“举人”和“贡生”经过考绩合格者方可担任。考绩标准有年力、学识、志行、教规等四项。
县学的经费，教官之薪俸，廩生的膳食等大部分由地方政府供给，一部分由学生缴纳，或靠学田收租，有时由官绅捐献。
二、书 院
书院早在唐代就有，当时只是藏书与校订书籍的地方。宋代书院大兴，创办者或为私人，或为官府。一般选山林名胜之地为院址。不少有名学者讲学其间，对学术思想发展有一定影响。明清书院仍盛，惟多数成为准备科举的场所。
清代书院是官民捐资合建的中等教育机关，以辅不及广设的学校，以补县学之不逮，所以它是在官府监督之下进行教学活动的。教学方法与县学基本相同，每月仅行两次定期的月课，包括官课和师课，官课由官长执行，师课由山长（教师）主持。入学者为童生或秀才，经考试按其成绩高低分别编入內课生、外课生、附课生。书院內设宿舍，有教师进行辅导，学习颇为方便。
我县历代书院据有关材料查考的有22所。最早的一所书院是“三峯书院”，宋徽宗政和年间（公元1111—1117年）建置，地址在高山楼厦村，明朝这所书院被倭寇烧毁。其次是“龙江书院”，创立年代旧志已无可考，它在宋徽宗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重修，院址在海口龙山下，院內有书堂、大成殿、明伦堂、三贤堂（纪念林光朝、林亦之、陈藻等三人在这里讲学，故称三贤）等建筑，明初废书院，专供庙祀，给官员绅士初一，十五行香，到嘉靖年间被倭寇焚毁，后又重建，到清初只留下院址。现将我县历代22所书院按建院先后名称、地址列表如下 ：
朝代 书院名称 院址宋 宋 ( 共3所） 三峯书院 高山楼厦村龙江书院 海口龙山下石塘书院 县南玉塘村明 明 ( 共8所） 鳌江书院 渔溪逕江村闻读书院 龙田闻读村龙文书院 东张南窓山上辽天书院 东张石竹狮子岩鳌峯书院 东张涧下村崇品书院 县城十五落见龙书院 龙田镇渔阳书院 渔溪镇清（共11所） 瑞峯书院 东张洋尾村明德书院 县城北隅双旌书院 县城西隅·72·兴庠书院 县西水陆街正音书院 县东明伦堂豸山书院 东张镇梯云书院 高山镇德馨书院 东张黃崙凤岗书院 高山西埔堂龙源书院 渔溪北溪梅魁书院 东张香山
三、社 学
社学是元、明、清三代的地方初等教育机关，元制50家为1社，每社设学校1所，择通晓经书者为教师，农闲时令子弟入学，读《孝经》、《小学》、《大学》、《论语》、《孟子》。明代各府、州、县皆立社学，教育15岁以下的儿童 ；教育內容包括御制大诰、本朝律令及冠、婚、丧、祭等礼节。清初令各省的府、州、县置社学，每产置社学1所，教育12—20岁的学生 ；社师择“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充补，一般是由秀才担任，学额无定。社学的经费一部分来自田园租?，一部分靠商业稅维持。
据旧志记载 ：我县城区26境，每境都设社学，各乡镇、村落普遍按境设立，据不完全统计，我县社学有76所。以城区26境为例，就有 ：文在（小桥街）、文明（产塘街）、安胜（上巷）、文山（高巷）、西塘（西塘）、鳌峯（南门兜）、玉屏（双连巷）、清和（县城西隅）、清贵（产塘街）、万安（柳池头）、齐云（南门兜）、中和（县城南隅）、龙溪（何头巷）、崇文（县城南隅）、万寿（县城北隅）、养端（后埔街）、亨蒙（后埔街）、崇禧（县城东隅）、澄清（霞池井）、永安（郑巷）、阳春（阳春巷）、安仁（吳厝巷）、安宁（后埔街）、玉井（楼锦霞）、擢英（县城东隅）、振扬（西门兜）等26所社学。
四、私 塾
私塾是我国旧时私人办理的学校，为“私学”的一种。有塾师自设的学馆，有地主、商人设立的家塾，也有以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举办的义塾（义塾免缴学费）。每个私塾一般只有一个教师，采用个别教学，教材及学习年限没有统一规定。
我县私塾的类型主要有家塾和学馆两种。私塾教学內容，儿童以识字为主，用《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启蒙教材，年长的学生以读“四书”、“五经”，学写八股文和赋诗作对为主，采用个别教学，注重背诵练习。
根据民国26年（公元1937年）1月统计，全县尙有私塾127所，塾师127人，学生1817人。这些私塾到解放初期才逐渐停设。
“海滨邹鲁”之佐证
——福清县历史上的科名和人才
俞达珠
凡修地方志者，都称誉自己的家乡是“文献名邦”。我县地僻海隅，亦称“海滨邹鲁”、意思都是标明自己的家邦人文荟萃，地灵人杰，无愧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其实我县在唐代以前，曾经是经济、文化、交通落后的区域，不过吾邑先人从来不甘示弱，自公元699年立县以来，“江山代有才人出”。从唐文崇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出了第一位进士林简言，到清光绪二十九年的1067年间，应试中式举人的有1277人，（其中两宋435人，元8人，明392人，清442人）。中进士的有623人（其中唐、五代8人，两宋423人，元7人，明114人，清79人）。平均每科（通常是三年一科）有3.6名举八，1.75名进士，以明为例，当时全国县级建制在1000个左右，每科进士在240—300名之间，卽以300名计，每科三县才平均一名进士，我县中进士的平均数是全国的5.25倍。更难得的是，自南宗乾道三年（公元1166年）到咸淳四年（1268年）的102年间，同榜中10名以上进士的有10科，其中淳祐元年和咸淳四年两科，各中进士十六名，北宋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林希、林旦、林邵和林颜四兄弟同榜得中高魁，这在当时，不能说不是我县的莫大荣誉。此外还有武科进士144名（其中林宾等21人中了文武两进士）。过去福清民间流传本县“有宰相，没有状元”，其实不然，且不说宋朝状元黃定的家乡一都原属永太，把他挪来，自有“掠美之嫌”，而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甲辰武科，我县林?中了武状元，却是事实，只是封建社会素来尙文轻武。《宋史》和地方志均不立传，以致后人不甚了解。但到了清乾隆年间（17.36—17.95) 在锦屏山下，还可见到他的坟墓，林?三任刺史（广西柳州、梧州和广东潮州），也算是“地方大员”。文科虽然没有状元，却有榜眼和探花，清乾隆二年 ( 公元1737年）林枝春中甲科第二名，就是榜眼，北宋哲宗元符三年 (1100年），林遹中进士第三名，世称“探花郎”。
这些科甲出身的士人，他们后来担任封建国家各级政权中的官史，內有中枢执政大臣（相当正付宰相级）七人，他们是 ：五代同平章政事翁承讃宋代枢密使戴庆炣同知枢密院事林希、黃祖舜，参知政事黃洽、陈贵谊，明代內阁首辅叶向高，中央六部九卿十九人，其中较著名的有宋代兵部侍郎林栗。明代兵部尙书林荣、戶部侍郎王克复、都御史夏伸、清代兵部尙书林起龙等。相当于省级的所谓“地方大吏”有三十一人，其中著名的有唐代刺史林简言、林荷、明代布政使何宜、林正茂、翁世经、施鹏、陈璧，按察使夏裕、余梦鲤、林茂槐，清代巡抚李馥等。武职将军级以上著名的有明代骠骑将军郭遇卿、元代行省平章（总领——省军政）陈友定，清代提督黃有才和张忠等四名正付总兵官。
勿庸讳言，他们中的多数人，所受教育主要是孔孟儒学，无不受时代的局限，但为了他们所处政权的稳固，先哲的“民为邦本”思想和忠君观念溶为一体，如明初兵部尙书林荣，当朱元璋大杀功臣时，他劝谏说 ：“虛已纳谏，无杀戮太过”，结果被贬任，任泗州知州六年，“理怨抑，抚凋瘵，兴学劝农”，为地方百姓做了许多好事，陈仕贤任杭州知府，“一切利病兴革，行之不避权贵”，太监以市舶司名义勒索民财，仕贤“据法抗论”。升仕都御史，巡按湖广时，发现楚王府大兴土木，強迫山民砍伐木料。仕贤以“水旱灾民力不支”为由，为民清命，“以固极本”。
每当朝中出现权臣乱政，他们又多能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与之抗爭。
如南宋时林栗，以一个举子的身份，在考进士撰文应试中，“策语侵秦桧”，以致落策，“沉没十九年，但他不改初哀到孝崇时，外放任湖州知州，向皇帝“陛辞”时，上疏说 ：“今天下大势，元气虽存，邪气尤盛”，结果又得罪当权大臣，被罢官八年。
当天下丧乱，权臣谋叛，军阀割据，国家分裂时，他们又能深明大义，维护统一，不为权位所诱。清康熙年间，耿精忠与吳三桂勾结叛乱，实行“三藩割据，”国家陷入重新分裂的危险，耿精忠为拉拢人心，布告在籍官员出来任伪职，时夏晉告假在家，不出应召，“抗志远遁”。耿精忠派兵缉拿不得，拘捕其家属进行要挟，夏晉不为所动。同时代人陈魁宇，拒绝为耿精忠“助饷”，逃匿山林，不为所污。后来康熙平定叛乱，他们亦名留青史。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修养，便不同时代具有不同內涵的“德才兼备”要求，在他们身上得到应验，如南宋时官至参知政事（付宰相）的黃洽，为人光明磊落，一生“在家不欺亲，任官不欺君，明里不欺人，暗里不欺鬼神”。有人劝他建置房地产，他回答说，我于国没有建功立业，怎能·76·
先顾营私？祖上留有旧屋，可以蔽风雨就满足了。蒲尧仁于宋乾道年间任泰和知县，廉洁无私。不仅坚持“不以口腹累人”，且常将自己的俸薪救济贫民，从不想为自己积储资财，深受县民爱戴。后来县衙失火，民众出资修复，不使尧仁为难，离任时，县民见其清苦，赠钱赠物，尧仁一概不收。
除了勤政和廉洁自律外，他们中有的还能从长治义安着眼，“以史为鉴”，总结历史教训。如林简言所处的时代，是唐王朝经“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之后，进入衰败的五代残唐前夕，他据此写了《汉武封禅论》一文，对汉武帝一生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剖析，说汉武凭借“文景之治”所积蓄的国力，抗击匈奴，开疆拓土，使汉家天下出现了兴盛局面。但晚年好大喜功，大量耗费民力去封泰山，禅梁父，为自己歌功颂德，致使汉王朝从兴盛的顶峯跌落下来，从此一厥不振。这篇文章时人爭相传诵，引起強烈反响。
与一切事物都有两面性的规律一样，“尊王攘夷”的民族主义，孕育着各代爱国主义者。一旦出现外族入侵、山河破碎的严重时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成了号召各阶层人民抵抗外侮的巨大精神力量，统治层的抗战派也在形成。如南宋时奸臣汤思退与金兵签订，“隆兴和议”，林颖闻知后，不顾自己人微（当时只是一介书生）言轻，率同诸生员“伏阙攻之”。考进士时，“廷对”策论中提出“复境土、斥权幸”的大胆主张，任太常博士后，建议“筑城唐、邓，为沔、汉藩蓠，屯兵海、泗，为江、淮保障 ；出师襄、蔡，以啖秦、楚 ；分兵商、汝，以图陕、洛”等十二第，终生为抗金收复国土为已任。明朝郭遇卿，少年时卽“负韬略”，倭寇进犯福清，他率领民军杀敌身先士卒，亲手杀了倭兵大头目，受到戚继光的器重，后来随戚家军北上蓟门，抗击蒙古的骚忧，“提兵擦崖，立功白羊峪，出塞七十里”。因功授守备，他从实战中总结，写了《车战六议》等兵书，为军事学做出贡献。
自孔子创私人办学以后，吾邑先贤们致力于地方教育事业，“以育贤才”至不遗余力。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 邑人提举游冠卿率先献地建学宮，始立县学，后继者陈仕贤、郭文祥、李白火荣 等多次扩建，使县学规模不断扩大和完善。同时带动了各乡村兴建书院和社学，自宋至清，计有龙江书院、明德书院、闻读书院、石塘书院、兴庠书院、双旌书院和文在等数十次社学，他们兴学的艰辛历程，是十分感人的。如龙江书院，始建于北宋，中间经受了自然灾害、朝廷只准一县一学宮的限制以及多次战火的破坏。海口人掌与觉弃家资五十万重建。镇东卫指挥戴煜和陈洪千里迢迢上京请求批准保留书院，致戴煜病死北京 .，陈洪在京等待十年之久才获准。以及徐敦台，贾思恭、林有台等地方人士为兴复龙江书院到处奔走呼号，满清攻战海口，海口兵民为保卫书院而进行的一场惨烈大战，最后全部壮烈牺牲等事绩，至今人们仍铭记不忘。这些学校，历经千年，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各方面人才。南宋时林亦之、陈藻、王萍、终生致力教授生徒，不图仕进，邑人称为“三先生”，后人多处建祠纪念。此外，还有著名的诗人兼诗评家敖陶孙、高若虎、林鸿和女词人陈金凤、三岁卽能诵诗的“奇童”蔡伯搏、音乐家林搏、陈杰、刘洗 ；天文学家林昌言 ；史学家戴膺、陈廉、专精草书，人称“草圣”的郑腾云 ；画家商梅、林泳、善于画马的郑克刚和专长古松图的周文靖以及创黃蘖宗的高僧隐元禅师等，均从各方面繁荣祖国文化，增誉地方，促进我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他们终生实践，总结所学，著书立说，从探研经史子集、诗赋文章到政论、科技、艺术诸方面，留下繁富篇章、目前可查到书目的就有二百三十人，计五百一十三种文集和专集。仅此，即可使我县无愧于“文献名邦”的称号。
福清制盐工业的今昔
黄敦辉
福清盐业生产，历史悠久。自宋代以至民国时期，都是由个体盐民占滩建坎，分散经营，规模小、产量低、盐质差。由于工业不发达，厚盐只供食用，经常出现产大于销，不得不进行限产、废坎。福清盐场几经兴废，生产停滞，盐民深受其苦。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依靠国营、集体经济力量，从1958年恢复盐业生产以来，加強领导，充实人力，调整机制，添置设备，完善管理，经过三十年的努力，使福清盐产跻身于全省盐业主要产区之一。今昔比较，变化巨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扩大产区
宋代，福清开始制盐，与长乐合称长清盐场。元、明两代，福清盐业生产有所发展，县內单独设场，有海口、牛田（卽龙田）两个盐场。清代，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有福清、洪白、赤木巳、江阴4个盐场。嘉庆十七年（1812年），增设福兴盐场，五年后又把洪白、赤木巳幷入福清场，于是全县有3个盐场。福清场设在海口镇，东至松下，西至锦屏，南至七里堘，北至小溪，产区扩及斗垣、星桥等27个自然村。福兴场设在龙田镇，南至高山，北至龙田，东西至海，产区扩及芦华、泽岐等16个自然村。江阴场设在江阴乡南曹村，东南至海，西至犀陵，北至赤鼻，产区扩及青山、张厝等12个自然村。民国三年（1914年），裁撤福兴盐场。民国六年（1917年），裁撤福清、江阴盐场，同时，把福清兼管的平潭县韩厝寮产区及江阴保留的部分产区，改为特别区，钅隶 属莆田盐场涵江分场管辖。抗日战爭爆发后，食盐供应紧张，民国三十年（1941年）10月，福清盐场恢复生产，盐场公署设在龙田镇，产区有岑兜、上薛、岸兜、占阳、芦华、江镜、前庄、泽岐、江阴等，幷兼管韩厝寮产区。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福清盐场再度大面积废坎，在全县3万多公亩盐田中，仅保留江阴的南曹、张厝两个盐滩，盐田2009公亩，继续晒制，仍归莆田场管辖。
共和国成立初期，福清盐业生产面临两大任务 ：一是扶持发展江阴盐场，提高盐质 ；二是、整顿海口、高山、龙田等废区，杜绝私盐。1958年2月，贯彻省人民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恢复与发展民营盐滩方案》的精神，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同年10月1日，成立福清地方国营盐场建设指挥部 ；翌年1月，成立盐业筹备处，以民办公助的方式，恢复、新建集体盐场。全县经过1958、1968、1983年三次较大规模的围建、扩建工程，至1988年底止，建成 ：江镜、东阁2个国营盐场 ；江阴、泽岐、芦华、平林、五七、佳乐、太武、新厝、海口、新港、港头、前华、文关、下石14个乡办盐场 ；华盛、虎邱、棉亭、东刘、城头5个村办盐场。全县产区扩及9个乡、镇，生产总面积为22.1万公亩，按经济性质划分，国营盐场占全县盐田总面积的13%; 乡办盐场占75%; 村办盐场占12%。
二、更新设备
清代，民国时期，盐田设备极其简陋，一个蒸发池仅4一5步宽，一个结晶坎面积仅10平方米，大部分是土坎，海堤无护坡，遇上八月大潮时常淹没，每下雨一次须10—15天才能复晒。生产附属设备差，只有盐扒、竹筐、扁挑、手桶、吊捅等简单工具，一切依靠人工操作。
共和国成立后，发展国营、集体经济，有领导、有计划地兴建、扩建盐田。
海堤高度达罗零标高8.2米，面宽为2米以上，外坡设石层护坡。蒸发池与结晶池的比例为8:1，结晶池每坎为3—5公亩，储水设备至少有半个月以上储量，卤井保卤能力达5度以上，防洪堤有足夠排洪能力，滩地一次降雨50毫米以上不淹滩。特别是1981年，新投产的新港盐场，是省盐务局定点生产大颗粒工业盐的试验场。全场结晶区用塑料薄膜苫盖。东区结晶坎每坎面积为20公亩，用电力收盐，配有牵引机、管道输送机、盐浆泵等新型设备，扬程43米，流量每小时18吨净盐，采取一年集中收成一次，原盐、饱和卤混合打出后，经漏斗分离，卤水流回池內，原盐直接归垞。生产附属设备，也有较大改进 ：1960年全县盐场实现以风力车代替人力水车扬水 ；1981年又实现以抽水机代替风力车纳潮，减轻了职工劳动強度。
三、改进制盐方法
福清制盐方法，长期保留落后的淋卤制法。场內无纳潮、蓄水、排淡、蒸发、保卤等设备，只是在小潮时，把海滩上经风吹日晒呈灰白色含有盐份的表土，括起堆积在坑上，大潮时灌入海水，经过滤将淋下的卤水，挑到盐坎上晒制成盐。土法生产，不仅费力大、产量低，而且盐粒小、色质差。部分产区如江阴、泽岐等场，采取晒卤制法，卽涨潮时，把海水引入沟內，经多道蒸发池蒸晒，卤源较多，成盐较快。但由于小坎、浅晒，当日成盐，产量有限，杂质较多。
共和国成立后，废止了淋卤制法，逐步完善生产工艺 ：（一）纳潮。采取旱晴天纳潮头，平时纳潮中，雨后纳潮尾，夏秋季纳夜潮的措施，引进浓度较高的海水，提高产量。（二）制卤。掌握了分级保卤，分级上卤 ；短晴天薄晒勤跑，长晴天适当深水制卤，均为一放一干，按步卡放，严禁一条龙放水，干埕过夜，促进卤水饱和。雨后排淡，雨停淡干，防止松土、生苔，降低制卤能力。（三）结晶。全县习惯高温季节一般7天扒收一次，低温12—15天扒收一次。原盐由氯离子、纳离子结合而成，在海盐生产过程中，采取“新、深、长、拔”四大工艺操作法。1987年推广卤水钠镁比値化验，以代替波镁表测定结晶池卤水质量，使结晶工艺超向科学化。（四）归垞。
各场均建有大垞、小垞，有利原盐堆存、放运。在归垞中把优级品、一级品、二级品盐严格分开 ；工业用的粗粒盐和食用的细白盐，分别存放，做到适销对路。
四、提高产量质量
清代食盐产量，采取定额制。系根据盐坎等则和指定销盐地区需要量，自上而下核定产量。嘉庆十七年（1812年），福清盐场有中下则盐坎7736坎，核定产额4.65万担 ；江阴盐场有上中下则盐坎20272坎，核定产额13.24万担 ；福兴盐场有中下则盐坎34839坎，核定产量13.85万担。光绪十二年（1886年），江阴盐场核定产量增为16万担。民国30—34年（1941—1945年），福清盐场复晒期间，年产量一般为6万担，最高的为15万担。所产原盐大部分是杂质多、色泽差的粗盐。盐场缺乏化验设备，唯依靠目测，以次白盐供食用，灰暗色盐为腌制用。
解放后的1953—1957年间，年产量保持在2000吨左右。1958年扩大盐业生产，筹建新场，1959年产量上升为7492吨。1960—1965年，全县年均产量达2.6万吨。1966年一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盐业生产虽受到很大影响，但新建的平林、五七、佳乐、太武、新厝等盐场投产，年产量增为4.9万吨。1979年后，盐业生产获得较大发展，全县年产量达7万吨。1983年产量上升为9.4万吨。1986年产盐11.8万吨，是历史上产量最高的一年。
其中，产量达2万吨的有江阴场，达万吨的有泽岐场，达0.7万吨的有东阁、芦华、港头、前华和新港盐场。各场所产原盐盐质逐步提高，1964年首次出现优级盐占总产量51.99%。1981年优级盐比重上升为73.98%,—级盐占26.02%，氯化钠平均含量达93.95%。1984年，原盐的感官色泽，为历年来最好的一年。其中，江阴、海口、城头盐场所产的盐，接近全省最高水平。
五、改革销盐制度
宋代，食盐销售采用“引盐制”，由戶部印发“盐行”，交地方政府管理。
销地称为引地，销额称为引额，每引盐额约400斤。福建属自产自销省份，闽盐运往浙江、汕头、广州时，为非指定销岸，仅作临时性的调运配销。明代，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因积引太多，创行“纲法”，将旧引与新引，编列成冊，分为10纲，每年以1纲运销积引，9纲运销现引。凡冊內有名的，可以常年报运，冊內无名的，不得加入，从此，形成盐商世业。清代，乾隆十一年（1746年），实行设馆盐卖。福清设利桥、牛田、牛宅、城头、高山、三山、后营、屿头等8馆，盐卖盐商领销的食盐，年销额为8万担。道光十一年（1831年），允许商人参与食盐经营，改变了少数盐商垄断购销的局面。
光绪五年（1879年），实行官运商售。民国初期沿用此法。民国18年（1929年），全面实行包商承运制。民国31年（1942年），实行盐专卖，民国35年（1946年），废止盐类专卖，改为征稅制。
共和国成立后，对关系民食军需和发展工农渔牧业生产的原盐，实行统销政策，计划供应。1954年原盐实行产销合管。1959年，原盐列为中央统一调配的物资，由轻工业部负责平衡。1960年销售各类盐1.6万吨。1965—1979年，年销量保持在5万吨左右。1981年开始拓销往江西的工业盐。1985年增为9万吨，1987年销量最高达14.16万担。
六、合理安排盐运
福清过去原盐运输陆路则长期依靠人力挑运和驴马背载，其间须翻越一座陡峭的石湖岭。水运虽有江阴、上逕和利桥港，但运量有限。
解放后，陆运经过30多年的修建，各盐场均有支路，至1988年，全县21个盐场，实现了场区支路与国家公路相衔接，有26条线路直达场区，可以行驶各种机动车辆。不仅交通方便，而且运距缩短。从东阁盐场至福州东站计费里程仅80公里 ；从泽岐盐场至魁岐为106公里。水运各场先后修水闸、建沟船、修垞地、挖港道，便利驳船、木帆船、机动船，直接靠近垞地。1985年，经省盐务局审定，在江阴壁头角兴建盐业专用码头，可靠泊500—1000吨位驳船。从此，完全改变了昔日人力挑运的落后面貌。
七、壮大盐工队伍
清代，制盐戶称灶戶，以示与蒈通烟戶有别。乾隆十一年（1746年），福清全县有灶戶1465戶，灶丁（盐民）3991人，其中，福兴场759戶，江阴场539戶，福清场167戶。民国时期，制盐人称晒民。民国30-34年（1941—1945年），福清盐场复晒期间，有晒民2150人，废坎后仅余江阴产区晒民不及400人。
1952年盐工队伍为222戶，从业人员532人。经整顿后，1957年为119戶，324人。随着盐业生产的发展，盐工人数逐年增多，1978年为1320人，至1988年增为2529人，其中，管理人员208人，盐工2321人。在全县盐工队伍中，拥有丰富生产经验，工龄20年以上的达240人，成为制盐工业科研和生产的骨干力量。
民国时期福清县的合作社徐超墀
二十世纪初叶，合作社组织传入中国，三十年代也曾传到福建福清。那时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反共、军事上剿共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利用合作社这一形式，用以同中共的土地革命相抗衡，借以缓和在广大农村中已趋于激化的阶级矛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也积极鼓吹合作运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三月，当时的国民政府公布了经立法院通过的《合作社法》，定九月一日起施行。同年九月十一日，行政院又制定了《合作社法施行细则》幷公布实施。从此，合作社成为官方的意志在全国推行。
按照《合作社法》的规定，福建省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牟）6月正式成立主管合作社的机构，叫做农村合作委员会，它是由农村金融救济处改头換面而来的。这个机构的任务说是为帮助已濒于残破的农村“规复”生产，实际上是为了塡补当时闽西苏区红军转移后留下的空白，拿一点小恩小惠以示安抚。它进行“规复”亦卽安抚的方案，其实也就是联戶组织合作社，由当地农民银行给予贷款，亦卽所谓“金融救济”。所以，这个机构虽然前后名称不同，而任务则一。它改为农村合作委员会后不久，卽开办合作训练班训练骨干，结业后派往各县担任合作指导员。
福清县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九月从省里派来了郭其寿、张寻祥两人为合作指导员 ；当卽成立福清县合作指导员办事处，简称合作指导处，以郭其寿为主任。办事处设在城关参府前47号民宅，直属于省第四合作视导区。
但是福清县之有合作社，其历史要比合作指导处的成立稍早一点。据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福清《民报》登载 ：
“东仁村余乃焜君所创办之信用合作社成绩卓著，屡志本报。本月七日一次竟获鱼售价千元之则，各社员无不欣慰非常，乃议决会餐一顿，演戏一昼夜，以表欣慰云”。
这是至令所能发现的最早的有关福清合作社的资料。这个合作社办出成绩在民国廿五年十一月间，而且“屡志本报”，可见其创办时间应在福清县合作指导处成立之前。它名为信用合作社，但所莸之利来自售鱼，可见是经营渔业生产或鱼货运销，与现今的信用合作社判然不同，可能是在国民党对合作运动的宣传之下自发组织起来的一个渔业生产或运销合作社。
其实，另有资料说明，当时幷非只有合作指导处这一机构管合作运动，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地方组织也在插手。《民报》于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刊登一则报导，说国民党“县党部为推行合作事业起见，除令各区分部扩大合作运动宣传外，幷派倪立业前往倪埔、流坝尾、下楼、苍下等乡，指导组织糖业合作社，闻已筹备数社，陆续呈请备宷云”。又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二月二十二日，福清《融报》以“县党部指导各乡农会推行合作事业”的标题，简要报导了国民党县党部要农会出面筹组合作社的消息。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六月，三青团福建省支团部也制订了“福清县各团队举办合作事业暂行办法”。由些可见那个时期国民党党团努力对合作社的渗透了，更不用说那时还有好几个合作社是地方党（团）部直接办起来的，如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福清县党部附设有限责任信用合作社，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县党部所属社会服务处组织消费合作社，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县直属第三十九分部组织城区党员消费合作社，后扩大为融城镇消费合作社，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组织县党政人员消费合作社，民国三十二年四月高山区党团员组织消费合作社，民国三十五年一月福清三青团分团部组织青年消费合作社，等等都是。
尽管有这种复杂情况，但福清在民国时期之有合作社，还是应当从1936年成立合作指导员办事处时正式算起。有了合作指导处这个机构，合作运动才算“纳入正轨。这个机构成立后，除了办理全县合作社的登记注冊、申请贷款等日常事务外，还开展了一些社会活动。现存的民国档案就记有数则 ：
其一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十二月，福清县合作指导处主任王济川等人在龙田举办合作讲习会，为期一周，对象为龙高地区合作社骨干，有六、七十人。讲习课目有合作法规、合作常识、简易薄记等，结业时“学员成绩精神俱甚良好”；其二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三十一年（1942年）和三十二年 (1943年）先后三次开展纪念国际合作节活动，这一天县里开庆祝会，报纸出特刊，合作指导处派人下乡推动增股，政府令各乡镇公所组织宣传队下乡扩大宣传一周，1942、1943两年的合作节还分别举行了“合作杯”篮球比赛和游泳比赛，渲染气氛，扩大宣传 ；其三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七月进行的一次全面合作组训，所谓组训，含有组织、整顿、教育之意，组训对象为保合作社，组训工作由各乡镇举办，乡镇经济干事兼任合作辅导员，专司此责 ；后因福清沦陷，此事终无结果。
所以县合作指导处在当时确是起过推动合作运动的作用。但这个机构也几经变迁 ：起初它是省建设厅合作事业管理局（卽原农村合作委员会）下属的单位（由第四视导区分管）；1943年2月奉令撤消，改属县政府，改名为合作指导室，幷从参府前迁入县政府大院內办公，但不经月该室又被取消，幷入建设科內，此后这一摊子又两易其主，先后移幷到社会科和民政科，不管如何迁併，当局都不重视。
不论独立建制或归併，这一摊子的负责人都叫做主任合作指导员。福清县先后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员是 ：郭其寿（1936—1937)—陈承羣（1938.1—1938.7)— 王 济 川（ 第 四 视 导 区 视 导 员 兼，1938.7—1940.3)— 林 维 纶（1940—1941)—方平川（1942)—李绪春 (1943—1947) 薛章斌（1947—)。
至于那个时期组织的合作社的详情，因年久事湮，许多细节已无从查考，只能从现有民国档案中不完全的资料和几位在世老人（王济川、李绪春等）的回忆，得出一个大体的轮廓，依此轮廓综述，福清县在民国时期的合作就可分为五种类型。
一、保合作社。这是以一个保（旧保甲制度的行政单位，相当于村）为范围建立的、是那时为数最多的基层社。这种社依其通用的章程规定，下设四个部，卽信用、供销、生产、公用，可开展这四个方面的业务，但实际上无一社有此规模。绝大多数保合作社只搞一项信用业务，而且这种业务还只是承转农民银行的信贷 ：它们将自身的股金存入银行，到农业生产需要种籽、肥料或猪苗的季节，便统一办理手续，通过合作指导处向银行申请贷款，到手后转贷给社员，幷负责到期收贷，如此而已。眞正能像现今信用社那样办理存款放款等金融业务的社尙未发现，卽使有也微不足道。搞供销的保合作社为数极少，仅海口等地有时供应一点虾米仔之类。个别社也搞一点农林生产。据霞楼村老农回忆 ：民国三十年前县里有分配过一次树苗，经保合作社组织社员上山造林，但造林后的下文则无人知晓，大约当时也无人过问。
値得注意的是在临近解放前一两年（1948年）组织的若干保合作社，已知的有霞楼、柏渡、安民、后北等保。这些社按省里的新规定搞了一项叫“订租放耕”的新业务。它们也提“二五减租”或“三七五减租”的口号，按减租后实数统一收下社员（多为佃农身份）的租谷再转交给出租者，从中收取2名的手续费（此费一般向佃方收，但也有向业主收的）。这种合作社多产生于佃农较多，农会势力较強的地方。这一业务当时为政府所许可，在塡写申请立社的登记过程中，正好农会势力利用了它作合法的斗爭。
这种保合作社的数量1937年前后有96个，1940年有107个，那时统名为某某保信用合作社 ;1942年上半年起，实行新县制的保合作社，有32个，1944年有73个，到1947年也叫做某某保农产社，简称为“保农社”，有48个。
二、乡镇合作社。这是比保合作社高一级的或联保组织的合作社。据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八月《福建省合作通讯》第六期载，福清县有五个中心合作社，分设于下盛、前薛、玉峯、琯下尾和玉沁五处，当是属于这一类合作社。又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馆藏档宷有一份福清县各类合作社组织概况表，其中载有东张、渔溪、龙田三个镇和光贤（今新厝乡）、仁义（今阳下、音西、二乡）、东瀚三个乡共六个乡镇合作社（其中东瀚乡是渔业社）。这种社实质上是地区性的管理机构，自身没有什么业务。
三、花生油生产合作社，也是以保为范围建立，其业务是专为社员代榨花生油，或收进社员和非社员的花生，再榨成生油出售。它们有一套简单的榨油设备，实际上是集体办的土油坊。每逢花生上市，它们就以合作社的名义申请银行贷款，供作收购之用。这种合作社福清县于1943年9月得省社会处电令后开始组织，当年批准了岭下、龙田、占阳、里美、东园等九个社，核转农行贷款350万元法币（实贷60万元）。1944年全县花生油社有28个，1947年发展到44个。
另有一种糖业生产合作社也属于这一类，1936年11月在倪埔、苍下一带甘蔗产区国民党县党部曾派人下去组织过，它实际上是集体办的土糖坊。不过此后的民国档案不再见提及，可能后来不再提倡了。
四、渔业生产合作社。办在沿海村庄，是村民集资在近海设置各种定置渔具成进行海涂养殖的生产性组织。也有的社自身不搞生产，只是代理社员统一申请渔业贷款，以修补渔具 ；或是收购渔民的水产品，集中到各地运销。这种渔业社产生历史甚早，前面所说的东仁 ( 营）渔业社是其中之一。
1940年又组成泽朗、东壁、前村3个渔业社，获利颇丰。其中泽朗社“已获利十余万元”，前村社“养淡水鱼，预计可收入九万元”，唯东壁社因渔具冲毁，“损失不貲，所余无几”（据省馆藏档案）。看来渔业社还是办得比较实在，不过，到1944年也只有5个社，从县政府的一份报告透露，是因为渔贷受限造成。到1947年全县渔业社始发展到19个（包括蛏蛤社1个），至1948年初增至27个。
五、消费合作社。这是在公务人员和城镇居民中建立的、完全从事商业活动的合作社。民国的各种合作社中唯有这一种同现今的供销社近似，但恰恰这一种社数目最少，而且好像也不在当时政府推行的合作运动之列 ；因为在旧合作指导处遗下的档案中不见有关消费合作社的冷言只语，旧报纸中虽有见到报导某处成立消费合作社，如本文前面讲党团插手合作社时所列举的，也不见下文，详情无从捉摸。只有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末组成的“福清县党政工作人员消费合作社”尙有事迹可寻。据旧《融报》所载和曾任此社副经理的林修圣老人回忆 ：这个消费合作社是由当时县政府社会科科长王朝滋出面筹办，在城区公务员中集股组成的，请了县长当理事主席，党部书记长当监事主席，王自兼经理 ；该社设在城內橫街吳厝祠，经营有市匹、百货和副食品，还设有理发部，社员持证购物或理发可享受折扣优待 ；民国三十二年五月间福清曾闹粮荒，此时该社曾派人赴龙高一带采购薯片供应社员 ；为了确保盈利，该社曾通过行政力量将当时私人经营的桔牙（卽果品交易所）幷入社內，变原桔牙的牙纪为合作社的营业员，付给工资 ；由于桔牙收入较丰，该社经营第一年就有盈余，进行过一次分红 ；但是经营不到二年就遇上福清第二次沦陷，该社被迫停业，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福清光复后办理结束，用剩余的物资折价归还股金。这个社可以说是民国时期在福清县组织较健全、势力和影响都较大的一个经济实体，只存在二年便告结束，其他一些小社虽见不到确切的资科，其作用和结局也可想而知了。
以上各类合作社可以综合叙述其共同点如下 ：
其一是小型，建社的范围小，只限于一个保或自然村，而且只及于一小部分居民，人少力薄。据那时福建省合作事业管理局的资料，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福清全县107个信用社只有4617股，股金9234元，平均一个社只有43股，股金87元。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新县制合作社32个，共有股金6051元，每社平均也只有股金189元。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一个社股金额在100—1000万元之间，但那时已是通货膨胀时期，货币价値惨跌，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
其二是排他性，表现在参加保合作社的社员一般都在中农以上，贫农很少。因为怕贫农缺乏归还贷款的能力，组社者自然不会请贫农参加。但是到了后期又是一种情况 ：1948年一些村组织保农社搞“订租放耕”时，参加者多是贫农和佃中农，中农以上反受排斥。在消费合作社中也有类似现象，入社者有特定的职业、行业、党团员等资格限制，不是任何人都能参加的。
其三是管理机构精简，按照社章，一般合作社均建立有理事会和监事会，分司管理和监督，由社员大会选举理事3—7人，监事3—5人组成 ；但经常的管理工作只有三个人干 ：理事主席、经理和司库。理事主席总理社务，经理掌业务，司库负责财物出纳与保管。社中脫产支领工资的只有这三人或其中二人，其他人均为义务职（工人除外）。
其四是实行保证责任，一般合作社名称前面都冠以“保证责任”四字，在社章內具体定保证倍数 ：五倍、十倍或二十倍，最高有定为五十倍的。它表示如果合作社破产，社员要按其入股金额乘所定倍数负其清偿责任。所以保证责任实际上是无限责任。为什么要定“保证责任”，而且定得这么高？
原来这和当时组社者的一个主要目的有关，这个目的就是谋求政府的低息贷款。保证倍数定高些，银行会放心放贷。本来社员所承保的倍数是要提供实物担保的，但所有的合作社都不过把“保证责任”写在纸上而已，幷没有照着做。
除此外还有一些组织上和财务管理上的共同点，如对社员的进出社手续，对民主管理的程序，对年度盈亏的决算等等，各社都订得大致不差。所以会这样，因为各社的章程是从同一个模式来的，大家都照套上级合作管理机关统一制发的章程。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待合作社—方面在贷款和稅收方面有所照顾，另一方面也管得相当严。严的地方表现于两个制约 ：
一个是所有的合作社必须申请登记，取得许可证后方得开业。而申请的手续相当繁琐，申请者必须塡好立社报告表，附上合作社章程、业务计划书、创社会议的纪录、社员花名冊等各2—4份上报到县，再由县转呈到省社会处核准。此后每逢理、监事換届，社干換人，社员和股金的增减等等，也要办理变更登记，不经登记的社被视为非法，要受到取缔。
另一个是规定合作社的服务对象只限于本社社员，不得对外。1946年初上头曾有人下来视察，到龙田、上逕两个盐署办的消费合作社 ? 中检查，作出了“无商业性行为”的结论，就是说这两个社没有对外营业，算是合法。
要不然也会被按违法处理。由于这一限制，许多合作社，尤其是消费合作社，只可闭关自守，办成一个内部供应的小卖部或服务部。
上述限制也是当时合作社政策的一个体现。这个政策的基本点是使合作社经济只发展到“自、有，自营，自享”，亦卽经济上能自助的程度。这“三自”是目的，也是界限。实际上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环境中，合作社经济很难得到发展。福清县虽说在那时也发展到一百多个社，其实相当多的社“徒有虚名”，人们只是为了谋取贷款才立一个合作社名义的。还有不少社被当地的土豪劣绅所把持，政府给予的减免稅和贷款优待大都落入这些人手中，羣众得不到多少实惠。1945—1947年间通货恶性膨胀，眼看贷款到手特别有利，这些人趁机组社，捞了一把。到1948年春，福清县的农民银行停业，农贷改由省农民银行以实物形式发放，掌握也从严，这时合作社一下子少了许多，不久之后，就全部自行垮掉了。这段历史至今不过四十余年，但是问起许多老年农民来，十有八九对当年的合作社已毫无印象 ；合作社在民国社会中影响之微由此可见。
福清县疆域考
余长通
沧海桑田，朝代更迭。秦汉前，福建境內，除治县治周围外，特别是东北部，西北部、东南部等地，人烟稀少。渐后，随着民族迁徒，经济垦殖，政治开拓等等原因，到了唐代，州级设置越来越多，县分也逐步扩置，新县分不断出现。
福清建县之时，値逢盛唐前期。唐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武则天参政，决百司奏事，注意发展经济，奖励农桑，改革吏治，人民有一喘息机会，生产力有所发展。封建王朝为便于控制、管理人民，决定福清设立县治。据《元和郡县图志》：“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析长乐县东南界八乡置万安县，因乡得名”。福清县是由长乐县割地新设立的。当时长乐县划出太平、感德、崇德、孝义、万安、长乐、永福、永乐八个乡，取万民安乐之意的万安乡名为县名。“万安”是福清最初之名。
福清设县时的境域范围，根据《乾隆府厅州县图》、《历史地理沿革图》、《中国历史地图集》、《福清县志 ? 方括图》、《总参测绘局 ? 陆图》、《航海保证部 ? 海图》、“平潭、长乐、闽侯、莆田、永泰五县志”是 ：
最北点 ：黄柄天山，北纬25°51' 东经119°13'。以该山分水与闽侯县以及其向东延伸的山地与长乐县为界。
最东点 ：为现属平潭县辖的牛山岛，北纬25'55'，东经120°10', 以台湾海峡与台湾省为界。
最南点 ：为现属莆田县南日乡（南日羣岛南面的羊屿（又名洋树岛）），北纬25°09'，东经119°31'，与晉江县为界。（当时南日岛西以南日水道与莆田县为界）。
最西点 ：为现属莆田县辖的新县乡店尾村为界，位于北纬25°38'，东经119°01'。
全县当时所辖的面积（陆地）约为1852.42平方公里，比现在的县属面积（陆地）还大334.42平方公里。至宋初，区划幷为七个乡三十五个里。
太平乡 ：辖永东里、修仁里、海上里、海下里 ；
感德乡 ：辖仁寿里、浔洋里、新安里、永宾里、方民里、方成里 ； 崇德乡 ：辖福唐里、时和里、化北里、平南里、平北里、井得里 ；孝义乡 ：辖隆仁里、化南里、南日里、临江里、江阴里 , 万安乡 ：辖万安里，新丰里、灵得里、苏田里、光贤里 ； 长东乡 ：辖文兴里，清源里、方兴里、新宁里 ； 永福乡 ：辖永福里、清远里、遵义里、善福里、永寿里。
根据《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到了清代乾隆极盛时期，福建的府州一级已从唐代的五个扩建到十一个，县一级从唐天宝年间的二十一个，发展到五十四个。其中 ：西南部的汀州则是从福州等析出，漳州是从泉州别置，龙岩州是清代析自汀州，莆田、福清、永泰三县的边境划地新设兴化县等等。
区划的变动，势必影响到隶属的归附，历朝沿革不一。
唐圣历二年（公元699年）置万安县，属泉州（福州）。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属闽州。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属福州。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名福唐县，属长乐郡。至德三年（公元758年）属福州。元和三年（公元808年），长乐、候官两县幷入福清，五年复分出。五代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改名永昌县。五代唐同光元年（公元923年）复名福唐县。五代闽龙启元年（公元933年）始名福清县，属长乐府。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属福州，五年割西北隅清元中里、西里、南里共三里地给兴化县。
景炎元年（1276年），属福安府。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属福州路。元贞二年（1296年），以戶满四万，升为福清州，仍属福州路。明洪武元年（1368年）属福州府，二年降州为县。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属天兴府。
清顺治三年（1646年），复属福州府。嘉庆三年 (1798年）析海坛等诸岛，置平潭厅。1913年废府，属东路道（1914年改称闽海道）。1928年废道，直属省。1934年属第一行政督察区。1936年南日乡改为特种区，直属省辖，1940年划给莆田县辖。1949年8月16日解放，属第四行政督察区。1950年属闽侯专区。1956年属晉江专区，同年，大局旋复福清县辖。1958年从永泰县划辖一都、善山、东山三个乡归福清县辖。1959年又归闽侯专区。1971年属莆田地区。1983年7月属福州市。
隶属的变更，势必影响到县界的改动。目前，福清县境四至的界线是：
最北点 ：位于北纬25°51'30"，东经119°13'20" 的黃柄天山。北界除一都乡北侧新划入至永泰县交界的部份外，闽侯、长乐两县界，均恢复到设县时的界线。
北与闽侯县交界，从北纬25°50'18"，东经119°12'30" 的古岩山尾起，向东经黃柄天山、岭尾山、相思岭、五子岩、狮头岩、虎头山、塔仔山至北纬25°49'24"，东经119°24'46" 的尖尖山，山高海拔509.1米。界线长约29.5公里，以山岭分水为界。
北东与长乐县交界，从尖尖山起向东北至黃晶岭，后东南行为石湖岭，假青岩、青炎山、乌石山、崩山、高旗山、水壑山、麒麟山、枕头山至北纬25°41'40"，东经119°34'42〃的港西溪口，界长约36.5公里，除南端以逕流为界线外，余均以山岭分水为界。
北西与永泰县交界。自古岩山尾起，西南走向，经坪尾山、丁岩山、斗湖山，直抵县境西顶角一都乡后溪村辖的十八踏自然村（村民已搬迁他居，残址尙存），界长21.5公里，以山岭分水为界。
东与平潭县交界。县境东西濒海，最东点在北纬25°24'，东经119°41'的东进岛。比设县时的东界牛山岛，直线西移约25公里。自东北与长乐交界的港西溪口起。经吉钓岛与平潭县的屿头岛之间的松下水道至南口，后县界东拐沿屿头岛南端，绝对位置是 ：北纬25°38'10"，东经119°33'6" 的五块馃礁北侧，该礁底盘大，退潮干出约高程7米，上有几个凸起点，故名。位于龙田镇北山村东北2.6公里处的海域上，安装有灯标，红闪一之二分一秒5.3米4浬。后县界东南行，至绝对位置 ：北纬25°37'52"，东经119°33'52" 的采礁北侧，该礁干出高程2.7米，上有灯标，红闪3秒6.1米2浬，对来往船只导航。再次东南行，至绝对位置 ：北纬25°37'6"，东经119°34'45" 的驴耳礁，该礁因形象得名。相对位置于龙田镇东壁岛茶腰村4.5公里处的海域上。长约30米，宽约25米，干出高程2.5米。与剎发礁、覆鼎礁呈品字形三角鼎立于深水区，周围水流湍急，风高浪涌，曾多次发生海难事故。继后向南沿海坛海峡主航道，至东进岛东侧，至海坛海峡南口中段，绝对位置 ：北纬25°16'10〃，东经119°41'20〃海域上。周围均为深水区，水深27～34米，一片汪洋，距福清县陆地（直线）最近点的东瀚乡万安村约10公里。县界线纵贯南北，以海坛海峡深水线为分界，界长约58公里。
南与莆田县交界。县境南面由于龙高半岛向东向楔入海坛海峡南口，造 成 岸 线 蜿 埏 曲 折， 整 条 岸 线 临 兴 化 湾。 最 南 点 的 绝 对 位 置 是 ：北 纬25°17'5"，东经119°30'4" 的南日岩、北日岩、南日岩、西日岩。三块礁石鼎立在兴化水道出口处，均为干出礁，干出高程0.8米，5.1米，2.0来，由燕山晚期肉红色黑云母花岗岩构成，周围水深10～12米。北距福清县陆地（直线）最近点的沙埔乡牛头尾村8.75公里。比置县时的南界线洋屿，直线北移约15.2公里。南界两起自位于北纬25°29'30", 东经119°12'08"的新厝乡桥尾村获芦溪口，出江口港向东南斜贯兴化湾，沿深水线，经莆田县小日岛北面，南日岩南侧入兴化水道，至海坛海峡南口接东界线终点，在北纬25°16'10"，东经119°41'20" 的海域上交汇。界长约40公里。
西与莆田县交界。最西点在北纬25°45'26"，东经119°03'41" 的十八踏自然村西突出角。比置县时的西界最远点约在今之莆田县新县乡尾店村，直线东移约5.1公里。从十八踏村起向正东经灯炉寨达祠堂后山，在北纬25°44'54"，东经119°08'50" 处，后转向南偏东，呈弓字形至白鹤山、隔山抵南界线西起点的获芦溪口，一路均以山地高岭为界，界长约51公里。
综上所述，福清县的疆围从置县后的一千二百多年里，其间四至均有变动，试经如下 ：
第一次变动
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唐宪宗李纯卽位，为便于整顿江淮财稅，集中管理，当时的观察使陆初奏报朝庭，把长乐、候官两县幷入福清管辖，获准，于元和三年三月两县归福清县辖，这是置县后福清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版图。
《唐会要》：“候官县，长安二年析闽县置，元和三年三月幷候官，长乐入福唐（福清），观察使陆初准列省之，于旧县各置场官一，刻木为印，征其袒稅。
居人不便，至五年四月又置。”《太平宸宇记》：“……长乐县，元和三年省，以地幷入福唐，卽观察使陆初奏省之，至五年复立县”。《唐书 ? 地理志》、《与地广记》、《三山志》、《八闽通志》均载 ：“候官、长乐元和三年省入福唐，五年复置。”这些都为《唐会要》添一佐证。《闽侯县地名录 ? 槪况》、《长乐县地名录 ? 槪况》亦有记载。
元和五年四月，复立县，也就是说候官、长乐两在公元808年取消县建制，各仅设一场官管理，两县民众感到 ：五捐杂稅，民教诉讼，案无虚日，非场官所能弹压，故又于公元810年，又以原来的县界分疆设县，自此三县界一直不变。
第二次变动
《闽中沿革表》载 ：“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游洋 ( 地名，位莆田县北部）人林居裔叛，伪号西平王，摄莆田县事。黃禹锡皆邑人秘书监陈靖，乞兵于漕使杨克讠良 讨平之。太宗（北宋皇帝赵光义）阅游洋图志，念游洋洞地险要，民多叛，始置太平军以领之。”《宏治兴化府志》，“兴化县，本唐游洋镇，宋太平兴国五年 ( 公元980年），诏卽游洋镇加以百丈镇共六里及析泉州莆田县二里与仙游县来苏里、福州永泰县之永福里，福清县之清元里，而清元分为东、西、中三里，总一十四里，置兴化县……”。
为设置一个新县——兴化县，当时从莆田的东北角，福清的西北隅，永泰的东南端，各划出若干里新置兴化县。当时福清划割出的地盘是在现东张镇西部（宋为清源乡的清元东里、中里，西里共三里）。现为莆田县辖的大洋乡约五分之二，新县乡约三分之一，共40多个自然村，面积约95平方公里。
自此，两县界线不变。
第三次变动
唐至历二年，福清置县时卽包括平潭县全境。《唐书 ? 方镇表》、《福州府志》载 ：“平潭属福唐县。庆历中，编为海坛里。旧有龙兴、崇贤里，后入永东、永西、海坛三里，属福清县太平乡。”《天下郡国利病书》：“平潭旧称海坛山，产马，毛鬣有异文，相传为龙种，故在唐为牧马地。宋初，特置牧监，寻罢。听渔民杂耕，增兵守之。”《福清县志》、《平潭厅乡土记略》载 ：“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设县丞管理平潭，九年四月建平潭县丞署于港仔口，旧衙改为仑，计七座”。《平潭县志》：清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二月二十七日，平潭县丞改为建军厅建制，置平潭厅，直属福州府。至此，孤悬海上的福清第一大岛——海坛岛，从福清县分析出去，后独立为县建制，不再隶属福清县了。当时划割出的为平潭县卽目前所辖的全境及领海。
平潭厅一直至民国元年（1912年）改厅为县。平潭是否改厅为县？或设分防委员仍归福清县管？是经过一番交涉的。《平潭县志》:“民国元年（1912年）初，闽都督府民政司奉南亭政府令，电令各省 ：州、厅一律改为县建制，闽中业已照办，唯平潭不给改，改设分防委员，再隶属福清县辖。平潭士庶以其职权大轻，不足维持治安，公举林仲翥、陈鹤章、陈颂褀等人拟具改县理由书十三端。”其中不愿意再回归福清县辖的理由有摘录如下几端 ：
四、平潭孤悬海外，与福清遙隔陆路以外，尙有水路一百二十里。风浪万分险恶，渡者一需潮水 ；二需风信。风平潮顺，往还又需数日。迨入秋冬，一旬半月舟不得渡者，往往有之。偶一差错、即遭复沒，若紧要事件，岂能避险。相形度势，自以改设县治为便。
七、民刑诉讼，皆籍官长判决。倘归福清管辖，无力者必以远隔重洋故，莫能起诉，卽能起诉，往还糜费尤多，在县候讯，更不得不抛弃本业。倘遇洋匪抢劫，赴海稟请歼击，恐公文未出衙署，而人民而为鱼肉。或有命案发生，因风阻滞、莫能诣县请验，致使強族灭尸，凶犯逃窜。甚且籍命株连，祸串莫了。
十一、平潭与福清县辖之海口相对，潭民素遭海口一带地痞鱼肉。或掳勒、或截抢，一岁不啻百千次。或个人稍为轇轕，卽拉累全族全乡。潭岛入县，必经海口，每因此等制肘，不敢赴诉，饮痛吞声已有年矣。
平潭人民不愿意再归福清县辖，改厅为县的理由充分，故于民国元年（1912牟）十月十四日，改为县建制。在其理由书第一、第二、第八的三条中，明言大扁久隶平潭，当时福清县议员亦均公认。故再把大扁划给平潭县辖，分出陆地面积326.18平方公里。
第四次变动
这次变动，也是福清县南界线大变动。南日，亦名南匿、南力，谐音定今名。至历二年置县时，南日卽为福清所辖。宋林栗着的《福清图经总叙》：“……所隶镇一，曰海口 ；寨三，曰松林、苏澳、南匿。”《闽中记》：“宋庆历八年，瑞明殿学士蔡襄原福州府大守，时福清定为十乡五十里，后幷为七乡三十六里。孝义乡 ：统隆仁里、化南里、南日里、临江里、江阴里 ；元因之。明属北一隅，南日里 ；清为十乡之一，南日乡。《福清县志 ? 地舆志》：南匿山，旧属万安乡，土瘠风多，不宜树种。南日屿，在南日里，周围六十里，东北福清县管辖，西北莆田县管。（以南日水道为界）。明进士邑人郭万程着《福清辩》：“南日里者，彼此皆有之。彼属感德了，近于壶公山。此隔海岛中，属万安乡。寨以日称，因其故其也。凡渔等仍属福清河泊所，故旧莆志不载，弘治乃载为奉国里海中，嗟夫，其失考亦甚矣。”直至 ：民国十六年（1927年）设岛务局直属省辖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八月、又回归福清县辖，划为第九区 ,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四月，再改为特种区署，又归省直辖 ；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九月，旋复福清县辖，改设为第四区署。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二月，又恢复为特种区，归省辖。至此，原福清县的第二大岛——南日岛脫离福清，直至1940年划给莆田县，为南日乡。划出106个自然村、陆地面积52平方公里。
第五次变动
大扁，原为海岛，现为片村。古为福清县地。民国元年（1912年）随同海坛等诸岛新置平潭县时，划割给平潭县辖。大扁位于北纬25°33', 东经119°35' 的海坛西北部，由于其地理地置特殊，东距海岛（直线）最近点约7.9公里，西距福清县三山乡鳌头村仅528米，岛民赴其本县除船渡无路可通，必需横渡海坛海峡中段的?箩水道，因风急沒涌，舟不得渡者，往往有之。偶一差错，卽遭复没。故虽划割给平潭县辖，然而纳粮报稅，物资供给，防汛抢险，仍由福清代理。解放后，为密切政府和人民的联系，以及其自然条件等原因，于一九五六年旋归福清县辖。现属三山乡，有上坤、东地、洋坪、鳌峯、东沙、会安等九个自然村。面积4.8平方公里。现西北，西南角已筑堤围海，整条西岸线连在垦区內，仅东面临海。
第六次变动
福清县境西北的一都乡中的一都、善山，东山三个村委会，古为永泰县地。《永泰县志》、《永泰县地名录 ? 塘前人民公社槪况》载 ：“一都、东山、善山，宋时属丰和乡永安里。元属一都、二都、三都。
民国初属东区，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属第四区，二十七年 (1938年），属龙鲤乡，1958年属葛岭人民公社。
随着农业合作化不断发展、为适应形势变化和便利于人民管理政权，同时解决福清驻军柴炭的供给和建造东张水库的需要。于1958?3月从永泰县划割一都、善山、东山三个乡八十一个自然村归福清县辖，成立一都人民公社，增加面积85.76平方公里。
几经变动，全县边界线总长237.5公里，其中陆界线长139.5公里，海界线长98公里，面积2429.79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1518.24平方公里，海域面积911.52平方公里。
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全县现设融城、高山、龙田、海口、宏路、东张、渔溪七镇，一都、镜洋、阳下、音西、城头、南岭、上逕、新厝、江阴、港头、江镜、三山、沙埔、东瀚十四乡。人口一百零五万。